中国西北地区公共雨水资源利用的制度均衡与改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北地区论文,中国论文,雨水论文,制度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西北地区土地较为充裕，但水资源非常稀缺。水资源的极度稀缺表现为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对于雨水这种天赐的、人人得而用之的公共水资源的依赖，因为它的获取成本相对于从黄河引水和挖掘地下水来说非常低廉。雨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不平衡性诱发了各种有效利用雨水资源的技术形式，同时，水资源的私有化注定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方式。用水窖储存雨水资源，因其自身特点而成为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的最佳形式：它不仅有效地存储了雨水资源，而且实现了公共雨水资源的私有化。
在西北地区水窖较多、水窖容量较大的人家，在雨季蓄积的水量就会比较多，他们被形象地称为“水主”。相应地，“水主”的粮食产量相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就会较多，这些人的经济实力就会较强，进而有能力投资耕作更多的土地。因此，长期以来，西北地区拥有较多水窖的人家，肯定会拥有较多的土地，在这个意义上，现阶段西北的“水主”和过去的地主是相似的。雨水一旦通过水窖实现了私有化，就成为其所有者的一种资产。“水主”以自己拥有的水窖（水窖中的水）为筹码，同劳动力达成一种契约安排，共同进行农业生产。类似于拥有土地的地主，“水主”在这种农业的契约安排中居于支配性地位，整个社会的农业制度就由这种水利制度的结构所决定。无力建造水窖的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接受“水主”提出的契约条件：饮用“水主”水窖中的雨水，条件是为“水主”耕作。由于农民对饮用水的需求具有完全刚性，“水主”具有完全的谈判权利，这样，“水主”在契约中将会取得最大限度的收益：他支付给农民的工资将被压低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上。农民为了能够从“水主”那里获得生存所需的水资源，就被迫接受“水主”的苛刻条件。在这种契约安排下，“水主”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农民完全依附于“水主”：水窖上面的锁类似于“地契”，农民为了获得开启这把锁的钥匙，就需要为这种“地契”支付“水租”，结果是自己的生活水平被压低到仅可维持生存的水平上（注：案例详细的情况请参见曹远征、邹蓝：《资源稀缺性对于制度安排的重要作用—以西北水窖制度的演变为 例》，《天则内部文稿系列》2000年第3期。）。
上述的水权私有制度作为公共雨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在当地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种制度均衡是当地各利益主体共同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在当地特殊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禀赋下制度均衡的结果。然而，这种均衡存在帕累托改善的可能性——如果农民能够脱离“水主”的契约，农民从被剥削的“水租”上获得的边际效用将大于“水主”减少的边际效用。而若要改善现有均衡，就需要改变当地现有的雨水资源利用方式。
对于公共资源过度利用的问题，传统的理论认为，只有通过产权的私有或通过国家的介入才能够得到解决。不讨论市场失效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奥斯特罗姆（2000）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她认为，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之间还存在一种可以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方法：社区范围内的人们通过自组织形式，在解决了新制度的供给、可信承诺以及相互监督等问题之后，公共资源可以得到有效的管理和利用。
上述三种公共资源治理的方式，本质上都是通过改变公共资源利用所涉及的各利益集团要求原始权力结构，使得博弈参与方的决策在新的权力结构下达到一个新的均衡，新的均衡满足了合理利用公共资源的目的。但是，企业理论在对公共资源实行私有产权的时候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对于流动性的资源，例如水资源或河流中的鱼类，在公众中确定私有产权是非常困难的（注：正如Colin Clark指出的那样，“消除海洋渔场资源中的‘公地悲剧’，已被证明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在那 里确立个人财产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奥斯特罗姆，2000）。）；国家理论所实现的最优均衡是建立在信息准确、监督能力强、制裁可靠以及行政费用为零这些假定的基础上的，而所有这些假设，在现实情况下都难以成立。因此，对于解决社区范围的公共资源治理问题，社区范围居民的自组织形式成了新的希望。但是，解释公共资源如何通过参与人的自组织方式达到合理的利用，需要对传统的博弈理论进行一定的扩展，而关联博弈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关联博弈拓展解释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进而对中国西北地区稀缺雨水资源的利用进行分析，以期为当地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关联博弈、关联博弈均衡与传统博弈均衡的比较
关联博弈是指将两个或多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博弈进行联结，汇合不同博弈的激励约束来放松单个博弈的激励约束，从而使得单个博弈的均衡结果向整体最优移动。单个博弈的激励约束不能给予足够的激励使得博弈参与方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或合理利用公共资源，但是，如果将另外一个博弈过程与这个博弈结果相联系，前一个博弈的结果将作为后一个博弈的外部因素对博弈均衡产生影响，而后一个博弈的结果同样对博弈参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单个博弈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各自的激励约束条件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前一个博弈的激励约束放松了，博弈参与人将可能会选择符合整体最优的均衡策略。
传统制度变迁的外生论认为，要想改变博弈均衡的结果只能通过改变博弈的外部环境或规则来进行，由此得出了只有通过产权的私有或国家的干预才能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问题（奥斯特罗姆，2000）。但是，只要把解决公共资源治理问题的方案固定在外生手段上，必然会出现外部代理人的二阶困境，进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多阶困境的重复循环中（注：二阶困境是指对于外部代理人也会出现“搭便车”、“囚徒的困境”等没有约束机制的情况，如果再通过 对外部代理人实行外生手段干预，就又会出现三阶困境，依次类推，形成多阶困境的重复。）。
传统制度变迁的内生均衡论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的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被认为是与他们的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青木昌彦，2001），即制度变迁是博弈内生均衡的结果，是一种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注：“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是一种已经被广泛引用的概念，目的是将那些包含不可置信威胁战略的纳什均衡 从均衡中剔除，从而给出动态博弈结果的一个合理预测。）。运用到公共资源治理上来，就是可以通过使用者内部安排的形式来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但是，这种解释忽视了一个事实：在博弈外部的政治、人文、历史、科技、生态等因素差异非常大的情况下，如何解释博弈产生某种特定均衡的必然性。
以上传统的博弈均衡分析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是因为它们在分析博弈的时候，无论采用的是静态博弈还是动态博弈的分析方法，全部都局限在单个博弈当中，即博弈参与人只在固定的博弈环境和规则下执行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而单个的博弈分析参与人如何避免相互竞争且耗竭性地使用公共资源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的（注：奥斯特罗姆（2000）分析博弈参与人如何达到自组织形式的合作均衡，采用的是在回报上加一个参数，并 在博弈策略组中再加一个策略的办法。这个参数就是执行协定的费用。博弈者事先就如何利用公共资源进行谈 判，任何一方有否决对方建议的权利。谈判的效用是总收益减去执行成本。谈判的结果，即唯一可能的协定或 所导致的均衡，是两位博弈者同等分享公共资源，平等分担执行协议的费用。该分析的假设前提是信息完全对 称以及没有交易成本。青木昌彦（2001）对类似的问题分析的结果是，只要两人的信息收集能力不完备且小于 1/2，那么，从任何初始状态出发，该随机过程都几乎确定地收敛于一种惯例（进化均衡）或规范，并且风险规 避倾向较小和信息收集能力较强的个人得到公共资源的较大份额。该分析的假设前提是博弈参与者对耗竭性地 使用公共资源都非常厌恶，也就是耗竭性地使用公共资源所得到的效用为零。）。
关联博弈均衡分析从理论上解决了如何放松单个博弈激励约束的办法，不仅避免了外生论的多阶困境的问题，也解决了内生论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的问题，即如何从众多可能的博弈均衡中形成某种特定均衡的必然性问题。通过关联博弈放松激励约束为实际中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在公共资源治理过程中，政府在行政决策的时候不需要完全介入或只需要部分介入博弈，通过加强能够对放松激励约束起作用的因素的影响，完成博弈均衡目标的转变，即能达到合理利用公共资源的目的。
三、关联博弈模型对中国西北地区稀缺水资源利用的研究
（一）现有制度的博弈均衡分析
中国西北地区雨水资源的水权私有制度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当地社会已经形成了“水主”占有雨水资源，并通过雨水资源对其他农民劳动力进行剥削的这种均衡，这反映出这种对公共雨水资源的利用方式有其必然的原因。
哈丁“公地的悲剧”说明了公共资源被过度使用的必然性。如果把当地的雨水资源看作一种公共资源，在初始阶段，雨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一定是非常低下的。当地农民在利用过程中不断寻找好的利用方式，最终结果是产权的私有化被选择。为什么选择产权的私有而不选择政府干预或村民的自组织形式呢？
这个雨水利用博弈的参与者主要包括“水主”、农民（注：农民指没有水资源而不得不依附于“水主”的农民。现实情况中，除了“水主”以外，绝大多数农民都属 于这类利益集团。）和政府（注：这里的政府指地方政府，这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把中央政府的预期只作为该博弈的一个外部规则，中央政 府的预期就是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和消除社会不平等。这样就可以方便地讨论政府的博弈策略，而不用再讨论 政府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了。）。博弈的外部规则是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三类参与者在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下选择自己的策略来实现利益最大化。“水主”之所以能够成为水主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首先，这些“水主”也是农民，只不过他们本身具有财力或所拥有的土地适合修建水窖和储水。其次，“水主”通过法律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在法律上就形成了对土地的合法利用权力，对落入自己水窖中的雨水进行私人的占有和处置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用水和其他农民的劳动进行交换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无水的农民的人身从法律上来讲还是自由的。而此时“水主”实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农民虽然自己拥有土地，但由于自己财力有限或所拥有的土地不适宜修建水窖而无法保存雨水这种公共资源，在生存的迫使下，农民不得不与“水主”进行交换，使得自己能够维持在最低的生活保障上。
即使不认可这种社会不平等，但是，面对水资源极度稀缺情况下的雨水资源，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种珍贵的资源，政府所能采取的措施也只有允许水权的私有了。公共资源的其他两种利用方式——政府配额和农民自组织从目前来看存在很大的困难。政府配额涉及很大的成本：如果不允许私有，如何存储雨水资源？如何合理分配雨水资源？如何确定雨水资源的最优用途和用量？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付出很大的成本。青木昌彦（2001）所提出的社会嵌入式（注：在青木昌彦（2001）论述关联博弈时用到的两个相关博弈分别是“灌溉博弈”和“社区博弈”。社区博弈 是指社区中一部分居民是否会被其他居民排除出来从而不能从社区活动中得到收益，比如困难发生时得到邻里 的帮助、被允许参加社区重要的公共活动等。博弈的策略就是根据灌溉博弈中居民是合作还是偷懒来判断在社 区博弈中是被排除还是不被排除。社区博弈的激励约束放松了灌溉博弈的激励约束，从而通过关联两个博弈达 到了社区居民共同提供公共物品——灌溉的目的。青木把含有社区博弈的关联博弈称作社会嵌入式。）的自组织形式由于西北地区特定的自然情况而变得不可行，因为农民社区博弈的预期由于生存的压力而被忽略了。也就是说，社区博弈不仅不会发生，即使存在社区博弈，它的过程也可能由于水资源的极度稀缺而发生变化，社区博弈没有达到放松激励约束的效果（注：这些变化可能是“水主”的社会地位不仅没有因为私自占有水资源而成为社会“公敌”，反而其他农民为 了生存去巴结“水主”，使得“水主”的社会地位提高，进而即使存在社区博弈，博弈的结果还是维持水权博 弈的均衡。）。这样，即使把水权博弈和社区博弈关联起来考虑，对水权博弈中“水主”主动与农民平均分配自己储存的雨水资源的激励约束也没有放松，所以，最终的结果还是水权的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雨水资源私有化构成了博弈三方决策的均衡结果。在给定现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偏离这种均衡，因此，这种均衡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看作一种纳什均衡。但是，如果把中央政府消除贫困、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目标作为一个外部规则纳入这个博弈，那么，现在的博弈均衡将不再是纳什均衡。因为，地方政府有改变这种均衡的动力，并在新的博弈规则下重新制定自己的博弈决策。
（二）均衡的转变——关联博弈的再引入
现在，地方政府博弈的外部规则发生了转变：不仅要合理利用雨水资源，还要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政府直接配额由于巨大的执行成本而不可行；农民的自组织形式由于社区博弈的失效也不可行。是否有解决的办法呢？政府配额的失效是因为巨大的执行成本，在现有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这种巨大的执行成本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这种选择被排除掉。农民的自组织失效是因为社区博弈失效，但这种失效可以通过政府改变博弈的策略而使社区博弈产生应有的效果来改变，关键是政府如何改变博弈策略来达到目的。
从土地产权上看，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使用权，理论上是不存在剥削的。但是，正是西北地区严重的水资源匮乏，导致农民不得不依附于水资源，“水主”相似于昔日的地主。从摆脱被剥削的历史经验看，农民是由于拥有土地而摆脱昔日被剥削的地位的，因此，只有解决农民依附于水资源的状况，才能解决现阶段“水主”剥削农民劳动的不平等问题。西北地区由于水资源极度稀缺，让农民直接脱离水资源的束缚不太可能，但是，如果通过把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结合起来，把农民对水的依附重新转变成对土地的依附，这样将可以解决农民被剥削的问题。
修建公共水窖是政府投资的唯一可行的方向（注：政府投资的其他可能是从黄河引水、打井利用地下水，而这些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成本都非常大。如果利 用好雨水资源，将可以满足当地居民日常生产、生活需要，所以，水窖成了政府最佳的投资方向。）。如果政府把公共水窖分散地修建在每个农户的土地上，这样将可以使公共雨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相结合，把农民对水的依附重新转变成对土地的依附，同时也解决了修建大型公共水窖所带来的分配、维护的高成本和“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担心的是，投资修建水窖以后，农民没有维护公共水窖的积极性，比如农民担心无法负担修建水窖的投资而将丧失水窖的使用权，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对水窖进行日常维护。如何提高农民维护政府投资建设的水窖的积极性，是政府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下面引入关联博弈——投资博弈与维护博弈来分析在新的外部规则下的博弈均衡。
1.投资博弈过程分析。投资博弈是指在政府对公有水窖投资过程中各利益方所进行的博弈。投资博弈所涉及的主要博弈要素见表1所示。
表1 投资博弈要素一览表
博弈参与人 策略 效用（预期）
政府①投资集中型公有水窖，并建立配给制度B[，1]-C[，1]-C[，2]
②不投资，默认水窖的私有化 B[，2]
③投资分散型公有水窖，并给予农民承包经营
B[，1]-C[，2]-C[，3]（若农民维护好）
“水主”
①政府不投资，建立私有水窖，束缚农民 B[，3]
②政府投资，把政府投资用于其他生产 B[，4]
农民①接受“水主”条件 B[，5]
②接受政府投资
B[，6]（农民不维护水窖）
B[，6]-C[，4]（农民维护水窖）
③政府不投资，不接受水主条件 B[，7]
表1中，B[，1]代表的是政府解决公共雨水资源合理利用问题并且消除不平等的效用（预期），C[，1]是政府执行集中型公有水窖配给制度的成本，C[，2]是政府修建集中型或分散性公有水窖的成本。B[，2]是政府不投资建立公有水窖而默认水窖私有化时的效用。C[，3]是政府执行分散型公有水窖承包制度的成本。其中，当农民对公有水窖维护不力而使水窖干枯时，势必恢复农民依附“水主”的情景，所以，那时，政府的效用为B[，2]－C[，2]－C[，3]。B[，3]是政府不投资且允许水窖私有化时“水主”的收益，B[，4]是“水主”接受政府投资用于自己其他方面生产的收益，因为政府投资时无法分辨“水主”投资，但他们可以把投资用于其他生产活动。B[，5]是政府不投资且农民接受“水主”剥削时农民的收益。B[，6]是政府投资修建水窖后农民的收益。C[，4]是水窖的维护成本。B[，7]是农民既没得到政府投资也没有接受水主条件时的收益。其中，应注意的是B[，1]－C[，1]－C[，2]＜0（即集中型公有水窖的不可行）；还有，因为存在中央政府预期的外部规则，所以，B[，2]＜B[，1]－C[，2]－C[，3]。
整个投资博弈可以通过图1来表征。G代表的是政府决策点，有1个信息集，共计3个纯战略。L代表的是“水主”决策点，有2个信息集，共计4个纯战略。F代表的是农民决策点，有3个信息集，共计6个纯战略。F[，1]代表的是农民的第二次决策点，有2个信息集，共计4个纯战略。
附图
图1 投资博弈的扩展描述
比较图1中各博弈路径的终点结各博弈人的效用，均衡点①、均衡点②、均衡点③是在各自博弈路径上最可能出现的博弈均衡结果，在各自博弈路径上的其他终点结的均衡结果都劣于这三个点。如果不考虑中央政府预期的外部规则，政府预期农民不会对水窖进行维护，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不投资建设公有水窖，这样纳什均衡结果将为均衡点①。这是因为虽然均衡点②时政府的效用更高，但是农民不会选择维护策略而使得政府投资后均衡只会发生在均衡点③。所以，政府在预料到农民会选择不维护策略后，只会选择不投资策略而使得博弈沿着博弈树的最左端进行，到了“水主”的决策结，投资是“水主”的最优决策，而到了农民的决策结，农民最优选择只有接受策略，最终博弈在均衡点①处达到均衡。
当中央政府的预期成为博弈的外部规则时，地方政府的预期将发生改变，B[，2]将不再是正值，地方政府唯一的效用正值出现在均衡点②，因此，政府势必将采取一定的策略使得达到均衡点②的激励约束放松。
2.维护博弈过程分析。维护博弈是指在农民使用和维护水窖过程中各利益方的博弈。维护博弈所涉及的主要博弈要素见表2所示。
表2 维护博弈要素一览表
博弈参与人策略 效用（预期）
政府
若农民不维护则追回投资
B[，2]
若农民维护则不追回投资
B[，2]-C[，2]
“水主”政府投资，维护B[，4]-C[，4]
政府投资，不维护
B[，4]-C[，2]/N
农民
政府投资，维护B[，6]-C[，4]
政府投资，不维护
B[，6]-C[，2]/N
表2中，各符号的意义与表1中相同，N为接受政府投资的人数。C[，2]/N可以近似地认为是每位农民接受投资的数额。其中，C[，4]远小于C[，2]/N， 即维护成本远小于修建成本。
维护博弈可以通过图2来表征。F代表农民决策点，有1个信息集，共计2个纯战略。L代表“水主”决策点，有2个信息集，共计4个纯战略（注：水主的最优策略是接受政府的投资并进行日常维护，因为首先接受投资是“水主”的上策（接受投资福 利将增加，不接受肯定不增加），其次进行日常维护也是上策（维护是持续使用水窖的必需条件）。）。G代表政府决策点，有4个信息集，共计8个纯战略。 单独看该博弈树上政府决策点以上部分（即不考虑关联博弈时的维护博弈），如果政府没有追回策略和不追回策略，则均衡结果必然是农民和“水主”都选择不维护策略，即均衡点位于博弈树的最右端。
附图
图2 维护博弈的扩展式描述
3.关联博弈分析。为了放松上面投资博弈中农民采用维护策略的激励约束，政府采取如下策略：如果农民不维护水窖则追回投资，如果农民维护水窖则不追回投资。
在投资博弈中农民维护的激励约束为B[，6]－C[，4]＞B[，6]，而这是不可能的。在维护博弈中农民维护的激励约束为B[，6]－C[，4]＞B[，6]－C[，2]/N，设松弛量为z，则松弛量＝C[，2]/N－C[，4]。
在投资博弈中农民采取不维护策略的收益是B[，6]，成本为0；采取维护策略收益是B[，6]，成本是C[，4]。在维护博弈中农民采取不维护策略收益是B[，6]，成本是C[，2]/N；采取维护策略收益是B[，6]，成本是C[，4]。将两个博弈关联起来，则农民采取不维护策略的收益是B[，6]＋B[，6]，成本是C[，2]/N；采取维护策略的收益是B[，6]＋B[，6]，成本是C[，4]＋C[，4]。则关联博弈中农民采取维护策略的激励约束为B[，6]＋B[，6]－C[，2]/N＜B[，6]＋B[，6]－C[，4]－C[，4]，代人松弛量z，即需要松弛量z＞C[，4]，而根据实际情况这个条件是成立的（建造成本远远大于维护成本）。
由此可以得到，即使投资博弈的激励约束B[，6]－C[，4]＞B[，6]不满足，但如果满足维护博弈的激励约束且有足够大的松弛量（z＞C[，4]），上述不偷懒的激励约束仍可以成立，因此，连接两个博弈（关联博弈）放松了激励约束，维护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为均衡点④。因为农民意识到政府会采取的策略后，所选择的策略必然是维护，因此，博弈从农民决策的结点开始向左面的分支进行；维护策略同样是“水主”的最优策略，因此，博弈继续沿着博弈树的最左端进行，最后到达政府决策结；政府的选择必然是不追回投资，此时即为均衡点④。
在关联博弈中，三个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都将发生变化：政府根据承包土地的面积、家庭人口等因素按一定的标准对每户农民（包括“水主”，因为“水主”也是农民）提供资金，用于农民修建水窖，并要求只有努力维护水窖和从事生产，农户才享有水窖的排他使用权并且不用归还投资；但是，如果水窖维护不力或农户自己没有把水窖中的水用于农业生产，政府将要求农户归还所资助的资金。农民获得投资修建水窖，将脱离“水主”的约束，从事自己的生产。“水主”由于已经拥有水窖，会把投资用于自己其他方面的生产活动。
这是一个新的纳什均衡，相对于水窖产权私有化形式下的纳什均衡来说，这个均衡结果具有三个优点：
（1）水窖的数量增多，更好地利用了雨水这种稀缺而且珍贵的公共资源。并且，这种政府所有、家庭承包的使用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利用水资源的效率并调动了他们维护公共物品的积极性。
（2）农民虽然还是依附于水资源，但是， 由于水资源与自己承包的土地资源“捆绑”在一起，农民之间可能存在的依附关系消除了。政府达到了高效利用公共雨水资源并且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目的。
（3）这种方式有效地结合了产权私有、 政府干预和村民自组织（注：农民自发进行了水窖的修建和维护。但是，该自组织与理论上的自组织有区别，因为政府进行了部分干 预。）三种利用公共资源的方式，不仅消除了水权私有带来的社会不平等、自组织失效，而且相对于政府完全干预，成本大为减少，在经济上也具有可行性，是现阶段西北地区很有前景的一种利用雨水资源的方式。
四、结论
第一，对公共资源的管理有三种可行的方式：产权私有、政府干预和利用者自组织。各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在产权容易界定以及符合公平的条件下，产权的私有是合适的公共资源利用方式；在能够获得完整信息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的方式也是比较适合的。当上述条件都无法满足的时候，利用者自组织的形式提供了一种更优的选择，但这时需要解决自组织过程中制度的供给、成员间可信的承诺及相互监督的问题。
第二，关联博弈模型为解决自组织利用公共资源的过程中制度的供给、成员间可信的承诺及相互监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关联博弈模型通过多个相互联系的博弈，汇合不同的激励约束，有助于放松单个博弈的激励约束，使单个博弈均衡的结果向整体最优移动，从而解决了公共资源社会最优利用的问题。
第三，在产权私有、国家介入和农民自组织三种形式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西北地区稀缺的公共雨水资源最优利用问题的情况下，本文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办法：政府投资修建公共水窖并在一定的条件下“承包”给农户，这种办法达到了上述三种利用形式的有效结合。首先，政府干预使得村民自组织利用雨水资源成为可能；然后，“承包”给农民完成了使用权的“私有化”过程。这样，既高效利用了稀缺的雨水资源，又消除了因对水资源依附而产生的剥削现象，还调动了农民自发维护公共物品的积极性，达到了在当前经济、社会、技术和制度等条件限制下雨水资源的最优利用。这种利用方式对现阶段国家的“母亲水窖”（注：在全国妇联的倡导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实施了一项计划，即向社会募集善款，为西北缺水地区捐修 混凝土构造的水窖，使她们能利用屋面、场院、沟坡等集流设施，有效地蓄积到有限的雨水，以供全年基本饮 用水所需。这种水窖被形象地称为“母亲水窖”。）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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