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性论文,试论论文,杂志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3-0101-04
从《新青年》杂志以“民主”、“科学”、“启蒙”的旗帜联合新一代知识分子，推 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同人杂志便成为文艺工作者联合“同志者”的主要阵地。在新 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随着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现代知识分子严重分化，所办刊物尤其纯 文艺杂志，多趋同人杂志。这种同人杂志一方面体现出自己流派的风格，但另一方面， 它又排斥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多样性的追求相悖。20世纪30年代的 上海，曾有一份杂志试图纠正这种倾向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就是1932年5月1日诞生 的《现代》杂志。将《现代》与当时其他的文艺刊物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在它那里看 不到鲜明的派别意识、阶级意识，既有海派文人(如张资平、叶灵凤等)以及新感觉派作 家(如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的创作，也有京派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 的文章，还有老舍、巴金等民主作家的作品；既有鲁迅、冯雪峰、周扬等“左联”作家 的论文，也有韩侍桁等“中间派”以及胡秋原这种“自由人”的言论；文艺理论方面， 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也有《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创作上 ，《公墓》、《上海的狐步舞》(穆时英)这类现代主义作品很多，《春蚕》(茅盾)、《 丰年》(张天翼)这种现实主义之作也不少。可见，《现代》杂志发表的文学作品是多元 并进、交融互补的，它为现代文学史以及杂志编辑史提供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现代》出现的时候正是上海迈入现代化都市之初。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 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上海以其经济、政治、文化优势确立了文化中心地位。政治氛围 相对宽松、言论出版相对自由、拥有全国最发达的新闻出版产业……这些都使得上海对 文人志士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各路文豪、知识精英对之趋之若鹜。1927年1月，郁达 夫回到上海；10月3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1930年5月，丁玲、胡也频由济南南下 上海；1931年，穆木天、周扬、冯雪峰等人相继到达上海。此外，北京的徐志摩、丁西 林、闻一多、饶子离、饶孟侃、沈从文，从北伐前线退回的郭沫若、茅盾、蒋光慈、阿 英、孟超，日本留学归国的沈端先、李初梨、成仿吾，东北的萧军、端木蕻良，四川的 沙汀、艾芜，湖南的叶紫……都在此期间集结上海，再加上原本就在上海的文艺家，上 海文坛真可谓群英荟萃。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学样式共存于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争芳 斗艳，为《现代》杂志“海纳百川”提供了可能。
同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由北往南长驱直入，1932年1月28日，战火燃烧到上 海，上海东方图书馆在炮火中被摧毁，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小说月报》停刊，上海 大多数的文艺杂志受损。在这样的文化虚空中，《现代》这种大型文艺刊物的出现正是 恰逢其时。它为人们，尤其是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新的发表言论的阵地。同时，淞沪战 争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侵略者。左翼作家与非左翼的民主派、中 间派作家在斗争意识中寻找到了一致的地方。这种共识包孕着后来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萌 芽。在“左联”内部，瞿秋白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改变初期坚硬策略，破 除了“左联”作家不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禁忌，充分利用各种刊物宣传自己的主 张。《现代》杂志便是在这种共识的背景下诞生的。
从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来看，现代文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具备开放性特征。《 新青年》对国外文学的引进，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在提倡为人生与写实主义的同时 对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的介绍，都说明新文学的兼容并蓄。门户之间壁垒森严的倾向是 在20年代中后期新文学从幼稚走向成熟、流派风格相对稳定的时候出现的。这种门户之 见违背新文学传统，不利于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文学自身的调节决定30年代的文学对这 种现状进行反驳，各种创作手法交融，如艾青的诗歌就是现实主义与象征的结合。各个 流派之间也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如1931年3月16日发刊的《文艺新闻》，其初衷是：“ 不拘于某一种主义；不依附于某一种的集团；不专为任何的个人或流派；不专为特定作 用的任何事象；凡是属于大众的，为大众所需要的，——有文艺新闻价值的一切，皆为 《文艺新闻》工作的对象。”[1]这一主张与《现代》杂志的编辑方针可谓不谋而合。 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文学传统的回归。
对于《现代》来说，也许书局老板的出版动机和主编的编辑方针是它能具有“海纳百 川”之气概的最重要、最为具体的因素。现代书局曾发行《拓荒者》、《大众文艺》等 左翼文艺刊物，因遭当局所禁停刊，后来迫于官方压力办《前锋》，反响并不好，终于 在炮火中消散。经过这些波折，淞沪战争后的现代书局决定办一个没有政治倾向的刊物 ，以便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当时的施蛰存既不属于左翼作家，又与国民党没有关系， 立场中立，而且他曾办过第一线书店、水沐书店和《樱珞》、《无轨电车》等杂志，在 编辑文艺刊物方面颇富经验，这些恰好符合现代书局的条件，于是书局的老板洪雪帆、 张静庐就选择了他担当主编的职务。在《现代》的编辑过程中，第一、二卷虽为施蛰存 主编，但杜衡、戴望舒也参加了编务工作。第三卷开始杜衡与施蛰存联名主编，一直到 第六卷第一期。1935年，现代书局被徐朗西掌管，第六卷第二期主编改为汪馥泉，《现 代》由文学杂志变成综合性文化杂志，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第一卷 到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杂志。施蛰存在编辑《现代》时，努力把它办成没有政治倾 向的文艺杂志，他在创刊宣言中说：
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
本志是普通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流派。… …[2]
从这几句话，基本可以确定《现代》的性质。“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是指与此前的 例如《新青年》那样集团利益鲜明的杂志不同，其中隐含的广义的“同人”实际上是指 广大文艺工作者。
正因为这些原因，《现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现代》杂志首先是它的“现代性” 。在创刊号的“编辑座谈”中，施蛰存写道：“这个月刊既然定名为‘现代’，则在外 国文学之介绍这一方面，我想也努力使它名副其实。我希望每一期的杂志能给读者介绍 一些外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从这一期开始，《现代》每期至少有两篇外国作家的作品 ，介绍更是不胜枚举。在此之前，也有不少杂志介绍外国文学，《现代》与之不同的是 ，对于以往所重视的20世纪以前的文学家多以纪念的方式予以介绍，如“司各特百年祭 特辑”、“歌德逝世百年纪念画报”、“左拉逝世三十年祭”等。它重点介绍20世纪， 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家的文学，如《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文学》、《一九三二年 的欧美文坛》、《英美新兴诗派》等。1934年9月第五卷第五期宣布，“现代杂志拟自 第五卷起每卷刊行介绍现代世界文学之专号一册，以国界为别，先出美国，再就法国、 苏联、英国……”，第六期便推出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介绍杰克·伦敦、德莱塞 、海明威、福克纳、欧·亨利等“当前”作家及其作品。可见，《现代》杂志的“现代 ”有时间上的“现时性”，借用海德格尔的话，《现代》杂志关注的是“此在”的文学 。与此相应，对中国文坛的注重也在于“现代”，关注活跃在当时文坛上的作家。因此 ，在第一卷第六期的编辑座谈中，施蛰存说：“在纷纷不绝的来稿中，我近来读到许多 ——真是惊人的多——应用古事题材的小说，意象派似的诗。”对此他表示，“不愿意 《现代》的撰稿者尽是这一方面的作者”，并再次声明，“我编《现代》，从头就声明 过，决不想以《现代》变成我底作品型式的杂志。我要《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 集合，这是我的私愿”。因此，《现代》追求的是现代作家的会合。由这种追求带来的 就是“开放性”，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凝聚撰稿人。《现代》第一卷是“集合”的开始， 除了海派作家作品，还汇集了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张天翼等非海派作家，并对 《她是一个弱女子》(郁达夫)、《三人行》(茅盾)、《桥》(废名)、《田野的风》(蒋 光慈)、《复仇》(巴金)等小说进行评论。1932年11月，针对第一卷现代主义作品居多 的缺陷，施蛰存将第二卷第一期做成“创作增大号”，增加小说、诗歌的分量，并把叶 圣陶的《秋》放在首篇。在茅盾《春蚕》、郁达夫《东梓关》、鲁彦《胖子》、巴金《 电椅》、张天翼《仇恨》这些左翼、民主作家小说之后才是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 以及其他海派作家作品；惟一的戏剧作品刊登的是《同住的三家人》(欧阳予倩)这一现 实主义剧本。这一期添印了两版，一共卖了一万册[2]。这一期真正实现了现代作家的 集合。在第一卷中，《现代》介绍的作家几乎全是国外的作家，从第二卷第一期开始介 绍我们自己的作家，先后登出郁达夫、李金发、周作人、老舍、戴望舒、穆时英、叶灵 凤、鲁迅等当时文坛俊杰的照片，并关注作家的动态，如“送戴望舒去法国”、“鲁迅 在北京”等。《现代》的撰稿人，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郭沫若、李金发、钱杏邨、叶紫、夏衍、丁玲、何其芳、彭家煌、臧克家、李健吾、靳以、王统照、师陀、 陈白尘、郑伯奇、沙汀、白薇、丰子恺、赵家璧、钟敬文、朱湘、苏雪林，等等。在30 年代，很难再找出像《现代》这样拥有如此庞大的名作家阵容的杂志。
正由于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体现出“自由”的精神。这便形成它的第二个 特点：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在1933年5月第三卷第一期的《社 中座谈》中，施蛰存提出，增加“随笔·感想·漫谈”栏目的目的，是“要使这纯文艺 的杂志的作者与读者能够有机会自由地——那即是说，不为体例所限地，有一个发表一 点对于文艺与生活各方面的杂感的场合”(着重号为原文所有)[3](P255)。在这里，虽 然施蛰存突出的是发表的内容，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提出了“自由”。正因为如 此，杂志本身对于文艺上的论争并不作是非判断。杜衡参与主编后，仍然按照这种方针 进行编辑。例如，在当年争论最为激烈的“第三种人”论争中，由苏汶(杜衡)的《关于 “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发起，瞿秋白、周扬、胡秋原、冯雪峰、鲁迅等人都参 与了论争。在论辩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文章都是先经过对方看过，再送到施蛰存那里。 鲁迅先生的《论“第三种人”》是苏汶看过后并由苏汶转交给施蛰存的[3](P230)。可 见，《现代》杂志采取的是一种“中间”立场。同时，也因为这种“中间”立场，决定 了《现代》不会成为当局的传声筒，而对事实会作出公正的报道。如柔石等人遇害后， 鲁迅先生为此写就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作为首篇发表在1933年4月《现代》第二卷第 六期上，文后附有柔石留影及手迹，并刊载了鲁迅先生为纪念柔石所选的德国珂勒维支 木刻《牺牲》。这幅木刻曾在1931年9月20日《北斗》创刊号首页刊登过，其意义在“ 编后”已有说明。《现代》再次刊出，强化了这种意义(注：尽管施蛰存不承认《现代 》载《牺牲》有这种意义(见《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载《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 海出版社，1996)，但笔者以为，文章与木刻同时刊出，不一定是巧合。)。再如1933年 5月14日，丁玲被捕后，上海的各大报刊对此保持沉默，《现代》却将此事公开，并于7 月的第三卷第三期刊登“话题中之丁玲女士”一组四张照片，含蓄地表达对这一事件的 态度。也许正因为这种姿态触动了政府敏感的神经，才会有1935年政府派专员对《现代 》进行“改革”，于是这份纯文艺刊物也就走到了尽头。
《现代》杂志的“开放”与“自由”给它带来了民主的色彩。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 现，这种民主色彩是源于出版者商业目的的功利主义。从一开始，书局老板选择施蛰存 担当主编就是基于此心，后来决定让杜衡与施蛰存联名主编，也是因为担心杜衡被其他 书局“挖走”而削弱自己的实力。以商业利润为指针，这是《现代》与左翼文学杂志最 大的不同。所以，《现代》不计流派之间的龃龉，广纳文稿，尤其重视采用名人的稿件 ，利用人们对名人的爱慕、崇敬之心来增加杂志的魅力，提高知名度，从而促进杂志的 销售。例如，上文提到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先生开始并没有打算将它送给《现 代》，由此，我们可以揣测，也许在鲁迅先生的心目中，《现代》并不一定是不带政治 偏见的杂志，至少不是“正义呼声”的首选。这篇文章在两个杂志编辑室里搁了几天， 都不敢采用，才转到施蛰存那里。施蛰存拿到后，也踌躇不决，交给老板张静庐定夺。 张静庐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 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 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4](P219)从张静庐的第一个理由中，我们可以 看出，对待鲁迅先生这种“文坛旗帜人物”的稿件，张静庐显示了其独到的眼光和一定 的胆识，这就是《现代》的魄力；同时也可以看出《现代》采用鲁迅先生的文章较多的 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正是这种基于商业目的的“名人效应”追求以及施蛰存的编辑原 则，使《现代》在操作上客观地促进了文学多元的发展。
张静庐的第二个理由透露另一种信息，即当局对新闻出版的控制。当时国民党政府在 政治上统一全国不久，对政治色彩鲜明的出版物毫不放松，1929年颁布的有关法令就有 《出版条例原则》、《宣传品审查条便》、《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 办法令》等，对“左联”的刊物更是防范有加，《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存 在时间都很短，前文提到的《文艺新闻》自从楼适夷参与主编，显露“左翼”色彩，马 上就被政府所禁。但当局对中间色彩的报刊还存有一定的容忍。《现代》便是凭借着它 的“中间”色彩在上海立足，即使如此，在政治问题上仍不免有如履薄冰之感。这便是 施、张二人犹豫的原因所在。同时，当时代表时代潮流的无疑是左翼文学。作为关注当 下文坛的《现代》杂志不可能对此漠然视之。《现代》便是斡旋于左翼文学与政府御用 文学之间，在二者的夹缝中竭力保持自己的“无偏党”超然独立地位。这就使得《现代 》会放弃一些对时政的关心，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纯文艺”上面(这与现代诗派的思想 有相通之处)。如1933年11月第四卷第一期的《四卷狂大号告读者》中指出，将“随笔 ·感想·漫谈”一栏废去，改为“文艺独白”，“意思就是把杂论的范围仍然限制到纯 文艺方面来”。这种做法显然是对敏感问题的规避，与时代潮流保持距离。这种独立往 往带来的是隔膜，因此编者常常会感到一种“孤独”。1934年7月第五卷第三期选登的 洛克威尔·肯特的木刻《孤舟》，图中一人驾驶着一叶扁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漂泊， 既可看做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又可视为面对潮流“孤独”心境的写照，无疑暗示着 主编的心情。此时的《现代》因为对“第三种人”的暧昧态度，失去了一部分作家，尤 其左翼作家，如此一来它也就再难实现现代作家的“大汇合”了。
《现代》努力促进文学多元的发展，并追求文学的“现代性”，这是符合文学的自身 发展规律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文艺观中有超前意识。然而，在当时特殊的历 史条件下，文学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民族矛盾激化和阶级冲突的白热化，使得文学不 能仅仅关注自身的发展，而更多地承载阶级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现代》的政治意 识则滞后于时代。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政治意识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文学的偏 移，尤其出于对某种社会目标推进的急切动机而实行的急功近利的设计、倡导等非文学 因子对文学的逼迫与吞噬，使文学离自身愈来愈远。在这一点上，《现代》作为一个“ 异数”，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正是《现代》这类杂志的存在，才向后人昭示了30年代 上海文坛的多样与繁华，它为现代文学各种样式的发展提供了公共空间，这是一个文学 的多维空间，一个与世界文学连接的“接口”。
回望30年代上海文坛，《现代》无疑是当时最具影响的纯文艺刊物，现代作家的“大 本营”。在30年代的上海文坛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时，《现代》杂志为这种繁荣景 象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它那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所体现的现代风度，使以《现代》为阵 营的海派比京派具备更多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现代”意义在它那里普泛化，同时，这 种开放性对文学的单纯政治化走向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收稿日期：2002-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