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书批校《河南尹先生文集》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河南论文,文集论文,书批校论文,尹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尹洙是北宋古文运动先导，其文师法韩、柳，简而有法，对欧阳修散文创作影响深刻，有文集传世。国家图书馆藏翁同书批校并跋《河南尹先生文集》，祝尚书先生《尹洙〈河南先生文集〉版本考略》一文①未曾提及，笔者遍检文献资料，也未曾发现有论及此本及其批校内容者。 翁同书与尹洙文风相近，都被评为“简而有法”②。此外，二人均长期供职军中，谙熟军事斗争，对军旅生活深有体会。由于文学风格与人生经历的共通，翁同书对尹洙作品颇多心得。此本翁批数量多达170馀条，短则数语，长则近百字，内容丰富，涉及到尹洙集的诸多方面，且不乏真知灼见，辑录出来俨然一部尹洙作品评点集。迄今为止，尹洙文集尚未有完整独立的校注本面世，翁同书批校本对尹洙文集校勘及研究都颇具意义。 翁同书批校并跋《河南尹先生文集》，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6201)。每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无格，一册。题二十七卷，存卷一至二十五，卷一为诗，卷二至二十五为文。是书为清李保泰抄本，内有李保泰跋、翁同书批校及跋。翁同书批语多为眉批，且批语所批内容旁多有圈点标注。钤印有“祖庚在军中所读书”、“药舫手斠”、“翁伯子”、“借壹瓻馆”、“翁同书字祖庚”、“同书”、“宝瓠斋藏书”、“翁斌孙印”等。 该书封面题“从丛书楼本钞出”。全书卷末李保泰跋，详细介绍了该抄本所据底本及抄录过程，云： 欧阳公称尹师鲁文“简而有法”，而集之流传者甚少。按，师鲁集《宋史》二十八卷，《文献通考》、《郡斋读书志》俱二十卷，《书录解题》、《经籍志》俱二十二卷。昨于同年吴瀓埜太史处获见此本，乃马氏丛书楼藏本，共二十七卷，第一卷为诗，二卷至二十五卷皆文，二十六、七两卷则《五代春秋》，后又附墓铭、祭文、各杂论。内文间有缺不足卷者，而笔工甚拙，舛误不可指数，卷首亦无范文正叙。属友人录之而不终，以暇自为写足。其《五代春秋》则已有任子田侍御刊本，不复重写，附录者亦置之。因存二十五卷原书之由而并考之，以俟得别本再据焉。乾隆癸丑二月廿六日，啬生保泰记。 李保泰(1742-1813)，字啬生，宝山人。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恩科举人，四十五年庚子进士，曾为扬州府教授，历三十年，博综经史，善诗古文词，尤熟于赵宋人文集。他为人宁谧自守，读书论文外不及他事，晚年卜居昆山，与嘉定钱大昕、元和王鸣盛、仁和卢文弨、桐城姚鼐等人交好，并深受他们敬重。该跋作于乾隆五十八年，时李保泰当在扬州府教授任上。吴瀓埜即吴绍灿(1744-1798)，字澄野，一字苏泉，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五年恩科举人，乾隆四十年进士，官编修，曾编《金薤集》。吴锡麒有《家苏泉编修传》。赵翼《途中杂诗》(其三)后小注云：“昔与吴瀓埜、李啬生同游焦山，宿巨超禅室。今瀓埜先殁矣。”③可见，李保泰与吴绍灿为同年举人，二人关系颇善。李氏抄本所据为丛书楼本。丛书楼为清代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藏书之处。马氏兄弟酷爱典籍，好刻书，人称“扬州二马”，建丛书前、后二楼，藏书百橱。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马氏后人马裕进书甚多。尹洙《河南集》四库提要云：“《河南集》二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④可见，四库本《河南集》亦出自马氏丛书楼，但由于马氏藏四库底本不知所在，二者所据是否相同，暂难以考证。 李保泰跋后有翁同书二跋(图见封二)： 师鲁与欧阳永叔同时，以古学提倡后进。师鲁文章古淡与永叔相近，而峻洁过之。其集流传极尟，此本从扬州马氏丛书楼藏本录出，人间罕觏。军政之暇，点读一过，并校正其讹字。咸丰七年正月，翁同书记。(钤“翁伯子”印) 是书为宝山李啬生先生保泰藏本，末有跋语，十七卷以后先生手钞也。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最久，一时名宿皆与还往，尝刊惠定字《后汉书补注》行于世。其后人侨寓吾邑，以跋中不著姓，故备记之。同书。(钤“同书”印) 啬生先生次子同文，字竹农，道光甲午北闱举人。 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又号顨斋，江苏常熟人。翁心存长子，翁同龢兄。翁氏父子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藏书家，其常熟祖居设有“双桂轩”、“柏古轩”、“借一瓻馆”等藏书室，藏书蔚为大观。咸丰三年(1853)，翁同书被派往扬州，佐钦差大臣琦善军事，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军旅生涯。翁同书十多年戎马，虽在军中，依然丹黄不离手，读书校书不辍。据《顨斋自订年谱》，咸丰七年正是他进攻瓜州，战事正酣之时。又据翁同书《禀父母》(《翁氏家书》六)记载，其咸丰八年从军营寄回京师家中的书籍中有《河南尹先生文集》，当是此书。 综上，乾隆五十八年，李保泰于友人吴绍灿处获见扬州马氏丛书楼藏《河南尹先生文集》，属友人录之而未能终稿，卷十七以后乃其闲暇之时亲自抄写完备。因第二十六、二十七卷《五代春秋》已有任大椿刊本，不复重写，故存二十五卷。翁同书得到此书，咸丰七年利用军政闲暇对之进行了批校，并于咸丰八年寄回京师家中，故而得以保全。 翁同书对该书版本源流做了考证，并对文字进行了校勘。如《故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枢密使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四千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赠太保中书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铭》“公上疏曰：‘昔鲁桓、喜宫灾，孔子以为御名、喜亲近，当毁者也’”⑤句，翁同书眉批云：“‘御名’乃‘桓’字，宋人避讳，可验此本从宋本传录。同书记。”且文中“桓”字右夹批“亦当注御名”，“御名”二字右夹批“‘御名’二字，当用小字夹注”。又《故大中大夫右谏议大夫上柱国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傅韩公墓志铭》“永济生太子中允、知康州事(今讳)即上御名，始迁相州安阳”句眉批：“本作‘构’。此乃南宋刊本避讳。”宋钦宗名赵桓，宋高宗名赵构。翁同书根据文中“桓”、“构”二字避讳的情况，得出此本从南宋本传录的结论，无疑使其版本价值大增，颇值得重视。 依据祝尚书先生《尹洙〈河南先生文集〉版本考略》一文，尹洙文集整理较好者当为《全宋文》本。此本虽有舛误，但从南宋本传录，文字颇有可取之处，可校补《全宋文》之失。如《秦州新筑东西城记》“城，武备之一，譬于兵，为器之大者也。古圣王捍患庇民，弓矢甲胄，与城郭沟池交相为用，以利后世”、《答河北都转运欧阳永叔龙图书》“圣上慈明，永叔以忠亮被遇，不当以外内易虑，忘怀本朝也”二句中，“庇”、“忘”二字，《全宋文》本分别作“底”、“志”，颇不通，作“庇”、“忘”为胜，当是《全宋文》所据底本形近讹误所致。 翁同书校勘之文字，亦有能补《全宋文》本之处。如《故大中大夫右谏议大夫上柱国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傅韩公墓志铭》“代还，授太子右赞善大夫，旋以例补外幕，授安德军节度判官”句眉批：“‘安德’，《碑》作‘彰德’。下云‘佐彰德军，年尚少’，似‘彰’字为是。”此文乃尹洙为韩国华所作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所收明抄本、《全宋文》本此处皆作“安德”。翁同书据《碑》文和下文认为“安”当为“彰”。参校《韩国华神道碑》云：“代还，迁右赞善大夫。会诏与相帅择贤佐，改彰德军节度判官。”⑥《宋史·韩国华传》云：“代还，除彰德军节度判官，迁著作佐郎、监察御史。”⑦可见，翁同书所校为是。又如《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上柱国陈留县开国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谢公行状》“江夏黄叔才尝作《杨允恭墓铭》，甚负其文，顾公曰：‘能损益一字者，我当辨之。’公削去二十一字，叔才叹服不已”句中“辨”字，《全宋文》本亦如是。翁氏夹批云：“当是‘拜’字。”据文意，此处乃表达敬佩之意，翁同书所校较原文更为妥帖。再如《上吕相公书》“夫三千之御三万，与三万之御三十万，其势甚易”句中“易”字右批：“异。”此字《全宋文》本亦作“易”，然根据前后文意，此处当是表达二者之势的不同，“易”字虽有改变、变化之意，但多作动词，“异”字则甚契文意，且后文亦云“三千之御三万，则异乎此”，翁同书所校为善。可见，无论是文本还是翁同书校勘文字，此本都颇能补《全宋文》本之不足。 此外，翁同书还根据尹洙为韩国华所作墓志铭，校正了《金石萃编》传录《韩国华神道碑》中的错误之处。《故大中大夫右谏议大夫上柱国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傅韩公墓志铭》“以功名始终，庶子生四子：韫辞、慎辞、定辞、昌辞”句眉批云：“《碑》云：‘庶子生二子’。疑‘二’字本作‘四’，《金石萃编》传录误也。”《金石萃编》所收《韩国华神道碑》云“庶子生二子”⑧，翁同书据墓志铭认为有误，由铭文中出现四子之名可知，翁同书所校为是。 针对李保泰跋中说此本“内文间有缺不足卷者”，翁同书于卷七末校云：“卷七只此一篇，疑有脱落。李啬生先生跋云‘间有缺不足卷者’，盖指此卷。”此外，翁同书还对集中讹脱之处做了多处批注，不再一一录出。 尹洙是北宋古文运动先导，其散文创作师法韩、柳，多有继承与借鉴前贤之处。对此，翁同书不少批语将尹洙放在古文运动发展史的脉络中，分析其散文创作的渊源及流变。如《伊阙县筑堤记》“呜呼！为令者岂当然哉！诚能忘己之私，惟行之宜，虽谤若咎，曾且不顾，奚古人之远哉”句，眉批云：“模仿昌黎《蓝田县丞厅壁记》，而几化其迹，此谓善于夺胎。”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一文，写当时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虽有才能有抱负之人居此，亦无所作为，韩愈在文中鸣发了不平。尹洙文中亦表达了为令者能忘己之私，不避谤毁，有所作为的愿望。翁同书指出尹作出自韩作，而又不露痕迹，观察无疑是十分准确的。再如他批《故将仕郎守瀛州乐寿县尉任君墓志铭》“南阳掾任据告予曰：‘据不幸，始生而丧先人，养于母氏。既有知，然后审先人之未葬。顾弱且贫，力不足以襄事，危乎其不得葬也’”句，云：“任尉生平无可纪，又非故旧，特从其贫不克葬，论到逾期不葬之非礼，此于无可生发之中归出主脑。”又云：“韩之《法曹张君墓志铭》，柳之《襄阳丞赵君墓志》，其用意皆与此髣髴，而各具一面目，各具一机杼，须识其异曲同工处。”韩愈有《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当即翁同书所指。文章从墓主张圆遗孀携幼子求铭着笔，论到其在岭南患病泣语事，以此结撰成文。柳宗元《故襄阳丞赵君墓志》一文则从墓主赵矜之子来章成年后寻找其父墓葬过程之神异切入，构思成篇。韩愈、柳宗元、尹洙之文所写对象都颇难下笔，翁同书敏锐地指出了他们的异曲同工之处。 除揭示尹洙创作与韩愈、柳宗元散文的渊源外，翁同书还指出尹洙受皇甫湜作品的影响。《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眉批：“此篇谓江陵之陷，周得正统，实本皇甫持正《东晋元魏正闰论》。”皇甫湜字持正，师从韩愈，亦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东晋元魏正闰论》云：“江陵之灭，则为周矣。”⑨翁同书指出尹洙此文所持观点与之一脉相承。《好恶解》“甚矣，世人毁誉之亟也！观人之色词，则是非纷焉。其色之庄也，誉之则曰‘重而有守’，毁之则曰‘狠而自恃’”句眉批：“意亦本于持正之《明分》篇，而不逮持正之老洁。”皇甫湜《明分》篇云：“天下之是非系于人，不悬于迹，一于分，不定于所为。孰谓人？君子、小人是也；孰为分？君子、小人之别是也。”⑩翁同书认为尹洙文意乃本于此篇，可谓颇具慧眼。翁同书批语指出了尹洙散文与韩愈、柳宗元、皇甫湜等中唐古文大家的渊源，颇值得重视。 学者们虽肯定尹洙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作用，但认为其作品成就不及同时代的欧、曾等人。诚然，从总体上看，尹洙的创作成就确不及欧阳修等人，但若不加区分一概而论，则难免会失之偏颇。翁同书将尹洙与当时或稍后的散文名家加以比较，多有发覆之见。前引翁跋中说“师鲁文章古淡与永叔相近，而峻洁过之”，他在批语中进一步点出尹洙作品胜于欧阳修之处。如欧阳修与尹洙都作有《岘山亭记》，翁同书于《襄州岘山亭记》“至哉！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而无穷已也”句眉批云：“以‘仁’字作一篇骨子，到底一丝不乱，其架子与永叔《岘山记》同，而文之隽妙过永叔远甚，读者当自得之。”结尾“呜呼！羊公之仁，不系乎山若碑之存，然后为不朽，而燕公勤勤遗迹者，狥其民之思，若周人之爱棠树也。然则公之政，其仁矣乎，未有爱其迹而不思其人者也。若夫亭之爽垲与登览之胜，则公尝赋诗在焉”一段，又批云：“末段规讽期勉之意与永叔相同，但师鲁只从‘仁’字上说便见大方，永叔就刻石以与羊、杜遗迹相比附，家数便小，盖立意欲突过师鲁而反不逮。”翁同书从欧、尹作品相同处入手，比较二作优劣，分析后认为尹洙之作在“文之隽妙”、立意等方面都要优于欧作。 除此之外，翁同书在《岳州学记》“三代何从而治哉？其教人以于学而已。自汉而下，风化日陵，政之宽暴，民之劳逸，皆系于吏治。吏之治，大抵尚威罚，严期会，欲人奔走其命，令其驱之。若是其亟也，又安暇先之以教育，渐之以德义者乎？”句上批曰：“发明政、学相关之旨，议论闳达，叙次古雅，似在六一居士《吉州学记》之上。”《巩县孔子庙记》“宋兴八十载，天下久承平，天子端拱，率祖宗法度，讲礼文，登隽贤，欲一以声教，格民于太和。为吏者循上化，其治大抵务宽平，耻以持法刺奸取能名，专用厚风俗、尚廉让为体，故郡府立学校，尊先圣庙，十六七”句眉批：“归美朝廷建学、亲贤，又推原声教之所以盛，立言得体，扫去一切排场门面语，文气朴茂，觉子固《宜黄县学记》犹为词费。”《巩县孔子庙记》“募善工，构良材，堂邃而崇，像尊以严，学有舍，齐有次，逾时而成，邑民休之，相与议曰：‘兹庙之兴，既营且勤’”句眉批：“叙事简古，实胜欧、曾。”《秦州新筑东西城记》“城，武备之一，譬于兵，为器之大者也。古圣王捍患庇民，弓矢甲胄，与城郭沟池交相为用，以利后世，世人不推究古”句眉批：“文气简严而动宕，胜荆公《桂州新城记》。”分别指出尹洙散文超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散文大家之处，颇发前人所未发。通过与散文名家创作的比较，翁同书实际上进一步提高了尹洙的文学史地位。 翁同书对尹洙散文艺术成就做了大量精彩评价，上文所引翁批中已有所涉及，在此略加论述。翁同书与尹洙散文都被评为“简而有法”，他在批语中盛赞尹洙散文言简义丰的风格。如批《故朝奉郎尚书司门员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兼畿内劝农事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卢公墓志铭》“遇盗起，迫署以官，不屈，以兵死”句云：“不可增损一字。”批《故朝散大夫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知均州军事兼管内劝农事上柱国李公墓志铭》“今河势益北，因此可遂复故道。及天禧后，河数决，命公驰行堤。公守前议，称勿塞便。执更改者意异，议遂革。后既塞，复决，卒如其策”一段云：“看其行文遒炼处。此段事若入它手不知费几许文字。”批《浮图秘演诗集序》“永叔悲演老且衰，子美有‘惜哉不栉被佛缚，不尔烜赫为名卿’之句。予识演二十年，当初见时，多与伯长游”句云：“文字不多而意思凡数转，是笔力高简处。” 翁同书对尹洙散文的章法结构、前后照应与勾连等也颇为注意。如《岳州学记》“忭曰：‘天子有意三代之治，守臣述上德，广风教，宜无大于此，庸敢不虔’”句眉批：“伏下爱君、信道意。”又于“来巴陵乃下迁，凡由大而适小，必易其治，或阴愤阳惛，事弛官废，下不胜弊者有之；或慎微虑危，循旧保常，无所设施者有之。若夫用舍一致，勇其所树立，不以险夷自疑于时，如公心之所存，非爱君之深、信道之笃，乌及是哉”句眉批：“又从滕公下迁，不易其政发论，而推本于爱君信道，即此见政、学相关。”《送光化县尉连庠》“而下之愁叹者，吏为之也；吏岂喜扰耶？亦欲以材自名，而利其进也。是故奖材吏则士益偷，贵良吏民遂其生，惟君子不可以利回”句眉批：“上句生下句，文气如引绳贯珠。”《送王胜之赞善》“天下久安，衣冠子弟持身能自修谨”句眉批：“看似低一层起，却将‘修谨’二字针对胜之俶傥，抉出受病根源，凡赠言者当如是。” 尹洙久历边塞，他将自己的军事见解付诸文字，写了大量论兵之文。苏洵亦以论兵自负，同样作有大量论兵之文。翁同书批《息戍》云：“师鲁论兵有儒者气象，不似老泉专效战国游士纵横之习。”从风格层面对尹洙、苏洵论兵文加以比较，寥寥数语，便精准概括出了二者的不同。翁同书久履军职，直接参与了对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他以一个军事活动参与者的眼光，对尹洙论兵之文做了评价，对尹洙的军事才能予以了肯定。如《制兵师》“无事则俾之力田，有警则发之御寇，县官无尺帛斗粟之费，而享富国强兵之利矣……今若按民籍而利兵，当农闲而讲事，武威震乎外，财用丰于内，虽使冒顿复，颉赞再生，亦无以施其暴”一段眉批：“此说似是，然韩魏公于陕西刺义勇，卒以扰民者，何也？盖师鲁欲置土军，只是唐府兵之法，与乡兵弓手固自不同。”《上吕相公书(又)》“且虏骑坚劲，峻坂穹谷，无所不驰，无所不通。其来也未尝一路，而至其去也，何从而扼哉”句眉批：“事势了然，非白面书生所知。”《奉诏及四路指挥分擘本路兵马刀箭手把截贼马来路状》“狄青忠纯可信，重厚可倚，臣每与之讲议军政，至于临敌制变，亦合事机”句眉批：“师鲁与狄青深相结，可见其知人，亦可见其知兵。”狄青为北宋名将，后来却遭受猜疑和构陷。晚清军政腐败，翁同书对构陷良将的危害深有感触，他在《论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钱状》标题上批云：“表明狄青廉公谨畏之心，极有关系，当时欲以微事诖误良将，真令虎臣短气。”又于文中“其狄青于公用钱物即无毫分私用”句眉批：“狄公平生不可少此湔雪。”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尹洙与刘沪、郑戬之间就是否“城水洛”发生了激烈争端，当时很多知名人士都参与其中，该事件对仁宗朝政治、士风产生了深远影响。翁同书在批语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批《乞与郑戬下御史台照对水洛事状》“自水洛城奉圣旨罢修已来，郑戬及刘沪朋党，造作谤言，传于道路，其间多不详其本末”一段云： 师鲁自是君子，其论兵亦颇有识，惟争城水洛一事，未免坚执任气，其械送刘沪，尤是过举。盖郑戬、刘沪主城水洛，未必非计，不当以一己之见遽断为必不可行。 对于这一军事争端，翁同书虽肯定尹洙的人品和军事才能，但认为其处理有任气成分。作为一名军事将领，翁同书认同郑戬、刘沪“城水洛”的举措，批评尹洙“不当以一己之见遽断为必不可行”，显示了他的谋略和气度。 翁同书评价“城水洛”事件的同时，还对尹洙等仁宗朝士人的高尚品格做了品评。他批《与邓州孙之翰司谏书》“未尝一日不奉思，直以德度服人，企仰之私，不能暂忘耳”句云： 孙甫与师鲁善，甫在谏院日，论刘沪城水洛事，独谓沪不可罪，由是罢师鲁而释沪，时人服其公。又案，师鲁既罢，甫亦以右司谏出知邓州。此二书皆在争水洛事之后，师鲁交谊之笃如故，可知两公皆无私者，古来贤人君子，大抵如此。 孙甫字之翰，亦是仁宗朝名臣。翁批指出尹洙、孙甫二人刚正不阿、公而无私的贤人君子品质，其实正是仁宗朝士人上殿相争如虎，事后不曾挂怀风采的体现。翁同书批语多次赞扬了仁宗朝士人的这一品格，如批《论命令恩宠赐与三事疏》云：“师鲁甫以韩琦论荐，移判秦州，加直集贤院，即上疏，直言极谏，真百折不回者。”批《答环庆招讨使范希文书》“某自违去门馆，若非有事陈启，未尝通记左右”句云：“希文之谪知饶州也，师鲁疏论与俱贬。逮其别去，未尝通书问，盖君子之处交游间如此。”批《上吕相公书》“今辄条次所陈之要，以书自启，惶惧惶惧”句云：“范文正与吕申公争废郭后事，谪知饶州，师鲁抗疏，愿与同贬，其不为申公所喜明矣，乃一再献书，纚纚累千言，亦独何哉！”翁同书所赞扬的仁宗朝士人品格，正与清末腐朽的军政环境及士人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墓志铭、墓表、行状等一类写作对象特殊的文体，尹洙所作亦颇具特色，然而却较少受到学者关注和系统研究。翁同书批语则对之做了多方面揭示。 翁同书从墓志铭、墓表文体特征出发，对尹洙作品做了评价。他批《故龙图阁直学士朝散大夫尚书刑部郎中知河中军府兼管内河堤劝农使驻泊军马公事护军彭城郡开国伯食邑八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刘公墓表》云： 昔人论志铭藏于圹中，宜从简，神道碑、墓表立于墓上，宜从详。惟师鲁颇识此体，故所作墓表稍详，而志铭皆简，然陈贯、李渭、韩国华、张宗诲诸志亦稍繁矣。以师鲁之简严而犹若是，甚矣，淘汰之难也。 翁同书区分了墓志铭、神道碑、墓表的不同写法，指出尹洙能够“识体”，按照不同文体安排繁简，并且还列举出尹洙墓志铭作品中未能达到“从简”要求的篇目，评价是比较客观准确的。 在指出尹洙“识体”的同时，翁同书还注意到尹洙墓志铭作品写法上的变化特色，由此使我们了解到尹洙墓志铭创作守体而求变的追求。如《故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枢密使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四千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赠太保中书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铭》“以太保中书令告其第”句眉批：“‘告其第’谓赠官也，此金石家变例，又见集中《皮公志铭》。”《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累赠司封员外郎皮公墓志铭》“得以某官告其第”句眉批：“不曰‘赠官’，而曰‘以某官告其第’，与《王文康碑》同例。”《故赠秘书丞左君墓志铭》“以福昌永宁太君告第”句眉批：“‘告第’谓追封，见《王文康碑》及《皮公志铭》。”《故赠秘书丞左君墓志铭》“先君凡再追命”句眉批：“‘追命’即赠官，亦变例。”以上几例，翁批指出尹文于墓主死后“赠官”表达方式的变化。他批《故推诚保德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傅致仕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二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赵公墓志铭》“自初薨，凡三十九日而葬”句时云：“不书葬日，而书自卒至葬之日数，与永叔表石曼卿同一法。”欧阳修《石曼卿墓表》云：“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茔。”(11)尹洙写法与之相同，亦是作者求变的一种表现。 翁同书批语不但揭示尹洙墓志铭创作表达上的变化，而且还探究这些变化的源流。如批《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降授右监门卫将军使持节惠州诸军事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轻车都尉陇西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户李公墓志铭》云：“标题既详其官，故文中从略。”批《故推诚保德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傅致仕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二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赵公墓志铭》云：“官阶、勋封详于标题，不复详于文中，此法始于李习之。”李习之即唐李翱，其《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铭》、《唐故横海军节度齐棣沧景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使持节齐州诸军事兼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贝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左仆射傅公神道碑》等文，即采用此法，这种写法是追求简洁的一种途径。 墓志铭铭文一般用韵语撰写，随着古文运动兴起，古文家突破传统，出现了用散语撰写铭文的情况，翁同书在批语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探讨。尹洙《故将仕郎守瀛州乐寿县尉任君墓志铭》铭文用散语撰写，翁同书批云：“铭不用韵语，韩文《荥阳郑公碑》亦然，然韩曰碑系，非铭也。”韩愈《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云：“系曰：‘士常患势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贫，无以奉所欲得。若郑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须臾有焉。虽然，观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呜呼哀哉！’”(12)亦用散语。翁同书认为韩愈虽先于尹洙运用散语，但韩文中称“碑系”，并不是铭文，由此可见尹洙在铭文散语化过程中的先导作用。翁同书又于《故三班奉职尹府君墓志铭》“铭曰：‘吾家自曾祖以及先君，三氏葬此，而世异者域。弟之葬，得与先君同域，在地之丙，用术者云’”句上批：“铭词书葬地，而不以诗，与欧公《长安郡太君卢氏墓志铭》同。”死者葬地一般在志文中表述，尹洙则用铭文写葬地，且用散语。后来欧阳修亦用此法，其治平四年(1067)所作《长安郡太君卢氏墓志铭》铭文云：“维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袝其母夫人卢氏于先君之墓。其县仙游，其里慈孝，其冈半井。其固其安，其千万年之永。”(13)当与尹洙创作的影响不无关系。 尹洙用散语书写本应用韵语写作的内容，翁同书认为是由于尹洙不善于作韵文。他批《祭仆射王沂公文》云：“祭文究以韵语为正格，师鲁只是不工为有韵之文，所以不能及韩、柳，并不能及欧。”翁同书对尹洙的韵文成就评价不高，尹洙集中卷一为诗，而数量较少，翁同书批语对之没有涉及，只在批《郢州送路纶寺丞序》一文时论及尹洙诗云：“二诗颇工，似胜师鲁它作。”结合他批《祭仆射王沂公文》内容可知，翁同书对尹洙的诗歌成就亦不甚推崇。 墓志铭与史书相近，而又与史不同，史书善恶无所隐，而墓志铭一般只褒不贬，因此也被称为谀墓文，其写法颇多讲究。尹洙在一些写作对象较为特殊、行文颇费斟酌的墓志铭中展现了才力，翁同书对之深有体会。如上文所录他批《故将仕郎守瀛州乐寿县尉任君墓志铭》文字，指出尹洙对任尉这类生平无可纪，又非故旧，下笔较为困难的写作对象，能够别出机杼。再如批《故朝奉郎尚书司门员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兼畿内劝农事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卢公墓志铭》云：“卢察乃故相多逊之子，多逊倾赵普，后得罪，徙朱崖，为清议所不予，故察名位不显。此文极有斟酌。”又云：“通篇从其家世蒙祸着意，此先生极矜慎之作。”此篇乃尹洙为卢察所作，卢察为卢多逊之子。卢多逊与赵普不协，不为士论认可，尹洙为卢察作墓志铭，不可能避开卢多逊不谈，因此如何撰写颇有难度。 尹洙长于《春秋》，深谙“一字寓褒贬”之法，翁同书批《王先生述》“先生与予语《春秋》，因出《唐志》二十篇，且曰：‘此未尝以示人’”句云：“王沿经略泾原，未惬人望，庆历二年，沿使大将葛怀敏与元昊战，败于定州砦，怀敏死焉，元昊遂大掠渭州，仁宗于是更命韩、范。盖沿之为人故为师鲁所不予，故不作传志，而独述其《唐志》，所以示讥也。”又于“举世皆然，恶得独异而取危耶？宜乎先生之不以示人也”句批曰：“微词，言其阿世取容。”王沿，字圣源，大名馆陶人。少治《春秋》，有《唐志》二十一卷，《宋史》有传。尹洙后文说王沿《唐志》取法《春秋》，能扬善抑恶，而他却不敢将之示人，翁同书批语可谓深契尹洙之心。 总而言之，这部翁同书批校本《河南尹先生文集》，无论版本价值还是批校内容，都颇有值得参考之处，惜学界还未充分认识，故不揣谫陋，略作述评如上。 ①祝尚书：《尹洙〈河南先生文集〉版本考略》，《文献》2001年第1期，第144-150页。 ②翁曾源、翁曾桂等撰《先文勤公行述》评翁同书：“为文章简而有法。诗近宋人，真气流溢。”(谢俊美：《翁同书传》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 ③赵翼撰，李学颖、曹光甫校点：《瓯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48页。 ④纪昀等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第2041页。 ⑤本文所引尹文，如无特别说明，均据翁批本引录。 ⑥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五，清嘉庆十年刻同治钱宝传等补修本。 ⑦脱脱：《宋史》第27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9443页。 ⑧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五。 ⑨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374页。 (12)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02页。 (13)《欧阳修全集》，第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