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试论“改革创新精神”的原始依据和发展维度——《共产党宣言》与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维度论文,创新精神论文,试论论文,原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3-0022-05
当代中国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今世界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都向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要求——如何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之际，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伟大工程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改革创新精神”的原始依据和发展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是“改革创新精神”的原始依据
共产主义理论是实践的科学，与时俱进是它最为可贵的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在20多年时间内为《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先后写的7篇几种文字再版序言中始终强调这一特征。1872年德文版序言写道：“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P2-3)从时间上看，“《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1](P17)在每个特定的时期呈现出工人运动阶段性特色；从空间上看，英、法、德、俄、美、波、意等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工人运动的水平和任务自然也就有了明显的差异。所以，《宣言》中的那些具体的“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1](P3)
尤其是在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性和民族独立性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两者存在的辩证关系作了明确说明：“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但就形式而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1](P37)更为重要的是，1847年底到1848年初，他们设想“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P43)但到了1882年，他们认为：在1847年底，“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而现在，“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从俄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的实际看，“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P4、5)
共产主义政党的建设理论，同样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禀赋。与《宣言》同时产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内容及其后来的共产主义政党发展的状况反映了这一特性。一方面，党的建设的一般理论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基本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盟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承认共产主义”；“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组织规范，盟员之间一律平等，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从中央委员会到支部的比较完整的组织设置及其工作机制；盟内实行选举制度、年会制度、代表任期制度、工作报告制度、违纪处分制度、财务制度等等。[2](P572-577)但是在一些更详细具体的活动规则要求上随着实践的发展都发生过一些变化。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发展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一切能够促进欧洲工人运动的事业的组织都给予了真诚热情的支持，甚至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作了暂时的妥协。如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为了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马克思在起草纲领时并没有立刻把《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写进协会的纲领。正因为如此，在协会领导的种种反资本斗争遭遇挫折并证明了各种机会主义指导思想失败后，《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3](P290)恩格斯对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的一些重要决议，尤其是要求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的决定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由此可见，反映在《宣言》及《章程》中的共产主义党建学说始终是随着世界范围内近代工业化发展的程度、工人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力度、共产主义思想家对工人阶级争取解放斗争规律认识的深度而发展的。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就是这样对待自己创立的这门人类解放的伟大学说的。这门学说的伟大之处，它的不息的生机就在于此——与时俱进。这也正是我们探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精神”原始而又根本的依据。
二、共产主义“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差异要求当今中国共产党建设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精神”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曾对俄国革命的前景作过乐观的估计，但这种估计是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情况为条件的。然而，出乎他们当年的意料，35年之后，俄国这样一个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创造了无产阶级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奇迹。更让他们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35年的流血战争、和平改造，在世界人口最多的、落后的农业国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无论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又都是坚持了《宣言》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的最基本原则。
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在《宣言》中宣称：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将会生活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1](P46)但是，在这个“联合体”中，人们应该怎样去生产、生活、发展？他们从来没有机会进行实践。俄国、中国的共产党依照他们当年的思路都做过尝试，都试图尽快地实现这个目标，但最后并没有成功。原因并不于《宣言》本身，而是因为俄、中的革命之后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依靠科技进步的成就，“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不是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更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去实现共产主义。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后，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才有了正确的认识。
工人阶级的政党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4](P218)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始终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基本路线展开，并为中心任务的完成、基本路线的执行而服务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任务发生变化，党的建设理念、措施也必须随之变化。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阶段目标的国际性“革命”的共产党，与以推进现代化进程，实行民族复兴为阶段目标的民族国家内的“执政”的共产党，尽管哲学依据、价值目标、终极关怀一致，但由于所处历史阶段及任务使命的不同，在具体的建设要求和措施方面存在很大差别。(见下表)
由于上述差异，在新的伟大工程建设中，党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自《宣言》所倡扬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这是“改革创新精神”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工具论出发，依据党建基本规律，自觉、主动地对不合时宜的一些党建思路、模式、方法进行大胆的改革，对经过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有效的党建经验进行积极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认识，确定切实可行的运行机制加以推广。更重要的是，要以“三个面向”的宽阔眼界和宽广胸怀，在认识把握“三大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外政党党建和执政的成功经验。惟此，才能谈得上新的伟大工程既“改革”又“创新”。
三、“学习、民主、依规、和谐”是“改革创新精神”的发展维度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后，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深刻变化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历史地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党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寻找到了党建理论改革和创新的依据；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范，准确判断出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探索出了党建实践改革和创新的切入点。基于此，从十四届四中全会起党就明确提出了党建新目标，十七大政治报告概括为“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5](P50)
新世纪以来，党本着改革创新精神，在伟大工程的建设中，坚持以党的先进性建设(内部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外部建设)为主线，取得了党的建设理论新的成就，为党的建设实践活动体现“改革创新精神”明确了维度和努力方向：
——建设学习型政党。不可否认，《宣言》和《章程》中并没有涉及当时在盟员中并不突出的知识增进、文化学习问题。在后来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提高党员尤其是骨干的文化理论素质受到了领袖层的关注。无论是俄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执政时期，党都要求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专业业务知识。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学习问题写进党章，列为党员“义务”的第一条要求。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人学习、终身学习、团队学习，形成一个学习型社会已然成为当代文明的标志。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敏锐地感到知识经济的辐射力量，要求全党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强调要“围绕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创新培训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大规模培训干部。建立和落实领导干部的学习考核和激励机制。”[6](P291)近年来，党提出了“科学执政”理念，主张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三大规律”，以科学的思想、制度、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无疑深化了全党对建设学习型政党重要性的认识，也使这项重要工作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
——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民主化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参与和指导制定《章程》时提出，要按照民主制原则设计同盟内部的组织机构，规范组织机制。列宁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将党内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起来，并在党内外灵活运用。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规则，反对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吸取党内民主遭到破坏的教训，在新党章中明确党员权利，将“民主集中制”原则条文化、规范化，开启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新时代。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后，党更加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工作，强调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道，提高党员的参与力度。
十六大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003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4年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强化了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化保证。十七大提出了坚持“党员主体地位”的新理念。在进行党内民主建设探索的同时，党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7](P39)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5](P51)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民主执政”新构想，主张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强化党内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与民主化一样是近代一切组织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也是民主化的保障。《章程》对盟员义务、进出条件、机构职能、组织网络、各级职责、会议制度、经费收支等都作了比较明确的制度化规定。后来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制度建设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革命年代，它们大多数情况下处于“非法”、地下状态，有些制度无法执行。共产党在东方一些国家执掌政权后，很长时期内由于不重视制度建设，或者党的领袖人为地破坏制度，或者离开民主精神使非民主的设想制度化，都给党的建设，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所以，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教训得出结论认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使党内民主制度化。
新世纪以来，党强调在党的各方面建设工作中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党开始把党内制度建设与国家法制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强调“依规治党”①与“依法治国”的统一。近年来又提出了“依法执政”的理念，主张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增进党内和谐。共产主义政党成立时起就十分重视党内的团结、友爱、互助，《章程》明确规定：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共产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与党员的阶级友爱，同志友情密切相关。但是，东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不和谐现象严重。苏联、中国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执政的共产党都有这样的惨痛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团结一致向前看”和“不争论，拿事实说话”的新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党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对立思考范式和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斗争风气，党内和谐日益增进。
作为执政党，党的团结和谐是党的形象树立、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社会和谐自然起着表率、示范、引导作用。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构想，主张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增进党的团结，统一党内和谐。在此基础上，促进“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由上可以看到，上述学习、民主、依规、和谐的“改革创新精神”维度和方向完全是对共产主义同盟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党建决策者对党的生态环境的深切理解，对其发展前景的切实把握。这可以概括为“四个面对”，即党必须面对当今中国正行进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实际状况；必须面对“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社会人口正由农业人口为主体向非农业人口为主体快速转化的客观现实；必须面对文化创新过程中执政党自身的政党文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必须面对如何在理论上将党的历史上的革命合理性与在现实中的执政合法性协调一致起来的重大课题。所以，在“改革创新精神”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不能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党建理念和方式(有不少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建观点和作风)对这些探索新成果持怀疑、批判、拒绝态度；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从党建的现实状况，起码是对这些新理念的认知达到一致性看，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全党同志、党建理论工作者仍然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质看，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前景看，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科学原则，又倡扬“改革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以始终充满活力的崭新形象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注释：
①“依规治党”这个概念由王贵秀提出，近年来逐渐为党建同行认同。它不同于“依法治党”。前者是依照“法治”精神对党的“内部关系”的治理而作出的概括，后者是把依法治国的原则具体运用到处理党政、党法关系的具有针对性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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