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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标志是渐进式改革。实际上中国的改革者们已经避开了传统上那种认为成功的经济转型是建立在国有企业迅速实现私有化、指日可待的价格改革和对贸易壁垒的迅捷瓦解基础之上的认识。虽然多种类型的所有权形式在中国已经迅速成长起来，事实上小国有企业（即便有大中型国有企业搞私有化，其数量也是相当少的）的私有化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兴起。中国大多数地方的相对价格已经接近世界水平，但是这一进程是极其缓慢的。对外贸易的开放也是渐进式的，它是整个经济转型进程中关键的一部分。通过对外贸易开放进程，国内相对价格接近世界水平。更为明显的是，鉴于中国保持它对许多产业实施保护贸易制度，对外贸易的自由化远未实现。
令人疑惑的是，以几乎所有的衡量标准来看，中国的经济绩效一直领先于其它经济转型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若干个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产量在一段时间内有明显下降。
再者，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在所有地区和社会各个方面广泛实现和分享的。相比之下，俄罗斯社会安全网络的解体和实际产出的合并因素，造成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国民处于低生活水准状态，甚至与此同时有人数较少的“新贵”阶层享受浮华奢侈的生活方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有利于它迈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相对于改革开放前已经翻了两番，并且它比其它经济转型或发展中国家吸收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更有甚者，中国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因主权债务而被予以投资等级评价的第一个转型经济国家，并且它在这些市场上成功地融得比其它转型经济国家更多的资本。
一、中国战略的可持续性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成功之处，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组合是不可持续的，并且中国经济转型的完成将要求更为加速的改革战略。有三种趋势令人担忧：
第一，国有企业债务，尤其是对银行的负债状况正在恶化。这些企业不断地借贷，不仅要为购买新设备或其它生产性资产融资，而且要购买用于生产的投入品，还要支付工资、向它们的职工提供范围广阔的社会服务。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要满足他们在养老金和纳税方面的需求。简而言之，平均而论，他们并不能以来自产品销售的收入来覆盖全部成本。
第二，国有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正在以一种在经济上似乎不可持续的步伐扩展发放贷款。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 未清偿的贷款总额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已经翻了一番。至1997年底，未清偿贷款总额与总产出相等。这些大部分来自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贷款已经延伸到国有企业，其中大量并且正在增加的份额是坏帐，这意味着借贷款将不再偿还本金甚至应付的贷款利息。其结果是，银行以资产收益衡量的可赢利性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已经下降了六分之五。给定它们自有资本的有限数额，它们数量甚微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以及据说相当于其贷款资产组合四分之一的坏帐，用西方会计标准来衡量，中国几家主要国有银行已经是资不抵债了。
由于居民户继续将数量庞大的资金增加到他们的储蓄帐户上，这些银行仍保持一定的流动性，金融危机得以避免。然而从长期来看，这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相对于1978—1995年之间的产出而言，政府税收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在改革初期，税收和其它政府收入等于国民产出的三分之一，这一水平高于其它转型国家的平均水平。到1995年，税收下降到10%左右，该水平低于其它转型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其结果是，在转型经济时期，政府越来越不能够用财政预算来维持政府的正常支出。虽然官方预算赤字一直是微不足道的，并且近年来政府完全依靠出售国债来获得资金。
简而言之，邓小平时代的渐进主义战略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可持续的。再者，鉴于上述三种趋势是相互关联的，一种持续强调银行、国有企业和税收等难题的战略似乎不大可能有效。银行不能完全按照商业条款运作，除非银行贷款主要借贷者的行为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许多潜在的有利可图的企业将发现要改善其财务状况或是在正常的商业基础上与银行打交道十分困难。除非国家免除它们必须提供的范围广阔、名目繁多的社会服务职责，或是被迫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不是因为本企业经济上的需要。
政府将不再能够从政府预算中为这些社会性支出或银行体系所需要的资本重组筹措资金，除非税收政策发生根本性变革，并且税收当局能够增加相对于产出而言的政府税收收入。因此，未来改革的关键有可能是一种同时强调上述所有三类问题的战略。
二、银行体系的改革
现代银行体系的创立对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以及在所有转型经济国家中持续迅速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所有经济转型国家中银行业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现有银行重建、新银行的进入、或者某种合成结果的基础之上。中国迄今为止的策略是强调重建，但也包括建立几家新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给定中国相对于其GDP的超乎寻常的高储蓄比例， 这是一种适宜的组合。
主要依赖于新的金融机构也许是俄罗斯或其它新近独立国家行之有效的战略，在这些国家，九十年代初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把储蓄存款的价值削减到如此低的程度，以至于相对于1994年GDP 的储蓄比例仅为中国同期的六分之一。在中国，大量依赖于新金融机构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现有银行的崩溃，消灭居民户储蓄存款（1997年底，居民户储蓄存款为4.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该年GDP的一半以上）的大部分价值。这种情况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现有银行的重建，关键取决于这些银行的资本重组。只有一种选择——对居民户债权的违约。在俄罗斯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在俄罗斯银行体系中居民户储蓄存款额很低，只是GDP的十分之一左右， 而且俄罗斯已经进入了“后共产主义时代”。居民户储蓄存款流失所通过的机制是连续数年的超额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有效地削减了在银行储蓄中积聚起来的资金所拥有的购买力，而在此银行储蓄中所获取的利息率是相当低的。
然而在中国，如果对庞大得多的居民户储蓄数额违约，不论是通过银行体系崩溃的显性违约或是以通货膨胀税表现出的隐性违约，都将引发政治危机。因此，中国领导层有可能避免对居民户债权的违约，而充分利用现有的隐性担保，即担保银行体系中所有居民户储蓄存款的价值。这一做法需要勾销坏帐以及实现对银行的资本重组。
一种做法是通过所获利润的再投资逐渐实现资本重组。 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强调了转型经济中的难题，该报告对在转型经济国家中使用税收收入实现银行资本重组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一观点部分建立在匈牙利早期转型时的经验基础之上，当时有些银行实现资本重组次数达5次之多。
当这一战略在其它转型经济国家有可能适用时，它在中国却没有什么可行性。不良贷款的数额以及由此需要进行资本重组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所进行的渐进式资本重建工作看起来并不具有可行性。渐进的方法，有时被称为一种流动性解决方案，在银行困境并不十分严重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行的。在此情况下，处于困境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虽然很低，但仍是正值。正如大家所注意到的，若干家中国主要国有银行是明显资不抵债的。也就是说，他们所负债务的价值超过其资产价值。更有甚者，这些银行公开的可赢利性水平已经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准，并且根据现实中的会计原则，几乎肯定是负值。简而言之，并没有真实利润被增加到银行资本中去。
其底线是，中国最好的选择也许是遵循若干个东欧转型经济国家所追求的过程：通过向金融机构注入政府债券（数量相当于必须从不良资产中所勾销的那部分价值）的方式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由于目前无法偿还的贷款恰好相当于中国的GDP，这一方法的财政成本将会很高。 比如说，如果最终需要勾销的坏帐总数占银行贷款组合的四分之一，政府债券的真实利率是6%， 政府对自己所发行的债券所必须支付的年利息将相当于GDP的1.5%，那将吸收中央政府、省一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现行合并支出水平的大约八分之一。
鉴于中国政府现有的债务存量是相当低的，在一段时期内利息成本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向公众出售额外债券的融资形式获得，而不是通过削减其它支出的办法来达到。最终，银行的资本重组将要求相对于该经济之产出，增加税收收入，以扭转长期的衰退。
如果中国无法完成其银行体系的转型，其后果是可以预见的。由银行进行的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资金调整有可能继续以已经十分明显的低效率为标志。由于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各种单时间构成要素逐渐缩小规模，人们可以预期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一趋势将通过在中国日趋明显的对增长的实质性约束得到印证：环境恶化、对农业产出可持续充足收益的挑战以及基础设施的短缺状况。除非工商业中的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预见中国如何克服这些实质性限制是相当困难的。
一个低效率的银行体系也将阻碍股票与债券市场的发展。当人均产出增加以及适宜的管理结构得以发展起来时，这些市场通常会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银行体系持续的脆弱性将限制中国人民银行发挥自己的能力，通过更加积极地利用利率政策，抑制在改革时代成为特征的经济活动中的明显波动。最终，银行体系如果不能成功地转型，那么为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提供主要燃料的居民户高储蓄率将会受到明显破坏。
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地实现其银行体系的转型，其国际性影响和后果也是可以预见的。一个完整的银行体系是通向资本帐户外汇交易中货币可兑换性的先决条件。
三、结论
以多种方式衡量，中国的经济转型状况看来是相对良好的。然而，一旦人们更加深入地审视这一经济，尤其是其银行体系时，渐进式改革所具有的大幅度下降趋势就变得十分明显。延缓工业结构调整的成本是高昂的。真实资源持续流向那些在市场经济中不大可能具有竞争能力的企业之中。这些资源的运动已经通过银行体系进行了调整，该银行体系几乎完全依赖居民的储蓄作为它的资金来源。因此持续亏损的国有企业已经卷入亏欠居民户的数额巨大的债务积聚之中。此外，由于借贷资金的使用者在许多情况下不再有能力偿还本金，甚至支付其贷款利息，银行对居民户所欠的债务不再具有真实资产的担保。这为国内银行业的危机埋下了伏笔，这种危机将会破坏信贷流动和支付体系，导致经济大衰退。主要银行的亏损也可能对居民户的高储蓄率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而居民户的高储蓄率正是改革时代的主要增长源泉。
避免金融体系的消融需要与银行体系的资产重组和商业化相关联的大量经济成本， 加上加速的私有化计划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以及提高GDP中税收份额的财政体制改革。 虽然这些变革也许会在短期内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从长期来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们有助于一个更加具有效率的包含金融调整和更具生产效率之制造部门的新型体系的出现。
避免金融体系的消融还需要大量的短期社会与政治成本，关闭大批低效率、亏损的国有企业是创造一个有效率的现代银行体系的先决条件。如果银行被要求继续以不断增长的巨额贷款支持和挽救低效率的企业，这些商业银行将不能按照商业原则运行。其结果是，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民众发现自己的收入减少，至少在短暂的时期里会出现这种情况。已经很高的失业率有可能继续上升，直到加速改革的效率收益导致资源配置的改善，并且提高新创就业机会的比率。因此下一阶段的改革将面对不可预测的、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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