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三届”反省子女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三届论文,子女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月3日，由本刊和老三届酒家联合举办的“老三届子女教育研讨会”在京举行。本刊主编孙云晓和老三届酒家经经理朱昆年共同主持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行各业的老三届代表和他们的子女。下是根据记录整理的发言摘要和编者评述。
主持人的话
朱昆年：欢迎大家出席我们的研讨会。如今，我们老三届已经为人父母，我们的孩子也已经到了我们当年上山下乡的年龄。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不能要求孩子们接受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是否需要理解他们的生活？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探讨，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孙云晓：我是71届，不是老三届，但我对老三届深怀敬意。我是从事少年儿童研究工作的。我常常想，1600万老三届人和他们的子女是反差极大的两代人。从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到家庭地位等，都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对教育这一代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希望大家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虚”了？
赵家熹（北京景山学校教师、著名书法家）：我是67届高中生。老三届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了。在景山学校教了20多年书，每当说起教育，就觉得有很多问题，像德育的衰落、智育上的高分低能、体能的下降等等。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虚”了？一说德育教育就是“学雷锋”、“学十佳”。除了学雷锋，我们就没有事情可做了吗？我们的教育实在是缺乏人格教育，缺乏实实在在的行为规范教育。在一次课上，我看到学生出了一期板报，标题是“以十佳精神……”，我就叫大队长站起来，问他谁是十佳，他说不上来，问中队长，也说不上来。谁是十佳，十佳精神是什么，他们说不清楚。我们再不能“虚”的、口号式的或形式化的东西来教育儿童了。我们的教育要落到实处。
（编者按：我们的确缺乏人格教育，缺乏“做人”的教育，而这是教育的基础。但当代教育往往超越这个阶段，脱离实际地提出一些口号，教育部门和学生一起围着口号转，形成了儿童教育的实际需要和成人头脑中的教育严重错位。）
老三届：不健全的一代人
肖复兴（《新体育》记者、著名作家）：老三届经常考察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如果我们在考察自己的同时，也考察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会有些新的发现。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考察我们的下一代，的确带有伤感的色彩，说明我们这一代已无可奈何的老去了，我们的后代必然要取代我们，不然我们不会将孩子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但伤感后面是紧迫感。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老三届子女教育问题，我们会发现老三届自身的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带来的教育子女的误区。
可以说，老三届自身教育是不健全的。首先，“文革”前的教育是不健全的。它有许多弊病。比如，对理想社会的真诚追求，也包含着人的脆弱和虚无。又如，对知识的追求，缺乏实效性。不健全的教育像血液一样渗透在老三届身上；其次，“文革”后的教育也是不健全的。“文革”使大部分老三届失掉了上大学重新受教育的机会，极少数的老三届有幸接受了大学教育，但仍是不健全的，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吸收现代教育。他们一脚踩在过去，一脚踩在现在，在接受现代教育时，必然有所筛选。两个阶段不健全的教育，形成了老三届独特的一代人。这种不健全的教育导致了子女教育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对子女放任自流。无疑，老三届是社会中坚力量，他们的生理年龄已经到了40-50岁之间，但心理年龄非常年轻，大约30多岁。这里有10年偏差。他们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自己的事业，拼命地出人头地，所以没有时间管孩子，他们经常说，“我们那一代人谁管了？这么好条件还不好好学习。”他们经常回忆过去，说我们那个时候多么自觉、刻苦，带有浓重的怀旧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弱者才回忆过去。从教育子女的角度看，他们希望子女像自己过去那样自觉、刻苦，却摆脱教育孩子的责任。
第二个误区是望子成龙心切。老三届成功的是少数，大部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为老婆、孩子、房子等基本的生存条件奋斗，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梦。他们把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加倍地寄托在孩子身上，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要让自己的梦在孩子身上实现。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意志。在这种意志下生活的孩子，常常感到力不胜任，使孩子的生活多少带有一些悲剧色彩。
老三届的教育本身不健全，导致了子女教育的偏差。它的实质是自私的转移。这两个误区都反映了老三届的教育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自己—一为自己事业的成功，为自己的梦的实现。我们这一代对自己看得过重，有一种强烈的自恋情结，反馈到孩子身上，形成了性格、心理、生活能力、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也为我们孩子的成长，我希望这个问题能深入探讨下去。
（编者语：肖复兴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震动。我们看到，老三届是如何勇于反省自己、解剖自己和批判自己的。肖复兴所说的“教育”既是知识的教育，也是人格教育、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所以，这种不健全既是知识的不健全，也是人格的不健全，心理的不健全，它大大影响了两代人的生活。与会者都感到，肖复兴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教育界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但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专门的研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
高洪波（《中国作家》副主编、著名作家）：我同意肖复兴的观点。我们受的教育确实是不健全的。对于新的东西，我们是“一脚踩在过去”，“一脚踩在现在”来分析和接受的。我买了电脑，但就不习惯这种新的写作方式，三个月后又退了。这就是老三届。对于下一代的生活，我们感到无奈，但用不着悲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我们不能让他们承受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要努力跟上时代。40多岁的人都在爬山，还要一直爬下去。
（编者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说明了老三届的豁达。不强求后代接受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承认他们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生活，这对子女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望子成龙不如望子成人
杜敏（北京经济台主持人）：我与肖复兴有同感。所幸的是，我们家庭冲突比较少，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改变自己，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期望值。最近我女儿的学校推荐百名好家长，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望子成龙不如望子成人”，它代表了我的想法。正像肖复兴所说的，一厢情愿地对儿女期望值过高是自私的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把自己的愿意强加给孩子，那是一种畸形的教育。
我68年到黑龙江插队，91年才回北京。在黑龙江，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回到北京，对我们全家是个挑战。我女儿当时在黑龙江是十佳队员，学校大队长。回京前，我们开了家庭会议，我告诉女儿，你到了北京，转到新的学校，你什么也不是了，什么大队长、十佳队员，什么光环也没有了。你要从零开始努力。我们三个人的问题是一样的，都要从零开始努力。女儿适应性很强，转到北京的学校后，她真诚地和新同学相处，努力学习，很快被推选为市三好生。一年后保送汇文中学学习。我也很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
我们这一代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能停留在过去，这样才能教育自己的孩子。女儿一度很喜欢郭富城，喜欢流行歌曲。我看着别扭，想说又不敢说。有一次，我试着表达自己的看法，“我怎么听不出来好呢？”女儿兴致致勃地给我讲了半天怎么好。我又问，“这人你了解吗？”然后告诉好，“长大后，你会觉得自己非常天真。”女儿不高兴了，说：“妈妈，你就让我天真两天吧。”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让她天真呢？为什么非让她跟我的感觉一样呢？
我看到将举办北极村冬令营的消息后，和她商量：“这活动不错”。她有点犹豫，问：“爸爸妈妈跟着去吗？”我说：“当然不去了。这可以考验你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耐寒的能力，二是在陌生的环境中和人相处的能力，二是你要到那儿过春节，看你能不能离得开父母。你觉得行，你就去。”她考虑了，决定去。在冬令营里，她表现得很好。
我感到，作好家长，有几点是要注意的：1.要跟上时代的步伐；2.要根据孩子的情况不断调整期望值；3.要平等。跟你的孩子说话时，想想你是怎样跟同事说话的。孩子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我们对她说，当年我们的父母如何如何教育我们的，这种教育肯定失败。
（编者语：作为家长，杜敏是成功的。成功的要诀在于要求自己跟上时代，而不是要求孩子跟上自己，更新自己，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孩子。）
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
卢小习、祝华新（人民日报记者）：今年三月，我们就儿童教育问题写了一组文章，主题是“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我们感到，儿童身上的许多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成人不正确的教育造成的。比如，我们从小就接受远离现实的东西，现在依然如此，现在我们的儿童仍然在背诵一些空洞的口号。所以，我们提出要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
应该承认，我们身上的毛病很多。很多是“文革”时留下来的。比如，不遵守规则。像红绿灯规则，很少人能自觉地遵守。老三届养了“抱大的一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编者语：吃苦耐劳的老三届养了“抱大的一代”；社会责任感极强的老三届养了社会意识淡化的一代；老三届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比如有集体主义精神、能吃苦、勤奋等等，但在教育子女的时候，这些优秀的品质似乎没发挥作用，这里面的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学习做父母
陆小娅（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负责人）：社会上没有人天生就有资格做父母。因为社会发展太快，没有现成的经验可遵循。现代社会的发展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化。现代社会处于一个信息开放时代，而我们信息处理能力却较低，因此开放的信息可对儿童造成较大的影响；二是商业化。我们小时候的社会是一个单纯的社会，但目前商业化使儿童而临着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如何教给儿童抵御诱惑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并喻文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父母需要学习，学习心理学，学习社会学，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和知识，才能担当起教育子女的责任。如果以自己过去的经验教育儿童，那么，得到的可能是强烈挫折感。
一些调查结果说明，父母最关心的问题是孩子的健康和学习成绩，而他们的孩子最关心的是怎样与人交往和情感方面的问题。看来父母关心的问题和孩子关心的问题严重错位。在教育孩子时，父母了解这个时代，了解自己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有位母亲想带孩子去逛玩具商店。她以为孩子一定喜欢，因为那是玩具商店。但孩子说不想去。最后，勉强和母亲去了。母亲不明白为什么孩子却不喜欢玩具商店。当她蹲下低头拣钱包的时候，她突然明白了。那时，她和孩子一样高，她没有看到玩具，看到的是无数成人的腿。
（编者语：陆小娅提到的“并喻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格丽特·米德经过多年研究，提出用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来区分人类生活的历史阶段。前喻文化，是指晚辈向长辈学习的历史阶段。并喻文化，是指晚辈、长辈互相学习的历史阶段；后喻文化，是指长辈向晚辈学习的历史阶段。前喻文化是“老年文化”，是变化非常缓慢的历史时期。前辈的现在就是晚辈的未来，所以，晚辈必须要向长辈学习。但到了并喻文化，社会变化节奏加快，长辈面临着许多新事物，也有学习的问题。晚辈只好互相学习以能适应社会，比如，编制计算机软件几乎是同辈人互相学习的结果。我们的社会正在处于并喻文化时期。今天的儿童生长在一个我们感到陌生的时代里，但我们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并认识到这是历史的必然。）
爸爸，你值得吗？
宗昊（北京55中高三年级学生）：我在家里是独生女，但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算是同龄人里比较有出息的一个。我经常和父亲议论他过去的事。我们议论是多的是：当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说，在内蒙放牛。那时，他还是一个蒙古大夫，名副其实的蒙古大夫。
我最爱问的一个问题是：爸爸，你值吗？你在内蒙插队9年，你觉得值不值？如果没有这9年，也许你会是一个科学家。我爸爸的学习成绩是相当好的。可是，这9年，你无论如何也拿不回来了，你值吗？我想我爸爸一定说不值，但他说，值。我爸爸，如果从人生跨度来说，他学到了许多学校学不到的知识和智慧，这是他的宝贵财富。因此，这9年，也是他最留恋的9年。
独生子女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被人为的隔绝了。加上现在的考试制度，那是一座独木桥，我们同学之间都成了陌路人。课间同学与同学不说话。竞争摧残了我们。父亲他们那时虽然生活很苦，但至少他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同学之间是互助的。这些我们没有了。帕米尔高原夏令营是我自己申请要去的。说实话，我爸爸妈妈还不同意我去呢。因为太危险，这一道尽看翻车的了。我没有机会插队，只要有能让我吃苦、见世面的机会，我一定要去。在帕米尔夏令营里，我找到了那种真诚。我们营员的关系超过了我们学校同学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一个营员胃痉挛，我们9个人陪着他，那种感情我永远忘不了。这种关系在学校是见不到的。
我们到了哨卡。有两个年轻战士。比我还年轻。他们16岁，我17岁。他们在那儿站岗，一个月不能下山，生活非常艰苦。我又问他们，你们觉得值吗？你们的人生价值怎么体现？他们说他们没想过人生价值，他们就想，在他们值班的时候，边境太平就好。我回来后，就不想再谈个人价值问题了，我想谈群体价值。我不敢说，老三届的生活是值的，但没有你们，也就没有中国的今天1
（编者语：我们看到，这一代人身上，有我们熟悉的东西，也有我们完全陌生的东西。）
教育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宗春启（北京日报编辑、宗吴的父亲）：我们要把子女教育成什么样的人？而我们是否具备教育他们成为这种人的能力？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不健全的，而总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孩子的教育，是注定要失败的。怎么教育呢？咱们这一代人要向前走。最好的教育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孩子。
杜迺芳（《父母必读》杂志主编）：现代教育重要的是要撕掉虚伪的东西，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儿童。
樊叙勇（北京工人报编辑）：我总想一个问题，我们在文化知识上先天不足，没有教育孩子的素质，而且还延续了上一代人对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怎么成功呢？
高洪波：孩子教育成功的标志究竟是什么？
樊叙勇：我不太同意群体价值的说法。首先要证明个人的存在，在社会上找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成功的标志。
（编者语：教育成功的标志还是一个尚在争论的问题。实际上，这次会议提出了许多引起争论的问题。这个会议名称本身就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一边是经历了“文革”的老三届，一边是他们的独生子女，他们的子女教育是怎么完成的，这种教育对社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正如主持人孙云晓所说，这是一个有世界意义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