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一部力作——评《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廉政建设论文,思想论文,力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信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孙宏典、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李义凡二位教授主编的《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研究》一书，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从序和后记中得知，该书是河南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董雷特为该书作序，认为它是一部研究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富有创建性的著作。这样的评价、专业的爱好和书中别致的章节标题、优美的语言，吸引我一口气读完了该书。读完之后，深受启迪。我觉得它的确是一部研究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力作。概而言之，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选题新颖。近年来，国内关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学术著作，已有上百种问世，涉及他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人才等各个方面的思想。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系统研究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专著。该书的选题很有新意，填补了国内邓小平理论研究领域的空白点。这反映了主编的思想敏锐性和作为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
第二，结构严谨，内容系统，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全书共分7 章，层次清晰，内容系统，环环相扣，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内涵。同时，该书绝大多数地方的论证都言之有据，比较充分，既参照吸收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些最新成果，又征引了大量的文献统计资料，仅引文注释就达400多条，内容涉及《邓小平文选》、 《毛泽东选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国共产党及前苏联共产党的有关历史文献资料。
第三，研究方法科学、新颖。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该书着墨于理论，着眼于实践，力图比较全面地阐述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为推进我国的廉政建设提供理论支持。该书不是从理论到理论地研究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而是紧密结合我们党领导廉政建设的实践（特别是目前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分析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及特点，根据邓小平的有关思想，讨论我国应如何加强廉政建设、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以尽快建立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等问题。此外，该书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异同点及其成因的比较分析，对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对我国廉政建设的指导意义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意义的分析和表述，都比较中肯，体现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二是纵横比较研究的方法。该书不像有的论著那样，用平面展开的方法研究某一领袖人物的思想，而是运用纵横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论证。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都单独设目，以纵的方法讨论了中国古代的廉政观念及廉政建设的得失、中国古代官吏腐败与制度的关系、邓小平对传统文化中廉政建设思想的批判继承等问题，认为，邓小平的廉政建设思想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里。第二章和第六章又从横的方面把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同马克思、列宁特别是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进行比较分析，认为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紧紧依附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大树上，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在廉政建设问题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对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给予了科学的评价。这样把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放在中国历史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发展的大框架内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给人以立体感，所以说该书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第四，许多见解比较独到，堪称一家之言。这是体现该书学术价值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著书以立说，这是中外知识分子从事文化活动的一个优秀传统。《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研究》一书在不少问题上都提出了比较独到的见解，实践了著书以立说的价值观，显示了该书作者们较深的学术造诣。
该书的框架体系就反映了主编对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这一问题的独家见解。该书从邓小平对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论述、对腐败现象原因的剖析、对廉政建设的目标措施的论述这三大方面进行概括的。这三大方面有着层层递进的内在逻辑联系。可以说，这种概括自成体系。
从具体问题来看，该书还提出了不少颇富新意的观点。对“廉政”、“腐败”和“官僚主义”三个基本概念的界定，是研究廉政建设思想和实践首先要遇到的问题，也是国内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该书在列举分析了国内外学术界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该书在论述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形成的标志时提出：“一般来说，一种政治理论形成的基本标志应该是它的系统化。”所谓系统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对所研究的客观对象及其社会背景或者说国情，有比较系统全面的认识；三是它的各个理论观点之间形成了有机的内在联系；四是不能仅仅有零散的命题，而应该能够从历史上、理论上有对这些命题进行较为充分的论证，能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相对的稳定性；五是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方针政策去体现它，从而能够指导具体实践。从这五个方面来观察，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等文章提出的关于廉政建设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已经具备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标志着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形成。（第70～71页）它的形成有“非凡的艰巨性”，“科学的创造性”，“鲜明的实践性”三个特点。（第81～84页）
三、在探讨我国廉政建设的根本出路问题时，该书认为，在廉政建设问题上，既不能忽视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又不能片面夸大其作用。（第187页）必须把思想道德教育、主观自律与健全民主法制、 客观制约结合起来，“标本兼治、‘反’‘防’结合，以治本和预防为主”，“要从制度上寻找廉政建设的根本出路。制度建设所要解决如何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是从客观上防止腐败，是其他手段代替不了的治‘本’之法。”（第188页）
四、在分析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的继承、创造性发展及其原因时，该书认为，其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廉政建设的总目标”；“十分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认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其创造性的发展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辩证分析腐败现象，避免走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着重从体制方面分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廉政建设的根本措施不是发动群众运动，而是民主与法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廉政建设”。（第235～255页）
五、该书站在新中国乃至人类反腐败斗争史的高度，对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作出了如下的评价：“邓小平关于把改革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作为廉政建设的根本措施的思想……为中国的廉政建设指明了根本出路。”“因为从人类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来看，防范和惩处缺一不可，主观自觉和客观制约缺一不可。防范是事前措施，具有预防性，惩处是事后措施，具有补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就实践效果和代价而言，防范显然优于惩处。”（第254 页）“邓小平既重视主观上的防范，重视思想道德教育，更重视客观上的防范，即建立严格的法律、制度。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惩处，但他选择的措施不是发动群众运动，而是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主张在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手段去惩治腐败。虽然由于民主的发展、法制的完备需要较长时间，所以目前中国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惩处还不够有效、有力，但是，从长远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邓小平选择的措施是一种更规范、更科学、更稳定的治本之方。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我们切不可怀着激愤的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心理来理解和看待邓小平的廉政建设思想。”（第254～255页）
《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研究》一书中的上述观点（当然还有其他的，限于篇幅，此不一一列举）都是比较新颖、深刻的，能够自圆其说，比较令人信服，堪称一家之言。该书的作者们既著了书，同时也立了说。
该书主编孙宏典、李义凡二位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学与研究，该书是他们近年来研究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系列成果的总结。虽然该书还存在一些值得斟酌或有待于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怎样更好地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廉政建设的实践与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形成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在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如何切实贯彻并丰富发展邓小平的廉政建设思想；毛泽东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惩治腐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无合理性；在分析比较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时，怎样更好地把握其中的“度”……但是，总的来说，该书不论在选题立意、结构体系、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理论阐述、思想观点、分析论证和语言表述方面，都体现了主编和作者们的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较高的学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