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183:斯奈德诗歌中的中国文化意蕴_炎黄文化论文

加里183:斯奈德诗歌中的中国文化意蕴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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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01)04-0077-05

本世纪50年代,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曾作为垮掉派的一员参与“旧金山文艺复兴”。但是,当其他垮掉派诗人以虚无主义的玩世态度和疯狂而绝望地“嚎叫”,发泄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不满时,斯氏却回归原始素朴的自然和深入到古老的东方文化之中,寻找矫正西方现代文明的支点,在超然恬淡、独立于世的隐者精神之下,表现出一种深沉的进取。这一点使他成为一位没有垮掉的“垮掉派”,与其他垮掉派诗人判然有别。斯氏受益于两种来自东方的影响:一是源于中国的佛教哲学禅宗;二是简约、含蓄、立象尽意的中国古典诗歌。前者为他提供了观物认知的哲学基础,后者则启发他找到了与之相应的语言表现模式。二者已溶入了斯氏的人格和诗品之中,构成了他简捷素朴而又隐含禅意玄机的独特诗风。

正如艾里克斯·贝特曼在《文学传记词典》第五卷中所说:“无论斯奈德的诗多么牢固地根植于美国文学传统之中,不考虑他的禅宗哲学是不能完全欣赏他的诗的”。(注:Alex Batman,"Gary Snyder".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ed.Dolnald J.Greiner (Gale Rese-arch Company,1980)275.)50年代初,斯氏对禅宗产生浓厚兴趣,并于1959年东渡日本参佛习禅。此后他又进一步研读了中国佛教诸家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道家学说,试图将禅玄互证,佛老结合,作为对西方文明的补充结构和矫正力量。斯氏醉心于禅宗,正是因为禅宗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感知认识方式,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轻逻辑思辨重直觉感悟。

禅宗的核心是“心即真如”的本体论。它认为佛性在人人心中,因此人们只要能了彻自心,便可证真如而成佛。但禅宗认为“心体”是一个不可分析的绝对体,不能为自觉的意识活动所把握,所谓“以心觅习,一觅便失”,因为人们由逻辑思维所得的认识具有局限性,只能“妄生分别”,“根本颠倒”。因此,禅宗认为了彻“心体”洞见“真如”只能通过“顿悟”一途,即“以不二之心,符不分之理”,做到了“直下无心”,便能“本体自现”。(注:肖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M].人民出版社.430-435,470-483.)“顿悟”说所强调的正是摆脱“妄生分别”的抽象思辨和逻辑推理等知性干扰,通过神秘直觉与真如本体冥合,于不认识得到“认识”,通过直观获得豁然贯通的觉悟。与之相应,斯氏认为“自然是一组完全不据理任意形成的规律、理路和变化”,其中“事事无碍,互相交往,互相影响”,构成“混沌的完美”。(注:Gary Snyder,"Earth Household",Regarding Wave (New York,1970)16,21,123.)所以传统西方逻辑思辨非但不能涵盖和解释万事万物,而且以其特有的类分和界定歪曲了事物的本相。因此,斯氏在诗中努力戒除以逻辑思维的方式对事物做抽象的形上观,而是以脱去一切先入之见的素朴之心感应事物,以直观和直觉的方式参悟直接经验。在《斯奈德的著作》一文中,詹姆斯·赖特将斯氏的这一特点总结为“不求助陈腐的抽象来表达内在生命的能力”。(注:James Wirght."The works of Gary Snyder",Sixties 6 (Spring 1962).)斯氏在《皮由特涧》(Piute Creek)一诗中明确表达了这种观念。他在开篇指出一山、一树、一石、一溪无须人为自然自足之后写道:

山峰连绵、重叠,/盘根错节的树/挤在狭小的石缝间。/一轮巨月照临一切,未免过分。

连绵重叠的山和盘根错节的树代表着事物浑然不分的全部复杂性,而“照临一切”的月亮则是人们用以剖析自然的知解力的隐喻化象征。基于这种认识,诗人在下面宣称:

文字与书本/一如泻下高岩的山溪/在干燥的空气中消弭,/清澈凝神的心/不沾他义,/寓目即真。

这段是斯氏认识论最集中的体现,与道、禅两家“目击而道存”的直观认知方式相呼应。这种认识论的实现是以破除“文字与书本”中的逻辑语言和理性思维的先入之见为前提的。摆脱了理性思维定势的束缚,人心复归真朴,才能“不沾他义”,了无挂碍地接受自然事物,做到心虚纳万境。籍这种被解放了的耳目视听,人们才能在对事物的静观体知中,凭直觉得出富有悟性的省会,达到“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目击而道存”的认识境界。这种“寓目即真”的认识,无疑是对传统西方思辨哲学的颠覆。在这种心灵状态下,诗人最后进入一种神秘的超验境界:

月光中一星闪/滑入雪山之阴,/在那难以察觉的幽僻处,/狮或豹冷傲的眼睛/看我起落浮沉。

这里“一星闪”既是写景也是对自我的比照:诗人“捐聪明,弃智虑”而达到自我意识的泯灭,因之溶入自然万物。这样诗人不再是以智心诠释剖解自然的主体,他既是观者也是被观者,与自然形成互观互照的关系:“狮或豹冷傲的眼睛、看我起落浮沉,”这正是诗人溶入自然而后借自然反观自我所得的直觉感悟。这种以目击和感悟取代推理和思辨的倾向构成了斯诗的认识论内核。

“顿悟”说的核心是“自我虚无”,这也是禅宗自然观的基础。禅宗认为人们要了悟现象界就要抛舍自我,使主体进入无意识状态,像水流云浮,花开叶落一样自在而无为。这样人们就能率性疏野、随缘任运地生活在自然之中,超越物我界线与自然合一,进而达到物我两忘,获得一种新的透视:“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一切声色皆是佛事”。(注:肖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M].人民出版社.430-435,470-483.)禅宗所追求的正是通过无我之心同自然之心的契合来领略自然之道,其中隐含的泛神论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现象世界超越理念的认识价值。受禅宗思想的影响,斯氏形成了“原始主义”(Primitism)自然观。他把自然看作人类的向导,并致力于将人心恢复到“原始”的淳朴状态。因此,在他看来,原始初民与自然未尝分极,他们不以人为的理念宰割自然,而是将之看作自足自为的本体,将自我溶入自然的形、色、肌理之中共同参与太一的运作。斯氏的“原始主义”自然观就是试图在原始的自然中为人类找到一个未受西方逻辑玷污的意识中心。斯氏在《大地家族》(Earth Household)中表达了与自然合一的感受:

“什么东西都活生生的——树木,花草、惠风与我共舞、交谈,我能了解鸟语”。这是遂古的经验……是对美的一种纯然感应。现象世界的经验完全是活生生的,令人兴奋,妙不可言,使我们心中充满着激动的敬畏、感激和谦卑。(注:Gary Snyder,"Earth Household",Regar-ding Wave (New York,1970)16,21,123.)

与万物共舞、交谈正是主体抛舍自我之后达到的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而对自然的敬畏、谦卑和感激则来自于对自然经验的无条件接受。斯诗多以自然或人在自然中的生活为素材。诗中自我常常隐退,让事物在自行运演中展现经验的曲线和意蕴。正如罗伯特·科恩所说:“这些诗提倡外部世界和直接经验的价值,它们这样做时总是将自我从属于这个世界并宣布自我的不足。”(注:Robert Kern,"Clearing the Gro-und:Gary Snyder and the Modernist Imperative".Criticism.19(Sp-ring 1977)172.)斯诗常常描写对自然的孤独观照,表现流连风光之际自我意识的丧失。如《松树冠》(The Pine Top)一诗:

蓝夜起霜雾/天空著月明/松冠低垂霜般蓝/隐隐化入天、霜、星/靴响嘎然/兔行迹鹿行迹/奈何吾所知。

该诗前四行为写景,景物完全按照自己的气韵律动自然自足地呈现。蓝色的夜空笼罩着淡淡的雾气,月光泻下,更添一层朦胧的交融。松冠上盖着一层薄霜,衬着蓝天月辉呈现出一抹淡蓝色的弧线,溶入背景之中。这种浑然一体,和谐静谧、朦胧虚幻的画面渲染了禅家空、幻、虚、静的意境。第五行引入人的活动,但只闻“靴响嘎然”,不见人踪,表现了自我在自然中的虚化,而这寂中之音更烘托出幽幽的虚静。另外,“靴响嘎然”与“兔行迹鹿行迹”并置呼应,暗示着人与自然中的其他生命和谐共存,体现了人与物齐的观念。在这种空灵玄静的禅家意境中,未句“奈何吾所知”点明抒情主体。该句原文为"What do we know",属疑问句式,但句末问号改为句号。所以,它所表现的不是自我对景物枯心竭智的思索辩析,而是主体超脱自我,以素心感应和接受自然理趣,因此对虽可神会,难以实求的心中所悟不再运思穷究,处之泰然。这正是禅家“默语无际,不言言也”的悟境。但是,在这无语之中,我们不难感到和谐静谧的目接之景与诗人玄静渊泊的内心之情相凑泊、相默契的言外之意。诗中不加解说,任物兴现的拟物主义表现手法和“不言言也”的抒情方式,都体现了主体达到自我虚无,在对自然的默照中思与境谐,人与物化。

这种“默语无际,不言言也”的境界反映了禅宗对斯氏的另一影响,即关于言意之辩的“言语道断”说。禅宗认为豁然贯通的“顿悟”境界只能“亲证”,不可言传。它宣称对于真理“说即不中”,“拟议则乖,”“言语道断”,甚至佛教教义一经说出,也成了“粗言”、“死语”、“戏论之粪”,因为“顿悟”所领会的内容是神秘直觉的直接知识,不能用逻辑思维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注:肖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M].人民出版社.430-435,470-483.)受禅宗影响,斯氏认识到:“超乎人类的无语界,就是以自然为自然的世界,……在这个境中没有文字。”(注:Darid Kherdian,A Biographical Sketch and Descri-ptive Checklist of Gary Snyder (Berkle,1965)13.)这就是说,凭语言所进行的表意活动,不足以表现浑然天成的自然经验和超越理性的意义。然而无语不成诗,完全的无语界是不可能在诗中实现的,因此斯氏指出:“适当地运用语言等智力工具是可以的,但滥用这些就孩子气了。”(注:Alex Batman,"Gary Snyder".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ed.Dolnald J.Greiner (Gale Research Company,1980)275.)斯氏致力于不加任何知性解说地呈现元形经验,以唤起读者的二度直觉参与经验的完形。但英语文法包含着大量的逻辑元素,如数、人称、时态的变化,介词和连词表示的逻辑结构和各种主从修饰关系等。在这种语言模式中,被表现客体常被赋于人为的秩序和理性化的分析,阻隔了读者直接进入经验得出自发的领悟。为了缓和自然经验和人为语言间的张力,使语言运筹迹近于经验的自然呈露和运化成形,斯氏对英文的表达模式进行了大胆解构。在这方面,他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启发和影响。斯氏自1953年至1956年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学习中文和中国古典诗歌。1958年他将翻译的24首寒山诗发表在《常青》杂志上,在美国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他研读了大量唐宋诗作,从中受到启发,并最终将中国古典诗歌的某些文体表现形式消化变形,溶入英语开放体自由诗之中,形成了与其认识论相辅相成的文体风格。他曾供认不讳地说道:“我的诗部分地受到中国五言和七言诗的影响,这些中国诗猛烈地撞击我的心灵”。(注:赵毅衡.加里斯奈德翘首东望[J].读书.1982.10,129页。)现引斯氏《海浪》(Wave)一诗的原文作为例析:

Grooving clam shell,

streakt through marble,

sweeping down ponderosa pine bark-scale

rip-cut tree grain

sand-dunes,lava

flow

Wave wife.

Woman…wyfman…

"veiled; vibrating; vague"

sawtooth ranges pulsing;

veins on the back of the hand.

Forkt out:birdsfoot-alluvium

Wash

great dunes rolling

Each inch rippling,every grain a wave.

Leaning against sand cornices til they blow away

…wind,shake

stiff thorns of cholla,ocotillo

Ah,trembling spreading radiating wyf

racing zebra

catch me and fling me wide

To the dancing grain of things

of my mind!

对于斯氏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的文体特征以背离传统英文表达方式所做的尝试,《海浪》一诗是有代表性的。这种借鉴和背离的双向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汉语中动词没有时态变化。因此,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语言形象得以超越人为逻辑时空的囿限,使瞬间的感知成为恒常的经验。在《海浪》一诗中,对时间的超越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1)主语省略伴随着以分词这种非限定性形式取代限定性动词(1-3、9、16行);2)使用没有明显时间标志的独立主格结构(多为名词+现在分词构成)(10、14、15行)。这种表达方式消除了动词时态变化必然产生的时间标志,摆脱了逻辑时空秩序对经验的机构分割。而大量使用的现在分词将事物表现为一系列生生不息、共时存在的过程,将读者带到浑然不分时空、万物并发的元形经验边缘,消除了机械时间律对经验的限制造成的阻隔。

2.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相邻意象间极少使用表示逻辑关系的成分,在语言链条上留下大量空白。它不是以外在语法逻辑结构进行推导,而是依重意象内涵的内在呼应暗示其中的关联和意蕴。如李白“浮去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二句中,四个意象间没有任何表示逻辑关系的成分。但它们一旦被纳入统一的语境,便在情感色彩上产生应和:浮云飘忽,游子意怅,落日西沉,故人情伤,离情别绪已尽在其中。逻辑关系的缺失反而强化了对直觉和再造想像的点兴作用。《海浪》一诗除最后4行为一完整的句子外,前18行是一系列独立自足的意象片断。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表示主从、因果、时空等逻辑界定关系的连接成分,而是以意合连接(parataxis)的方式排比列出,形式上接近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迭加”。由于在意象间抽去连接因素,读者在线性阅读序列中依次获得的意象间不能马上建立起联系,意象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悬留在读者的“接受屏幕”上,就象在同一张底片上进行多次曝光一样,历时获得的意象成为在空间上复叠的共时结构。这样,意象间的空白在打断逻辑运思的同时,一方面使各意象走向更自足的状态,以孤立强化意象本体的直观认识价值;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一种“召唤结构”,促使读者发现或放进一个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逻辑的缺失使意象间的潜在呼应得到突出。在读者直觉想像的整合作用下,意象从静止走向运动,从孤立走向综合,从而提高了意象群超乎逻辑的整体指涉能力。实际上,诗题中的“海浪”是该诗表现的主体,诗中表面上毫无联系的诸意象都与之呼应。1-4行的意象(“雕凿着蛤壳上的沟槽/描绘了大理石的纹理/冲刷着黄松的鳞皮/巨澜刻下树的年轮”)表现海浪在自然进程中的作用。它在个体事物上留下的痕迹又在肌理纹样上和海浪的形态应和,是海浪形象的延伸。而“沙丘、溶流(5-6行)、锯齿状的山脉博动/手背上的脉胳,”“三叶草冲积层上刻蚀的印痕(10-13行)和奔驰的斑马”(20行)等意象都和蜿蜒、层叠、奔涌的海浪异质同构,其间蕴含着一种互为隐喻的关系。这些意象在肌质上的应和,表现了自然万物和谐一体,共同构成了自然之道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使个体从有限的存在超越为无限,这正是斯氏在该诗中所要表达的宇宙意识。因此,该诗在逻辑层次上失去的结构统一性,在意象的肌质呼应中得到补偿。但是这种失而复得的统一性不是通过理性的推演,而是在审美直觉对经验的综合中产生的。

3.中国古典诗歌中很少使用人称代词,主语也常省略,个人感知的经验常以无我的方式表现,这样既使物象成为独立自足的的语言,也使经验摆脱个人视觉的限定而成为共有的情景,任读者移入直接感受。《海浪》一诗前18行完全消除了作为抒情主体的自我,物象不须经过“我”的视觉中介得到自发的兴现,从而上升到审美认知的主位,形成一个自足的开放体系,任读者体验和领悟。这种表达方式使斯氏得以破除“我执”,遵循禅宗默契地宣布了自我的虚无。在以“无我”的方式使读者进入诗境之后,该诗在最后引入自我:“震颤着延展着幅射着的海浪/奔驰的斑马/攫住我又将远远地抛起/进入我头脑中/事物舞蹈着的微粒中”(19-23行)。这里自我不是赋于自然秩序的施为者(agent),而是被卷入自然进程中的客体(object),一反西方传统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类本位说(anthropocentrism)。诗人在对自然的忘我观照中,被宇宙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所感染,由最初的被动承受(“攫住我又将我远远抛起”),进入同自然万物的同步运动之中,做为一颗“微粒”汇入万物沉浮其间的宇宙之流(“进入我头脑中/事物舞蹈着的微粒之中”)。另外,该诗前18行为一连串缺乏语法关系的语言片断,表现了一系列毫无逻辑关联的事物,使读者能够不受任何理性逻辑的干扰,充分调动自己的直觉和想像参与到经验之中得出自己的省悟,这样当最后五行以完整的句子结构出现时,读者便会带着亲身的体验和诗人一起不知不觉地汇入自然力的运动之中。这种由片断走向完整的句法形式也表现了大自然统合一切的神奇效力。

斯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他借鉴中国文化的初衷正在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斯氏曾在1970年印发的一份传单上写道:“文明生活对我们不利,要改变它,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社会和我们思想的根本基础”。(注:赵毅衡.加里斯奈德翘首东望[J].读书.1982.10,132页。)斯氏认为取得这各种改变的途径就是加强异于欧美正统文化的“亚文化(subculture),而中国文化正是他所倡导的“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认识使斯氏对中国文化保持着持久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使他在当代美国文化中注入了一种哲学和美学上的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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