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发展期：新时期的胡适研究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长期僵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复苏，长期混乱、停滞的胡适研究也开始苏生。1979年集中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胡适研究论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易竹贤的《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注：《新文学论丛》1979年第2期）、孙昌熙、史若平的《试论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注：《文史哲》1979年第3期）、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注：《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文振庭的《胡适〈尝试集〉重议》（注：《江汉论坛》1979年第5期）、朱文华的《试论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注：《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秦家祺的《重评胡适〈尝试集〉》（注：《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等。以上文章以不凡的气势构成了胡适研究重新起步的开端，使胡适研究经过了近30年的混乱（基本为政治批判）后，再次回到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来。以上文章主要集中在探讨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中的历史作用，是对胡适“五四”时期历史地位的恢复，是对被歪曲了的胡适在学术领域的平反，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是解放思想的第一批收获。这在整个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具有突出的意义。
易竹贤在文章中提出：胡适研究应放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胡适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变化为国民党政权的“过河卒子”，有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文章集中考察了胡适“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明确肯定了胡适首倡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与胡适文学思想的民主性倾向，以及胡适白话诗创作的拓荒意义。文章率先建立起一个较系统评价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研究新格局，在研究观念方法上明显突破了狭隘的“阶级论”的影响。
耿云志的文章把胡适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中考察，对胡适在提倡白话文、提倡人性解放与妇女解放、鼓吹社会自由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与肯定性评价，并且对集中体现胡适改良主义思想的实验主义作了较深入辨析；同时，对胡适20年代提倡整理国故、小说考证、倡导疑古思想等文化学术活动作了宏观性的重新评价。文章涉及到了胡适政治文化思想的本质性问题，提出了重评胡适的新课题。
孙昌熙、史若平的文章更鲜明地表现出拨乱反正时期胡适研究中正本清源的辩驳气势。文章指出：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胡适的历史作用基本上被否定了，这是不公正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文学革命的姊妹篇，胡适和陈独秀同为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这一评价，对50年代以来新文学史上“誉陈贬胡”的倾向是一个针对性的反驳，用“统一论”代替了“对立论”肯定了陈、胡的共同贡献。他们不同意以“形式主义”观点论定或贬低胡适“五四”文学观及其意义。文章指出：胡适并没有把文学革命的范围局限在语言形式上，也没有不去触动封建主义的内容，恰恰相反，他是以新思想、新题材取代旧内容的；他看到了文言文这一旧形式束缚新思想，这一认识在当时来说是创新的，当文言文束缚新精神的时候，提倡白话文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把提倡白话文斥之为形式主义，不仅否定了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实际上也贬低了新文学运动本身的成就。文章从形式主义的辨难入手，对胡适“五四”文学观念的本质作了有意义的探讨与重新评价，是对传统文学史观念的一个颠覆。
1979年是胡适研究史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整体上具有澄清历史功过是非的正本清源的特点，是对50年代上半期胡适思想批判的一个学术性兼政治性意义的平反。探讨的问题集中在胡适与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上。这一方面是把握了胡适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方面与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这一契机有关。重评胡适是与重新认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意义紧密联系的。用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研究胡适这位资产阶级人文学者，其意义也远远超出了研究的具体对象，在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是首开风气的。
进入80年代后，胡适研究有了深入发展，至80年代中后期形成胡适研究的高峰。80年代胡适研究的第一个突出成绩是大量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最早的资料是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辑，中华书局于1979年5月、1980年8月先后出版的《胡适往来书信选》（上、中、下）三册。正文收入了胡适从1915年至1948年的部分往来书信，其中包括一些电报、电稿等，共1346则，均为首次披露，史料价值极高。1948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季维龙编辑的《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这是最早的一部研究胡适的工具性文献。1985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辑的《胡适日记》上、下册，包括1910年阴历新正前后胡适自题的《藏晖室日记》，1921年至1922年的部分日记以及1937年、1944年的部分日记。这些日记对深入了解胡适不同时期的思想状况，研究胡适的人生道路的变化具有珍贵的价值。1985年6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石原皋所著的《闲话胡适》，基本上也是史料性的。由于作者系胡适亲戚，曾一度与胡适夫妇过从甚密，在往事回忆中道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故琐事，因而其著作对了解胡适思想性格、志趣爱好等有一定参考价值。
1989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耿志云编著的《胡适年谱》。全书约30万字，对胡适生平史实考证审慎详细，是国内出版的最具学术性的一部《胡适年谱》。1989年8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曹伯言、季维龙编撰的《胡适年谱》，以较充分地搜集与胡适有关的报刊资料见长。三联书店1989年2月出版的《在研究丛录》（颜振吾编），其中的史料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史料包括梁漱溟、江泽涵、罗尔纲等人的十余篇回忆文章，以及未发表过的胡适书信近50篇，还有曾一度住胡适家，帮胡适做整理抄写书稿等工作的章希吕的部分日记。上述史料的公开出版，给胡适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是胡适研究取得成就的基础工作。
80年代关于胡适文学活动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对胡适小说考证的研究与评价。这一方面的成果大都集中在1980年至1982年前后，是对50年代上半期《红楼梦》研究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反思。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薛瑞生的《给胡适在“红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注：《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陆树仑、李庆甲的《试评胡适的小说考证》（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期）、欧阳健的《重评胡适的〈水浒〉考证》（注：《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金性尧的《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1981年第3期）、陈美林的《略评胡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注：《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朱文华的《论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方法论》（注：《江淮论坛》1982年第6期）等。
薛瑞生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胡适开创的“新红学”比之“旧红学”无疑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胡适“从对《红楼梦》的作者、时代、版本等问题的考证入手，旁搜内罗，辨伪存真，用铁的事实冲垮了‘旧红学’的种种梦呓，又为进一步研究《红楼梦》收集了大量可靠的资料。这个贡献是卓著的”。文章突出肯定了在红学史上，胡适是第一个重视版本以及版本史研究的人；同时还对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证方法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最后指出，1954年毛泽东同志发动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着眼于《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研究，有积极意义，但是却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给后来“邦红学”以可乘之隙，重新把《红楼梦》研究推入了庸俗社会学和唯心主义深渊。这篇文章在新时期最先旗帜鲜明地肯定胡适红学研究中的开创性贡献，对50年代中期《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作出了学术性的甄别与平反。
朱文华的文章从“方法论”的视角来透视评价胡适在古典小说考证中理论方法上的得失。作者总结了胡适的考证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确定考证的正当范围，从作品本身以及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证据出发，切忌穿凿附会；抛弃一切成见，包括对所谓“天经地义”的迷信；强调对不同类型对象采取不同的考证方法。文章分析归纳出胡适“考证”方法论运用上的特点：结合其他学科专题的研究，演绎重于归纳的形式逻辑的运用，借助心理学分析方法，引入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文章最后肯定胡适吸收并改进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较详细地占有资料，不羞于修正自己的观点，态度上比较客观；认为“考证”中的问题有时过于武断，有时自相矛盾，有时也搞穿凿附会。这是一篇较为客观而深入系统地评价胡适古典小说研究的文章。
与对胡适小说考证研究的探讨相关的另一课题则是对胡适“整理国故”的重新评价。这一问题从20年代讨论后中断了约半个世纪。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魏绍磬的《“整理国故”的再评价》（注：《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朱文华的《评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和实践》（注：《江淮论坛》1989年第4期）。魏文首先考察了整理国故的由来，指出：整理国故不是胡适个人的发明创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革新派为了反对封建旧文化而首先提出来的一个革命的、战斗的口号。文章认为：胡适的整理国故论和封建守旧派的“保存国粹”论是根本不同的，但是胡适过分夸大了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并向广大青年大开“国学书目”，一方面使一些无知青年脱离现实斗争，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复古派的反动气焰；如果因胡适的某些错误言行而根本否定整理国故的口号和实践，那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做法。文章还对鲁迅有关整理国故的批评作了辨析，认为鲁迅是赞同整理国故的实践活动的，却不赞同整理国故的口号，而他批判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借整理国故之名行保存“国粹”之实的封建守旧派；他的《青年必读书》的确是针对胡适等人向青年大开“国学书目”的，其言论中带有他前期思想中的某些偏颇。魏文对整理国故派与国粹派的本质区别，以及关于鲁迅对整理国故派的态度的评析皆表现出独到见解。
朱文华的文章指出：胡适既把整理国故当作思想启蒙的一个具体方面，又强调把实验主义方法引入国学研究领域，其目的是希望“五四”新人物占领封建守旧派控制的“国故研究”阵地，是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抨击复古思潮：胡适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以期区分“香水”与“粪土”，用事实和结论来反击“国粹党”，这比“五四”初期笼统的否定一切旧文化的态度无疑又进了一步。文章还简略地考察评价了胡适在诱发古史讨论、中国中古哲学史研究、《白话文学史》写作、章回小说的考证、中国禅宗史研究、《水经注》版本考证等方面的整理国故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这是一篇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与评价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文章。
新时期胡适研究的又一开拓与纵深发展是胡适与同时代人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视角，更加清晰地凸现了胡适文化的思想个性，可以更加准确地认识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与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较研究鲁迅与胡适是最受关注的课题。易竹贤是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他的《评“五四”时期的鲁迅与胡适》（注：《鲁迅研究》1981年第3期），主要评述了鲁迅与胡适“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学观念与学术研究活动。文章指出：政治上二人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致力于向西方寻求“医国术”，开出了一些类似的处方，但是他们对帝国主义所抱态度不一样，这成了他们政治上后来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文学革命的倡导与实践中，他们都是先锋与表率，不同之处表现在对革命与文艺、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理解和处置上；在中国小说史的考证和研究方面，二人有许多交往，互相肯定、借鉴、讨论、争辩。作者认为从他们身上可以窥见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道路的某些特征。文章率先突破了“以鲁视胡”的左倾教条主义风气的影响。
任访秋的《鲁迅与胡适》（注：《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考察了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始末，指出：他们在“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中是目标一致的战友，是20年代治学上互相帮助的同道，由于思想信仰与政治立场的分歧，30年代以后，彼此成为对立面；并且具体分析了二人分道扬镳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
李泽厚的《胡适·陈独秀·鲁迅》（注：《福建论坛》1983年第3期）影响颇大。李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评价三人的历史地位。他认为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理论与创作并不成功，其意义却在首开风气，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他说：白话文运动远不只是文学形式问题，甚至也不只是文学精神的问题，它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需要白话文作为它的必要形式，没有“五四”学生运动，白话文不会取得胜利，而没有白话文运动，“五四”也不会有那样的规模、声势和影响；它们相辅相成拉开了现代史的新序幕。文章从思想史角度给白话文运动以高度评价。李泽厚认为胡适在思想史上的又一贡献是他的整理国故给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尽管胡适在旧学根底、思想深度、理论突破等方面都属中等，但他却又是“打头炮的”。他指出，胡适在政治上极其浅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陈独秀是一个意志刚烈的革命家，而鲁迅则是深沉锐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胡、鲁比较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文章还有吴定宇的《论胡适与鲁迅》（注：《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史若平的《鲁迅与胡适》（注：《齐鲁学刊》1981年第5期）、陈漱渝的《鲁迅与胡适：从同一战阵到不同营垒》（注：《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耿云志、闻黎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等。
比较研究中另一受到注意的是《尝试集》与《女神》。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阎焕东的《新诗的基石与丰碑：〈尝试集〉与〈女神〉比较研究》（注：《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作者针对长期以来新文学史上有意无意把《尝试集》与《女神》相对立的倾向指出：它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相互响应的，在新诗进程中是同一阵营，不应人为分割。作者对照性地考察了二者的独到贡献。认为《尝试集》的贡献一是诗体的力求解放，二是内容上渗透着民主的思想，三是创作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其缺陷是诗体解放不彻底，内容上民主主义的软弱，反封建主义的缺少锋芒。认为《女神》的贡献，一是真正的诗体解放，二是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三是其浪漫主义精神充分适应了时代风貌的表现。作者认为，从新诗发展的历史看，它们分别属于不同阶段的产物。指出：《尝试集》是新诗初创期的作品，适应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需要；《女神》是“五四”高潮时期的产物，从内容到形式为新诗注入了新因素，标志着新诗发展的新阶段。认为二者各有自己的位置和意义，不能相互代替，更不可以一部作品贬低另一部作品。文章突破了传统的“对立论”模式，从“统一论”、“互补论”的角度出发，对二者作出了符合史实的评价，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史观点。
在比较研究中，还有耿云志的系列文章：《胡适与陈独秀》、《胡适与梁启超》、《蔡元培与胡适》（注：前两篇收入作者的专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后一文载《绩溪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其中《胡适与陈独秀》具体考察了胡、陈二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密切合作关系，探讨了二人“五四”后逐渐分道扬镳的过程及其原因。文章指出：“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最关心文学形式变革，陈独秀首重内容改革，其实，一种事物的发展临近质变的时候，旧形式的打破就是革命性变化的直接表现；胡适着眼于从学理上阐释其文学革命的主张，而陈独秀主要着意于从时势的需要发表其文学革命的观点，前者以学者立言，后者以革命家立言，这就有了态度的平和与坚决的区别；他们充当的是文学革命中相辅相成的两翼，一个着重从文学史的研究中揭示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必然性，一个侧重从时势的发展上揭示文学变革的必要性。文章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从“五四”时期的社会背景中，对陈、胡二人在文学革命中关系的比较分析是较客观深入的。
黄艾仁的比较研究文章《毛泽东与胡适》、《孙中山与胡适》、《茅盾与胡适》（注：分别刊于《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绩溪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徽州师专学报》1988年第3-4期）等，以具体的史料性见长。
关于胡适比较研究所具有的特点：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与胡适同时代的人，包括与鲁迅、陈独秀、郭沫若、梁启超、梁漱溟、毛泽东、孙中山、蔡元培、顾颉刚、傅斯年、陶行知等人的比较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是人物之间的关系、政治思想、文化观念、文学创作、学术活动等；研究方法上逐步摆脱了一元化的阶级论或对立论范式，从矛盾互补的多元化角度立论；研究价值的追求上，旨在探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精神文化性格与人生道路追求的启示，回顾总结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
对胡适文化观的集中探讨，是新时期胡适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也是胡适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突出标志。这一热点的出现，与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密切相关。这个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欧阳哲生、胡明、沈卫威等一批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欧阳哲生从1987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胡适研究论文，主要有《“五四”时期胡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平议》（注：《求索》1987年第6期）、《重评胡适》（注：分别刊于《湖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青年胡适西学吸引论述》（注：分别刊于《湖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胡适留美期间政治思想新探》（注：分别刊于《湖南师大学报》1988年《史学增刊》）、《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4期）等。他认为“五四”时期的胡适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个性：政治行为的稳健性，政治品格的伦理性与政治取向的自由性。胡适政治文化思想的形成，一是受赫胥黎的进化论、杜威实验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二是早年所深受的墨子的“非论”与老子的“不争”的传统文化观的影响，还有欧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胡适“五四”时期改良主义思想带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具有反封建主义的性质。《重评胡适》认为不应该仅仅从政治角度评价胡适，应更多地从文学、学术角度评价胡适。《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传统文化作为胡适文化思想系统不可分割的重要来源，对他一生的治学路径和文化取向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该文认为，一方面，胡适因其立定了深厚的朴学功底和旧学基础，而能吸收传统、承继传统、发扬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对其内容的精华的清醒认识，又能扬弃传统、批判传统、超越传统。并认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胡适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根本态度；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始终是同建设新文化结合起来的，把文化批判看做是振刷民族精神，“再造文明”的必要手段，这种批判本身就贯注着理性精神和建设意义。
欧阳哲生的文章还把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清代乾嘉汉学的古籍整理，近代“国粹派”的国学研究作了对比区别：在研究范围上，乾嘉汉学和“国粹派”只把传统经史典籍视为国故，而胡适则把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当作国故；在研究目的上，乾嘉汉学试图通过古籍考订整理，恢复经典的原貌和至尊地位，国粹派力图从故纸堆搜寻“国粹”以宣扬汉民族的“文化统绪”，而胡适则是通过整理国故卸掉历史包袱，走向未来，再造文明；在研究态度上，乾嘉汉学只有断识史料的眼光，缺乏批判性学术精神，国粹派则为契合“种族革命”政治主张，一切以“光汉排满”为向背，大大折损了科学精神，胡适取“评判的态度”重估一切，体现了现代科学精神；在研究方法上，乾嘉汉学太注重了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只有校注，而无著作，“国粹派”没跳出此陈旧方法，而胡适对近代科学精神，特别是对实验科学方法论的了解，除了继承传统的训诂、校释方法外，还提出了采用近代历史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文章从比较中，拓宽了认识视野，令人信服地总结出胡适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独创与贡献。欧阳哲生的胡适研究，富于历史纵深感，善于在广阔的中西文化历史背景中探究胡适的政治思想、历史文化意识。他的文化分析属于一种动态的历史考察与宏观系统分析，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文化价值取向与现代学术精神，在当代胡适研究中自成一格。
胡明是较专注于胡适文化思想研究的又一名青年学者。他的文章注重事实，善于驳难，议论透辟，富有时代感。他的文章主要有《关于中西文化观的评价》（注：《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注：《江淮论坛》1989年第5期）、《论胡适的科学人生观》（注：《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耿云志、闻黎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等。其中《关于胡适中西文化观的评价》最具分量。长期以来，学术界许多人将胡适定为“全盘西化”的代表，文章对“全盘西化”问题进行了“复查”后指出：30年代中西文化问题大论争的双方都有意无意将胡适归于“折衷派”，而胡适也的确赞同过“全盘西化”，其原因是因为胡适深知对于西洋文化，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全盘采取，事实上也决不能全盘采取。他是等着旧文化的惰力来历史地自然折衷，“取法乎上”为的是“仅得其中”。胡适的“旧学”实在比他的“新知”厚重得多。胡适作为一个一只脚踩在旧时代、另一只脚迈入新时代的文化巨人，他的文化思想必然带有两个时代既碰撞冲突又调和折衷的特征，而他的接受、宣扬新文化根本上是为整治改造、组合翻新旧文化服务的。胡适一生的学术著述与文化实践活动，主要是整理国故与研究中国问题两类内容。他对西洋学理的运用完全融化在他的整理国故与“研究问题”的文章著作之中。他对西洋文明的引进十分注意与中国文化、国情的结合。胡适提出“充分世界化”的目的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胡适始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牌知识分子。胡适对中国旧道德、旧文明的批判也异常激烈，然而他体现的是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先见远识的人物共同的态度。文章透过众多复杂的文化现象，从总体上较深入地把握了胡适中西文化观的本质。
胡明于1996年又推出了近80万言的《胡适传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部传论如有关学者所言：以丰富和充分的材料，使胡适呈现出本来面貌；对胡适言行的剖析、评估，宽容而稳重；代表了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向全面、丰富、完整方面的努力和历史深度的追求，是胡适研究最有影响的新近成果之一。
沈卫威是胡适研究中极为勤勉而又卓有成就的一位青年学者。从1988年至今他一连推出了《胡适传》、《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胡适》（以上著作均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无地自由：胡适传》、《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以上著作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沈卫威的胡适研究整体上是把胡适放在20世纪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蜕变中来剖析的。他把胡适作为20世纪中国文人中自由主义的一种精神人格化象征，从胡适命运中透视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理想在现代中国的价值沉浮与沧桑命运。沈卫威在对胡适心灵史的透视中，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矛盾复杂性与人格的真实丰富性。沈卫威认为：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历史转型中，胡适派自由主义文人正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们的温和性和中介性，有时表现为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步（或疏离），有时表现为同文化保守主义的妥协（或对立），作为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们最终为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所不容；这一群知识分子在自由之梦的寻找中充分体验了“无地自由”的悲怆与痛苦。著者以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体验与智慧之光，去烛照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生行踪与心智历程，其中包含了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人格理想与价值选择的自觉追寻。
新时期胡适文化观研究值得注意的文章还有：曾乐山的《论胡适的文化观》（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陈杰的《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化观》（注：《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陈予伶的《胡适文化观及其全盘西化论研究》（注：《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丁桢彦的《略评胡适的中西方文化观》（注：《重庆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房德邻的《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化》（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秦志希的《胡适的文化意义》（注：《江汉论坛》1989年第7期）等。
胡适文化研究中，还出现了对胡适禅宗文化史观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楼宇烈的《胡适禅宗史研究评议》（注：《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与潘桂明的《评胡适的禅宗史研究》（注：《安徽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楼文考察了胡适禅宗史研究的历程，并较详细地评述了胡适在发掘和整理禅宗新史料、甄别初期禅宗史上一些重要史实等方面所作的贡献。潘文着重分析了胡适禅宗史研究中，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所得结论等方面的错误。
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具有如下特征：在研究范围上，大都集中在胡适“五四”时期的文化观、20年代上半期整理国故运动、胡适的学术研究、30年代的中西文化问题论争等方面。主要问题是探讨胡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态度。热点话题，一是“全盘西化”论的辨析评价，二是整理国故的文化观点与实践成果的价值评估，皆带有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研究的出发点，志力于探讨当代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倾向。其不足表现为具体问题的讨论中过多为历史是非所纠缠，宏观的研究较薄弱，对胡适“五四”时期文化观讨论过于密集而导致许多重复，而对胡适后半生的研究却留有大量空白。
新时期，胡适文艺美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研究的系统化与宏观性倾向的初步形成，是胡适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开始突破了以往对胡适文学革命具体活动的考察，也逐渐走出了“平反”性的正名研究。研究者们自觉将胡适文学思想与文学活动纳入到近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演变中来考察，并出现了一批系统探讨胡适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的文章。这一领域中取得较突出成果的是青年学者宋剑华。宋剑华从80年代中期开始胡适研究，发表有关胡适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系列研究文章十多篇，主要包括《论胡适对新文学的贡献》（注：《徐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论胡适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注：《海南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论胡适的诗歌创作道路》（注：《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论胡适的文艺美学思想》（注：《江淮论坛》1987年第6期）、《论胡适对中国现代话剧的贡献》（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论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注：《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论胡适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注：《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耿云志、闻黎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等。宋剑华的胡适研究具有的特征：一是自成体系，涉及到了胡适文艺美学思想、诗歌创作道路、现代话剧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等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二是注重了对胡适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的系统考察；三是坚持从近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中把握研究对象，突出了对文学本体形式的研究。
《论胡适的文艺美学思想》一文指出：胡适在“五四”时期，确立了新文学初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的文艺美学思想的构成，以现实主义为核心，把“写实”等于“真”的公式，做为新文学的审美标准，从而促使中国文学“从重主观真实走向重客观真实”，直接与社会人生发生关系。这一公式的确立，标志着新文学审美意识走上反传统的道路。胡适把“真”作为实现“美”的首要条件，他的真实论的具体内涵包括：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本质，以人民大众为表现对象和接受主体，创作上的客观态度。胡适的“客观真实论”成了新文学现实主义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的起点。《胡适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认为：胡适最先尝试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他最早提出现实主义文艺主张，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注重新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二是强调新文学要走“为人生”、“为大众”服务的方向，三是要求新文学作家严格遵循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胡适是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宋剑华的关于胡适文学创作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对胡适现实主义文艺美学观的理论定位来展开的。比如他在对胡适的戏剧研究中认为，“易卜生主义”直接影响了胡适现实主义戏剧观与戏剧创作。《终身大事》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影响，一是写实主义创作思想的确立，标志着看戏是消闲的时代已经结束；二是悲剧美学观念的倡导。写实主义的本质是“真”，而悲剧又是“真”的最高表现形式。宋剑华一方面从胡适创作中获得对胡适现实主义文艺美学观的认识，一方面又从现实主义原则出发评价胡适对中国文学的开创性贡献，显示出研究主体在形成了自觉的理论意识后的较深刻理性力量，这正是胡适研究走向深入所不可缺少的。
这个时期关于胡适文学理论的研究受到普遍重视。像陈永志的《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述略》（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周质平的《胡适文学理论探源》（注：《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张永仁的《胡适新诗理论简论》（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高逾的《胡适〈谈新诗〉论析》（注：《福建论坛》1989年第4期）等都有独到见解。其中陈永志的文章把胡适“五四”时期文学改良理论概括为：中国文学演变论、文学工具革命论、文学革命目标论、现实主义方法论、各类文学体裁论、缓进的试验论等，形成了对胡适“五四”文学革命理论的一个系统总结。
在胡适文学研究的领域作出突出成绩的中老年学者的代表是易竹贤。收在他的胡适研究专著《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注：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中的有关胡适文学研究的文章占了一半。易竹贤以严谨朴实的作风，不断开拓胡适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他的《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便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初的1979年，最先拉开“重评胡适”序幕的文章之一。《评“五四”时期的鲁迅与胡适》是最早涉足胡、鲁比较课题的文章。他的《胡适散文的特色》又是率先开拓胡适研究新天地的前导。严格从史实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突破传统文学史的定论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他的胡适研究具有文学史家的科学历史态度与现代审美眼光。比如他的《胡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一文，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中考察胡适的文学史地位与开创性贡献。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胡适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即活的文学、人的文学、真的文学。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其意义绝不止于文学领域，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革新与普及，对于民族思维方式的转换，民族意识的觉醒皆具有深远的意义。人的文学观，是与思想领域反封建的启蒙运动紧密联系的。真的文学，是对封建文学观的本质变革，带来了创作方法与态度的革新。这三个方面概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新观念、新思潮，开创了一个文学现代化的新时代。文章体现了对胡适“五四”文学观的本质把握，既具历史眼光，又富有现代学术意识。
新时期，胡适研究取得的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多部胡适传的出版，这是胡适研究走向成熟的突出标志。易竹贤的《胡适传》（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32万余言，是海内外第一部完整而详尽的胡适传记。它选择胡适一生中重要的人生履历作为考察点，全面地评价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运动、白话诗文的倡导与创作、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与古史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的活动及其开拓性贡献，特别突出了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易传率先突破了政治化一元论模式，以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评价胡适，较真实地揭示了胡适复杂的人格，为我们第一次描绘了一个具有丰富思想文化性格内涵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胡适的形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作者在“前记”中自述其目的，就是“试图比较客观真实地勾画胡适‘这一个’复杂人物的像，和盘托出他一生的成功与失败，悲剧和喜剧，灵和肉，功与过”。易传还注意了对胡适与同时代人物关系的考察，从而揭示出“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人生历程与精神历程的演变轨迹。全书以描述为主，自觉追求历史人物传记的真实性、文学性、公正性。易传严谨求实，记史“据事直书”，评论“出以公心”，行文中理由事生，事理、史论浑然一体。全书精心组织，合理布局，重点突出（繁琐而不可或缺的史料或史实考证移至注释中），生动好读，自成一格，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
白吉庵的《胡适传》有两种：一是1987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传》，全书约8万字，侧重于描述胡适一生的教育活动；二是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传》，全书规模宏大，成书共38万余言，是经过了大量的阅读与采访后的精心之作。作者直接阅读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2000多卷胡适档案，亲自采访了胡适的许多亲朋故旧与学生，史料丰富。传记基本上是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上形成的，对胡适一生的教育活动、教育思想及其成就的评价尤为充分（全书十二章中有六章涉及，与全书最初将胡适作为现代教育家的构思有关）；其次，对政治家与哲学家的胡适的描述也较为突出；同时也格外留心对胡适文化学术环境与日常生活环境的描述，使胡适形象有时代感与真切感。白传对胡适人生道路的演变与功过是非的评价较客观公允，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史识与品格。当然，白传也明显存在着材料的取舍不够精当的缺陷。
1988年12月重庆出版社推出了朱文华的《胡适评传》，全书27万余言。如果说易传以对胡适文学活动、文化活动的评价为特色，白传以史料的丰富与史实的辨识见长的话，那么，朱传则以对胡适政治文化思想与学术活动及其思想的考察评判为优长。朱传主观倾向鲜明，注重史传与史论的结合，不仅每一章结束都有评论性小结，而且在传主活动的描述中，也直接分析其功过是非、成败得失，充分表现出一代中青年学者的锐气与胆识。特别是对胡适政治思想观念的演变、学术研究的“两重性”及学术观点的变化、禅宗史研究等方面的评价，皆有较为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朱传是把学术性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的。朱文华的另一部著作：《胡适：开风气的尝试者》（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全书约12万字），从文学革命理论、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批评活动三个方面对胡适文学活动作了专题探讨与评价。该著将胡适文学活动分为四个时期，对胡适的白话散文与传记作品，新文学作家作品论及新文学运动史研究皆纳入研究范围，表现出学术的创见性。
几种胡适传记给我们提供了完整了解胡适的机会，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历史态度，还了胡适的本来面目，改变了几代人心目中被歪曲了的胡适形象。传记都注重从胡适的人生道路与文化学术道路的成败得失中探讨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体现了史传的当代性追求。不同传记表现出鲜明特征与学术个性，标志了胡适研究风格的基本形成。
五、胡适研究的近况与展望
近几年，胡适研究一度又形成热点。1993年第3期《文学评论》推出郑敏先生的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1994年第2期《文学评论》又在“读者·作者·编者”栏发表了范钦林与郑敏商榷的文章及郑敏的答复。随后，《文学评论》在1994年第4期、第6期先后发表了张颐武的《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许明的《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沉风、志忠的《跨世纪之交：文学的困惑与选择》。
《文学评论》发起的这场学术讨论，既是对胡适、陈独秀倡导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一次再评价，又是一次对传统文化态度的历史反省与现实思考。《文学评论》在“编者絮语”中指出：范、郑争论的焦点是怎样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问题。“五四”文学革命的重大意义是不容争议的，但是，在“五四”先驱者那里，由于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好就是绝对地好，坏就是绝对地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正确倡导反封建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笼统地反对一切传统的倾向，包括作为这一组成部分之一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郑敏的文章从语言变革入手，肯定了“五四”时期白话文倡导者们的“勇气和热情”，但由于当时采取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在倡导变革时忽视了继承传统古典诗歌的高度成就，因此，影响了新诗的健康发展，这是语言的“一次断裂”。文章论述的虽然主要是新诗的发展与其民族母语之间的血缘关系不能也不应被割断，但其实际意义远远超出了新诗的范围，而是怎样科学地处理传统与当代这一个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其所批评的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是影响着我国本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注：《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编者絮语”一方面表达了发起这场学术讨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概括了郑敏文章的核心观点及其意义。
对郑文的观点有必要做些具体介绍。郑认为：胡、陈在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否定继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的吸收，为此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胡、陈不仅表现为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而且态度极为专横，对反对派与自己阵营中文友们的不同意见，完全听不进去，以不容“有讨论的余地”对待所有不同意见。胡、陈的出发点不在文学自身，是将白话文运动与政治改革捆在一个战车上。读破万卷书的胡适，学贯中西，却对自己的几千年的祖传文化精华如此弃之如粪土，这种心态的扭曲真值得深思。胡、陈对语言本质认识的肤浅主要表现：一是对“一个民族与他的母语间无选择关系”缺乏认识；二是只重视“言语”，而对“语言”不曾仔细考虑的口语中心论；三是不理解语言的“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因此，胡、陈从零度开始用汉字白话文写诗的论调，为白话文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同时，胡、陈还表现出对待白话文与古典诗的双重价值观。他们需要表达自己的情感时就用旧体，而当覆行文学斗士的责任时就写白话诗，这又是他们“分裂的人格”的表现。
郑文所提出的问题异常尖锐，涉及到了有关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及其理论与创作实践活动的全面的批判性反思与再评价，不仅提出了与新时期以来胡适研究中的一般学术观点的不同看法，而且把对胡、陈的再评价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又一次放到了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再度选择的理论高度上审视，其学术意义是非同凡响的。
范钦林的文章对郑敏文章提出了质疑。他不同意郑敏将文言文等同于我们民族的母语。从语言发生学看，“白话”不应排斥在民族母语之外，因而，胡、陈倡导白话文运动并没有违背语言学本质。范文分析了郑文对胡、陈白话文理论的误解，指出：不能只看片言只语来判断一个人的思想观念，要从其思想体系着手加以准确把握。胡适要造成的现代白话文是以古代优秀的白话书面语为其蓝本，再加上现代白话口语与文言文中有益的成份。认为胡适对几千年祖传文化精华弃之如粪土则更是有失公允的，比如他对“整理国故”的积极态度与实践成果就是有力证明。郑敏把一场白话文对文言的替代运动说成是出自少数人的主观意志，而忽视了从本质上讲这是时代的需要与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胡、陈的成功在于他们顺应了这股内在与外在的潮流。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不论运用何视角，都不能忽视历史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这场运动给古老而疲惫的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范文不仅从理论上对郑文提出了反驳意见，而且提出了如何从本质上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标准。
许明的文章《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维度》对郑敏文章基本持批评态度。许明认为：这场论争是必要的，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对白话文运动的评价，而且关涉到今天的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根本态度。郑文以白话文运动为例表现的是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性否定（而范文的潜在态度是要维护之）。郑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关涉到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敏感性话题。到80年末，激进的西化倾向是气息奄奄，90年代出现的“传统热”、“国学热”从另一端提出了对“激进主义”的怀疑否定，并由此追溯到“五四”。
许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思想杠杆，它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否定的。陈、胡等人的传记材料表明，他们对白话文运动所持的激进态度并不像郑敏先生理解的那样，是出于思想的偏激和知识上的缺陷。如果将他们的激烈言语单独提出来并构成历史批判的对象，这个对象只能是“虚设”，全套批判就会“失效”。认为陈、胡“五四”时期持“二元对立”的思维立场，也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特别是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以及他对整理国故的倡导也不致令他走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地步。许文还分析了“五四”语言变革在理论和口号上激烈形式的历史原因：一是当时传统变革的历史契机是在外力强迫下开始的；二是“五四”的社会转型面临着一个社会性的唤起民众的启蒙任务，而“文言文”成为拦路虎；三是清二百多年对义理之学的扼灭，使得传统无法提供变革的思想武器，只能从西方借鉴。激进主义的态度是历史的合理选择。文章还指出：“五四”时期的白话诗人恰恰是在传统中浸润了多年的文人学士，母语的承传性是无法摆脱的；新诗在现代的命运，主要不在于语言理论的影响，而在于社会意识形态变动的影响。许文从中国文化的现代选择与发展的本质意义上，对“激进主义”的文化态度作了深入的辨析。
张颐武的文章指出：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评价，对于文言与白话的关系问题的论争，自“五四”以来就从没停止过。白话文运动与文言文（更广泛一点说是新旧文化或中西文化的关系）二元对立的反思与重估，为何一直没有找到新的起点与突破呢？在以往的框架中探讨这一问题，是难于找到新的起点的，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探索，摆脱目前讨论中纠结于语言选择的是与非的简单评价。
沉风、志忠的文章主要是对郑敏文章的反驳。文章是在20世纪文化演进的大背景中展开讨论的。文章开头提出：郑敏这位以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在40年代与80年代两度创造辉煌的老诗人，臻于晚境，却又陷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羁网之中，下意识地对着它作出忏悔。一种挫败感与失落感极易转化为急躁而偏颇的心态。十年之前，阿城、郑义在思考中国文学为什么不能跻身于世界文学前列时，曾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切断了传统文化，提出了文化断裂说。现在郑敏先生批评陈、胡矫枉过正，拒绝丰厚文化遗产，对汉语母语本质绝对否定，是对母语的“弑母行为”；认为“陈独秀要推倒古典文学，无异于埋葬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存在”，这是把对陈、胡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清算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文章说，当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要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清算和批判作为既定的前提和代价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质疑。
经过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的文化反省，进入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或新古典主义思潮声势日盛，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文化思潮。沉风、志忠的文章把这场讨论放在当前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文章指出：文化保守主义论者貌似非激进主义的面目，而实则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排斥态度并不温和。郑敏先生是以粗暴和武断的态度声讨“五四”，抨击陈、胡的，不仅态度粗暴，方法也是粗暴的。她的描述与评价常常是凭一己的印象和即兴的灵感，以并不可靠的片断记忆，去勾画即使是广泛搜集、严格梳理也未必能够准确全面地把握的历史风貌。文章最后指出：对于并未能够真正远离的传统，要抗拒它，相当艰难，要重蹈旧辙，却是轻车熟路。中国新诗的出路，并不是一个语言学的命题。文章对这场讨论的当代文化背景的揭示与对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评析是尖锐深刻而引人思考的。
这场围绕“五四”白话文运动展开的论争，无疑是胡适研究的又一热潮，它涉及到了胡适的文化观、文学观、语言学理论、思维方法论等众多问题，并且直接把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选择联系在一起，使胡适研究具有了更为现实的文化意义，也进一步表明胡适问题是有着丰富而深刻蕴含的“文化现象”，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一场学术争鸣似乎并没结束，近几年来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新古典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都是与对胡、陈的再评价具有共同现实文化意义的。回顾胡适研究的历史，联系当前文化讨论的现状，展望胡适研究的未来，我觉得胡适研究有如下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学术当代性意识与历史主义态度的关系。回顾建国后胡适研究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阶段的研究都有明显非学术化的功利性的支配。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干预，一方面是研究主体受时代风潮观念影响，表现出的追逐时潮的急功近利心理或情感化的非学术价值观念。90年代出现的“国学热”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产物，而是与商品经济大潮中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后失衡的心理状态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的当代性是以科学理性为前提的，以现代性学术眼光从研究对象中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新东西。科学理性原则又必须是以学术研究中历史主义的态度为基础的，只有这样，才会保证学术研究的当代性，又不丧失学术的独立品格。近十年来的“文化热”演变跑马式地经过了一个回环反复：1985年前后“五四”文化断裂说——1989年弘扬“五四”文化传统的热潮——近两年反文化激进主义者再次提出文化断裂说，这种匆忙反复的学术讨论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我们今天特别应该强调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是80年代胡适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后胡适研究不走回头路或少走弯路的根本态度。
第二，二元对立方法论模式与多元互补的开放性思维体系。20年代的学术研究与胡适批评，表现出的是一种多元开放，自由争鸣的学术风尚。胡适的改良主义文化观，陈独秀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文化观，李大钊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文化观，林琴南的复古主义，黄侃、刘师培的保守主义文化观等，在“五四”时期都是兼容互存的。正是多元化的相激相荡的学术文化氛围，孕育了彪炳千秋的“五四”科学民主精神。从50年代开始，阶级论方法贯串一切人文学术研究领域，这种主要讲矛盾的二元对立论观点渗透到几代人意识中。比如，有人在批胡、陈的“二元对立”论时自己也无形地陷入了二元对立论之中；用古典主义的优越论反对激进主义的西化论，在指责对方为“激进主义”者时自己也沦为了激进主义者。这不仅是价值观念的片面，而且也是方法论的矛盾反映。80年代胡适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史观念，恢复了胡适复杂而真实的形象，但是，胡适研究的新局面，还需要进一步从传统思维方法中走出，更多地从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的意义上多角度地探讨胡适一生的成败得失。
第三，理论的借鉴与理论建树的关系。胡适研究的纵深发展与新建树必须要有自觉的理论作基础，在研究中形成研究主体自己的思想，不能满足于对研究对象的阐释，应有研究主体思想的建树。大致说来，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研究是一种贴近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多为感性认识；50年代受庸俗社会学与极左的阶段斗争学说的支配，得出的研究结论大都是真实历史的歪曲；80年代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基本上恢复了胡适的真实面貌，然而，仅此是不够的。学术研究必须要有研究主体的理论系统，这是形成胡适研究风格与个性或体系特色的重要保证。应该说，胡适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精心开拓，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格局，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不论是胡适的政治、哲学、文化观研究，还是胡适的文学、历史、教育以及学术研究，皆没有自成体系的学术研究成果。一个宏观的胡适研究的完整体系的建立更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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