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德性教化思想探析
李巧伟，吴新颖
[摘 要] 《乐记》作为儒家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强调了音乐的德性教化功能，认为音乐具有伦理性，通过效仿天地之和合，定人伦，并突出音乐对人性情的调节功能，能起到节制情欲、陶情移性的作用。当下，我们要充分发挥音乐的社会认识和治理功能，强化音乐的德性教化功能，突出音乐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
[关键词] 乐；德性；教化；人性
一、音乐的伦理性与音乐伦理
《乐记》提出“声音之道与政通”，“乐者，通伦理者也”，继承与发展了孔孟以来儒家关于音乐教化的思想，通过音乐治理政事，建立人伦等级关系。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以“乐”塑造人的德性，让人民从内心知道礼义廉耻，由此实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1.音乐的伦理性
《乐记》开篇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1]（P565）这段话从本源上肯定了音乐作为情感表达的必要性，人不能没有音乐，人之所以为人，声音、行动、性情都表现在音乐中。《乐记》区分了声、音、乐三者间的关系，发声是人心使然，人心感物而动，必然会发声，“声”是人情感表达的原初状态，“声成文，谓之音”[1]（P566），“音”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局势的和谐与混乱，《乐记》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P566）。声成文，乃自然之声向伦理之音转换的关键。由此，成为人畜的区别，“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1]（P566）。动物、人皆发声，只有人能对声进行艺术加工成为有节律的音，以实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P566）。《乐记》将五音与政治伦理相配，写到：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材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1]（P566）
宫、商、角、徵、羽与君、臣、民、事、物相对应，化身为纲常伦理道德的一部分。五种声音发生了混乱，互相排斥，叫做慢，在这种慢的情况下，国家灭亡也就在眼前了。五音散漫会导致国家灭亡，《乐记》强调“乐”作为德性教化的有效手段，但并非所有的“乐”都能起到伦理教化作用，只有“德音”“治世之音”才具有此正面功能。“乐者，通伦理者也”，并非人人都能体悟“乐”，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的伦理功能，“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1]（P566），只懂得“音”而不懂“乐”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懂得用“乐”来考察时政，治理国家。
2.乐与天地合德
“乐”通过效仿天地合德，《乐记》写道：
人心受到外物的蛊惑，容易被外物同化，而灭天理尽人欲，做出恃强凌弱、以多欺少的事情，使得老幼病残弱得不到安乐，所以先王制定“礼乐”来节制人的欲望。以衰麻哭泣的礼仪制度，节制丧葬；制定钟鼓干戚等乐制，调和安乐；举办婚姻冠笄的仪式，区别男女；通过乡射、大射、乡饮酒及其他宴客享食的礼节制度，端正人际间的交往关系，使得处于不同地位、阶层的人能够相互关爱。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1]（P568）
“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源于《易经·系传》“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2]（P4）。《系传》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P129）“赜”就是奥秘，圣人想了解宇宙的奥秘，拟测其形态的种类（归纳为八个基本卦），以象征其物象的适宜，叫做“象”。“卦象”通过“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而获得。通过“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而实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2]（P60）。《乐记》思想与《易经》一脉相承，认为“乐”只有效仿天地，才能实现乐天知命，大爱无疆。因为天地和，万物生，乐通过“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1]（P570），实现“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乐”通过效仿天地，成为有德之音。《乐记》中魏文侯与子夏谈音乐，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1]（P572）子夏说，古代天地之间一切正常，四时调和，人民安乐，五谷丰登，灾祸不生也没有噩兆，这叫作大当。“乐”是圣人效仿天地大当而作，理想的政治制度通过乐的形式加以确立。“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1]（P572）圣人通过订定六律，调和五声，谱成曲调规定君臣的关系，制定制度，从而实行政治教化，这一有德之音才叫“乐”。
3.礼乐定人伦
天人合一的关系在《乐记》中得到充分体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1]（P567），意思是“乐”体现天地的和气，“礼”体现天地的秩序，“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1]（P567）。“礼乐”与天地、鬼神相通。大乐通过效仿天地和合万物，大礼则通过效仿天地节制万物。和合才使万物生长不失；节制，才有了祭祀天地的不同仪式。有节制才能使万物得以区别，和合才能化育万物，使得天下尊卑有序，又能互相敬爱。《乐记》中记录了先王如何以“礼乐”节丧纪、别男女、和民声：
《乐记》认为乐实施教化功能在于调节情感，返回人性之端，教化实施的机理在于节情控欲和陶情移性。
“乐”产生于人心，根植于“性'。人心感受于外物，“性”产生“情”，“乐”是“性”的一种外在表现方式，所以说“乐”是人们抒发内心感受的一种直观的方式，同时“乐”也是快乐的，《乐记》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1]（P575），乐从人心出发，是“情”最真实的反映，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音乐教化并提升人的内心修养，即通过“乐”节制“情”，重返“性”，音乐产生于人心，人心与“乐”相通。天地万物有一个原则，即同类相应。纯正之乐响起，人身上的纯正之气就会与之相应。音乐是一种让人感到愉悦的审美形式，能润物无声、春风化雨般调节人情，能引导人不断自省，摆脱私欲，从而澄明人性，让人从内心深处知荣辱，明善恶。是故《乐记》云：“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1]（P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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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所以能节制人的行为，因为礼能引导人的思想，让人们知道行不义之举有害，“礼以道其志”。同时礼也能防止行为过分，“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1]（P569）。乐是用来象征德行的，礼是用来防止行为过分的。所以先王有死丧大事，必有相应的礼表示哀痛；有祭祀等祈福大事，必有相应的礼以表达喜悦之情，但哀痛、喜悦的程度，都要以礼加以节制。“礼”与“乐”分别规范人的行为和内心，两者缺一不可。“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1]（P567）礼划分了社会等级秩序，乐同时能让各阶层相亲相爱，形成一团和气。乐超过了限度，就会使人放荡，礼超过了限度，就会使人不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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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之所以能够内外结合，是由于两者具有返本归根的特性。《乐记》认为乐的作用是在施与，而礼的作用是在报答。“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1]（P571）如武王凭借自身的武功产生王业，人们为歌颂武王的武德便以《武》作为乐名。“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1]（P575），乐的目的是为自己心中所生的情感而表示欢乐；而礼的目的是要追思始祖的功绩并加以祭祀。乐的作用是张扬功德，礼却是要反映得民心的情况，并表明其原因。天子作乐赏赐有德行的诸侯：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榖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1]（P56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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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讲求“礼”“乐”结合，要求音乐纯正，传达“和谐、有序、仁德、有礼”的思想。内外相辅相成，从而达到礼乐教化的作用。《乐记》将“乐”作为影响人心的重要手段，发声是人心使然，人心感物而动，必然有所表现。“声”反映着人的情感，人的不同情感会促使声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1]（P565）喜、怒、哀、乐、敬、爱六者不是人的天性，而是天性感物而动之情，感物之情，一定会以声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声音有奸声、正声之分。邪恶的声音打动人心，逆乱的风气就会相应而生。逆乱的风气表现出来，“淫乐”就兴起了。《乐记》提出用“和乐”来调和“情”，“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逆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1]（P570）。平正的声音打动了人心，和顺的风气就会相应而生。和顺的风气表现出来，“和乐”就兴起了。《乐记》提出以“和乐”矫正奸声，调节人的情感。因为，音能影响人的情感：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1]（P573）
君子听到钟声就会想起武臣，听到石磬的声音就会想起边疆的将士，听到琴瑟的声音就会想起志向坚定的忠义之臣，听到竽、笙、箫、管的声音就会想起聚集民众的臣僚，听到鼓鼙的声音就会想起领兵的臣僚。“礼”“乐”由此得以彰显将士功德和清明的政治秩序。
二、德性教化机理：节情控欲与陶情移性
实验表明，从分级旋流器溢流出来的物料粒度已经很细。旋流器溢流中，大于0.5 mm粒级只有1.76%，小于320目粒级的物料占65.82%。由于压滤机和沉降过滤式离心机的产品去向一致，可以考虑直接采用压滤机处理旋流器溢流，这样可减少一个工艺环节，而且工艺流程改变不大。考虑到2台西班牙压滤机及3台SB6400沉降过滤式离心机均属淘汰设备，另外503、505、506压滤机无吹风、压榨等功能，效率低，确定可供选择的方案如下：① 增加两台沉降过滤式离心机；② 改造503、505、506压滤机，增加吹风、压榨功能，提高设备处理能力；③ 扩建压滤厂房，增加6台压滤机及辅助设施。
1.节情控欲
观察诸侯的舞队，就可以知道其德行。如尧之乐叫《大章》，以彰显尧的德行；黄帝之乐叫《咸池》，颂扬黄帝以德普施天下；舜之乐叫《韶》，表明舜能继尧之德行；禹之乐叫《夏》，意思是禹能发扬光大尧舜之德。因此，音乐被广泛应用于祭祀、典礼的场合，成为一种礼制，“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1]（P568）《魏文侯篇》中，魏文侯与子夏的对话明确了在当时宗庙祭礼中，礼乐对始祖功德的追思，
对此，我们引入去除二次项的回归(1)’-(3)’进行进一步检验。结果显示：kaopen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开放对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结合这两组实证结果，虽然理论上金融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双向性，但以跨国数据验证两者的关系还是以正向为主。至此，作为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金融发展的中介效应已经通过实证研究结果得到证实。
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1]（P569）
人听到不同的音会产生思忧、康乐、刚毅、肃静、慈爱、淫乱不同的情感。“和乐”则能“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1]（P574）究其根本原因，在于：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1]（P570）
解 (1)由于肝癌患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过小，即只占万分之四．大部分人不是肝癌患者，因此，即使在非肝癌患者中只有百分之十检验呈阳性(+)，他们也占了所有检验呈阳性(+)人的绝大部分，这就造成了检验呈阳性(+)的人中，真正肝癌患者不足千分之四．
乐与德相通，德是人性的发端，而乐是德的外在表现，是人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效仿天地大德之乐，饱含美好的感情，情真意切，以情动人，能直接打动人心，改善被物所魅惑的人情，返回人性之端。《乐记》称：“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1]（P570），君子要时刻反省感物而动之情，自觉摒弃淫溺之情，以调和自己的心志，那么最好的方式便是推广乐教，乐教得以推广人心就能归向仁义之道。《乐记》通过“情”将音乐提高到伦理教化的最高位置，一方面可以通过音乐了解人们的内心情感，另一方面，又能通过音乐改善人的情感，提升人的良知。让人内心充满浩然正气，浩然正气必然通过音乐表现出来，这一良性循环，使得社会风气得以净化，文明之风便得以盛行。
2.陶情移性
乐教的施行使伦理得以彰明，使人气性平和，社会风俗也随之转变，普天之下都得到安宁。乐又是人内心情感的真实表露，能从内心端正人的情感。用乐来调节人的情感，能够使人心向善，感动人的心灵，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近。”[1]（P567）长期处在“乐”熏陶之下的人，心境平和，与人和同。“德性生活实践的至善目标就是神圣的目标，就是灵魂中美善统一的最高生命境界。”[3]
式中W(pi,K)和W(pi,P)分别表示协同成员pi的知识掌握程度和协同成员pi与其他协同成员间的关联关系强度。W(pi,K)和W(pi,P)可由下式得到：
乐教之所以调息人心，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乐记》认为“乐以治心者也”，音乐能使人心净化，通过情感的陶冶自觉树立正确的德行举止。《论语》中提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清儒刘宝楠《论语正义》亦云：“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诗、礼、乐是儒家修学和修身的三个阶段，“成于乐”是指通过音乐实现修身的目的。“治性”和“成性”强调音乐对人性本真的回归。乐调和人的情感，节制人的欲望，从内心深处培养其道德修养，升华其思想情操。可见，儒家视乐为道德修养的必要方式，并依赖于外在的礼教来实现。
乐教是潜移默化的“化育”，而不是强制性的“教育”。它以感性的方式，让人沉浸于美的形式中，从而提升精神境界。《乐情篇》云：“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1]（P571）这说明“乐”关乎人情，“礼”通过外加之“理”约束人，具有较强的强制性。《乐化篇》又云“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1]（P575）。人心是感于物而动，乐是用“情”来调和人心，以情动人，从而净化心灵。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1]（P567）
三、德性教化音乐伦理的构建启示
1.充分发挥音乐的社会认识及治理功能
《乐记》提倡以“乐”塑德性，确立纲常伦理秩序，将乐提至治国、教化的最高位置，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乐记》的音乐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现代启示。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转型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价值观、人生观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为宣泄心中的不满，哀声、怨声、泣声众声喧哗，导致靡靡之音大行其道。这些声音不但反映个人的情绪，而且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道德风尚。流行歌曲正迎合了这些负面情绪，具有商业性和通俗性特征，以消遣娱乐为目的。《乐记》认为，让人颓废、疯狂、放纵的歌曲都是“音”不是“乐”，如果一任这类“音”充斥于耳，卑鄙邪恶的念头会乘隙而入，扰乱人的本性；如果不对这些“音”进行正确引导，将会导致不良情绪、颓废思想的泛滥，影响政局的稳定。
因此，我们要发挥音乐的治理功能。人性本来好静，受到外物的诱惑而动，产生喜、怒、哀、乐各种情感，这些情感如果得不到好的引导，人心将被外物所缚，从而蒙蔽天性，放纵人欲，不良风气便会兴起。要改良社会风气，必须正确引导人的情感，正确引导人的情感，必须让人对外物产生正确的认知，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善恶观。法律法规的实施能有效阻止人们不做违法的事情，但不能让人们从内心深处改变一个人的认知。音乐不仅具有认识功能，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人民的内心情感和对社会的认知，还具有治理功能，能够以情动人，让人从“血气心知之性”向良知层面攀升，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当人们呈现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时，发声即为高亢、奋进之声，将这类声编曲为音，将音与伦理道德相配，成为社会核心价值的载体。那么，社会将呈现一片祥和之气，“和乐”便得以兴起，音乐由此成为考察政治得失的重要途径。
2.强化音乐的德性教化功能
音乐治理功能得以实施在于治人心，音乐与人的德性相通，是人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我们要充分发挥音乐的德性教化功能。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性面临各种考验，人的情感复杂多变，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关键在于，外物的诱惑容易让人丧失警惕，缺失良知，迷失本性。晓之以理，并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内心。动之以情，才能打动人心。
《乐记》“以乐修身”的思想就是以情感来塑造人的德性。声是“情”的自然流露，“乐”可以改善人的情感，因为“乐”由心生，通过“乐”人不断自省，节制欲望，慈爱仁义之心便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乐记》认为“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正是强调音乐对修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例如，当我们在欣赏《十送红军》《红梅赞》《黄河大合唱》等中国著名音乐唱段和舞蹈片段时，不仅为其激昂壮烈的形式所感动，更能激起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之情。这类音乐，即《乐记》所称的“乐”，这样的音乐流行起来，可以让人心情愉悦，形成正义之气，自觉抵制淫溺、邪恶之情，从而昂扬人的斗志，肃清社会风气。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推广有德之“乐”，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精神洗礼，以音乐激发出人们心中的浩然正气，时时警惕享乐、奢靡之风对人的腐蚀。
3.突出音乐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
音乐不仅能够使人心向善，而且能够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乐记》认为礼乐通过效仿天地之和，以确立理想的政治制度。当前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食品安全、房价、物价、腐败、教育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各种不正确的价值观不断侵蚀人们的思想。协调社会关系、建构社会主流价值成为重中之重。
我们要利用音乐缓解人的压力，疏导人的负面情绪。当人极度焦躁时，和缓悠扬的音乐可以放松心情；当人们遇到工作瓶颈时，励志积极的音乐会给人以鼓励。音乐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要以一种既“接地气”又能传播正能量的音乐联系人民群众。创造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调和人心感于外物而发的各种情绪，使得人际关系像万物各居其位那样融洽相处。让人民懂礼仪、知廉耻，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促使上下同心同德，营造祥和的政治氛围。用“乐”来调节人的情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人对自身所处的社会产生认同感，安于本分，不做超越本分的奢望，实现个人、社会、自然的和谐有序。
送走陶水旺，表姐下午没去上工。屋里收音机响着，她没听进去一个音。陶水旺的话她不是没想过，是不愿相信。她心里清楚，妮儿可是提前一个月的早产儿。很可能，就是那个畜生留下的。表姐越想越恐惧，越想越恨那个畜生。要不是他，表姐能过得这样猥琐？表姐本来想着，随着时间的流逝，谁也见不到谁，仇恨也会被油盐酱醋家长里短消磨殆尽的。现在又冒出个罪恶的旁观者陶水旺，表姐受到了提醒，一下午脸都火辣辣的痛。早产那会儿她并没往别处想，农村早产是常有的事，哪像现在的产妇这么金贵。再说了，她还存着侥幸，哪能那么巧，跟那畜生两次就怀上了？陶水旺的一席话，把表姐的侥幸浇灭了。
音乐有助于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理想的社会秩序即效仿天地之和，做到各司其职、按部就班，那么就能实现“其乐融融”。一旦这样的音乐蔚成风气，则能让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认同社会核心价值，并以社会的规章制度作为自己行为准则，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履行社会职责。当盛世之乐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旋律时，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的道德素养，正所谓“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1]（P569）。
[参考文献]
[1]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M].长沙：岳麓书社，1990.
[2]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3]余太盛.至善理念的确立与德性生活的实践目标[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1）.
[作者简介] 李巧伟，衡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吴新颖，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儒家教化论”（17FKS013）；2017年衡阳师范学院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下湖湘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7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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