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中的公平与效率——读《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社会公平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玲、魏众主编的《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以下简称《选择》)一书，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于2013年3月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历时八年的研究成果，部分阶段性成果曾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杂志，其敏锐的现实触角、开阔的理论视野、丰富的微观数据和扎实的计量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如此，《选择》一书仍远超笔者预期：现实、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背后，原来有着更大的想法：试图借助于大胆的理论创新和扎实的经验分析，构筑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揭示导致制度性歧视和收入不均等的深层原因，进而探讨经济转轨中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沟通公平与效率的制度性框架和可行政策选择。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理解，是一部值得研读和推介的学术著作。
一、大背景下的时代课题
现代市场经济，即以相对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普遍的分工和自愿平等的市场交易、消除人身依附和市场分割的竞争性市场为特征的经济体系，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构成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乃至当代主流经济理论的现实基础。现代市场经济和主流经济理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现代市场经济依赖于一定的人文基础和制度性保障。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城市的发展和市民意识的觉醒等为其奠定了人文基础(如个人权利、选择自由、契约精神、市民意识等)，启蒙运动则为其提供了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思想性基础和制度性框架，并促进了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在内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其二，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理论和制度性框架，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调整的过程，包括对自由市场在宏观稳定、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分配公平、基本权利和弱势群体保障等方面不足的认识，以及政府部门在宏观稳定、基本权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的矫正措施等；当然，有关矫正措施主要是对市场机制的补充而非替代，是为了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实现其公平与效率目标。
目前，基于一定人文基础和制度性框架并辅以政府矫正措施的现代市场经济，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已成为学术界、政策界的普遍共识。然而，除欧美及其衍生经济体之外，现代市场经济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虽经数百年的发展和扩展，发达经济体迄今仅涵盖了全球约六分之一的人口。究其原因，表面上似乎是投资不足、经济失衡、外债积累、恶性通胀等“宏观效率”问题，但其更根本或中长期更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公平”与“正义”的缺失，使得市场主体的相对独立平等地位难以确立，公平的竞争性市场缺乏政治法律等制度性保障，导致市场分割、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弱势群体缺乏保障等，造成“微观效率”的不足，经济发展难以步入良性轨道，进而造成“宏观效率”的缺失，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或政局不稳。在经济发展史上，包括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在内的诸多现象，表面上是效率问题，实质上大多源于公平与正义的缺失。长远视之，现代市场经济之“效率”，建基于“公平”与“正义”之上，而公平与正义则有赖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和公平竞争的制度性框架。令人遗憾的是，以发达经济体或成熟市场经济为现实背景的主流经济理论，基本是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至于“正义”等问题则主要是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并非经济学的研究重点。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包括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经济体，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轨的过程。一方面，转轨经济涵盖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甚至超过了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本身(约六分之一人口)，且对不少发展中国家有一定借鉴意义，值得理论界给予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经济转轨过程中会出现新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起点公平、计划经济遗留、系统的制度供给不足等。从经济转轨实践看，尽管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各转轨国家大致采取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转轨路径，但在公平与效率方面的表现却不尽相同。“效率”方面，二十年经济转轨期间，中国实现了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已成为OECD成员国，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但前苏联的15个前加盟共和国转轨以来，逾一半(8个)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足1％，逾四分之一甚至为负增长。同相对易于度量的“效率”相比，“公平”是经济转轨和中长期经济发展中更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一个涉及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各转轨经济体在公平方面的差异似乎远较“效率”为大，并成为转轨绩效大相径庭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转轨涉及的人口超过全球六分之一，且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如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庞大的农村人口、“条”(行业)分割之外还存在“块”(地区)分割等等。若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算起，中国经济转轨已历时二十多年，但不同形式的市场分割(如城乡分割、行业分割和地区分割等)仍广泛存在，各市场主体仍面临着不平等的市场地位，比如：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市场准入和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差别，不同就业者(如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部门的职工；正式工、合同工和非正规就业人员，城市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和“农民工”等)在工资薪酬、劳动保护、养老退休、医疗教育甚至住房等方面的差异等等。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市场地位和市场分割，不仅有违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而且有违公平正义，进而在中长期损害“效率”，它必然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对于这一重要的时代课题，学术界似乎并没有做出充分的理论准备，迄今尚未见到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令人欣慰的是，《选择》对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大胆的理论创新和丰富的经验研究成果，为我们审视和理解经济转轨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提供了逻辑一致、内容丰富的立体画面，为我们把握未来改革的重点难点提供了启发。
二、公平与效率：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尽管相对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统一的市场体系、公平的竞争机制，辅以保证人们基本权利的制度性框架和政策措施，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和现代经济学的现实背景，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亦表明，它们更多地是对理想状态的一种憧憬，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尤其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分割、不公平的市场地位和制度惯性等，不仅有违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而且有违现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原则；不仅是经济改革的核心，而且涉及政治法律等制度性框架的改革与完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必要结合现有学术成果并立足现实生活，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和探索。《选择》一书的理论部分(第一篇)，就是结合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和经济转轨现实，试图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通过深入剖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正义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探讨适应经济转轨和发展需求的公平理论，以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和增长过程的社会和解”(《选择》第22页，以下仅随文注明页码或篇章)；另一方面，构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援助弱势群体的制度性框架和社会公平政策，形成“社会共济和社会包容的制度性偏好”(第5页)，促进“社会稳定、社会融合和社会凝聚”(第211页)，进而真正实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包容性发展。
《选择》认为，市场具有提高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机制，但能否实现公平与正义，却取决于现实社会经济中的各种制度安排：“制度应该体现社会正义，而公平则是社会正义的核心。缺乏社会正义正是转型过程中的致命弱点”(第13页)。为此，《选择》(第一章)首先对“公平”及其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具体区分了四种情形：(1)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就可以认为是公平的”(第15页)，它同“帕累托最优”的效率目标并不冲突，但即使发生冲突也应该享有优先权。(2)机会均等。基于个人能力和努力的不均等符合正义原则；“家庭出身”等初始禀赋差异，虽然会“破坏机会均等的基础，但若无制度性歧视的存在，它并不会使其自身影响到的市场分配不均等程度永久化”(第16页)，而制度性歧视则是最不能让人们忍受的不公正。(3)分配公平。基于个人能力、努力和自由选择造成的收入差距，以及源于合法手段获得的财富而出现的收入或财富不平等，亦不违背社会正义；但对不公正的财富占有形成的分配差距，若不能依据“矫正的正义原则”进行调整，则是不公正的。(4)“基本福利权利”或“经济权利”，如初等教育、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标准等，其公平与正义性质或“边界”，通常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共识，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的过程。
在澄清了关于公平正义的基本概念之后，《选择》(第二章)试图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为市场自由的效率与社会均衡(即体现社会正义的状态)的沟通，“提供一种合理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第22页)和分析框架。作者承认，“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路，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同上)，且“公平与效率之间讨价还价的范围和实施这类组合的社会制度的设计，都反映着政治力量的平衡”(第23页)，并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试图通过借鉴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其提供一种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的收入水平，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努力和选择，还取决于出身(初始禀赋)和运气，故即使遵循机会均等和分配公平的原则，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仍然有着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这种随机性和偶然性，本身并不具有公正或不公正的属性，但强化或使之永久化的制度却是不公正的。借助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思想试验，诺齐克的“获得的正义原则”、“转移的正义原则”和“矫正的正义原则”等，作者认为，“评判现实中市场分配的公平性，最重要的是要对支配和影响个人禀赋分配的制度的公平性进行评判”(第26页)，只有能够有效地缓和出身与运气等因素带来的偶然性或随机性结果的制度，才是公正的制度。至于再分配，它是一种个人对不平等的社会反感的“社会偏好”；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构成了其基本的“制度性偏好”。中国的经济转轨，必须“创造一个确保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实现其基本权利的制度环境，以促进市场经济自由(效率)与社会均衡(公平)的兼容”(第43页)。
应该承认，对于经济转轨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上述探讨已经提供了“合理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但《选择》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第三章中，试图结合“包容性发展”概念、“数字化的社会偏好”(人类发展指数)、“制度化的社会偏好”(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中国经济转轨的实际情况，探讨兼容效率与公平目标、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化偏好和度量指标，并将上述四种情形的“公平”归结为“机会均等”和“条件平等”两种情形。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转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观念的转变，也有制度的重构，还有新旧观念和制度并存的空间”(第42页)，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正式制度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对公平正义强调不足”(同上)。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即使是公平公正的制度(机会均等)，亦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条件平等)，不妨以收入和营养为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的收入可能购买到不同数量(相对价格、市场地位等)、不同种类(可获得性不同、营养成分不同)的粮食蔬菜，而同样数量和种类的粮食蔬菜对于不同个体则可能实现不同的营养水平，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烹饪方法(社会文化、饮食习惯)、性别年龄和新陈代谢率(如女性的怀孕和哺乳状况)、工作种类和生活嗜好(如繁重的体力劳动、抽烟等)、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送礼或收礼、外出用餐或家庭制作)、家庭条件(赡养人口等)、医疗条件(如对寄生虫病、肠胃疾病、糖尿病等的治疗情况)和教育水平(如营养和健康方面的知识)等等。
为了实现“条件平等”，即克服人们由于初始禀赋和个体特征差异所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需要通过政府采取再分配和公共服务项目，既保障最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又缓解不利的初始条件对个人在机会获得方面的负面影响”(第5页)。然而，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不仅存在有违“机会均等”的制度性歧视，更存在违背“条件平等”甚至向强势群体倾斜的政策措施，如“现有的规章制度对农村人口进城居住、子女上学和享有社会保护(医疗、养老和救助)等各类活动或明或暗的排斥，不仅限制了他们对迁移方式的选择，而且阻碍了他们拥有尊严地融入城市社群生活”(第37页)。作者发现，农民、农民工在经济转轨中处于“弱势”，而其中的“穷人、妇女、老人、残疾人和少数族群等群体”更是弱中之弱，“如果一个人同时具有以上多种特征，那就更可能生活在社会边缘，或者说由于受到现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不能获得与其他社会群体平等的权利”(第44页)。除了对“机会均等”和“条件平等”的进一步阐述，作为连接“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第三章，还揭示了政府部门作为制度供给者在消除“制度性歧视”(以实现“机会均等”)方面的义务，以及在提供公共品(public goods)和增益品(merit goods)(以实现“条件平等”)并形成“社会共济和社会包容的制度性偏好”中的如下性质：公共品和增益品的提供，不是政府部门的权利，而是其应尽的义务；受援者应当处于主体地位，他们不仅享有受援的权利，而且享有参与的权利。
三、聚焦转轨中国：经验分析与政策含义
为了揭示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选择》一书以16章(第二篇至第五篇)的篇幅，以大量的微观数据和扎实的计量分析为基础，通过对收入分配和城乡居民就业问题的经验分析，考察了城乡分割、行业分割和地区分割等制度性歧视对“机会均等”的影响；通过对农村迁移工人和农牧区居民的研究，考察了经济转轨中如何维护弱势群体或脆弱群体的基本权利，以实现“条件平等”等问题。有关经验研究表明，中国目前仍然存在诸多制度性歧视，它们不仅有违公平正义原则，不利于社会稳定、社会融合和社会凝聚，而且会对“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1.经济转轨中的就业与收入分配：机会均等
市场主体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的相对平等地位和竞争性市场体系，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又是实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必要保障。然而，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和转轨过程中“制度供给”的缺位，目前中国仍然存在明显的城乡分割、行业分割和地区分割，不同就业群体面临着不同的市场地位和竞争条件。《选择》第二篇(第四至六章)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表明，伴随着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但收入差距亦持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反映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没有消除城乡分割现象(第四章)。与此同时，行业差距也呈现出快速扩大的趋势，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的人均工资比率，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不足1.1∶1，扩大到新世纪以来的逾1.3∶1(第六章)；中国目前存在的行业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同各市场主体难以享有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有关：“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的结合，使相关垄断行业以合理或不合理手段、市场与非市场手段乃至合法与不合法手段牟取部门利益的能力进一步加强”(第94页)。显然，城乡分割和行业分割，不仅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而且有损市场活力、损害“效率”目标。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选择》第三篇对城镇居民、流动人口和农村居民等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做了深入的经验研究。对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差异的研究(第八章)表明，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差异既有符合“公平”与“效率”的方面(如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又明显存在有违公平正义的方面，比如：(1)“所有制”对工资分配的影响逐渐增强，国有企业的工资收入高于集体企业，中央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不仅高于地方国有企业，而且两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改革后期逐渐拉大，反映了“中央国有企业的垄断性不断上升的事实”(第127页)；(2)“行业变量”对工资分配的影响在增强，“地区变量”成为近来扩大工资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反映了行业分割和地区分割对城镇职工工资水平的影响；(3)竞争性行业的工资不仅低于公共服务业(如机关事业单位、教育科研部门)和垄断性行业(如交通邮电、金融保险等)，而且其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也明显低于公共服务业和垄断性行业。作者认为，“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行业分割和地区分割依然严重。由此导致的工资分配的不平等，无疑是一种不公平的不均等”(第6页)，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限制垄断行业不合理的工资增长，不仅有助于缩小工资不平等，而且有助于提升效率。
对于农村居民就业和收入的经验研究表明，“外出务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具有显著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第十一章)，而且能够显著地降低农村居民陷入贫困的可能性(第十二章)。然而，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却表明，在城镇就业的流动人口面临着显著的制度性歧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调查数据进行的Oaxaca-Blinder分解和分位数分解均表明(第九章)，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且60％的差异应归结为制度性歧视；而利用国家统计局2006年城乡人口数据进行的分析(第十章)亦有同样的发现，即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完全由个人特征差异、行业间差异等因素来解释。“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降低甚至消除劳动者因户籍身份而被区别对待的程度，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将有重要意义”(第162页)。
2.基本权利、脆弱群体与社会保障：条件平等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是一个制度框架的重构过程，而且是一个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至少在短期之内)。“魔鬼总是袭击落在最后面的人”，经济转轨期间的快速制度变革和利益调整，往往使得弱势群体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同时，由于弱势群体在社会地位、市场地位等方面的“弱势”，他们往往也是脆弱群体，尤其是在急剧变革的时代。《选择》强调指出，“如何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公共支持援助弱势群体、促进后进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既是对转型国家公共政策的挑战，也是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挑战”(第211页)。
《选择》第四篇以农村迁移工人和农牧区居民为例，对弱势群体和脆弱群体进行了经验研究。《选择》认为，当前的农村迁移工人是就业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从事的工作往往环境差、工资低、强度大、劳动时间长、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第244页)。对当前中国就业市场上普遍存在的“超时劳动”问题的研究(第十五章)发现，农村迁移工人的超时劳动状况最为普遍，其中既有制度性歧视的原因(所谓“弱势”)，如同时遭受着城乡户籍隔离、公有体制内外隔离和地方行政辖区隔离等三重歧视，又有着自身无奈的“自愿选择”(所谓“脆弱”)：小时工资低、汇款回乡压力大、来自少地家庭的农村迁移工人，更倾向于接受超时劳动；他们“宁愿加班以谋求收入最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维持非劳力或弱劳力家庭成员的生存”(第255页)。作者强调指出，“农村迁移工人的劳动保护，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第261页)。对农村迁移工人的“性别职业隔离”问题的研究(第十四章)则发现，女性农村迁移工人处于“双重歧视”的困境之中：“女性迁移工人不仅遭受了来自城镇劳动市场的歧视，而且还要遭受迁移工人内部的性别歧视”(第240页)。除了农村迁移工人，《选择》还对农牧区居民进行了研究(第十三章)，发现他们面临着“生态贫困”、“健康贫困”和“教育贫困”等三重脆弱性。以教育贫困为例，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和个案访谈发现，相对富裕地区(如九寨沟的藏族村“树正寨”)的中高收入户，普遍将子女送到成都上寄宿学校，而落后地区(如松潘县)的多数居民则在为子女的基础教育打工，且其微薄的不稳定收入难以支撑子女完成初中学业(而初中学历是其进入非农就业市场的最低教育门槛)，“社会经济不平等和基础教育不平等交互作用，加剧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在人生起点上的不平等”(第215页)。
维护脆弱群体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和基本要求。而为了防止脆弱群体面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第三章)，政府部门应采取向脆弱群体倾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然而，《选择》(第五篇)在以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例，对社会公平政策进行考察时却发现，虽然社会保障制度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旨在维护基本权利、为脆弱群体提供安全保障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本身仍然存在诸多的不公正之处。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制度旨在“校正收入和财富的初始分配状态”(第267页)，通过减少单个家庭和个人面临的风险、为脆弱群体提供安全网，“改变人们的机遇，防止当前的不平等固化并导致未来的不公平”(同上)；然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反而存在扩大城乡差距的可能，其本身存在着公平性不足的问题”(第267—268页)。一方面，公共部门的就业者特别是公务员“保护过度”，“公务员和大量国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依然享有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中保留下来的特惠待遇”(第271页)，而“非公共部门”的就业者特别是农民和农村迁移劳动者则“保护不足”，显然有违社会保障的本义，有违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当前的社保体系，继承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分割、职业分割和地区分割，造成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碎片化”，不仅有失公平，而且影响“效率”(如妨碍劳动力流动等)。《选择》认为，“改进现有的社保制度，提高整个社保体系的公平性，已经成为增进社会均衡和社会稳定的紧迫目标”(第275页)。
四、结语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并大大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推动中国实现了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并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令13亿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综合实力有了质的提高。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市场分割、快速发展和急剧变革时代“制度供给”的不完备性、着重“效率”而相对忽略“公正”的政府行为等，使得公平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成果共享和增长过程的社会和解”，有必要对经济转轨中违背“机会均等”的制度性歧视、有违“条件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政策等，进行系统的改革和调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是一部富有时代气息的、厚重的学术著作。
同时，《选择》又是一部内容丰富翔实，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经济学著作。经济转轨中的公平与效率，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既需要理论创新的勇气与智慧(上得去)，又需要脚踏实地、立足现实的态度(下得来)，更需要扎实细致的经验分析(靠得住)。《选择》课题组在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积累，在公共政策、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长期研究而形成的敏锐现实感，在收入分配领域潜心研究20年所积累的微观数据和前沿方法等，使得《选择》一书“上得去”、“下得来”、“靠得住”，得到了大量颇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结论。可以说，不论是对有关理论、现实和政策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对醉心于数据和方法的朋友，《选择》都是一部颇有启发性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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