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阿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中阿关系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陆续开辟的通往中、西亚的古商道“丝绸之路”作为中阿交往的桥梁，曾把亚洲东、西两端的中国和阿拉伯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中阿关系在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由冷到热，再由徘徊不前到全面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中阿关系史上留下了最重要的记录。
一、万隆会议与中阿关系的突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适时地发展同周边与友好国家的关系，是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政府在经历了抗美援朝、援越抗法、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以及在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和处理其他一系列涉外问题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形成。
阿拉伯国家在近代有着同中国相同的遭遇，双方都曾饱尝屈辱的殖民统治之苦。因此，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50年代初期的阿拉伯国家，大都还处在英美的影响之下。一些国家虽经长期的抗争已获得独立，却依然在政治上维系着传统的君主制。另有极少数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则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同西方保持着各种联系。它们普遍缺乏对新中国的了解，再加上西方媒体的蛊惑性宣传，这便导致阿拉伯国家基本上都对新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政策，并同台湾当局保持关系。简言之，50年代初期阿拉伯国家和新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处于“冰冻”状态。
然而，一些阿拉伯国家中的共产党组织在新中国刚一诞生即开始同新中国交往。1949年10月，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共产党曾先后致函毛泽东主席，祝贺新中国的成立，并强调中国人民的斗争和胜利具有巨大的意义[1]。毛泽东主席在致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复电中表示，中国人民对于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热烈的同情和坚定的信心，相信阿尔及利亚人民终将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50年代初，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支持处于反帝反殖斗争前线的阿拉伯国家。1951年4月，北京地区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支持摩洛哥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要求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国政府也渴望发展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希望同中东、近东国家和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利条件。1955年4月18至24日，第一届亚非国家会议在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出席了会议。对中国来说，万隆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的主张，得到了与会亚非国家的认同和接受。同时，它还被会议引伸和发展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十项原则，并以宣言的方式被确定下来。它显示出新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中国代表团对万隆会议的贡献为中阿关系的“解冻”提供了机遇。出席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中包括9个阿拉伯国家。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会晤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并就如何开好会议和发展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友好的交谈，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多数阿拉伯国家通过切身的体会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中国则对阿拉伯国家和中东政治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因此，中阿之间发展正常关系的时机已成熟。1956年5月，中国率先与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埃建交是中阿关系的突破性进展，并由此掀起了从万隆会议到50年代末中国陆续和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等阿拉伯国家建交的第一次高潮。
50年代中国同7个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的确立，加强了双方在政治上的联系和相互间的支持。1956年10月底，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英、法和以色列联合入侵埃及的战争行为。11月初，全国各地有上亿群众连续三天举行集会游行，声援浴血奋战的埃及人民。同时，中国政府公开批评和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支持巴勒斯坦人恢复民族权力的抗争。而且，它从此成为中国政府在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中长期坚持的立场。另一方面，对于50年代后半期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阿拉伯国家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反对英美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以及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伊拉克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的行动，中国政府都及时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国家正义斗争的支持，普遍赢得阿拉伯国家的高度评价，中阿关系呈现光明前景。
二、中国重返联合国前后的中阿关系
60年代是亚非国家民族民主运动风雷激荡的时代，许多国家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陆续摆脱殖民枷锁，最终获得独立。为了让更多的亚非国家深入了解中国，达到寻求和平和增进友谊的目的，自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远涉重洋，先后访问了非亚欧14国。周总理一行首先访问的10个非洲国家，其中就包括北非的5个阿拉伯国家。在首站埃及访问时，周总理提出的中国同阿拉伯各国关系的五项原则，在后续的访问中，最终发展为“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是：“一、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四、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3]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在60年代大力支持阿拉伯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1965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叙等阿拉伯国家遭到空前惨败，丧失大片土地。中国政府提供紧急物质援助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抗以斗争。纳赛尔总统在致周总理的电报中称：“你们对于我们为维护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己的正义事业的信心。”[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外交受到巨大冲击。1966至1967年期间，中国陆续召回驻中东和阿拉伯各国的使节，仅留下驻埃及大使。此后，中阿之间基本上没有进行过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中阿关系停滞不前。
1970年底，中国驻阿拉伯各国的大使获准先后回到了中东重新上任履行外交使命。中阿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向前推进。1971年3月，中国和科威特建交。此前，1964年1月周总理访问突尼斯时两国已宣布建交，巴解组织于1965年5月开始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至此，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保持官方往来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已达到十多个。
1971年10月，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23个国家共同提出了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该提案国中有7国是阿拉伯国家，即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毛里塔尼亚、民主也门、苏丹、叙利亚和阿拉伯也门。随后，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提案。当时，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除上述7个提案国外，还有埃及、科威特、突尼斯和摩洛哥共11国均投赞成票，未与中国建交的利比亚也投了赞成票；巴林、约旦、黎巴嫩和卡塔尔投弃权票；只有沙特投了反对票。因此，中国重返联合国既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所有主持正义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
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国际影响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威望上升。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形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首先是美苏之间的全球争夺态势进一步加剧。就中东地区来说，双方都竭力试图通过控制中东的战略要地和战略资源石油，来攫取世界霸权。其次是中苏关系更趋恶化。苏联在中国的北面、西面和南面等周边地区部署重兵，或是拥有军事要地的使用权，形成从海上与陆地包围中国之势，对中国的安全已构成最严峻的威胁。另一方面，70年代的中东政治和局势由于埃及在十月战争前后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十月战争本身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性反应而呈现多元色彩。同时，中东国家间敌、我、友的界线似乎已不像以前那样僵硬和不变。
根据上述新情况，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进行顺应形势变化的必要调整。概括起来说，70年代中国对中东和阿拉伯国家政策的调整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①在中阿的交往中，淡化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注重联合反霸和遏制苏联的扩张，同时逐步缩减对中东和阿拉伯国家激进民族力量与民族运动的支持。②在友好的原则下，积极发展同所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其中包括那些尚未同中国建交的亲西方的君主制国家。③在发展同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关系时，开始考虑和加强双方之间经贸关系的相应发展。在上述原则下，70年代中阿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抗苏反霸因素。另一方面，中国继续支持阿拉伯人抗击以色列和要求归还丧失领土的斗争。中国的这些作法在阿拉伯国家产生积极效应。1977和1978年，约旦、阿曼和利比亚三国相继同中国建交。
70年代，中国对中东和阿拉伯国家政策的调整，同样在经贸领域取得进展。多数中东和阿拉伯国家都同中国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贸易关系，双方间的贸易额逐年增长。据统计，1969年中国与西亚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为1.1亿美元，与北非阿拉伯国家贸易额为1.21亿美元；1979年中国与西亚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跃升为7.89亿美元。1979年中国向北非的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4个阿拉伯国家出口1.82亿美元，从苏丹和埃及进口1.45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额共计3.27亿美元。
三、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的中阿关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全国工作的重点转向现代化建设。为确保国家经济的健康和有序发展，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安定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对外政策又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中国对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和政策的调整，在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反对霸权外交总方针指导下，充分考量了两个因素。其一，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中东地区再度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先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及由此诱发的伊斯兰潮；紧接着是1981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发动的侵黎战争；再接着是埃以签署和平协议；最后是在中东引起强烈反响的苏联出兵阿富汗，等等。上述事件的迸发使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各派力量不断经历新的分化与组合，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力量削弱，中东政治“变数”增大，中东局势更加扑朔迷离。但由于中国同中东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中国也不在该地区谋求任何特殊权益，其结果，反而为中国营造了进一步发展同所有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有利时机。其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在国际社会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特别是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场合都被视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代表或中坚力量。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同样企盼中国在联合国主持正义，在公正处理有关中东问题上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因此，中东和阿拉伯国家要求更进一步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愿望是和中国相通的。80年代，中国积极推进同所有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国家主要领导人陆续访问了几乎所有的中东和阿拉伯国家。一些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政要也纷至沓来，访问中国。这种非同寻常的高频率的交往，反映了中国同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80年代中国同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呈现出若干新特点。中国逐渐冲破过去那种长期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或以美、苏阵营划线的传统外交理念的“羁绊”，代之以广交朋友和开展全方位外交的新思路，从而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外交的空间。80年代中后期，中国又先后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84年11月）、卡塔尔（1988年7月）和巴林（1989年4月）三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此外，1987年后，中国和以色列在联合国开始公开接触。1990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在特拉维夫设立办事处；以色列则在北京设立了科学和人文学院联络处。1988年11月，中国和沙特王国在华盛顿签署两国互设商务代表处的谅解备忘录。
对于巴勒斯坦问题，阿以冲突和中东地区的其他重大纠纷，中国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而不是军事手段，公正、合理地加以解决，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和阿以冲突问题上，中国改变了过去那种偏激的“一边倒”的态度。1988年，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郑重宣布了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5点主张：中东问题应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拉伯被占领土应予以归还，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应予恢复，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证；支持召开有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支持中东各方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互相承认[5]。
80年代，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的另一个新特点是双方在经贸、劳工和劳务承包、经济技术援助和资金等领域取得显著发展。在经贸方面，中国基本上同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保持着经贸联系。1989年，双方贸易总额为21.2916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4.5593亿美元，进口6.7323亿美元[6]。海湾地区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扩大经贸往来的一个重点，尤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最为突出。1982年，中国率先在阿联酋的迪拜设立合资的“长城贸易中心”，1985年，又在阿布扎比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中心”。此后，这两个中心成为中阿商贸往来的重要渠道。
在劳工与劳务承包方面，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最早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的地区。1979年，也门、伊拉克和埃及等国已成为中国有关公司经营此类业务的伙伴和合作者。中国公司遵照“守约、保质、薄利、重义”和“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在阿拉伯各国开展活动。80年代中期，中国公司承包的项目以土木工程为主；80年代中期后，承包项目逐渐转向水电、石油等领域，劳工的输出先是分布在建筑业，而后转至服务业。与中国进行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主要国家有伊拉克、科威特、也门和阿尔及利亚等。80年代中期是中国公司在阿拉伯国家承包工程和劳工输出的高峰期。1985年，中国公司承揽的合同总额为7.8866亿美元，其中承包工程合同6.7796亿美元，劳务输出合同额1.1070亿美元。当年，中国劳工在阿拉伯国家的总数为43081人[7]。
在经援和资金方面，中国早在60年代已开始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支持。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仍以有限的财力帮助阿拉伯国家完成了不少建设项目。这些援建项目主要包括农业、水利、工厂、公路、桥梁、港口、医院、学校、体育设施、公共会堂和展览馆等。其中成效显著的重要项目有：突尼斯的麦杰尔达——崩角水渠（1984年竣工）；毛里塔尼亚的友谊港（1986年竣工）；摩洛哥的综合体育设施（1983年竣工）；埃及首都开罗的国际会议中心（1989年竣工），它是中国对外经援最大的公共建筑项目。此外，也有为数不多的阿拉伯资金进入中国，这些资金主要为政府贷款和直接投资两类。
四、后冷战时代的中阿关系
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结束，世界处于新旧格局转换的过程中。在整个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大气候下，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
90年代，作为国际政治“热点”的中东，在海湾战争后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①由于美国打赢了海湾战争，以及美国军事力量在战后继续驻守海湾地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飙升，并确立了它在中东的主导地位。而前苏联的解体使其元气大伤，无暇他顾，并被迫从中东政治的前台退出。冷战时期两霸对中东的激烈争夺和角逐已不复存在，中东形势整体趋向缓和。②海湾战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海湾和中东地区原有的各种矛盾，相反在旧的矛盾基础上，又增添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诸如库尔德民族问题，海湾战后对伊拉克的封锁和制裁问题，以及90年代初兴起的又一轮伊斯兰潮对中东各国政权所构成的严峻威胁等，地区矛盾有增无减。③1991年召开的马德里会议，标志着中东和平进程已取得重大进展，尽管和平之路依然困难重重，但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以冲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90年代中东政局的演变，特别是当中国分别于1990年7月和1992年1月同沙特王国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这便为中国更好地在中东事务和阿以冲突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回旋余地，从而也使后冷战时代的中阿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中国积极支持以马德里和会为起点的中东和平进展的新发展，并为推动中东和平不断作出努力。1997年12月，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访问中东五国期间，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中东和平进程的五点主张：①以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遵循“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推进中东和谈；②认真履行已达成的各项协议；③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④加强地区经济交流与合作，阿以间逐步建立相互信任，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⑤国际社会有责任为实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作出努力，中国愿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8]。
与此同时，中国还同一些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了旨在加强合作，促进中东冲突双方和解的正式的对话与磋商制度。至于中东地区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如库尔德民族问题、领土纠纷等，中国希望各国通过和平途径自己解决，反对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预。
90年代是中阿双边经贸合作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已同所有阿拉伯国家成立了政府间的经贸混合委员会，签订了一系列政府间和民间的经贸合作协定，相互设立了经贸代表机构或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这样就为确保中阿之间经贸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因此，90年代的中阿贸易额和贸易规模逐年扩大。据统计，1996年双方贸易总额为57.8亿美元；1998年双方贸易总额上升为71亿美元。90年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三个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沙特、阿联酋和阿曼。1998年中国同沙特和阿联酋的贸易总额分别为17亿美元和14.52亿美元。1997年中国同阿曼的贸易总额为8.2335亿美元。中国向沙特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轻纺产品、农副产品、食品和五金等；向阿联酋和阿曼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轻纺产品、粮油食品、机电产品、电视机和音响设备，以及五金等。中国从三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石油和石化产品等。
90年代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和项目有明显增长。及至1996年，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在中国开展了投资活动，投资项目达到232个。实际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仍为科威特，1991～1996年的投资额共计为1.9947亿美元；其次为阿联酋，同期的投资总额为2500万美元。中国在利用阿拉伯资金的同时，也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兴办合资或独资企业。1996年，中国批准在阿拉伯国家投资的企业共57家，投资总额为3105.2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为1910.2万美元。中国在阿拉伯投资企业最多的是在阿联酋，共17家[9]。
1997年底，钱其琛副总理在谈到未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曾指出：“世纪之交，巩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和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非常重要。……阿拉伯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在世界上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在市场和资源方面也拥有优势，双方合作领域广阔，前景美好。”[10]可以相信，在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21世纪的中阿关系将谱写出更新更美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