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与现代汉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说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公元121年问世至今已快1900年了。近两千年来历史经过很多朝代的兴衰变革，社会也有了很大进步，我们使用的汉字也有了发展变化，而作为第一部全面研究整理汉字的小学专著，至今仍被奉为经典。清朝学者王鸣盛就说过：“《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说文》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前言中指出：“许慎的《说文解字》（121年）在今天仍然和当时一样有用。”清人王鸣盛的话说得有些夸张，而李约瑟博士的话则比较客观公允。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也指出：“《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宝藏，直到今天还没有降低它的价值。”
就拿我们的现代汉字和《说文》作一简略的考查，就可看出《说文》现在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里讲的现代汉字主要指现在通用的使用频率较高的常用汉字、现在国内使用的简化汉字。
一、《说文》和现代常用汉字
《说文》虽是以两千年前的小篆为标准字形的字书，和现在通用汉字比字形有了些变化。但正如王宁先生所说：（它）“权威地影响了后代汉字，隶变也好，楷化也好，从总体来看，都离不了小篆字系的基本规模。”（见《基础汉字形义释源》的序言）这样看来，把《说文》和现代常用字来比较也还是顺理成章的。
以现代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千个常用汉字（根据北京语言学院的字频统计材料）和《说文》做个比较，就发现一千个常用字中字形见诸《说文》的是绝大多数，而《说文》没有收的仅九十来个，不足10%。
从释义上看，情况比较复杂，既有《说文》中的解释和现在用字完全一致的，也有稍有差别的，还有相差较远的。按照不同类别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类，《说文》的释义和现在《新华字典》的释义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约占常用字的一半多。
释义相同的如：
“树”：《说文》解作“木生植之总名也”。《新华字典》的第一个义项为“木本植物的总称”。
“菜”：《说文》解作“草之可食者”。《新华字典》的第一个义项解作“蔬菜，供作副食的植物”。
“跟”：《说文》解作“足踵也”。《新华字典》的第一个义项是“踵，脚的后部”。
“少”：《说文》解作“不多也”。《新华字典》在shǎo的读音下第一个义项是“跟‘多’相对”。
“变”：《说文》解作“更也”。《新华字典》解作“性质、状态或情形和以前不同，更改”。
“信”：《说文》解作“诚也”。《新华字典》第一个义项解为“诚实、不欺骗”。
“百”：《说文》解作“十十也”“数十十为一百”。《新华字典》解为“数目，十个十”。
“我”：《说文》解作“施身自谓也”。《新华字典》解作“自称、自己”。
这些解释，《说文》和《新华词典》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这些字的字义，从东汉以前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也仍然是该字的常用义。
释义基本相同的如：
“龙”：《说文》解作“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新华字典》第一个义项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长形、有鳞、有角的动物，以走、能飞、能游泳。近代古生物学上指一些巨大的有角有尾的爬虫”。
“日”：《说文》解作“实也，太阳之精不亏”。《新华字典》的第一个义项解为“太阳”。
“星”：《说文》解作“万物之精，上列为星”。《新华字典》第一个义项解作“天空中发光或反射光的天体，如太阳、地球、北斗星等”。
“二”：《说文》解作“地之数也，从耦一”。《新华字典》解为“数目字”。
“吏”：《说文》解作“治人者也”。《新华字典》解为“旧时代的官员”。
对这些字的解释可以看出许慎受时代和思想的局限。他处的那个时代，科学还不发达，对一些事物的认识，不能像现代人那样科学（如对“星”解释），对一些事物的理解也受时代的局限（如对“吏”的解释）。特别对一些数目字（还有干支字）的解释，表现了当时流行的谶纬五行说的一些观点，更是许慎思想的局限了。对这样一些解说，我们只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分辨，把其中迷信的和认识不够正确的那些成分剔除去，就可以看到对字义的解释和现代的并没有大差别。
第二类，《说文》里的释义和《新华字典》的解释虽有些差别，仔细辨认，还可看出其中的联系和一致性。这一类字也有相当数量。如：
“鞋”：《说文》解作“生革鞮也”。“鞮(di)”在《新华字典》中解作“古代的一种皮鞋”。“生革鞮”就是当时用生革制成的一种鞋。“鞋”在《新华字典》中解作“鞋袜的鞋”。这样看来解说有些差异，《说文》说“鞋”是一种生革皮鞋，而现在指的鞋，却不论什么质料，凡是穿在脚上踏地而行的都叫鞋。虽有差别也有联系。
“轻”：《说文》解作“轻车也”。《新华字典》中前四个义项分别是“分量小，跟‘重’相反”；“程度浅”；“数量少”；“用力小”。段玉裁在给《说文》的“轻”字作注时说：“轻本车名，故字从车，引申为凡轻之称。”
“破”：《说文》解作“石碎也”。段注指出“引申为碎之称”。《新华字典》第一个义项解为“碎，不完整”。
“雄”：《说文》解作“鸟父也”。《新华字典》第一个义项解为“公的，阳性的，跟‘雌’相对”。
这一类字，《说文》的解说和现在的常用义之间，有差别又有联系。《说文》是从解剖字形中来解说字义的，所以释义尽量和字形相联系，解释的多是本义。而现在字的常用义往往是从本义引申出来的，指义更广泛、抽象一些，这样就产生了象上述一些差异。又因为现在的常用义是从本义引申来的，所以它们之间还是有联系的。象“雄”字，字形从“隹”，是鸟的意思（短尾鸟）。所以《说文》解释为“鸟父也”，就是鸟中的阳性鸟，公鸟。这该是“雄”的本义。则在社会用字时，就不只限于鸟了，其他阳性动物，如各种阳性兽类也都可称“雄”。这体现了造字之初的具体性和社会用字发展为概括性的矛盾统一，传统说法即字义的引申。这种本义和引申义既有差别又有联系。
上述两类，在常用字中占了绝大部分。
第三类，字形相同，而意义差别较大，还找不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常用字中这一类比重很小。如：
“验”：《说文》解作“马名”。而现在解为“察看”，“有效果”。现在的意义与“马”毫无关系。
“离（離）”：《说文》解作“离黄，仓庚也。鸣则蚕生”，是一种鸟名叫“离”。也就是黄莺，即“两个黄鹂鸣翠柳”诗句中的“黄鹂”。现在作分别、距离等意思解，与鸟雀毫无关系。
这些字的现在的使用义，与《说文》中的原义联系不上，可以称作假借。段玉裁在注《说文》“离”字时指出“借‘离’为离别也”。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的“
”字下说：“凡按验，征验字，史传皆以‘验’为之。”又在“验”字的“假借”项下指明“为”。即把“验”的常用义当作是“”的假借字看。
在常用字中这一类字比例不大。
上述是字形见于《说文》的常用字中的各种情况。
另外，常用字中不足10%的字形，不见于《说文》，这其中也有不同的类型。
有一些现行常用字，字形虽不见于《说文》，这并不表示汉朝没有那个词（字），只是现在通用的字形和那个时候用的字形不尽相同罢了。也就是说，同一个字现在的字形和《说文》的字形不相同而已。如：
“打”字，不见于《说文》。《说文》中有个“朾”字解作“撞也”。段玉裁在注中说：“朾之字，俗作打。”
“堆”不见于《说文》，在《说文》“
”字下的段注指出：“其字俗作‘堆’，堆行而废矣。”
“猿”不见于《说文》，《说文》“蝯”字下解作“禹属，善援”。朱骏声说：“字亦作猨。”段玉裁又引《干禄字书》说：猿俗，猨通，蝯正”。就是说“猿”是“蝯”的俗体。
“棒”也不见于《说文》，《说文》的“棓”字解作“棁也”，“棁”解作“木杖也”。段注说：“棓、棒，正俗字”。
“担（擔）”，《说文》不收。《说文》“儋”字解作“何也”。朱骏声说：“以背曰负，以肩曰儋，字亦作担（擔）。”
“喊”字不见于《说文》，《说文》有个“
”字，《说文通训定声》在“”字下说：“字亦作喊。”
“脑”字也不见于《说文》，《说文》的“匘”字解作“头髓也”。朱骏声说：“字亦作脑。”段玉裁也说：（匘）“俗作脑。”
“帽”，《说文》不收。段玉裁在《说文》“
”字下注：“冃即今之帽字。”
这一类常用字，虽然字形不见于《说文》，并不是《说文》中没有这些字，只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字形有了变化。我们可以根据《说文》的释义和后人的研究中，从今字探寻出《说文》所收的本字。这样一些字，可以看作字形起了变化，还可以归入《说文》已收的字中间。
此外，现行的常用字中，的确也有一些是后代造出的字，不能象上述那些字从《说文》找到原字。如：
呀，见于《说文》“新附字”。
肚，见于《广雅》。
硬，见于《一切经音义》。
至于“她、您、搞、俩”等字，更是后世造的字了。这些字不可能见于《说文》。在统计的一千个常用字中，这一类后世造字，不足5%。
从现在的一千个常用字中考查，字形、字义见于《说文》或从《说文》找到源头的字，占95%左右。这充分说明《说文解字》在今天和当时一样有用。
从汉到今，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长河，而常用字竟有如此大的一致性，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既说明表意汉字的长期稳定性，也说明我们的汉字在两千字前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了。从语言学角度看，基本词汇是稳定的，那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词汇，两千年前都已经有了完备的汉字表示。虽然语音有了不少变化，而因为汉字是表义的，可以不必随着读音的变化而改变字形，所以两千年前的汉字，现在仍然适用（虽然字体有了发展变化）。
二、《说文》和简化字、异体字
简化汉字在大陆法定通行已有三十五个年头了，简化字已普遍为人接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从入学识字，接触的就是简化字。台湾和海外虽有人对我们的简化字持有异议，可是人们接受并使用简化字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汉字的由繁趋简既符合汉字发展规律，也合乎社会应用的需要，同时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就我们现在通用的简化字和《说文》作一对比考查，就发现有些简化字从《说文》可找到字的渊源。如：
“网”：是《说文》正体。解作“庖牺氏所结绳以田以渔也”。“網”在《说文》中作为网的异体列出。朱骏声说：“今字从或体作網。”从字形看“网”是象形（“从
中象网交文”），“網”是会意兼形声（“从系从网，亡声”）。现行简化字正是选用了《说文》的正体。
“气”：《说文》解作“云气也。象形”。《说文·米部》有个“氣”字，解作“馈客之刍米也，从米，气声”。段玉裁解释说：“气、氣古今字。自以氣为云气字，乃又作餼为禀氣字矣。”这样看来，现行的简化字“气”正是云气的本字。“氣”简化为“气”是最合理不过了。
“云”：《说文》有“雲”，解作“山川气也”。下面又列出：“云，古文省雨。”段注指出：“古文只作‘云’，小篆加‘雨’于上，遂为半体会意，半体象形之字矣。”现在选用的简化字“云”是“雲”的古文字形。
“弃”：《说文》中记载是“
”的古文。段玉裁解释了这个字的字形演变。因为“”字中间象“世”，“唐人讳世，故开成石经及凡碑板皆作弃”。说明这个古文“弃”在唐代也是通行字形。
“尔”：《说文》解为“词之必然也”。段注说明“尔之言如此也，后世多以爾字为之”，“古书尔字，浅人多改为爾”。
“迩”：《说文》指出：“迩，古文邇。”现在的简化字“迩”，正是“邇”的古文。
“凭”：《说文》在这个字下引《周书》“凭玉几”。段注指出“《今文尚书》作‘憑’，卫包所改俗字也”。现在用的简化字“凭”正是《说文》的正体。
“启”：《说文》段注说：“后人用啓字训开，乃废启不行矣。”
“从”：段注指出“从者，今之從字。從行而从废矣。”
“达”：《说文》指出：“达，達或从大”。即是说“达”是“達”的或体。
“灾”：在《说文》里是“烖”的或体，后代通行的繁字“災”是籀文字形。
“洒”：《说文》就指出“古文以为灑扫字”。朱骏声还举了《周礼》、《诗经》、《论语》的书证，说明古书中把“灑扫”的“灑”早就写作“洒”。洒的本义虽不作洒扫解（本义作洗涤解），面假借作洒扫，而假借作洒扫，由来已久了。现在的简化字就进一步确认了古已有之的这种假借。
“确”：是见于《说文》的“从石，角声”的形声字。繁体字“確”倒不见于《说文》。段玉裁说：确“今俗作‘確’”。现在的简化字正是采用了《说文》的正体。
还有“号、號”两字的兴衰也很有意思。这两个字都见于《说文》。按《说文》的解释：“号，痛声也”；“號，呼也”。朱骏声说：“经传皆以號为之。”。段玉裁也指出：“凡啼號字古作号，……今字则號行而号废矣。”这就是说在流行过程中，相当一段时间里“號”兼摄了“号”字。而“号”字终因笔画少，好写，民间仍在通用。1956年通过的《汉字简化方案》又选取了古体“号”字取代“號”，用“号”这个字形既表啼哭义，也表呼喊义。
另有简化字“丽”和《说文》所列的古体十分接近。《说文》在“麗”字下有“丽”字，说明是古文麗。现通行的简化字，只是把古文“丽”字上部的两短横连成一长横，写作“丽”而已，与古文字形非常接近。也可以说现用的简化字就是古文的变体。
就异体字整理来说，也可以追溯到《说文》。《说文》除收正篆9353个外，还收有重文1163个。这一千多个重文，也可以说就是当时的异体字，这种排列叙述方式，实际上就是对当时字体作的一种整理。就是《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里，选定的字形中有些也见于《说文》。
如废“註”取“注”。“注”见于《说文》，“註”只是“注”的一个引申义。段玉裁曾指出：“汉、唐、宋人经注之字无有作“註”者。明人始改“注”为“註”。
现取“迹”，废除了“蹟、跡”。“迹”正是《说文》的正体，“蹟”在《说文》里是“迹”的或体，也即“蹟”，在汉朝就是个异体字。“跡”是后起的异体字。朱骏声说：“今隶于此字亦作“跡”。
现在取“弦”废“絃”。“弦”正是《说文》的正体。段玉裁说：“弓弦以丝为之，张于弓。因之张于琴瑟者亦曰弦。俗别作“絃”，非也。“朱骏声也说：“今施于弓弩者作“弦，施于琴瑟者作‘絃’，非是。”
现在选“韭”作为正体，废掉了“韮”的字形，《说文》中“韭菜”的正字正是“韭”，并解释为“韭菜也，一種而久生者也，故谓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加草字头的“韮”是后起的形声字，是画蛇添足。和这一对异体字类似的还有“果”与“菓”，“席”与“蓆”等，经过整理，废除了增加意符的后起字，也都恢复到《说文》的正体。
当然在整理异体字中也有选用或体或后起字的情况。如：
废除了“螾”字选留了“蚓”字。在《说文》中，“蚓”是“螾”的或体。从这两个字的流行情况看，“蚓”更为通行。这两个字都是形声字，从声符看，以“引”作声符更切合现在的读音，而且笔画也较简（“引”才四画，“寅”有十一画）。比较起来选“蚓”更合适。废除了见于《说文》的“牀”，选用了后起字“床”，则因为“床笔画较简流行也较广。”
异体字的废留中也有较复杂的情况。如选“唇”废“脣”。而在《说文》中这两个字释义有别。“脣”是“口端也”，即“唇亡齿寒”中“唇”的本字；而“唇”解作“惊也”。段注说：“后人以‘震’字为之。”即“震”的本字。“脣”和“唇”这两个字读音相近（都以“辰”为声符），在历史发展中演变成意义相同的异体字“唇”的流行习用程度压倒了正字“脣”，且笔画较简，按约定俗成、从简从俗的原则，选“唇”废“脣”也是适宜的。
简化字也好，异体字整理也好，总的精神是由繁趋简。而由繁趋简正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这种趋势从《说文》中已看到端倪。《说文》除以小篆作正体外还收了一千多个古文、籀文列作重文。从古籀和小篆比，总的发展趋势是趋简，趋简是发展的主流。段玉裁在给《说文》“斋”字的注文中就指出“凡籀文多繁重”这样的规律。唐兰先生曾指出：“文字从图画变来，在图画里画得很肥实的物体，后来都变成了线条；在物体上画的文饰，后来也大半省略（例如虎身上的毛斑），有些字省下一部分……这都是‘趋简’的倾向”（《中国文字学》第130页）。王凤阳先生还从汉字使用频率角度，以具体的统计材料论证了“字的应用率和字的笔画数是成反比的”，即“应用频率高的字一般趋向简化”，“这是文字发展中的共同趋向”。“字形繁复或较繁，只要常用或比较常用，无论是在交际中常用或者在构字中常用，一向的趋向简化。这是客观事实。”（见《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三期）
比如“车”，在最古老的象形字里面有轮子、车箱、车辖、车辕、车轭（
），相当繁。因为这个字应用频率高，书写要求简易，人们就先卸去车辕和车轭（
），后又卸去车箱（
），最后又卸去一个车轮，只剩下一个车轮和两个车辖的“車”，现在更简化作“车”。
又如“尘”字。籀文写作三个“鹿”，两个“土”，《说文》中的小篆简作三个“鹿”，一个“土”（
），后来把三个“鹿”简作一个，变成“塵”，现在更进一步简化作“尘”。还有“阜”，“辵”作偏旁变为“阝”（左）、“辶”等，也是一种趋简的现象。
趋简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主流。虽然其中也有繁化，但那只是支流。这个发展大势从《说文》已体现出来。我们现行的简化字和整理异体字，有些是渊源于《说文》。我们研究这个发展规律，科学地予以总结，大的方面说，有助于国家制定语文政策，就个人说也可更积极地自觉地贯彻执行已制定的语文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方块汉字曾为我们中华民族服务了几千年。东汉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又适时地总结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对汉字作了较科学的分析，之后汉字更沿着它自己的方向发展。直到现在，汉字还很好地为我国的四化大业服务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炎黄子孙也仍将用这种方块汉字作为文字工具。为使它更好地适应我们现代化的需要，我们也应该认真研究《说文》，加深对汉字特点、规律的认识，从中吸取对现实有用的科学成分，让汉字更好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