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沈从文凭借大量描绘故乡湘西的小说而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边城》更是他乡土叙事的高峰之作。不同于我们常见的以鲁迅为首的乡土小说的审丑，沈从文是以审美式的创作在乡土文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贡献了很多独特的优秀乡土小说，因此本文将重点以《边城》和《长河》为例，探讨沈从文审美式的乡土小说。
关键词：湘西；风情；乡土；牧歌
乡土小说发端于20年代的鲁迅创作，主要的特征是在异地用回忆的手法写故乡的人和事。在实际的创作中，以鲁迅为代表的揭露封建文化对农村精神异化的迫害，以便引起疗救的希望的一派，著作颇丰，成为20年代乡土文学的主流发展。但除此以外，仍有一些别的理念，比如周作人对于乡土文学的看法是要在描写故乡风土文化的过程中表达对故乡的怀念之情，被茅盾等左翼作家所不赞成，然而周作人的理念并未运用到实际创作中去。与他的理念不谋而合且融汇在作品创作中的作家是沈从文
沈从文1922年从湘西来到北平后，几经波折于1924年开始从事创作，起初的作品多以军队生活和湘西下层民众生活为题材，奇异的生活经历和湘西社会风俗引起了读者和文坛的注意。虽然艺术上比较幼稚，人物类型众多而面目模糊，题材宽泛却不深入，情趣诙谐却意旨不深，但仍给北平带来一股湘西的异域风，给在都市挣扎的人们一个喘息的机会。也是1924到1927年的这段幼稚之作，奠定了沈从文后来的创作题材和风格发展方向。
1928到1930年，是沈从文创作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代表作《萧萧》《柏子》，主人公形象开始生动起来了，不再是面目模糊，对题材的挖掘也较第一阶段深刻。
1931年到1938年，成熟阶段，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已经形成了，本文要探讨的《边城》和《长河》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表达了他对湘西社会独具特征的思考。
1939年至1949年，沈从文创作的后期阶段，此阶段并没有延续之前的湘西创作，更多的是沉浸于对社会人生的内心关照中。
沈从文创作丰厚，他的乡土小说构造了特异的湘西世界，同时洋溢着田园牧歌气息，因此本文意在从《边城》和《长河》这两部成熟之作的创作中，理清沈从文的审美式乡土文学观念。
《边城》的创作
《边城》创作于1934年，彼时沈从文在北平已经占据一席之地，与张兆和的感情也终于修成正果，此时回忆中的故乡是牧歌，但写作途中因母亲生病而再一次回到湘西的沈从文，一入家乡，却发现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事事物物自然有了极大的进步，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家乡走了一遭，沈从文创作边城开始带有一种忧伤的怀旧风，牧歌与悲剧最终都在作品中得以实现，除了他自己郁积在心里的感情外，边城的创作还有他想要表达的社会意义。
他在边城题记里说：“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这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他们必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也许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并非左翼人士批评的不顾国家民族的现状而安于闲情逸致的创作，他是企图用牧歌式的回忆让现在的人们知道我们民族过去的一些伟大的品行，因为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也不能使人愉快，也无法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高尚的情操，因此为了使人向善，边城的创作不同于鲁迅那一派的审丑，而是他对理想化的客观世界的展现，是完全遮蔽了丑陋而致力于挖掘使人向上的美，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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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乡土小说《边城》，处处都显现出美，无论是酉水岸边的调角楼、碾坊，碧溪岨的清溪还是塔下的一户人家，处处都彰显着宁静和谐。但是结果确是田园牧歌式的悲剧，如沈从文所说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翠翠对感情的懵懂内敛，不直接表达带来的一系列误会和爷爷对翠翠的关心，小心翼翼的在大老，二老间徘徊，使得顺顺一家人误会家庭变故全因爷爷的“多事”，这些缘于善的不凑巧最终成了悲剧。
《边城》是沈从文精心构建的表现了一个优美、自然的世界，是沈从文梦里的田园牧歌，是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浮躁的贬低之下的对自己故乡产生的怀念之作，因此边城是现实与美好的想象的结合之作，整部小说诗意氛围浓厚，刻画的是沈从文的心中之梦，带给读者一种批判现实之外的田园牧歌式体验。
《长河》的创作
如果说《边城》是沈从文理想中的已经去了的湘西，那长河就是现代文明冲击下湘西的现在，也是作者不愿意面对的湘西的实际状况。1934年沈从文的家乡在现代文明及战争的冲击下，显出堕落的趋势，农村社会代替而来的却是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于是他创作《长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告诉人们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是从什么方面着手。《长河》作为一部未完成的长篇，还可看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黯然无光。从《长河》中老水手、夭夭、满满、三黑子这些人物身上尽管可以发现《边城》中老船夫、船总顺顺、翠翠、天保大老、傩送二老宛若相识的面貌，但随着保安队长、师爷所代表的社会恶势力在作品中的直接出现，再加上“新生活”、外敌入侵等外在压力的来临，《长河》中诗性人格已或多或少地映上了“现世的成份”。
长河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未完成客观原因是当时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但对于作者来说，更多的是主观原因，从沈从文年少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对于革命的排斥，他渴望的是一种不流血，不牺牲，以文化重构为手段的改革，虽然不切实际，但不失为个人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因此他的乡土文学的题材以前从未触及现实世界在战争和文明冲击下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堕落，而《长河》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不涉及流血战争就无法深刻描绘现状，这势必与他一向秉持的“田园牧歌”的乡土文学创作理念相悖，对他来说创作难度不小，且他的着重点落在了民族文化的重构上，远超出了他的关于人性美好的定义上，因此他尝试失败后中途截止或许对作品是最好的选择。
《边城》是田园牧歌式的温情书写，那些人都是希腊小庙美好神性的人间体现，是使人向善的榜样。到了长河时期，沈从文虽然也尝试过另一种创作方式，可是最终作品里牧歌情调依然太重，人和景照例是美的，那些外来人即使面目可憎，但也已超出了乡土的范围，是现代文明对于乡土的入侵，而这是他努力之后仍然不愿意面对的。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故乡一直是美好的化身，这点在大量以揭露和批判为主题的乡土小说中独树一帜。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观念不同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批判，更多的是渴望回归传统文化中人性美的一面，期盼以审美的庄严给民众带去向上的希望，重塑民族品德。虽然很多人诟病沈从文游离在时代之外看社会，但乡土文学中不乏那些审丑式的批判，缺少的正是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留念和使我们民族回首过去的依据，他的价值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1]李生滨，《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沈从文，《长河》[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38年版
[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
论文作者:李玉瑞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7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9/4/22
标签：湘西论文; 从文论文; 边城论文; 乡土论文; 牧歌论文; 长河论文; 鲁迅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7月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