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现代中国的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阅读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人对论文,中国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战前对鲁迅的接受
1、世界上最早的对于鲁迅的介绍
20世纪的日本，应当是对中国同时代文学最为关注的域外国家。譬如，1909年3月，周氏兄弟在东京筹划出版名为《域外小说集》的世界文学全集，仅两个月后，《日本和日本人》杂志的“文艺杂事”栏就对该书作了以下的介绍：
在日本等地，唯欧洲小说特别畅销，中国人里也不乏热心的翻译者，年轻读者中的佼佼者，现居日本的周某，尚不满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即热中于阅读英、德语种的西方作品。名为《域外小说集》的书准备在东京以30分左右出售，且已有了在其本国销售的计划，该书第一辑现已出版。普通清国留学生所喜好的读物，不管译文是否是汉语，除俄国革命及虚无论者的作品外，间有德国和波兰的作品，惟独法兰西等国的作品似乎未引起他们特别的关注。
鲁迅本名周树人，这是日本乃至整个世界最早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文章。
1920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1887-1964)在其论文《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中曾介绍说：“致力于小说创作的鲁迅是一位先锋作家，像他在《狂人日记》中所描绘的那种迫害狂的恐怖幻觉，是迄今中国小说家尚未涉足和达到的境界。”这是继上文“周某”的话题之外，“鲁迅”这一笔名在日本得到介绍的最早的记录，同时也是青木在充分肯定了文学革命给中国的知识系统所带来的强烈而巨大的冲击的基础上作出的对于鲁迅的评价。
2、鲁迅自己的日文翻译
即使有这类对于鲁迅的早期介绍，但最先着手鲁迅作品的日文翻译的，并不是日本国内的记者，甚至不是日本人。早在北京的登载日文翻译作品的日语周刊《北京周报》（1922年6月4日，第19号）上，就曾刊载过由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翻译的《孔乙己》。稍后，该杂志又刊登了鲁迅自己翻译的《兔和猫》，其中所载对鲁迅的采访记录等是当时对鲁迅最具权威性的介绍。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分别有过7年和5年的留学生活，而且周作人及其三弟周建人还曾娶了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姐妹为妻。和母亲同住在北京的鲁迅家里的周氏三兄弟能读到从东京邮寄过来的《读卖新闻》，他们还定期研读《新潮》等日本文艺杂志。“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周报》的记者丸山昏迷(1895-1924)等约1500人曾居住在北京，这个日本人团体对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鲁迅文学最早的域外译介是经由周作人之手发表在北京的日语周刊杂志上，透过此类小插曲，足可见出近代史上密切而复杂的日中关系的某个侧面。
译载《孔乙己》5个月后，作为《北京周刊》的撰稿人，与鲁迅有直接交往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清水安三(1891-1988)，于1922年11月开始以《周三人》为题在《读卖新闻》上连载随笔向日本国内介绍鲁迅。此外，清水在1924年还增补整理了《中国当代新人》和《中国新人与黎明运动》两部随笔著作。虽然大正后期有从青木正儿到清水的对于鲁迅的陆续介绍，但正如丸山昇所指出的那样：“青木是中国文学专家，清水是中国在地的传教士和教育家，截止到这个时期，除了与中国保持着特殊关系的人之外，知道鲁迅之名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见《鲁迅在日本》，收入《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
3、岩波文库之《鲁迅选集》
鲁迅曾在1919年翻译过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作《一个青年的梦》，到1927年则反过来，在武者小路主编的《大调和》月刊10月号上译载了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译者虽然不详，但这是日本国内最早的鲁迅翻译作品。
此前的一年，中国爆发了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得以展开。1927年4月的“4·12”武装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终止。这个时期，日本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运动对于中国的左翼作家非常关注，鲁迅的名字虽也屡屡被提及，但其理解多半浅薄有误。其中就包括时任日本两大通讯社之一新闻联合会的驻广东特约记者山上正义发表在文艺杂志《新潮》1928年3月号上的随笔散文《谈谈鲁迅》，丸山昇对其曾评价认为，这是“鲜明描绘广东时期鲁迅肖像的……出色的鲁迅评论”。（同前著）
1928年以降，鲁迅作品的翻译开始增多，这个期间，以1932年在综合性刊物《中央公论》和《改造》上相继刊登的佐藤春夫的译介及增田涉的《鲁迅传》最为引人注目。该年度还出版了由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1卷本，为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的全译）。1935年由佐藤与增田合译的《鲁迅选集》被收入“岩波文库”，该著不只是在日本，包括在当时隶属于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和韩国都曾有广泛的阅读，其发行量甚至在战前已突破了10万部。1936年鲁迅去世，翌年改造社即刊行了7卷本的《鲁迅大全集》，鲁迅从此成为了日本读书界永难忘怀的名字。
二、东京外语小组对同时期文学的接受
1、中级汉语教材
上节主要是战前鲁迅接受的概貌，要考察对于更为广泛的“五四”新文学的接受，就不能忽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今东京外国语大学汉语专业）的教师、学长们从1920年代到1940年初所开展的汉语教育运动。后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的神谷衡平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曾留学北京，他一直密切关注中国文化界不断涌现的热潮，对“五四”新文学有着强烈的共鸣。神谷1921年一回国，即率同事教授们发起了汉语教科书的革新运动，他们在参考中国的中学国语教科书的基础上，摆脱了实用会话一边倒的倾向，在中级汉语教材中大量采用了“五四”新文学的内容。
比如，1929年由神谷和同事宫越健太郎教授合编的两种教科书中，就收录了以下“五四”新文学作家：
(1)《现代中华国语读本（前编·后编）》：鲁迅（《风筝》、《兔和猫》、《社戏》）、胡适（《不朽》）以外，还有谢冰心、周作人、郁达夫、许钦文、郭沫若、徐志摩等。
(2)《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除鲁迅的《故乡》、郭沫若的《函谷关》、王鲁彦的《秋夜》外，还有凌叔华、叶圣陶、郁达夫、向培良、许钦文、张资平、黄庐隐、冯文炳、王统照、朱自清、谢冰心等。
如果将以上两种教材统合，可以说已经网罗了“五四”新文学的主要作家。
东京外语小组的教授集体编写的教科书，由学长田中庆太郎经营的东京本地的文求堂等出版社负责刊行，再由日本各地初、高中学校的汉语教师学长负责授课。1927年任教横滨高等商业学校（今横滨国立大学）的学长武田武雄，两年后在该校的夕旧语戏剧节上指导上演了胡适的喜剧《终身大事》，借助演剧活动实践着汉语的学习。
东京外语小组的汉语学习杂志也陆续创刊，包括《汉语》、《汉语杂志》、《新兴汉语》（奥平定世编）、《汉语与时文》等，既有对汉语学习法、作文及中国事务的介绍，更盛行采用互译加注释形式以及随笔连载方式来介绍中国文学。所谓时文，不是指清代科举所采用的文体，而是指民国时期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公文文体的书面语而言。
另外，由崔万秋翻译的夏目漱石的《玻璃门内》、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等日本文学的汉语译作也被刊载。其他如周作人、许地山、丰子恺(1898-1975)、朱自清(1898-1948)、林语堂、巴金等的散文也值得关注。
2、巴金在横滨的暂居
东京外语小组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并未停留在纸本作品的选粹上，不久也开始向个人交游方面发展。刊行《鲁迅创作选集》(1932)等汉语教科书的文求堂负责人田中庆太郎，不仅援助过流亡东京的郭沫若，更是曾积极筹划安排病中的鲁迅前往东京疗养。此外，1930年东京第一外国语学校的讲师奥平定世对曾是留学生的胡风提供过有关汉语研究方面的帮助，1934年横滨高商的助理教授武田武雄还曾让巴金在横滨自己的家里暂住了3个月。
巴金居武田家时曾以这家的主人为原型创作了《神》和《鬼》两个短篇小说，特别是《神》中藉两个女儿初次进入巴金的视线所勾勒出的武田家的日常生活颇为耐人寻味。比如，主人公长谷川一边给“我”送来早茶，一边有了下面的对话：
“是Lipton吗？”我无意地问道。
“不，Lipton茶太贵。这是三井洋行的呢！味道也不坏可是我们常喝它，把钱全让资本家赚去了，有些不甘心”。
红茶确实算是奢侈品，这是资本主义及其工业达于成熟时期的对话。巴金在回忆录里还记下了下面的小插曲：
那位日本朋友武田几次对我谈起他单恋过一个中国女人，有一回他给我看一封信，原来是一个女作家写给外国读者的回信，写信人的名字是凌叔华。武田当时大概在北平进修，他喜欢她的小说。一直到我住在横滨的那个冬天，他求神念经以后，到小书房来找我聊天，他还说，神告诉他中国女人现在还想念他。（关于《长生塔》）
凌叔华在前文中有过介绍（见原著第四、五章——译者注），鲁迅对其曾有“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的评价，凌叔华在1927年与鲁迅的著名论敌陈源结婚，曾在新婚旅行途中到过日本。自1926年7月日本《改造》杂志的“中国特辑”专号刊登她的短篇小说《酒后》（译者不详）以来，所出版的《花之寺》（泽田瑞穗译，1940）和《千代子》（村田孜郎译，1941）两部短篇小说集也很受欢迎。武田的恩师宫越健太郎所编辑的汉语教科书就选用过《花之寺》，武田自己在1936年的汉语学习杂志上也采用互译对照的形式介绍过凌叔华的短篇小说。
与自由恋爱相比，武田大概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从旧式家族制度中独立出来这一点上更能获得强烈的共鸣，也因此，武田才慎重考虑在横滨高商上演胡适的《终身大事》。在他写给凌叔华的慕名信及其所珍藏的回信中应该能见出这种共鸣。比之思想的苦闷，武田虽倾心于宗教，但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兴知识阶层或许更有所寄托也未可知。
自大正中期神谷衡平发起的汉语教科书改革运动开始，到昭和时代像武田这样自身与中国人面对同样的苦闷问题而产生共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一代的汉语教员。但1937年日中战争甫一爆发，他们多数都从军作为高级翻译官去了战场和占领地。因此，战败后在美国占领期间，他们由自责而接受了公职追究的处分，并最终辞去了国家公立学校的职务，东京外语小组从此解散。
三、东京大学中文系与中国文学研究会
1、盐谷温的清国留学
东京大学的起源，当追溯到1811年江户幕府在天文方面设置的御用翻译馆。后经译介所（蕃书调所）(1856)和开成所(1863)发展而来。明治维新以后又历经开成学校(1868)和东京大学(1877)，直至1886年帝国大学的成立。东大的由来，被科学史家中山茂指责为“纯粹翻译外语的地方”（《帝国大学的诞生》，中公新书，1978）。不过，这里所谓外语是指为推进欧化政策所必需的欧洲语言，汉语并未被纳入“翻译”之列。
确切地说，东大在1877年建立之时就已经设置了汉文学系，1904年实行东京帝大文科大学全面改革之际，汉学系分为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两部分，以此形成了现在中文系的前身。但这类汉学科目，在中国文学系研习的是一直被视为日本文化的中国古代典籍，并且其教材所采用的也理所当然地不是汉语而是汉语的训读。1889年，出于实用语言学教育的需要才任命中国人担任讲师。虽然在东京帝大开始有了汉语教授，但依据仓石武四郎(1897-1975)的说法，实际并没有学生上课。（《汉语五十年》，岩波新书，1973）
《东京大学百年史》(1986)中的“中文系”一节记载：“真正中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当始于盐谷温”。依同书，盐谷温（号节山，1878-1962）讲师，曾作为助理教授于1906年前往德国和清国留学6年，其间开始了早期学院式戏曲小说的研究，1920年被授予了其担任第2讲座的“元曲研究”博士称号，他的俗文学研究曾直接影响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
盐谷温归国的1912年，正值辛亥革命的第二年，清王朝崩溃而东亚最早的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之际。不难想象巨变的中国所留给盐谷温的深刻印象。盐谷温的学生，后来成了其女婿的辛岛骁(1903-1967)，由于从事同时代文学的研究而被授予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博士的称号。
1939年盐谷温退休，继任的仓石武四郎在《东京大学百年史》中记述，盐谷温教授的讲座是“汉语言学研究学术化与体制化的开始”，“（他）不仅通晓全部古典文学，还积极开拓新的领域……俗文学研究……对现代文学也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同一时期在中国展开的文学革命，也一直在牵动着年轻的日本人仓石的心。
2、竹内好与小野忍
竹内好(1910-1977)进入东大中国文学系学习是在满州事变前的1931年4月。北伐战争以后，统一的中华民国在国家建设方面日益稳步推进，为确保既得利益免遭波及，日本开始行使武力。中国问题将左右日本的未来，这一点在竹内好等年轻学生的心中想来是深有感触的。3年后，竹内同早其1年入学的学长冈崎俊夫，及同届的武田泰淳等一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不久，研究会即成为了东京外国语汉语小组解散后翻译和研究方面的主角。
日本战败后的1947年，东京帝国大学改为东京大学，第2年“支那文学系”也改称“中国文学系”。仓石于1955年招聘早竹内5年的学长、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小野忍为助理教授开设了近现代文学讲座。在此之前的1952年，已经有大学生和研究生成立的鲁迅研究会。此后，不光是近现代文学，随着活跃在古典文学、语言学、中国哲学与思想等各个专业的更多研究者的增加，东大中文系最终酝酿形成了关注同时代的中国的风气，为中国被正式视为外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战后至今现代文学的研究与翻译
战后多所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专业的教员最早都出自东大，中文系设有博士课程的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大学、茶水女子大学、东京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二松学舍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关西大学、九州大学等等培养了众多的研究者。由此，全国性的学会与地方性的研究会也日趋增多。
1949年作为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学研究而创立的全国性综合学会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其创立之初会员总数有246名，到现在，国内外的总数合计已达2100名，学会以每个会员按年缴纳会费作为经费来维持运作。
学会每年刊行一期特大号的学会杂志《日本中国学会报》，其中“学会展望”栏按专业、时期分别刊登专著及论文的目录。仅2003年10月该报第55辑的2002年“学会展望·文学·近现代”栏（含香港、台湾文学）统计，1年时间以从“五四”到现代为对象的研究与评论著作就有14册，研究著作的翻译2册，文学作品的翻译等46册，其他发表的论文、随笔等约有220篇。从20世纪之初有关鲁迅《域外小说集》的简要记述开始的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接受，到现在已经发展壮大。现代文学研究者所隶属的学会，尚有东方学会（财团法人）、现代中国学会等，会员也已经从1000人发展到了2000人。
相当数量的翻译著作也得以刊行，以全集、选集及丛书为主的有《现代中国文学全集》全15卷（奥野信太郎等编，河出书房1954-1958）、《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全20卷（小野忍等编，平凡社1962-1963）、《现代中国文学》全12卷（小野忍等编，河出书房新社1970-1972）、《中国的革命与文学》全13卷（尾上兼英等编，平凡社1971-1972）、《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全13卷（市川宏等编，德间书店1987-1989）、《现代中国的小说》全4卷（松村暎主编，新潮社1997）等。
1950-1970年代刊行的4种全集，主要翻译的是“五四”到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人民文学，1980-1990年代的选集则包括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和寻根文学，这也反映出日本人关注中国文学的各自不同的侧面。
1990年代刊行的由我参与编辑的《发现与冒险的中国文学》（山口守、宫尾正树合编，宝岛社，原JICC出版局），集中收录的是海外移民作家。张爱玲、杨绛另立为1卷，是基于有必要重审文学史的考虑，台湾文学分为2卷，显示的是日本对于台湾文学的高度重视。
《鲁迅全集》（全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的完整译本《鲁迅全集》共20卷（相浦杲等编，学习研究社1984-1986），已由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共同翻译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虽然有中国学者加注的日语翻译资料，但日本方面对鲁迅相关的资料有更多的发现，考虑到日本读者阅读的方便，又另外补充了大量的注释。
五、香港文学
陈国球所编《文学香港与李碧华》（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中收录了1999年4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以《香港文学·日本视野》为题所作的3次演讲及香港学者的评论。在该书的序言里，陈特别强调了香港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这都是编者及最早对梁秉钧（也斯）等作出评论的各位专家的功劳。
正如前文（见原著第十二章——译者注）所指出的那样，香港属性与所谓香港文学的概念为香港社会所广泛认可是1970年代后期的事情，就此而言，香港文学尚属稚嫩。日本接受香港文学的历史较短，说起来也是出于香港文学本身还较为幼弱的原因。因此，金文京所著的《香港文学一瞥》（可见弘明编《香港及香港问题研究》，东方书店1991），在日本恐怕算唯一的香港文学史了，该著清晰地描画了从鸦片战争到开埠以来150年间香港的文学史迹。
日本文坛正面评价香港文学或香港文化的开端，只能从1997年所谓回归中国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这一年，最早在文艺杂志《尤利卡(EUREKA)》（东京·青土社）5月号上刊登了一组“香港电影”特辑，四方田犬彦的《目睹香港最后的时光(The Last Time I Saw HongKong)》作为卷首评论细致地勾画了从1980年代末期到1997年春天香港电影的变迁，法国新潮文学研究家野崎欢的《诱惑的房间》是最好的王家卫论。在与杂志编辑部沟通以后，我向他们推荐了美国的侨民文艺杂志《今天》在1995年刊发的香港特辑，《尤利卡》编辑部从中选取了李欧梵的《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初探》和周蕾的《后殖民主义论》等4篇论文予以译载。
此外，文艺杂志《昴》的7月号也刊载了一组“香港”专号，包括诗人也斯的自传体小说《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西野由希子节译）和食景诗（Foodscape，即《食事地域志》）《除夕的盆菜》，以及拙作《香港属性的形成与香港文学的发展》。
东大文学部中文系在1998年以后，召开过也斯、黄淑娴等作家学者的研讨会，2001年以后大体每年都会召开“东京大学香港文学研讨会”。
六、台湾文学
战前在台湾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日语文学的是岛田谨二(1901-1993)。岛田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英语系，1929年担任台北帝国大学讲师，一直到日本战败的16年间都是在台湾度过的，他按照法国殖民地文学的模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展开台湾文学的研究。1949年任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授，并以比较文学系主任教授的身份活跃在研究界和教育界，留下了大量以日本与欧美为对象的比较文学优秀论著。岛田有关日台文学关系的论文集《美丽岛文学志——日本诗人的台湾体验》（明治书院1995）在其去世后得以刊行。
战后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始于载国辉主持的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会，该会成员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陆续翻译了5卷本的《台湾现代小说选》。1980年代天理大学（奈良县天理市）的塚本照和等开始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后于1991年发展成为天理台湾研究会（1995年更名天理台湾学会）。该会的主要成员下村作次郎著有《从文学解读台湾》（田畑书店1994），中岛利郎编有《台湾新文学与鲁迅》（东方书店1997），另著有《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序论》（绿荫书房2004）等。
东大文学部中文系自1990年代中期就在系和学院开设了台湾文学的专题讨论与讲座，在此任职的我携同非专职的讲师河原功、山口守、垂水千惠等发起成立了东京台湾文学研究会，已出版的该会会员的著作有：
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东京：研文出版社，1997。
黄英哲《台湾文化的重构：1945-1947的光与影》，创工社，1999。
垂水千惠《台湾的日语文学：日据时期的作家们》，东京：五柳书院，1995；《吕赫若研究》，东京：风间书屋，2002。
藤井省三《台湾文学百年》，东京：东方书店，1998。
山口守编《台湾文学讲座》东京：国书刊行会，2003。
由会员山口守、黄英哲和藤井省三编辑翻译的丛书《最新台湾文学》自1999年以来已出版发行了7卷，且暂定今后每年将刊行2-3册。
1998年，日本学术界的各个有关台湾政治经济及文学关系研究的组织集结在一起，成立了日本台湾学会，据说这是日本在台湾研究方面的标志性事件。在该学会的年会上，东京台湾文学研究会每年依文化、文学、语言分组每天召开4个小时的专题讨论。已刊行的成果包括：《台湾的“大东亚战争”》（黄英哲、垂水千悔、藤井编，东京大学出版社，2001）、《台湾的“日本帝国”：重生的记忆》（吴密察、黄英哲、垂水千惠编，同上2005预定）。
中国、香港、台湾三地的汉语文学各自在日趋成熟的同时，年轻作家们的作品更是在不断涌现。日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阅读史，必将在21世纪获得更为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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