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这条新思路的确立，一方面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多年经济改革的实践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为前提的。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以其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非凡政治勇气，以其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作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贡献。
今天，在我们走向新的一年的改革历程时，重新认识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创新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在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中，传统经济理论一方面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另一方面又把市场经济等同于无政府状态经济。如果说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初，要着力破除的是前一方面的传统观念，那么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着力于破除的就是后一方面的传统观念。应该承认，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并不理解市场经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以至有人把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定位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因而诸如“不找市长找市场”、“不管经济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说法，就成为一些人、甚至是一些经济决策人，对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颇为“时髦的”观念与说法。
其实，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最初论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时，就已注意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历史阶段性问题，他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1 〕说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是因为那时的小手工业者、简单商品生产者已经根据市场的需要来配置自己有限的资源；但那时，商品经济还只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的缝隙中，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当然只能以“萌芽”的形式存在。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之后才迅速地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在历史上，市场经济体制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阶段；二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鼎盛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种与工业革命时代相适应的、最初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行着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听任“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即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被看作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二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只被看作是市场经济运作之外的“守夜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等著作中，对这两条基本原则作了最为“经典”的论述。
显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适应了由第一次技术革命引致的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第一次技术革命势能的消逝，并在悄然兴起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作用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日渐显著地暴露出来。1844年电报机的发明及其在商业上的应用，1877年横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的建成等等，为不同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市场的分散性、市场机制作用的自发性同市场的日益扩大、市场之间的广泛的联系性、市场机制作用的协调性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经济体制诸多弊端的共同作用下，资源配置的失效和浪费、周期性的经济震荡等“市场失灵”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已走到了尽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革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当时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是，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对既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哪怕作一点“修补”性的改革，也是十分艰难的。直到1929年，震惊西方社会的经济“大萧条”的爆发，才为变革旧有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契机。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出台，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了首次至关重要的冲击。政府伸出了一只“看得见的手”，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适度调节与控制。从此，政府不再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成了市场经济顺畅运行的内在的、重要的机能。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则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综揽”相关的宏观经济活动的必要性。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失去旧时的魅力，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构筑本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模式。
如果仅从经济体制角度来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晶。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上仍然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市场机制，主要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更为显著。这就是说，“看不见的手”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各自利益独立、产权明晰、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现代企业）被确立为市场主体。然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则是国家宏观调控职能和功能的日臻完善。其调控职能大体包括：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实际需要，实施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宏观投资产业政策和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根据市场体系发展的需要，制订相应的市场运作规则、监督市场运行秩序、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着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以维护市场经济的顺畅运行，等等。
显然，我们选择的决不是在19世纪中叶就已过时的那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选择的只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那种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看待现代市场经济，从而以已经过时的市场经济的信条来规范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实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中的“误区”。
有序性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不存在什么要不要宏观调控的问题，存在的只是怎样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并不是在国民经济出现紊乱时才需要宏观调控；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宏观调控的作用存在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不论在其作用、对象，还是在其手段、方法上，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的政府职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需要宏观调控是一种误解；认为强调宏观调控就等于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管理方法与手段也是一种误解。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一方面，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在建立和完善本国市场经济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切有价值的、成功的做法与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吸取这些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失败的教训。但是，应该十分清楚的是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绝不可能是雷同的。借鉴别国的做法与经验绝不等于照搬某些国家、甚至某一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实际上，当代世界上市场经济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在各自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既十分注重各自的社会制度的特征，也十分注重各自的国情特色。而且在对各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中，也立足于寻得某些有益于本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东西。
在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中，市场经济具有的体制性特征，表现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市场经济与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而市场经济的国别特色，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个别性。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是人们在对市场经济理论探索中形成的三个思维层面，也是我们现实中把握市场经济整体关系的三个重要方面。我们所说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对思维中的三个层面或现实中三个方面的一种科学概括。
可以认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发展取向，是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上运用的必然的、逻辑的结论。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邓小平同志在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一直十分注意对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与作用的中国特色问题论述。例如，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回顾前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展望之后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时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2〕利用我们自己已有的优势， 充分发挥经济改革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市场机制的作用，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等一系列经济机制与经济运行的关系，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一种积极的选择。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向的结合中得出的以上结论，极为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基本特点。
近两年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十分注重对这一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探索。应该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是这一探索的初步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成果。《决定》中提出的一系列构想，既顾及市场经济一般性和特殊性，更立足于对市场经济个别性的深层思考，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关系的总体思考。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