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完成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认识论的再度统一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认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71-1351(2003)04-0001-05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认识论由统一到分离
被马克思称为“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所有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对社会实践的科学解释。社会实践观是马克思的创造，正是在社会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认识论是有机的统一体。
首先，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实践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他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23)，是人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出发点是从事社会实践的人，是人所从事的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是这种过程所引起的自然基础的变更和人自身的改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实践观融会了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全部问题。二者的统一说明历史是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认识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又是社会实践自身。其次，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是历史观与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因为“社会实践”范畴既回答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本质，也解释了认识发展的源泉和特征。这种统一不在于二者结合的天衣无缝，而是一个答案同时解答了两个以往哲学一直没有解决的疑难。离开社会实践无法正确理解历史和认识，要科学地规定社会实践的内涵也不能脱离历史和认识。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和归宿充分体现着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第3卷P6）这是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的初衷。形成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认识之后，“……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在状况。”
[1]（第3卷P48）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1]（第3卷P516）人的自由、解放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统一的，它是历史规律的体现，也是认识和实践的最高境界。历史观和认识论的统一在这里表现为：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飞跃，也是认识和实践进程中的飞跃；在共产主义社会，历史主体、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完全统一，在这统一的基础上，主观能动的实践表现为对人类社会历史这一总的实践过程的自觉驾驭。
列宁分别发展了唯物史观与认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列宁首先发展了社会必然规律与个人意志自由关系。列宁既反对个人意志决定历史，强调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自然过程，同时又反对宿命论，认为个人努力不等于零，提倡主观能动地发挥个人的作用以达到实践的目的。
列宁在大量研究哲学著作的同时，对当时的各类经济学著作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列宁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形成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概括出帝国主义时代特殊的规律。这一伟大发现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列宁研究哲学的中心点是辩证法，不过他的目的不仅是去提示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把辩证法运用于人类认识，为无产阶级提供有效的认识工具。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认识论问题，不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且也使唯物辩证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看到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是统一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也体现着这三者的统一。列宁认为，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因此，人类认识按其本性来说是深刻辩证的。辩证法一旦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它就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正确方法，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所以，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从理论形态上看，列宁的认识论相对独立于历史观。在创始人那里本来浑然一体的东西被离析成不同的组织部分而分别得到论述和发展，这是列宁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列宁偏重于从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认识论问题，这与世纪之交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课题以及马赫主义利用现代物理学成果向马克思主义学说挑战有关。然而，从初始阶段的浑然一体到后来的分别深入地展开，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走向深化和丰富，是理论自身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况且，列宁运用实践辩证法这一同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认识论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通过对这些成果的运用，发现了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供了思想武器，并使实践获得成功，推动了历史前进。
列宁反对经济主义盲目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轻视革命理论的错误。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就“只能从外面灌输”[2]（第1卷P247）到工人运动中去，必须用革命理论武装工人阶级才能使他们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的水平。列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第1卷P241）这表明，在革命实践基础上，历史观与认识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列宁通过辩证法这一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内在逻辑，沟通了历史与认识论的本质联系；证明列宁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分别发展，却并未割断其间的内在联系。之所以能够如此，既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在列宁心目中作为“一整块钢铁”存在着，也因为列宁亲身的革命实践在起着中介作用。然而在理论形态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分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两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认识论被分而述之。
马克思生前并未将自己创立的“新世界观”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一词是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第一次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后来列宁接受了这个提法并且认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2]（第1卷P433）这种看法被斯大林解释成：“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3](P116)这个观点统治整个苏联哲学界，也严重影响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理论准备不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苏俄的经验当成教条。加上第三国际远离中国指挥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代表不熟悉中国情况，理论与实践严重脱离，造成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这种状况到20世纪30年代发展得更为严重。苏联的老子党作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械分割，来自莫斯科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使中国革命几乎走入绝境。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在理论形态的分别发展，由于理论严重的脱离实践而最终彻底分裂。
二、毛泽东统一历史观与认识论的前提条件
中国革命实践发展和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都呼唤着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毛泽东顺应了理论与实践的需要最终完成了这种统一。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完成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再度统一，这是与他的自身条件和历史地位分不开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时代思潮和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下，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主张救国必先从哲学和伦理学入手，改造中国的思想。为此，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纵观古今中外学说，从中汲取其精华，尤其是借鉴中国近代哲学在历史观与认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为他日后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使之在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再度实现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认识论的前提首先是中国近代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其核心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同时把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中国近代哲学的争论集中于历史观与认识论两个领域。中国近代哲学自身虽然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其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
中国哲学史中有“尚变”的传统，但比较缺少发展观。主张变法的人，一般都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承认社会历史是变化的前提下，进而认识到这种变化有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使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又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中国近代哲学家在继承这一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自然科学和进化论观点，使古老的“势”说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康有为就是在历史观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他的“三世说”第一次将理想社会指向未来。[4](P29)
严复着重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他认为这种客观性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他说：“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则讲求政治，其术可与动植诸学，所用者同。”[5]（第5册P1250）章太炎将西方进化论思想和人类考古学成果结合起来，形成“人之相竞也以器”的唯物史观的萌芽。章太炎不但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而且看到物质工具的使用与发展同社会进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哲学进化论历史观中的最高成就。
孙中山则从社会形态角度用进化论观点为人类社会发展划分阶段。他认为世界潮流由神权到君权，由君权到民权，是不可抗拒的。他将自己创立的三民主义又看成是人类社会的三种形态和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亦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中国则同时处在这三种时期或形态之中。这样一来，推翻满清封建王朝是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鉴于对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与危机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不能走欧美的老路，所以必须在中国同时进行民生主义的社会改造。这就是三民主义指导下的三重革命，而且这三重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6]（第1卷P288）
随着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家开始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方法解释认识论问题，虽然没有社会实践观，但毕竟超越古代哲学而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严复提倡“知读无字书”[5]（第1册P93）认为“吾心之所觉，必证诸物之见象，而后得其符。……故论理者，以对待而后形者也。”[5]（第2册P238）章太炎则明确反对经验主义而推崇人的抽象思维。他认为，客观事物不依人的感觉而存在，感觉的局限不应成为认识的局限，人不能仅凭有限的感觉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可以超出感官去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的。章太炎的“革命以开民智”不是“知行”关系的科学解释，但他所谓的“革命”无可否认地是社会实践的一种，所以，这一命题具有实践产生认识的含义。
孙中山认为，“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也。”[6]（第6卷P200）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近代哲学关于“知”的共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传统的革命意义。关于实践，孙中山认为：“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6]（第6卷P222）这是近代哲学解释“行”的最高水平。虽然缺少社会生产这一实践的主要形式，但它将文明发展的动机归之于人的种种实践活动，并且对实践形式的归类包含了毛泽东概括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试验”三大社会实践形式的雏形，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实践观铺平了道路。
一般说来，没有社会实践观，历史观和认识论必然是分离的，承认认识是发展的并不等于历史观与认识论是统一的。但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中进化论普遍被视为世界观，同时也是分析一切问题的方法，所以，当运用进化论观点谈及人的认识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到人的认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严复说：“国家社会无别具独具之觉性，而必以人民之觉性为觉性。”[5]（第2册P314）这个观点涉及了社会主体与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人民身上达到统一。章太炎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被进化论历史观理解为历史发展动力的“竞争”同时也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动力。孙中山说：“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6]（第6卷P199-200）他把人类物质文明的进化发展与人的知行关系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而这种变化又反映了人的能力的提高，这显然是合理的。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到人的行为水平由本能的不知而行发展到自觉的知而后行，这比“竞争以生智慧”的命题更明确地表现出历史观与认识论走向一致的趋势。
毛泽东亲身参与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同时又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哲学著作。这为他重新统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表明，他已经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规律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解释阶级地位与革命态度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懂得了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者，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雏形。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明毛泽东运用调查研究这一具体的实践也是认识的方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融会在对中国特定现实的认识过程中。由于他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和他对中国社会的熟悉，使他最先冲破教条主义和苏联经验的束缚，开始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虽然他的正确意见未被当时的党中央采纳，但是这些认识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起点，也是统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认识论的开端。
在创立红色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毛泽东更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的方法。此时他写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初步总结了创立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作了初步理论总结。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论述认识论问题，他重申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同时提出“调查研究就是解决问题”这一知行辩证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命题，开始了在理论上统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认识论的进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传播开始转入独立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
三、历史观与认识论的再度统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形成之初，就体现着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这既得益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自身的完整性，也得益于毛泽东自身的革命实践和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和毛泽东哲学素养的进一步提高，毛泽东思想也日臻成熟。成熟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历史观与认识论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成功的基础上，再度实现了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这种统一集中表现在毛泽东的三个“循环往复”的理论创造中。
第一个“循环往复”是“实践——认识——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以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首先论证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个飞跃，而认识的能动作用，“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7]（合订本P269）毛泽东揭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的目的是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指出二者从两个极端分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联系。毛泽东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感性认识的辩证统一，指出理性认识只有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鉴于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条化，将第三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惨痛教训，毛泽东特别重视和强调理论向实践的飞跃，认为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更伟大。
毛泽东在分析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阐明了认识过程亦是实践过程的无限性，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为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7]（合订本P273）这一循环往复，既是实践过程也是认识过程，既是认识指导实践也是实践检验认识的过程。在这循环往复中，既克服了理论的抽象性和间接性，又防止了实践的盲目性，提高了自觉性。每一次成功的实践既证实了人的思维的此岸性，也达到了改造世界、改造自身的实践目的。每一循环往复就汇成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为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
第二个“循环往复”是“特殊——一般——特殊”。列宁在论述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时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2]（第38卷P409）毛泽东将这一重要的辩证法思想与认识和实践的过程结合了起来。他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当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深化。”[7]（合订本P285）毛泽东将“一般与个别”和“理论与实践”这两个“循环往复”统一起来，既体现了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认识论的不可分割。
第三个“循环往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在哲学上的升华主要表现为他的第三个“循环往复”的提出，这是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科学化的理论标志。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合订本P284）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也是从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毛泽东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统一了三个“循环往复”，并用它阐述认识运动的秩序、实践发展和历史进程的总秩序。认识、实践和历史的无限循环发展在毛泽东的群众观点中得到了统一。
中国革命正是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才最终取得了成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关键在于制订了一条正确的群众路线。从历史观的角度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合订本P932）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的群众观点体现了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因为，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进程的承担者，是历史、实践与认识的共同主体。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形成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认识论的高度统一，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融为一个整体，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大贡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收稿日期200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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