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援助者与非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传统援助者是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主角。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国家是国际援助领域的绝对主导者，其援助额占到国际发展援助的绝对多数。但是，另一个援助群体正在崛起并日益受到关注。在长期的对外援助实践中，它们形成了自己的援助理念和思路，遵循自己的国际发展援助规则。它们不属于有“援助者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而被称为“新兴援助者”（emerging donors）。新兴援助者援助额逐年增加，成为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重要力量，日益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受援国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一
“新兴援助者”是相对于。DAC成员国而言的，也被称为“非DAC援助者”（non-DAC donors）。目前，跻身这一行列的国家有30多个，其中包括中国、南非、印度、巴西、土耳其等经济上表现较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新兴援助者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发展援助领域的新来者，如中国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对外援助；印度等国家自1950年代开始就在“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下对外提供科技援助；科威特早在1961年就成立了“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Kuwait Fund for Arab Economic Development），开始了对阿拉伯世界的援助。
“新兴援助者”与其说是新出现，还不如说是新近受到世界关注。其兴起与广大受援国对传统援助国的不满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传统援助者向发展中世界提供了高达万亿美元但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效果并不理想，引来受援国与日俱增的抗议。对此，传统援助者曾承诺增加援助额度，给予受援国更多空间，并尽力协调援助国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的八国集团峰会上，为顺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八国集团承诺，2010年前将发达世界的援助额度在2004年的基础上每年增加500亿美元。① 然而，由于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传统援助者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反恐和自救，以致减少了对外发展援助。据世界银行估测，官方发展援助（ODA）在2005年创下纪录性的增长后，2006年援助总额减少到了300亿美元。② DAC自己也承认其对外援助“失去了节奏”。③
相反，来自新兴援助者的援助额因其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而持续增长。1999－2007年，新兴大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超过6.5％，中国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金砖四国”（BRICs）、“远景五国”（Vista）等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的新亮点，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贡献率都在上升。新兴援助者中的一些新兴大国随着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升而大幅度增加对外援助数额。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兴援助者国内的发展与世界资源和市场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展中的南方国家成为新兴援助者重要的发展伙伴和国际合作对象，进而成为新兴援助者重要的援助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新兴援助者2006年的援助额为95亿－120亿美元，占世界援助总额的7.8％－9.8％。④ 另据估计，2008年新兴援助者所提供的援助数额为120亿－15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DAC援助者官方发展援助的10％－12％。⑤ 无论从援助数额还是援助所占比重看，新兴援助者的援助均呈稳步上升态势。有人推测，到2040年，“金砖四国”将与美国一道共同取代DAC国家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援助者。⑥
新兴援助者的援助方式、援助理念赢得了发展中世界的认可和推崇。在传统援助者援助数量减少、援助效果不佳的大背景下，新兴援助者在发展中世界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加强。以巴西为例，由于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巴西成为了莫桑比克、东帝汶、几内亚比绍、海地、巴拉圭和危地马拉等国的重要援助者和合作伙伴。巴西在农业、医疗和卫生方面的对外技术合作尤为突出，现已成为巴西外交中最富特色的领域。其间，巴西向受援对象提供了知识、科技和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受援者的经济社会发展。因为新兴援助者与受援者在发展程度上比较接近，所提供的技术和经验更符合受援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现状以及发展环境，加上新兴援助者作为受援者的历史经验以及新兴援助者与受援对象之间并无殖民关系等特点，新兴援助者的援助政策更具现实性，援助效果非常好，并促使双方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正如英国媒体坦承的那样，“我们一直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视为只能接受援助的贫困对象，我们自己决定给它什么东西”；中国则为非洲国家提供它们需要的援助物资，“为许多非洲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基础设施和资金，这使得中国和非洲双方都从中获益”。⑦ 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援助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援助缩水了13％，新兴援助者则主张化危机为机遇，纷纷采取措施减免债务，扩大对外合作与交流，拓展了对外经济交往，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传统援助者减少援助而带来的冲击。⑧ 新兴援助者与受援方之间建立起各种类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因此成为发展中世界的“新机遇”。⑨
新兴援助者对发展中世界的援助也引起传统援助者的关注。当传统援助者的援助并不能满足受援者发展需要，或者传统援助者单方面减少援助时，受援者转而求助新兴援助者，新兴援助者与南方受援国家关系因而快速发展。传统援助者对此感到不安，它们视传统援助者为自己在新时期的“新挑战”。⑩ 传统援助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兴援助者的兴起折射着受援者对传统援助的不满。(11) 甚至有西方学者提醒传统援助者注意：要继续获得这些发展伙伴的信任，就“必须确保信守援助承诺，并进行援助政策的革新”。(12)
二
近年来，新兴援助者日益将援助的关注点投向非洲，并不断推出援非新举措。作为发展中世界的成员，新兴援助者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以发展中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基础，重新定义和诠释非洲的发展以及非洲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日益形成鲜明的援非特色。
其一，尊重和强调非洲在援助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在传统的援助关系中，援助方是理所当然的援助主体，受援方作为援助客体只能任由支配。这种割裂受援对象本土现实、“外科植入式”的援助模式并不能帮助受援者摆脱欠发达状态。在总结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新兴援助者认为非洲国家发展的动力在于其自身，主张以非洲国家为主体展开援助。在新兴援助体系中，作为受援对象的非洲国家开始从国际体系的最低端、最边缘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从一个被任意想象和构建的客体转变为被尊重、被认同的发展主体。2011年5月将要召开第二届“印非峰会”，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就此表示，这次峰会将聚焦非洲发展中最为紧迫的问题，“根据非洲国家自身优势和愿望”，共同商定合作方略。(13) 中国自1956年向非洲提供第一笔援助，此后一直基于中非自身文明特性与现实战略需要而发展与非洲国家间的关系，提供符合非洲国家发展需要的援助。中国政府始终主张非洲国家参考和借鉴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并鼓励“非洲人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4)
新兴援助者在探索新的援非体系过程中，尊重非洲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逻辑，重视非洲发展的本土化，从而培育起非洲的内源性发展动力。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巴西利用自身在发展农业等方面的优势，在非洲广泛发展农业技术合作。标准银行201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巴西正在“结合自身优势发掘非洲农业的潜在能力”，通过“巴西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业发展论坛”确立和深化了巴西与非洲在热带农业和生物燃料技术方面的互利合作。(15) 印度根据自身和非洲发展环境的变化，针对非洲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需要，不断更新援非载体，适时调整援助的内容和重点，先后出台了2002年的“聚焦非洲计划”（Focus Africa）、2004年的“印非技术经济协作运动”（TEAM－9）和“泛非电信网络连接计划”（E－Network）以及2010年“非洲远程教育计划”。随着非洲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新兴援助者结合自身优势，尝试新的援非路径和思维，谋求更有效地促进非洲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中非双方为适应内外形势的发展，召开了四届中非合作论坛。每届论坛都是中非根据最新形势对合作角度和方式的一次调试、改革。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到2009年的《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中非合作在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非洲大陆上的新兴援助者南非则鼓励非洲国家“尽力统筹和利用洲内资源”，充分调动非洲大陆内部的发展能量，采用“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内税收分配上的倾斜，对同盟内的国家给予援助，繁荣同盟内部贸易，加速非洲发展进程。(16)
其二，谋求一种双向互动、援非与助己高度统一的援助关系。新兴援助关系是一种以援助为纽带的新型双向合作关系。由于相同的殖民地经历、更新发展模式的历史记忆以及作为受援者的切身体验，新兴援助者与非洲受援者在身份定位、主体认同和知识准备上有着较为相似的体认，在现代化过程中追求平等的意识根深蒂固，因而更倾向于形成一种多元文化互相沟通、不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的援助关系。毛泽东在1960年代会见非洲朋友时就表示过，中国援助非洲是中非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支持”。(17) 直到今天，中非合作依然坚持这种平等互动，2006年更是建立起“政治上平等互利、经济上繁荣与共、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新兴援助关系中的双向互助改变了传统援助者施予他人和受援者受馈于人的实质，实现了援受双方的互利共赢。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赋予了新兴援受双方相似的国家成长使命，援助关系的构建是援助者帮助非洲受援者实现发展的手段，也是其实现自我发展的途径，因而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合作关系。如南非就认识到“南非的未来不可避免地与其邻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任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正力图证实他“不单是南非的总统”，而是对整个非洲发展有贡献的总统，因为南非及其非洲发展伙伴均会因对方的发展而获益。(18) 这种共赢方式日益成为众多新兴援助者在对外援助时的选择。例如，中国强调中非合作中的“互利双赢”，巴西重视双方的“平等获益”，印度则突出在合作中“寻求双方价值和利益的平衡”。(19)
新兴援助者与非洲受援者之间双向互动关系的建立和互利共赢的实践，调动了援受双方的发展能量，使援助成为非洲发展和援助方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援非与助己在此得到了统一，援受双方的发展形成了相互助益的良性循环。如同中非合作“帮助非洲实现了发展，改善了民生，而且也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市场支撑；中国发展了，反过来又向非洲提供更大的帮助”。(20)
其三，寓援助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新兴援助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取长补短的合作关系。同为发展中国家，新兴援助关系的双方虽然在经济和科技水平上有待提升，但存在互补和互惠的空间。诚如一位非裔经济学家所说，“他们有我们想要的，我们有他们所需的。”(21)从这个意义上，秉持发展中国家间所怀有的特殊信任和认同，援助者和受援者在资源、技术、农业、教育等领域构建起许多利益交汇点，拓展出广阔的合作空间。新兴援助由此进入一个新境界，即超出传统的援助而日益具有了合作的内涵与意义，“援助”的名称也逐渐为“合作”所取代。
随着双方合作关系的形成与展开，新兴援助者将非洲的发展纳入与援助国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随着非洲国家与新兴援助者合作关系的日渐密切，非洲国家的发展日益具有了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特色。在中非之间，自2000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四届中非合作论坛，合作关系取得了全面、长足的进展。如中非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从增进相互了解的文化代表团互访，发展到新闻合作与交流、学者和智库交流、民间交流、“妇女论坛”等范围广泛的人文合作和交流体系。这种合作和交流成为中国与非洲在人文领域走进外部世界、拓展发展空间的新起点，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对非合作的行列中。2008年印度召开“印非峰会”、土耳其召开“土非峰会”，2010年阿拉伯国家召开“阿拉伯非洲峰会”，这些以合作为主题的论坛将非洲发展置于更广阔的舞台和视野之中。
这种援助关系本质上是合作，它充分调动了援受双方的优势资源，建构起一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发展体系，其意义超越了单纯的援助，而日益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首届印非峰会召开后，印度总理辛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印非峰会的主要目的并非实现印度一国的发展，而在于印非共同发展。(22) 合作的过程就是援受双方分享发展机遇、共享发展经验、达成共同发展目标的历程。巴西刚刚卸任的总统卢拉先后11次访问非洲，他在最后一次访非的“旋风之旅”中表示，巴西期待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中分享其在减贫、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成果，与非洲一起实现发展。(23) 南非世界杯期间，一位赞比亚女商人这样向祖玛总统描述南非与赞比亚的合作关系：“跌倒时我们一起跌倒，（然后）一起站起来……”(24)
三
新兴援助者的对外援助与其说形成了一种新兴的援助关系，不如说为南方世界引入了一种新兴的发展体系，尤其对非洲的发展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
首先，新兴援助者为非洲发展提供了合作发展的基本框架。新兴援助者以发展伙伴的身份，以合作关系为纽带，拓展出与非洲国家共同发展的新空间。南非自新南非成立后就试图与非洲国家通过合作的方式，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援助的平等“伙伴关系”，确立基于整个非洲的新兴发展体系。(25) 首届印非峰会上通过的《德里宣言》宣布，印非共同建立“互利的发展伙伴关系”。(26) 中国与非洲谋求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依托众多发展伙伴的肩膀，非洲站在了更高的发展起点上。2008年，巴西全面推动“巴西非洲农业伙伴关系”，其意图并不仅仅在于提高非洲的粮食产量，还在于“让非洲获得构筑未来的工具”。(27) 通过刚运转的“南非合作发展署”、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四年一届的“印非峰会”、五年一届的“土非峰会”以及不定期召开的“阿拉伯非洲峰会”等，非洲被置于与新兴援助者并举的高度，与发展伙伴站在平行的发展平台上。
新兴援助者站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发展的高度来规划和设计对非洲关系，将非洲的发展纳入发展中世界共同发展的范畴内。通过与中国的石油技术合作，苏丹逐渐由石油产品进口国转变为石油出口国，基本发展起集石油勘探、生产、炼制、运输、销售于一体的石油工业体系。对比之下，英荷壳牌公司在尼日利亚开采石油达50多年之久，尼至今仍是一个石油输出国，没有石油生产和加工体系。正如一位非洲官员指出的，西方的技术虽然先进，但“西方国家从未打算转让技术……但中国却愿意转让”。(28) 同时，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路径和思维也更适合非洲国家的国情，它们之间的双边合作能获得更好的效果。爱立信和摩托罗拉垄断非洲通讯业时，非洲的通讯业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而中国的华为等通讯企业与非洲的合作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其原因在于，中国的“低成本发展之路，比西方模式更适合非洲”。(29)
透过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平台，非洲国家获得了技术和能力，还获得了实现一体化的机遇和全面走向世界的舞台。在新兴援助关系的推动下，非洲加快了大型跨国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如南部非洲、西非和北非地区的电力网络、西非四国的天然气管道系统、环非海底光纤通讯电缆等工程建设，改善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非洲国家之间、非洲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为畅通和快捷。印度将发展“知识经济”作为低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凭借世界领先的IT技术在非洲推广“泛非电信网络连接计划”，使53个非盟成员相互间逐渐实现了网络互通，进而达成了与世界的即时通讯。(30)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陆续从非洲撤资，而非洲的新合作伙伴将危机视为发展的新机遇，纷纷增加对非投资。在此带动下，如果能保持政局稳定，非洲经济有望在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的发展水平。非盟主席让·平（Jean Ping）表示，在非洲经济良性发展的过程中，南南合作已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因素。(31) 长期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非洲国家，通过合作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增长的新引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祖玛表示，非洲的发展正在慢慢地帮助它摘掉“永久的受援者”的帽子，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点”。(32) 联合国特别顾问查可·戴安拉（Cheick Sidi Diarra）不久前提醒国际社会注意，“不能仅仅将非洲视为永远依靠国际援助和支持的大洲，非洲已成为一片拥有巨大潜力的大陆”。(33)
其次，新兴的援助手段开辟了非洲通过南南贸易走向世界的道路。援助与贸易相结合的新兴援助手段使非洲在获得援助的同时，又获得了贸易机会，由此推进了非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非洲通过援助下的合作关系获得了优惠贸易条件，赢得了发展的新机遇。(34) 如，印非贸易额2007年为249.86亿美元，后逐年增加，预计2012年将达700亿美元。(35) 中非贸易额2000－2008年间实现了从100亿美元到1 000亿美元的飞跃，年均增长33.6％。2009年，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0年前11个月，中非贸易额超过1 128亿美元。(36) 在繁荣的双边贸易中，大量的非洲商品通过新兴援助者输送到全世界。
非洲发展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脆弱的出口”是当前非洲发展首当其冲的限制性因素。(37) 购买力日益旺盛的新兴援助者有望突破这一发展瓶颈。非洲发展银行研究主任即表示，“来自中国的强劲需求促成了非洲出口的勃兴”。(38) 目前，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非洲商品进口者，并仍在帮助非洲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中国已先后在北京、厦门和义乌举办“非洲商品展”，并为非洲商品进入中国提供各种优惠条件。自2010年始，中国将在义乌长期设立非洲产品展销中心，推介非洲商品。(39) 为鼓励非洲商品对华出口，中国政府自2005年逐步开放和扩大免关税产品的比例和范围；2010年对26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60％的产品给予对华出口免关税政策，2012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95％。(40) 在此推动下，越来越多的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运往中国的出口产品2000年仅有5％，2007年增长到13.4％。(41) 新兴援助者拓宽了非洲外向型经济的窗口，为非洲经济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新兴援助国家经济的带动下，非洲文化及旅游产品成为其对外出口中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兴产业。非洲GDP的3.3％和就业人口的2.5％与旅游业直接相关，而间接与之相关的GDP高达8.3％、就业人口占5.9％。(42) 非洲旅游业将成为非洲最具特色和前途的第三产业之一。随着新兴援助者与非洲交往的密切，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选择非洲作为旅游目的地。如，中非合作论坛特别是北京峰会后，中国赴非旅游人数逐年增多，2010年有望超过45万人。(43) 新兴援助者的旅游市场将成为带动非洲旅游业勃兴的动力。正如斯坦比克银行经济学家西蒙·弗里曼陀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同金砖四国关系的进展，非洲在世界贸易中边缘化的局面正在改观。(44) 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合力的作用，非洲经济目前已经显现步出沼泽的迹象。
第三，新兴援助者拓宽了非洲获取外援的渠道，改善了非洲发展的外在软环境。传统的援助曾一度是亚非世界获得外援的唯一选择。为了获得外援，许多亚非国家不得不接受援助所附加的条件。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和南非等国先后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援非，传统援助国不再是非洲获取外援的唯一选项。用非洲人的话来说，“我们再也不必在强塞给我们的文件上签名；我们现在有了替代选择”。(45)
新兴援助者秉持自己的援非理念介入非洲发展，给传统援助理论和传统援助政策带来了挑战。其特色理论话语和知识谱系正在修正传统的国际发展援助理论。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和澳大利亚外援事务部官员都曾对新兴援助者所倡导的互利共赢表示关注。(46) 有西方学者推测，未来的国际发展援助理论体系可能发生新的结构性变化，成为“传统与新兴路径的综合体”。(47) 新兴援助者的援助政策也给传统援助者的对非政策带来了新变化。在中国等新兴援助者的倡导下，非洲再次受到各大国的重视，出现了西方大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重新登陆非洲的景象。特别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西方国家受到启发和影响，纷纷筹办诸如“欧非峰会”、“日非峰会”、“美非商业峰会”等，仿照中非合作的思路和形式推进对非关系。非洲国家拥有了更多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的机会，非洲发展的外在软环境不断改善。面对众多可供选择的合作伙伴，过去数百年长期处于受支配地位的非洲国家，在处理谋求对非合作国家的关系时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与以前进驻非洲不同的是，西方大国如今不是带着各种苛刻的附加条件，而是争相开出了各种优惠的合作条件，这种大国博弈改变了非洲的国际政治生态。(48) 非洲在新一轮与大国的博弈中手握更多的筹码和主动权，在资源和贸易谈判中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此外，新兴援助者为非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资源。新兴援助者通过援助下的合作将其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传播到非洲，激励非洲国家和人民满怀信心地奋起战胜困难、实现复兴。新兴援助者大多已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它们已有的发展成就本身就是对非洲国家巨大的精神鼓舞。非洲发展银行高级经济师依罗（Yero Baldeh）表示，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发展经验的发展中国家，巴西的很多发展经验能为非洲的发展提供借鉴。(49) 印度的一位高级外交官最近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发展经验能为非洲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提供政策借鉴。(50)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的新兴援助者在发展模式等方面可为非洲国家提供借鉴。恰如一位在华10余年的非洲商人所言，欧美国家虽然也有发展经验，但其过程现已成为历史，而在中国可以“亲身体验这种发展”。(51) 与此同时，新兴援助国家人民勤劳、自强的思想意识和储蓄习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取向，不断熏染着非洲年轻的一代。非洲国家勤劳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前往南非和中国等新兴援助国的大城市务工、经商或者办企业。目前，大约有500万津巴布韦人在南非务工、经商，有10万非洲商人长期居住在中国广州从事中非商贸。(52) 他们长期与中国、印度或巴西等国的商人和企业家接触，不断学习和接受当地乃至国际商业规则和经验。中国还自2004年起开办“中国—非洲国家工商会人员研讨班”、“非洲英（法）语国家部级官员招商引资研讨班”等，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工商业人才。通过长期实践和各种培训成长起来的非洲年轻工商业精英有望成为未来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注释：
① The Gleneagles Communque,2005,http://news.bbc.co.uk/2/shared/bsp/hi/pdfs/.（上网时间：2011年3月1日）
②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7,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07,p.55.
③ OECD DAC.2006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Summary,Paris:OECD,2007,p.3.
④ UN,“Trends in South-South Triangula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Background Study for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um”,http://www.impactalliance.org/ev_en.php? ID=48433_201&ID2=DO_TOPIC.（上网时间：2011年3月1日）
⑤ Penny Davis,“A Review of the Roles and Activities of New Development Partners”,CFP Working Paper Series,No.4,February 2010,p.1,http://www.worldbank.org/cfp.（上网时间：2011年3月8日）
⑥ Pranay Kumar Sinha,“An Overview of Development Aid in 2040”,p.10,http://www.eadi-online.org/fileadmin/MDG_2015_Publications/Sinha.（上网时间：2010年12月20日）
⑦ “China Strive for Africa”,Independent,Nov.4,2006.
⑧ Emmanuel Frot,“Aid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Shall We Expect Development Aid to Fall?”http://www.voxeu.org/index.php? q=node/3562.（上网时间：2011年3月1日）
⑨ Raphael Kaplinsky and Masuma Farooki,“Africa's cooperation with new and emerging development partners:options for Africa's development”,p.8,http://www.un.org/africa/osaa/reports/emerging_economies_2009.pdf.（上网时间：2011年3月8日）
⑩ Peter Kraglund,“The Potential Role of Non-Traditional Donors' Aid in Africa”,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Sept.2008,p.556.
(11) Ngaire Woods,“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International Affairs,No.6,2008,p.1212.
(12) Peter Kraglund,“The Potential Role of Non-Traditional Donors' Aid in Africa”,ICTSD Issue Paper,No.11,2010,p,23.
(13) “India to Share Poverty Rreduction Strategies with Africa”,October 12,2010,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to-share-poverty-reduction-strategies-with-Africa/Article1-611991.aspx.（上网时间：2010年10月13日）
(14) “温家宝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11月9日。
(15) Simon Freematle,Jeremy Stevens,“Brazil Weds Itself to Africa's Latent Agriculture Potential”,http://ws9.standardbank.co.za/sbrp/DocumentDownloader? docId=3164.（上网时间：2011年1月30日）
(16) “Jacob Zuma to the South Africa-Egypt Business Forum”,http://www.dfa.gov.za/docs/speeches/2010/zum1019.html.（上网时间：2010年12月5日）
(17)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90页。
(18) “Welcome Statement by Zum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Extraordinary Meeting of SADC”,http://www.dfa.gov.za/docs/speeches/2009/jzum0622.html.（上网时间：2010 年12月3日）
(19)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13日；Peter Kraglund,“The Potential Role of Non-Traditional Donors' Aid in Africa”,ICTSD Issue Paper,No.11,2010,p.13; Rajiv Bhatia,“India's Africa policy:can we do better?”http://www.thehindu.com/opinion/lead/article515718.ece? homepage=true.（上网时间：2010年12月31日）
(20) “共同的选择合作的典范”，http://www.focac.org/chn/mtsy/t760625.htm.（上网时间：2011年2月14日）
(21) ［赞比亚］丹比萨·莫约著，王涛、杨惠等译：《援助的死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80页。
(22) “Interview of Minister of State,Shri Anand Sharma on the Africa Summit”,http://mea.gov.in/indiaafricasummit/africaframe.php? sec=is,in&act=1.（上网时间：2011年2月9日）
(23) “News Brazil's president arrives to boost economic ties”,Daily Nation(Kenya),July 7,2010.
(24) 亚历克·罗素：“世界杯留给非洲什么？”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525.（上网时间：2010年8月7日）
(25) Wolfe Braude,Pearl Thandrayan,Elizabeth Sidiropoulos,“Emerging Dono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The South Africa Case”,PBDD,2008,p.13; “Delhi Declaration”,The Times of India,9 April,200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2006年11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05/content_5293014.htm.（上网时间：2010年12月29日）
(26) “Delhi Declaration”,The Times of India,9 April,2008.
(27) Paulo Sotero,“Brazil as an Emerging Donor:Huge Potential and Growing Pains”,Development Outreach,Feb.2008,p.20.
(28) “Friend or Forager?”Financial Times,23 Feb.2006,p.15;“The Chinese are in Africa-This Time to Stay”,New Era(Namibia),Mar.13,2006.
(29) “中国低成本发展之路更适合非洲”，2010年5月31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00531/n272456914.shtml.（上网时间：2011年2月24日）
(30) Emma Mawdsley and Gerard McCann,“The Elephant in the Comer,Reviewing India-Africa Relations in the New Millennium”,Geography Compass,Feb.4,2010,p.87.
(31) “2010年非洲经济增长率预计有望超过欧美达到5％”，2010年8月10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810/01168451475.shtml.（上网时间：2011年2月24日）
(32) Alec Russell,“What is Left by the World Cup?”Financial Times,July 13,2010.
(33)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to Change Its Perception of Africa”,African Renewal(United Nations),Sept.7,2010.
(34) “India-Africa trade to touch 
70bn within two Years”,http://arabnews.com/economy/article194331.ece.（上网时间：201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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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Rubakana Eddy,“Africa Trade with China Increase in 2010”,http://www.africanews.com/site/list_ message/32503? data%5Bsource%5D=rss.（上网时间：201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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