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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一般是指长江下游、太湖之滨的宁、嘉、湖、杭、苏一带。吴地文化是广义的吴文化，取地域史志概念，它包括吴国以前和吴国以后发展延续至今的吴地区域性文化，即大吴文化。苏州是吴国以后形成的吴文化中心，位居吴地中心区域，习惯上把苏州历史文化称为吴中文化，是吴地文化的精华代表。
探研吴地文化模式，就是力图从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出发，考察吴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进而把握吴地文化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及特色。
一、吴地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得水独多
吴地历来以“水乡泽国”著称，丰富的水利资源，是吴地生态环境的自然优势，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就曾说过“吴有三江五湖之利”[①]。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东近大海北临长江，西南屏天目山，西北为茅山丘陵，地势西高东低，其水源主要来自西南上游的荆溪、苕溪，纳浙西天目山与苏皖交界的山区之水，湖东下游为湖水入海地区。从地形地貌的角度观察，既有逶迤起伏的低山残丘，又有辽阔坦荡的洼地平原，既有纵横交错的河港泾浜，又有星罗棋布的湖泊漾荡，形成河港相连，江湖通流的水网地貌。从气象条件角度观察，属于北亚热带南缘带，有中亚热带震动带气候，气候湿润温和，降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水运、灌溉和水产养殖。
二、吴地文化产生的社会条件：精于水利
吴人精于水利，首先是兴建农田水利取得较高成就。大禹治理太湖洪水的传说《禹贡》上，就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记载，春秋吴国开凿胥溪、邗沟、太伯渎，直到五代吴越国的“五里为浦；十里为塘，”设“捞浅年”，筑“堰、闸”；宋、元、明、清历代以巨大的人力、财力投入疏浚治水，解放以后用40万民工开凿太浦河，使太湖流域成为旱涝保收的商品粮基地等等。很早就有“人定胜天”、“综合治理”的治水经验。其次开发利用江河湖海之利，通渠三江五湖，在太湖地区形成以江南运河为干线的交通网络，沿运河北上可抵中原及全国各地，东南可达杭州、宁波、张家港等沿海港口。再次较突出的成就是造船，大力发展水上交通事业。三国时孙权曾派使者去南洋开发外贸活动；南北朝时之南朝有强大水军而得以偏安一方；郑和及鉴真分别从太仓和张家港基地出发，西洋文明的输入，吴地也是较早得益之处。古人抬马拉车化费大而效率低，水运是最经济最适用的办法，而且南方多雨，平原之地往往泥泞难行，舟行最方便。因此吴地这种有利的水上交通条件，先进的造船和航行技术，正是唐宋以来吴地商业发达、城市繁荣以及江南市镇兴起的基础。
三、吴地文化模式：一种水质文化
（一）语言特色。吴语、吴声相对于中原的淳朴爽直，北方粗犷豪健等语言，最大的特色是温柔细腻，说话如唱歌的吴地“软语”，让人感到温存款款。所以有人说“乍听吴侬觉有情”，而聆其歌唱，也使人觉得“清柔宛折最销魂”，这使我们看到在形声之间的这种水质特色无不来自吴地的山温水软。
（二）饮食特色。水产是吴地人的主要食品之一，人们普遍好食鱼虾，同时四时鱼鲜，鱼馔名扬四方。西周成王时始，吴地鱼肉就成为贡品，吴王僚因“嗜鱼如炙”而丧命鱼肠剑下，吴王阖闾的爱女塍玉也因鱼而死，晋代张翰因“莼鲈之思”而弃官归吴。水乡泽国，很多活动是在船上进行的，烹调饮食特色主要体现在船点船菜中，但由于船面积小，局限性大，烹调菜肴、制作点心受到一定的约束，因此，唐代便形成苏式菜以炖、焖、煨、焐等火候菜为主的烹调特色，以水产鱼馔为主的风味特色，从而形成苏式菜肴突出原料本味，汤清而不寡，汁蜜而不腻，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骨濑爽口而不失其味的特殊风味。菜肴以少、精为主，强调原汤、原汁、原味、原色。这种集水乡特色于一体的东方饮食文化形成了自己特色的风格。
（三）穿着特色。在吴地服饰中，有利生产、方便生产的裙、包裤特别受青睐。在网索满船、天水相连的环境中作业，稍有不慎，轻则影响生产，重则伤亡。古有断发文身习俗，断发可避挂缠之苦，文身可防水族之患，如今裙、包裤、帽则取代了“断发文身”防挂缠的功能，适宜水上作业。因而这些衣着对吴地服饰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吴地水乡女子的包头与裙服历史悠久，世代相传，既适应水乡女子的劳动特点，又与水乡的自然环境相映相融，如此相因成习，以致形成一种独特的服式传统。
（四）习俗特色。由于入水捕捞的生产需要，盛行过“断发文身”的习俗。桃花水发，黄梅淫雨，台风侵袭，对水乡泽国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极大，因此，吴地祭礼之风，从良渚文化的琮璧遗物、吴王郊拜台，直到后来众多的民间诸神如刘猛将、五神通等等，一向盛行不衰，形成庞杂的信仰体系，赕佛请神除上界从玉皇大帝到元始天尊，中界从五兵诸神到天后圣母，下界从水府龙王、四城城隍到灶君外，还请太湖周围有姓有名的神105位。所敬者唯水、唯天；所惧者雨师、龙王、水怪、风伯。崇奉与水和鱼有关的禹王、天妃、湖神和水城保护神。
（五）人的习性特色。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动观水静观山”。生活在苍茫雄浑大山之中的人，容易安静，形成端底沉厚的心态，而终日生活在流淌起伏的水环境中，容易使人浮想联翩，跃跃欲动。因而，北方重德行，吴地重智慧；北人待人诚朴，一诺千金，以“仁”、“义”为本；吴人待人亲切，见机行事，以功利处事。北方出了铁划银钩的楷书名家颜鲁公、柳公权，吴地出了龙蛇飞舞的草圣张旭、狂草大师祝允明，看来确非偶然[②]。由长江、太湖与浩渺东海孕育的人，与处在十分闭塞的穷山深谷的人，在胸襟和气魄方面，影响所及必然迥异，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时，商品意识和开放观念同步发展，民间风气的开放程度，也是国内少见的地区之一。
（六）水灵人杰特色。吴地文化丰厚的积淀和丰富的内涵，培养了无数人才，加上利用水交通的便利，开展学术上的交流，积极吸收外地人才，学习先进科技知识，文风之盛，甲于天下，代有人才各领风骚。据有关统计，我国古代至近现代2600多名杰出专家中百之四十生长在吴地。若以城市为单位统计，则产生杰出专家的前16名中有12名是吴地的城市，高居榜首的则是苏州[③]。在封建时代，其最明显突出的标志是状元辈出。江南吴地，钟灵毓秀，物华天宝，“为人文渊蔽，千百年来人材辈出，文章事业，震耀前后”。
四、吴地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进行生产、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方式主要有二种大类型：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如古埃及、古印度形成了大陆文化，古希腊则形成了海洋文化。而长江三角洲这块吴地处于两大文化圈：中原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结合部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前哨。我们认为：吴地文化是众多文化因素融合而形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是在它独特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形成和发展也是独有特点的动态过程。
第一阶段：早期吴地文化在它的直接渊源良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农耕文化的雏形。犁耕农业的推广，耕作技艺的革新，使稻作经济成为吴地原始农业的支柱。经济增长，剩余产品增多，交换广泛、宗教意识萌发，祭祀礼仪出现，促进了私有制膨胀，贫富分化现象显著，氏族显贵掌握了祭祀的特权，占有了大量的财富。反之，下层平民一贫如洗，成为了贵族的附庸，两极分化激烈。良诸文化晚期走到了原始文化的尽头，开始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④]，在这一时期吴地文化主要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和影响。特别是吴国统治者因争霸的需要，开始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力效法吸收中原文化，使吴地的农田水利、耕作技术、病虫防治、经营方法、多种经营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促进了吴地农耕文化的成熟和发展，形成吴地文化有内陆文化的基础和优势。
第二阶段：吴地自周代吴国之后，重视农业，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生产力提高很快，用部分劳动力可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延续发展问题。吴地实质性变化则是在独得于水而精于水的优势下，积极发展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到唐宋特别是明清时期，吴地的物质生产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吴地文化在拥有农耕文化优势的情况下，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水质文化体系。
第三阶段：吴地文化到近代受到海洋文化的强有力冲击，形成了广义上的水文化体系。公元10世纪初吴郡华亭县的一个叫华亭海的荒村，至明末清初尚是十分萧条的上海港。由于至元初，内河漕粮道不通，而改为海运，上海便成了近海航路的中心，后来与日本等许多外国通航，上海成了万国码头；修了铁路，上海又成了南北铁路的枢纽，交通上的技术革命，使上海逐步成为国际大都会，伴随着移民和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了“海”味很浓烈的海派文化。上海开放后，一方面参加国际大循环，进行经济交流，另一方面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涌入，进行文化交流，新的文化促进新的生产力，从而把上海推向现代化的轨道，我们看到：一方面上海的成功带动了吴地经济、政治的发展，使吴地文化发展上了更新的一个台阶。另一方面，近代上海兴起走过的成功之路，为吴地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经验：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之路，吴地将会有一个更新更高的现代化大发展。
二千年来，吴地文化是以长江三角洲这块吴地为依托，靠广大吴地吴人哺育成长起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逐步形成了宁、沪、松、嘉、湖、绍、通、镇、扬、苏、锡、常等庞大的城市群，使这一地区率先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更要发扬吴文化的特色，吸收现代文化，创造出更适合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吴地文化。
注释：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钱正：“太湖孕育的吴文化”，《吴文化与苏州》，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张橙华：“吴地科技文化略说”，《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④王逢申：“从姑苏繁华史看中华文化辉煌”，《吴文化与苏州》，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