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知走向真知的尝试——《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真知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人格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一书，系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朱义禄所著。这部40万字的学术专著，作为国家“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在儒学研究中，选取了人生理想及其实现途径这一特殊的视角，采取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的方法，对儒家理想人格学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细致、全方位、多层次的探究，值得一读。
儒家经典中经常出现“圣人”、“圣贤”、“君子”、“成人”、“醇儒”、“豪杰”、“士大夫”等等概念，广泛而持久地使用着，成为阅读者所熟知的东西；“人格”、“文化”问题也成了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真知。要使对象从熟知变为真知，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地研究。尽管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学说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时贤学者已有不少精辟论述，但是作为比较系统的这一方面的专著，尚付厥如。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一书具有填补空白、开辟儒学研究新领域的重要意义。
本书从人格、文化、社会三者互动的关系入手，揭示出人贵在于“有义”的价值观是儒家理想人格的理论基础，圣贤崇拜则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与实现途径的种种构想，就成为文化与人格关系问题中的柱石之一。这实际上涉及了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理想人格的设计；其二，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其三，理想人格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文化效应。本书作者正是站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高度，全面而详尽地对这三个层面进行了透视，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而且阐发了不少真知灼见。
关于理想人格的设计问题，作者首次明确提出了儒家人伦规范的规定始于男女关系说，认为儒家对人伦秩序中社会规范的规定，是从男女关系开始的，其公式为：阴阳→男女→夫妇→父子、兄弟、姐妹→君臣、君臣民、朋友，即从男女推出夫妇，从家庭推及社会、国家。在此基础上，儒家理想人格学说便以男女两性为界划分出男性人格、男性文化与女性人格和女性文化。概言之，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圣贤气象、豪杰精神，乃至“兼济”与“独善”的士大夫双重人格等等，均可看作是对男性人格、男性文化的总体设计；而卑弱顺从、从一而终，则是儒家对女性理想人格设计的宗旨所在。
关于理想人格实现途径的问题，本书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文化合模论”。这一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在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文化，都会提出合模的要求，希望信仰该文化的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其行为符合该文化所要求的人格模式。至于如何合模，作者提出了两条途径、二重选择说。两条途径是指：或依靠政权的力量和社会舆论，把儒家主观设想当作全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普遍真理强加于人；或倡导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修养之道。二重选择是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为台上、台下、在朝、在野的广大士大夫阶层的人生哲学提供了理想人格选择的双重模式与实现途径，是解决士大夫既要依附皇权、又欲洁身自好的人格矛盾之最佳途径。对女性理想人格实现的途径，儒家则采取了另一些措施，如：对生者通过缠足与养瘦马的肉体形象的摧残和“从一而终”的精神摧残以及为死者立贞节牌坊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现途径这一问题上，本书作者实际上探讨了儒家理想人格学说的世俗化或平民化的问题，亦即经典意识如何转化为下民意识的问题。除了上述的强制推行之策与倡导修养之道以外，本书作者还揭示了另一途径，即通过儒学大师们对“希圣之学”几千年来批判地继承所达致的圣学下达。儒学创始人孔子是不敢以圣人自居的；自孟子奉孔子为圣人始，才克服了孔子理想人格可学但不可即的缺陷，把理想人格从意念的想望之中拉回到现实的人间；再经过荀子“涂之人皆可为禹”的主张，朱熹的圣人“乐其日用之常”、陆九渊的“圣人教人只是就日用处开端”的发展，儒家理想人格被日益平民化、世俗化；到王阳明的“满街都是圣人”，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使这一平民化、世俗化达到了颠峰的程度。至此，儒家的“希圣之学”便真正深入人心，成为具有国民性意义上的人格心态。这种世俗化、道德化的理想人格，用《中庸》一句话概括即为“极高明而道中庸”——它非常高明而办法却非常平凡，也就是我们今天还经常说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不平凡的事。经典意识与下民意识达到了共识，儒家理想人格学说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文化效应。应当承认，本书作者在“途径”问题上揭示出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但由于忽视了历代儒学大师们利用教育“上学”“下达”这一重要环节，又略显不足。众所周知，历代大儒均是大教育家，其理想人格的学说正是从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通过教育来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正是儒家的理论和实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本书若从教育的角度作一些补充，那就更好了。
关于儒家理想人格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文化效应问题，本书作者认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效应，即产生了圣人崇拜和圣人史观。这种圣人崇拜和圣人史观，就是使每个人将自己的个性、人格屈从于崇拜的对象，使人从精神到躯体都依附于他人。因而，在政治上，圣人崇拜和圣人史观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在文化上，圣人崇拜和圣人史观则造成了对圣贤崇拜的人格心理定势，并由此而引发出“兼济与独善”的人生哲学、“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历史哲学、“守一先生之言”的经学态度、经义断狱与原心定罪的伦理化的中化法系、科学活动中“重德轻智”倾向、道德化的审美情趣、“生以理主，死与义合”的生死观念、“成仁取义”的殉道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等社会文化效应。纵观这些社会文化效应，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作用。例如“经学态度”就包含了两重价值：历史上一些进步思想家，往往在“经学”外衣的掩护下，去表达自己惊世骇俗的见解；但经学态度又是扼杀学术与文化的进展、造成人们思维僵化的根源。时至今日，它还在一定程度上以负面的形式影响着我们：文革中的“一句能顶一万句”的顶峰论，70年代中叶风行一时的“凡是论”，以及建国以来不断出现的极左思想，都可视为经学态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它们与经学态度具有思维的深层同构性。可见，儒家理想人格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层而全面的，对中华民族的各种活动起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方面，人伦道德价值至尊无上的观念，就使人们追求人伦道德价值的活动具有涵盖一切的功能，而与这种重德轻智的倾向相关，中国哲学就缺乏一个独立的、发达的知识论系统；而中国古代艺术作品所展示的伦理化的审美情趣，如温柔敦厚的诗教、乐以成德的乐教、文以载道的文论、君子比德说、诗品出于人品，等等，都往往使审美活动的标准本之或屈从于仁义教化、道德修养，呈现的是一种负效应。但另一方面，儒家的“立志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与浩然正气，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是鼓舞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这显然是正效应。因此，本书作者认为，儒家理想人格学说的社会文化效应正体现在它兼备正负效应所产生的强劲的贯穿古今的渗透力上，而它所以能植根神州大地，为社会民众所普遍接受，并能在以后的角逐中独占熬头，除了时贤们所说的适合封建的自然经济、专制主义、宗法制度、家族本位等等原因外，更是与儒家在文化整合功能上所具有的容纳百川的巨大活力有关。所以，对儒家理想人格学说这份历史遗产，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熟知”的水平上，必须展开系统、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变熟知为真知，使这一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其创造性的转折，去其封建性的糟粕，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文化效应，这正是本书作者写作此书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