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独龙族山地狩猎生计探析*
□杜星梅，陈庆德
[摘 要] 独龙族狩猎生计的立足基点，是充分接受大自然的馈赠；最基本的生存策略是适度征集；在竹、木、骨、石等自然质料的基础上所生成的多样化的渔猎技能，获得了惊人的效率。它与“停滞、静止、僵化”等词语毫不搭界，而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极强的适应性，它展现着一种与所有以改造自然为基点的生产体系大相径庭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完整的生态系统知识和高度的生态智慧。
[关键词] 独龙族；山地狩猎生计；生存技能
一、问题的提出
采集—渔猎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一种经济文化类型存在。迄今为止，它又依据具体的历史基础，伴生于不同的经济体系中。山地狩猎作为采集渔猎经济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历史上有着悠久历史的一种获取动物蛋白的生计方式，其依赖于动物再生率和生态周期，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形成了因地制宜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狩猎技艺与方法，展现出丰富的生态智慧。在中国，鄂伦春和赫哲族曾经是山林狩猎的典型代表。罗钰对云南曾经持采集—渔猎生计方式的数个少数民族的地方性方法进行过梳理。[1]但尚未出现以独龙族山地狩猎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论著，学界对其的论述多是沿用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启动的民族调查中的旧论，停留在对狩猎事象的描述层面，体现出极大的资料价值。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以时间的排距所形成的距离化，往往使人们把渔猎—采集经济视为“原始”的存在，而看不到这一经济文化类型与我们各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是一个共生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一存在进而又被贴上了“低效”“贫穷”等等的标签。历经农业社会数千年的凝练，尤其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已被奉为人类生存的首要准则。在此话语支配下，立于不同基点的狩猎生计作为一种生活模式，究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遗存，还是同一时空中的不同存在方式?山地狩猎的生存技能究竟是一种行将就木的、要被取代的对象，还是其内蕴的生态智慧对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充满了启迪性?更重要的是，全方位地认识和理解这一生计方式的立足基点、行为准则，多样化的生存技能等等，对现代社会单向度生存选择的质疑，具有一种强大的震撼力和冲击力。
研究以中国西南边疆的独龙族在20世纪中的山地狩猎为个案，力图对久已形成的偏见进行反思，为我们去理解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提供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视角。资料来源于笔者2014～2016年多次的田野调查，并借助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开出版和尚未出版的调查文献资料，对独龙族社会生活中一直存续到20世纪末的狩猎生计，力图作出一个其本来样貌的展示，并力图廓清长期以来所积淀下的人们对独龙族生计方式和生存状况的误解。文中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
二、独龙族山地狩猎的技艺与类型
据1990年由中国社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实地调研，独龙江的动物有25科104种兽类和39科171种鸟类。[2](P43～50、86)为山地狩猎这一独龙族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迪政当村的斯尤都里老人就知道27种兽类、82种鸟类和24种鼠类，同村的李元成则熟知32种兽类和25种鸟类。[3]而独龙族的猎获对象仅限于野牛、熊等大型野兽，麂子、鹿、岩羊、山驴、水獭、林麝、野兔、飞鼠、猴子、狐等小型动物以及偶尔遇到的虎、豹等凶猛野兽以及飞鸟野禽等数十种。[4](P87)以此而展开的山地狩猎，不仅成为独龙族日常生活中动物蛋白的主要供给者，而且以兽皮及鹿茸、麝香等数十种名贵药材成为独龙族获取外部交换手段的基本来源。
尽管独龙族山地狩猎的对象，囊括了从飞鸟野禽到野猪、山驴、野牛乃至诸如熊、虎等大型猛兽，但迄至1950年代，竹、木、绳、石一直是其狩猎工具的基本质料。独龙族最基本的狩猎工具和技艺，主要是弩弓、猎狗和以竹、木、绳、石所制作的各种套、扣等，以及捕获鸟禽的粘网，总体上分为弩弓射杀和设陷等候。
(一)多样化的狩猎方式
弩弓是独龙族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的狩猎工具，不管是上山进行采集、种植等生产活动中，还是走亲串友、日常戏耍，皆随身携带。正如独龙人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样：“在以前，弩弓对我们独龙男子的重要性就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对手机的重视一样。”弩不离手的习性，更多地是为了应付突发状况：或是上山砍火山地时撞见的小动物给他们带来意外的猎获之喜，或是上山设伏时偶遇具有伤害性的大型动物，如老虎、熊等。
弩弓作为其中最普遍的狩猎工具，按照大小基本分为两类：最大的弩弓弓背长110公分，需要120磅以上的拉力方能满弦，而较小的弩弓弓背长90公分，需80多磅的拉力。大弩弓有150米的有效射程，普通弩弓有效射程也达50米。[4](P24)在弩弓射杀中，通常用山上的竹子制成20～25厘米长的竹箭，箭镞分数种：一种是白箭，独龙语称“朋答”，不涂毒药，竹签底部也不削尖，这类的竹箭用来打飞鸟野禽。还有一种即直接取自山上的毒竹。再有一种是涂有毒药的竹箭，独龙语称“动必称”。草乌在独龙江的山上分布甚广，独龙语称为“不拉”，草乌的乌头碱是独龙人最常用的毒源。其制作方法为：摘采后，取其根部晒干，捣成粉末，待到使用时适当加水，“不拉”就变得稍有粘性，能够很好地粘在竹箭上，此类毒箭，其底部削尖，涂抹毒药。如果射杀小型的动物，如麂子、獐子、岩羊等，大约涂上3～4厘米的毒药。但是如果应付攻击力较强的大型猛兽，如野牛、虎豹、老熊等，竹箭的毒药则涂至8厘米以上，这类毒箭称为“向多”。
弩弓不仅用于追猎的射杀，还广泛运用于设陷捕获中，如地弩的安置通常是借助于木、竹、藤的自然弹力以及石的重力所混合而成的巨大爆发力，来捕杀最凶猛的虎、豹等野兽，独龙语把地弩称为“德哇”。有老人回忆说：以前学哇当附近有一个猎场是野牛聚集之地，但是凡去打猎者皆被老虎吃掉，而狄巴氏族的一员不甘心，背上口粮，来到这个地方，用“德哇”打死了老虎。[5](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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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龙人的山地狩猎中，猎犬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仅有的两三种家养动物中，狗被视为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伙伴，尤其是在狩猎时的围追活动中。猎犬不仅能在狩猎旅程中灵敏感知到猎物的存在，还能在追猎行动中进行重要的驱赶活动，既降低了狩猎过程中的风险又提高了猎获机率，甚至能独立地猎取岩羊等中小型野兽。[4](P57)一个猎人一般都养有5～10只猎犬，[6](P42)在整村出动的围猎或逐猎行动中，猎犬更是多达数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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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整体看，设陷静候而非追猎是更为普遍的狩猎方式，它是根据不同的猎获对象，就地取材、因地而异地混合使用竹签、绳索、洞坑等不同的陷阱类型。设陷在一年当中都通行，但是每年10月山巅开始积雪至次年的三四月份是设陷最为普遍和密集的时期。此时动物从山顶跑到山腰以降，设陷就可在山脚附近。而夏天设陷的地方要走得相对较远、海拔较高的地方，离村近者2天，远者10～20天去检查收获情况及再补充陷阱数量。
设陷等待是一项既可兼顾日常生产又可为家庭贡献动物蛋白的主要手段。在直观的表象上，设陷减少了与野兽直接对抗的可能，但是更深层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设陷是一种颇具智慧的等待大自然的丰厚馈赠的最佳生计策略。尽管对于独龙族男性来说，打猎是一项生存的基本技能，却并没形成专门的猎户，只是在大多数男子一生中的某一时段内更多地涉及于此，通常都是从青年到壮年的这段时期。也正因为独龙族山地狩猎最普遍的方式是设陷，它使狩猎者同时兼具采集者、捕鱼者、种植者等多重身份。
一直生活在山上旧居中的熊昆昌老人说：“我一天可以设五六个陷，远的一个月左右去看一次，有时去晚了，被刺中的动物肉都臭得不能吃了。一般最少可以收获两三只，猎获后可在同一个地方继续设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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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木当村的陈荣也这样说：“从小开始，我最擅长的就是设陷。通常我会一星期去下一次，去一次就会在不同的地方弄很多，最多的一次我总共下了22个各种陷。这次下完了，到家休息12天，之后再去那些地方看看收获。在这休息的12天中，还一边照顾火山地中的生产，同时也会去离家近的地方设陷。甚至在3至6月需要砍火山的时候，我也会去近的地方打猎，不定期的还是会去几十次。”
迪政当村的李春荣是这样说的：“熊，很少有人去专门打的，我自己在离家很近的普禾布隆打到过。大家都是等到快收粮食的季节，比如玉米快成熟的七八月份，在自家的火山地里设陷来捕获熊。我第一次猎熊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半个多月前去火山地中专门下了捕熊的陷阱，我去检查的时候就有一只熊倒在里面挣扎，我又用携带的弩弓打了一箭，半小时左右就死亡了，那只熊不算大，大约两三百斤，我们两三个人就背回来了。”
“苟”为设陷的一种技艺，即下扣。此一猎获方式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动物。判断动物出没的路径下“苟”，碰到机关绳子就会套住动物的腿脚，使之不能动弹。
正如东给村的年轻小伙阿森说：“用弩弓来打猎并不是每次都能够打得到的，要看技术和运气，不像设陷那样，但是到了雪下得很大的季节，山上就不好设陷了，我们就会带着猎狗上山，在雪地上，只能让猎狗去追赶猎物，我们藏在隐蔽的地方，等猎狗把它们追到了无路可逃的悬崖，我们就用弩弓追打它们。”
熊昆昌说：“打哪种动物就设哪种‘苟’，主要有‘阿瑟 (岩羊)苟’‘及拉(獐子)苟’‘皮邱(野鸡)苟’‘斯里(麂子)苟’等。做法原理大致相同，只是大型动物的绳子就会粗一点，牢固一点。而打熊和野牛等大型的则用‘得哇’。”
向红村的斯尚华老人说：“每年开春后，冬雪开始融化了，我都会上山在岩羊、獐子等的必经之路下‘苟’。麝香在那个时候很值钱，有商店里面的人专门来收，但是很不容易抓到林麝。而岩羊，相对容易一点。”
例3 为了探究胰岛素的作用，某兴趣小组进行了如下实验： ①将体重约20g、生长状况相似的正常小鼠，随机分成甲、乙两组，每组20只。②给甲组小鼠注射0.2mL生理盐水，乙组小鼠注射胰岛素制剂(0.1mL胰岛素和0.1mL生理盐水)。③观察并记录小鼠的状况，如下页图。
冷木当的陈荣说：“哪一条路是麂子走、哪一条路是野牛走、哪一条是山驴走的，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我们就在它们的必经之路，因地形地势来设置‘苟’‘阿如’，还有‘得哇’。”
独龙族社会中清晰而有效的产权体系，赋予每个氏族或村寨边界稳定的狩猎之地。如江勒氏族的在龙柔龙、普马松等地，姜木雷氏族的在滴忍东，凯而却氏族的在朗本都、能莫娃都。[5](P41)再如茂顶家族的狩猎范围东以高黎贡山雪线为界，南以戛木力小河为界，西以担打力卡山顶为界，北以巴坡底小河为界，东西宽约150里，南北长约5里。[4](P87)对独龙族而言，山上的各种野兽与土地一样重要，它们是氏族或家族公社的共有财产，尤其是在以龙元和迪政当为中心的北部诸村，狩猎的界限十分严格[4](P57)如龙元村的狩猎范围北到与迪政当接壤的龙棍山，南至嘎隆木里，东以高黎贡山为界，西至担打力卡山。
(二)日常性的随机狩猎
许多人都说学习中医需要悟性，成为名医需要天赋[6]。殊不知这里所谓的悟性和天赋是在扎实的基本功基础之上才能获得的，是在对《内经》深刻感受的基础上，获得某种灵感，这种领悟能力能使人更容易接近事物，更容易在人的思维活动中形成跳跃式的拓展，产生新颖的想法。正如《素问·八正神明论》中所言“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内经》教学最终应该实现让学生通过广博深厚的经典知识积累，并立足临床实践，对临床中的有关问题锲而不舍地追究深思，塑造真正具有中医思维的中医人。
熊昆昌说：“我打的野鸡不计其数，有的时候干活回来在路上用弩弓打，一篮子一篮子的背回来，有一次，我自己在山上烧野鸡吃，远远地看见他们一群人在山下面干活。”
东给村40多岁的董寿昌说：“我们每次去挖贝母来回至少20天，在去的路上我看着合适的地方，随手就会设几个陷，一般回来都会有猎物，有的因为时间长已经开始腐烂，有的还可以吃。在路途中，我们会穿越原始森林，经常会遇到老熊、岩羊、野牛、猴子等。”
2015年就年逾八旬的龙元村的李文忠老人也这样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挖贝母要走到比以前更远的地方了，有时候要翻越五六座大山才能到达有贝母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会有成群的野牛和山驴等，我们在山上的那二三十天，吃的就主要靠打猎，吃剩下的也会背回家。”
从表象上看，这类日常性的猎获活动充满了随机性与偶然性，在更深的层面则展现出了它是把生活的重负与个人兴致、休闲游乐等生命的重要构件结合为一体。应该看到，独龙族主导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点，并非是积极的生产，而是仰仗于大自然丰厚的馈赠，这样的理念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人本身的内在价值的韵律与节奏。
人类天性正越来越无力自由地运用闲暇，正越来越无力从事游戏，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独龙族的狩猎既是一项生计活动，同时也是蕴含了自我兴致，充分释放其内在潜能的闲暇之乐，从而呈现出一种萨林斯所描述的“原初丰裕而闲暇”的样貌。[7](P1，48)
独龙人把会飞的鸟禽称作“皮邱”，有数十种，而种类丰富的“皮邱”是独龙人日常最易捕获的猎物，通常在生产生活之空隙，往往获得猎获的惊喜与游戏的乐趣。
如冷木当村的孔越文说：“我们经常打的有‘迪西’‘察’‘贝当’‘西当’‘格农’等五六种。它们在10月份以后都会从山上下来，成群成群在一起，山上到处都可以看得见。在这当中最常见的是各种野鸡，在平时上山干活时候顺路一路打，最多的时候一二十只，我们都是在山上的时候吃，不背回家的。我们一般不会去专门打‘皮邱’，通常是干其他活路时，顺便弄几个‘皮邱苟’，我有次在去打野牛的路上，一次下了5个‘皮邱苟’，回来每个都有收获。”
捕获“皮邱”另一种最常用的方法是粘网，独龙江的山上有一种叫“日呢”的植物，它的果实像猫的粪便，因此汉语也叫猫儿屎，将果实采摘捣碎，等其腐烂、发酵之后，其具有强烈的粘性，取出置于树丫、河边、水塘边等鸟禽类、小型动物的栖息之地，类似一张具有强烈粘性的粘网，动物的爪子被黏上往往难以逃脱。如2015年已45岁的董寸芳在小时候，除了和家人一起去背过村里男子们集体去猎获的野兽肉外，也经常设陷阱和用弩弓打松鼠、山鼠、野鸡等小型动物，在她13岁还在上学时就用粘网抓过一只大老鹰。
其间，首席办主任、产业经济岗位团队成员杨俊琦，会同邯郸市农牧局、饲料工业办公室、饲料协会的领导一起来到河北肽都集团考察对接，参观了中国唯一的多肽研究院和多肽产业园。该集团以小分子活性肽技术研究、生产与开发为一体，产品主要应用于无抗养殖、保健等多个领域。随后在肽都集团会议室召开了研讨会，就饲料企业面临的问题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及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为邯郸市饲料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探索可行之路。
毫无疑问，山地狩猎是独龙人重要的生存技能，狩猎技艺的传承一开始就深蕴于儿童游戏中。2015年正值25岁的龙志华说：“粘网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做的游戏，我用它捕过数十只野鸡等。”迪政当村的青年白忠平也说道：“在我们小的时候，父辈们上山打猎，我们就跟在他们后面，平时没事做，上山玩的时候就学着他们在山上设‘阿如’‘苟’等等。”
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保障举措，增强系统性和完整性，大幅提升治理能力。
(三)专门性狩猎
如果说日常性的狩猎活动大多是散见于各类生产活动间隙中的闲暇之乐，并且大多都是当天即告结束，体现出了随机性、临时性的话，那么另一类重要的山地狩猎则大多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专门性狩猎，它通常是专门为了获得某一种或某几种动物而组织的捕猎活动。
独龙族的专门性狩猎是依据动物季节性活动的特点而展开的围猎与追猎，一般从村庄附近向外扩展。每种动物的捕获时点各不相同，例如对于岩羊，最容易捕获的时节是冬季。而在夏季的话，就要走到距村庄较远的山腰处。獐子一般在5～8月分泌麝香，所以林麝主要是集中这段时间进行捕获。而山驴一般在3～5月开始下到山腰附近，在这段时间内猎获的机率最高。麂子则是一到冬天一般就在气候较暖的江边一带活动，故在江边捕获麂子最为常见。
在独龙族社会中，养殖是极为鲜见的。20世纪30年代进入独龙江的陶云逵就曾指出，独龙江只有鸡豕犬而无马牛羊。①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室编《云南省独龙族历史资料汇编》，1964年铅印本，第26页。 如果说，人类的养殖是在生存活动中植物蛋白向动物蛋白能量和物质转换的主要担当者，那么或许可以说，正是渔与猎为独龙族所提供的充分而稳定的动物蛋白的事实存在，导致了养殖在独龙族社会经济中的重大缺位。在独龙族采集、生产性种植和渔猎的三位一体经济系统中，采集和生产性种植是其获取植物蛋白的重要途径，而狩猎生计就成为其最为基础和稳定的动物蛋白的供给源。
如龙元村曾经的打猎高手，拉多顶老人谈起打猎之事也颇有兴趣：“我小的时候，因为爸爸死的早，吃的山上的肉都是村里的人和东格村那边的亲戚给的。那时候，有猎狗的都会去打猎，猎狗把动物撵到悬崖边跌落，追下去，我们再用毒箭来射杀。”
现年74岁的纹面奶奶——江仁·则普让是雄当村江仁家族的，嫁到了迪政当村的江禾家族，她这样说：“在雄当的时候，我家是一间大大的房子，有3个火塘，家里的人都住一起，我们江仁家族的男子都会打猎，都打得不差，我爷爷江仁· 勇那，很厉害，叔叔辈的江仁· 博、江仁· 昆在年轻一辈中最厉害。他们有时会一个人去，有时是一起去，每个人爱去的地方都不会一样。以前，每到冬天，雄当村的不同家族的男子都会一起去打猎、设陷，集体性的每年去两三次。设完陷再去看的时候，就1个人去。我爸爸爱去的地方很多，我记得有一个是克瓦洛，从这个地方回来时都会带回山驴等。”
独龙族山地狩猎中更为普遍的则是在动物聚集之地的候猎。在高黎贡山和担打力卡山上分布着众多被称为“咚”的地方，是不同动物每年为补充盐分的泉源聚集之地。独龙族专门性狩猎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此展开的。如果说大多数的猎获行动通常嵌合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活动而难以明确分辨的话，那么对于“咚”的猎获，则表现为有强烈目的性、有周密组织性的猎获行动。“咚”不仅是独龙江两侧森林资源、药材资源的富集之地，还是伏击野兽的最佳之所。“咚”在独龙族的狩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在于它是独龙族获取规模化动物蛋白的集中之地。“阿注咚”即是山驴聚集喝水之地，“滴秋咚”就是野牛聚集喝水之地。如位于独龙江中部的丙当家族除了村寨边界内的猎场外，还有一个距离村寨100里的猎区，位于担当力卡山西麓上的有众多泉源的一个“滴秋咚”，每月的望日会有数十只野牛成群在此饮水。[4](P87)冷木当和迪政当村的东面，高黎贡山西侧的普赫隆姆、旭拉隆姆等地就有数个“阿注咚”，而其西面的担打力卡山的东侧瑟嘎拉嘎，也分布着数个“滴秋咚”，从村社出发，近则半天，远的需两三天。这就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狩猎资源。
而专门性狩猎中，大多是两户以上的集体行为。集体打猎的对象主要是野牛、山驴、虎、豹、野猪等大型凶猛的野兽。人们在牛群喝完卤水后返回的必经路上控弦埋伏。但绝不能射杀头牛，若因头牛受伤乱窜，群牛相互抵触，滚落悬崖，伤亡必重，下次就不会再来。依据实际需要事先确定每次射杀的数目。为了让大多数的野牛继续繁衍增殖以保证充足肉食的持续提供，必须先放过走在前面的牛群，射杀总是从最后一头殿后的牛开始。当此牛受伤剧痛前奔，用角猛触前面一头的时候，第二号弓弩手及时放箭射杀倒数第二头，其余照此类推，依次射杀……这样，牛群不易发现射手，一线奔去，队形不变，当此牛群奔出两三里的距离时，埋伏在岩石最前面的一个猎手，便用网石从很远的高处投下一块石头，落到路旁，让牛群以为是岩石落下，虚惊一场，也就放慢脚步，逐渐安静下来，缓缓离去，下月定然再来。被射中的野牛，由于毒箭上的毒汁侵入心脏而倒下，前面的牛群也未发现，俟前行的牛群已经全部消失在视野之内，猎人们才一拥而上，把猎获的野牛剥皮剔骨，放进篾箩里，背回村寨均分。[8](P63，64)
董寿昌回忆父辈时代的狩猎之事说：“我们东给是很适合打猎的，我们家族的猎场在担打力卡山西侧的勒巴拉嘎的滴秋洛附近。我父亲是个打猎高手，我们村打猎厉害的还有格鲁切、迪玛切、东春勇、东春华。他们几个经常会一起上山打猎，在我还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那次他们几个一起上山猎获了10只岩羊，4头野牛。最后这些兽肉被我们全村平均分配了。”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它是映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自由的镜子。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的剥削本质，揭开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秘密。
而这两类狩猎活动通常会从村庄附近开始向远处延伸，在不断地追逐野兽的过程中，有的要历时数日才会返回。在追猎中，民间惯例允许逐猎者越界进入到邻近甚至更远村社的狩猎之地，但是在追获到猎物的地方，必须把猎物分一部分给属地的村社。[4](P87)
在2015年已45岁的肯迪家族的肯文明对打猎的描述是：“小时候，父辈们上山，一家去1个男子，由族长带头，男人们上山，女人们就在家煮酒，我有印象的一次是他们打到了20多只山驴，7头野牛，10多只麂子，10多只岩羊，还去了10多个妇女、老人帮忙背回来。”
(四)猎物的分配
猎物在狩猎参与者之间平均分配、猎手与村民互赠，以及亲家优先赠予等原则，一直作为狩猎生计中的核心原则沉淀下来，不仅起到再度降低风险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再次确认，进一步发挥社会保障与社会联络的功能。猎物分享成为不能违背的禁忌：打猎有收获回来时，遇到的人都要给，不论多少，不管是不是一起去打猎的，不然下次会打不到等。尽管一次专门性的猎获行动收获量不低，可是“他们打的猎都会分给亲戚朋友，一大半都会分出去，别人家也经常给”。肯顶家族的肯文明说：“我们村打猎高手是肯志勇的父亲，他每次打猎回来都要分给村子里面其他家五六斤左右的野兽肉。”而龙元村的拉多顶老人因父亲去世较早，他在少年时代所吃到的肉，都是东给村的亲戚赠予的。而在他成年后，也秉持着这一原则，例如他在猎到熊的那年，就把熊肉分给自己的六七户亲戚，也包括东给村的亲朋，自家只留了不算多的肉和骨头，一家人吃了三四顿。
熊昆昌说：我打来的野肉，每次都要分给妻子的娘家和亲戚家，分给他们的都是要好的，一般都是一条大腿，还有胸前好的部分。我妈妈的家族经常送过来，以前一个星期可以吃两三次肉。打猎的时候，看见的人都要分，以前老人都说，如果你打猎时不分给你遇到的人，下次你就打不到了。
当姆松老人也这样说：我丈夫打猎大多数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打回来要分给其他家。我娘家也经常给我们，我们打到也会给他们，我丈夫的第一个妻子的娘家邦· 博家也给我们家给得多。
孔越文说：尤其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我吃到肉是最多的，有自己家打的，别人家也会送。人家也会很乐意送给“夏森苟”(设陷阱很厉害的人)，我家送给别人家多，别人家打了也会给我们给得多。
孔美·婻说起以前她父亲对猎物的分配是这样的：我父亲有两个妻子，分别是木切哇家族和妊布拉当家族的，以前父亲每次猎到的肉，都会送给他妻子们的娘家，如果是熊的话，通常会把熊掌、四肢等部位给予他们。
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也显示：独龙族在分配完兽肉，如是集体狩猎是平均分配，个体狩猎则必须分给每户邻居1块，其后则将多余的兽肉煮熟，储存在仓库里，可以用来交换粮食。[4](P88)而不管是集体狩猎还是个体狩猎，野兽的毛皮是归属于猎中者的，而兽皮、麝香等则是对家庭经济调节余缺的重要补充。
纳入标准：（1）符合腰椎退变性侧凸的诊断标准，侧凸 Cobb 角＞10°［7］；（2）既往无特发性脊柱疾病史及脊柱手术史。排除标准：（1）伴有影响脊柱骨盆序列的疾病；（2）精神异常不能配合治疗者。
(五)追猎与生存空间的拓展
由近及远的追猎在独龙族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会带来新猎地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生存空间的拓展。在独龙族的传说中，不少氏族就是在追猎中进入独龙江的。如江勒和陇吴两个氏族的祖先原居于西藏地区的龙普和桑肯，因出猎来到独龙江上游的竹龙、欧当，被茂密的山林和平坦的台地所吸引，他们试种且收获了穗大粒饱的青稞，遂迁于此，后又分居到雄当、龙元等地，形成了现今的雄当、龙元等9个家族。又如狄巴氏族的后人自称他们的祖先来自怒江地区，因为发现独龙江的学哇当一带有个叫“当当”的野牛聚集之地，于是两兄弟留了下来，一个迁到肯顶，其后人又迁到布卡王、孔干、斯拉王等地，另一个迁到拉辟，其后人沿独龙江南下而繁衍成大小11个家族，至少已传承9代人之久。[5](P17，18)马別里家族也是在追猎马鹿中发现了学哇当而迁居于此地，形成了今日的学哇当家族居住的格局。[5](P13)可以说，追猎促进独龙江形成了同一村寨聚合不同氏族、不同家族的地缘性格局，甚至原本是整族独居一地的独龙族也在独龙江之外形成了其他村寨聚居地。原来居住在独龙江木切哇山上的李青在1947年因为游猎翻越高黎贡山的众多山岭来到丙中洛乡，而后有6户独龙族家庭跟随李青从独龙江相继迁徙于此，并且得到当地江东怒族“茶腊”村寨的接纳，取名为“小茶腊”村，在约半个世纪的家族繁衍与迁徙扩展中，小茶腊现今已成为有144户，150余人的自然村，独龙族占到全村的70%以上，从而成为独龙江流域之外的唯一一个独龙族聚居的村寨。
《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当我们使用“生态危机”这一术语时，实际上所指的不是“自在自然”本身陷入可能毁灭的危机，而是指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条件发生剧烈变化，以至于可能无法继续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这就意味着，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考察，是探讨生态问题的“中轴线”;而由于在二者关系当中人是主体性、能动性的因素，因此对人本身的考察就构成了探讨生态问题的“原点”。那么，马克思与威廉·莱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当中的“人”各自有何理解呢?
三、山地狩猎在独龙族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
追猎则在猎人对野兽足迹的高度辨别力上展开，一经察觉并选定好目标，随即展开策划周密的猎获行动。通常由经验丰富、颇有声望的猎人来进行指挥，在召唤猎犬群起围攻、撕咬野兽之时，再示意猎人们利用网石飞旋出去困住野兽的头角、身躯或四肢，此刻猎人们才纷纷向野兽张弩射箭。[8](P64，65)面对凶猛烈性的野兽，因个体之力并不足以抗衡，而必须以群体的群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由于众人都有可能射中，但猎人们的箭镞长短形状各不相同，以命中野兽要害部位的箭镞来甄别命中者，最后以动物的头、皮及一只后腿作为奖励，其余则再作平分。[4](P25)这种专门性的围猎与追猎，多数是针对攻击力不强的中小型动物，诸如岩羊、山驴、麂子等，它们惯于数十只成群在崖边台地食草，而猎人们利用悬崖绝壁的地形，在其他通道设置障碍，众人带领猎犬把他们驱赶至崖头，最后猎物从悬崖跌落，人们则在悬崖下等待拾取或打捞猎物。
(一)山地狩猎的蛋白供给量
江河捕鱼与山地狩猎的存在，使独龙族的全年的动物蛋白摄取表现出“夏天吃鱼多，冬天吃野肉多”的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独龙族的山地狩猎在20世纪末中国全面禁猎之前，也是收获颇丰的。独龙族在山地狩猎中的经常性猎获对象是野牛、熊、山驴、岩羊、麂子等。而野牛是最为重要的捕获对象，仅一头野牛就能提供足够丰盛的兽肉，按照惯常将肉烘烤，浓缩的肉干也有200斤以上。所以，一次有组织的猎获野牛行动的收获量至少也是几百斤的肉干，猎获野牛成为独龙族日常的蛋白质摄入的重要途径之一。1950年代进入独龙江的调研者们看到，野牛肉几乎是独龙族的主要食品，他们把吃剩的野牛肉晒干后，用微火烘烤，或捣成丝状，或切成小块，放在竹筒里，用树叶密封，作为能携带的食物，以便在狩猎或采集途中吃。[8](P63)20世纪50年代的田野调查，也呈现了狩猎为独龙族社会所提供的动物蛋白的充裕度。如茂斗老人说，在70多年前与其父茂爪棒一年打到野牛、岩羊、麂子、山驴等70只以上，足够当时他家12口人吃5个月。茂斗老人说，有时两个人出去猎获40多只猎物。而叶明滴的父亲叶明及，一年猎获的野兽肉约60～70背，足够当时他家12口人吃6个月。[4](P88)同样，麻必洛村的麻必登家族一家上山围猎，曾半天之内就获三四只麂子，全年猎获的野牛、麂子、山驴等动物，均在几十只以上，足够13口人吃4个多月。[9](P76)例如学哇当的老人困哥，他在50多年中，一共猎取了50多只山骡和大量的麂子、獐子、老熊等野兽。[4](P88)甚至由于劳力不足被视为贫困家庭的孔当村的布卡王·彭一家，在1949年全家只有两口人，1 个劳动力，但在当年也猎获了两头熊，1 头野牛。[5](P102)
熊昆昌说：“有次打了两头野牛，一个人实在背不动就放一个在山洞里面，后面倒回去再背了一次才全部背回家。我们这里附近哪个地方都有野牛，每次去山上打野牛，都会看见很多野牛。打野牛时，一般都会盯住一头或两头大的，一直跟踪它们，直到它们跑不动，站不起来，就可以动手了。有的人还会带着猎狗去追野牛。我们的习惯是今天我跟踪的这几个，就一定要把它们打到手。”
迪政当拥有“拿木泽”这一顶尖猎手荣誉称号的恭姆乾·都力，他的妻子思如·都娜回忆说：以前，我丈夫和此里· 泽宗松、滴布谦· 比亚、达克夏· 都利塞尔、恭姆乾· 博塞尔，他们几个是专门去打野牛等的，是公认的“拿木泽”。一般能够打到三四头野牛，最多的时候打了七八头。我在1965年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丈夫还打了两头野牛回来吃。丈夫也经常打熊，我们也能经常吃到熊油。
现年80岁的向红村的纹面老人当姆松说：“我丈夫格哇布· 格鲁是迪不利家族的，他娶了两个妻子，第一个是邦· 松旺，她生有一个女儿。我是大肯硐家族的，我爸爸是皮向当· 泽宗松。迪不利家族是猎人家族，每一个男人都会打猎，打猎很厉害的有格哇布和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四儿子等。他们除了老虎，什么都打过，我丈夫很少有失手的时候，每次多少都有带回来的。四儿子打熊最厉害，他一辈子打的熊我们都数不清，每年都至少有3头。”
一般来说，独龙族的山地狩猎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作为一种补充性存在，嵌合于日常的各类生产生活中。这类日常性狩猎活动普遍都在这些有着明确界限的区域内进行，并且贯穿于整个独龙族社会生活中，如在砍火山地的过程中，或是在火山地的秋收时节，或是上山挖贝母的路途中等等，普遍表现为其日常行为的一种顺带之举。
孔美家族的打猎高手是孔美·曾，他的大女儿孔美·婻在2015年已逾60岁，她回忆说：“我爸爸打猎是很厉害的，尤其是熊，他一生总共打过不下30头，很擅长于设计捕熊的陷阱，也用弩弓毒箭射杀。他曾经打过最大的熊有800多斤，那次，父亲回来讲给我们听，说本来看见的是3头，还有两头小一点的，但是因为树林里面，天又黑，他的注意力都在那头大的上，后来就让那两头逃跑掉了，这头大的他们用了9个大背篮才算基本背回家。我还记得在我十来岁时，父亲他们打到两头熊，那天晚上，我和家人一起去背爸爸猎到的熊肉，月光很亮，一直照着我们走路，我背了四五十斤肉。到家后把厚厚的熊油抽出来，存放在家中吃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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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专门针对诸如岩羊、麂子、獐、麝等弹跳力好的野兽的设陷方式称为“阿如”即是用山上的一种叫“阿如”的质地坚硬的竹子，将其头部削如刀剑般锋利，安插在依猎人经验累积而判定的野兽必经之道的关隘和狭口处。尤其是在动物必须跳跃深渊才能到达的陡岩上，猎人需观测动物的脚印，用手来丈量、计算其跃距，通过竹签的精确安插伤及猎物。
(二)狩猎与交换手段的供给
在独龙族社会中，狩猎生计不仅是其动物蛋白最为重要和最基本的供给者，而且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独龙族的外部交换提供了最基本且多样化的交换手段。陶云逵20世纪30年代曾提及：俅子所需之铁、盐、饰物，及牛，均仰外方输入，俅子需要外助是之多，势必有土产以为交易，土产即逑江一带所产之药品，如贝母、黄连、麝香，及皮货、黄蜡等。① 陶云逵：《俅江纪程》，《云南省独龙族历史资料汇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室编，1964年2月，第28页。
山地狩猎所带来的兽骨、皮毛等虽然不像采集药材那样人人皆可为之而得，但其也在其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独龙江流域，历史上曾经用作交换的动物药材有：熊胆、鹿茸、麝香、虎骨、豹骨、獭骨、牛黄、熊掌、蛇蜕等几十种，且绝大部分都是珍稀名贵药材。20世纪中叶的社会调查给我们提供了动物皮毛、兽骨等作为交换手段的比率。如1张麂子皮或岩羊皮=1尺刀1把=1钱银子，2张麂子皮或1张大山骡皮=1尺5的刀1把=2钱银子，1张3尺长的水獭皮=3两银子，1张野牛皮=2两银子，1个3指宽的麝香=1两银子，[4](P27)1张山鹿皮=4碗盐，1张野牛皮=20碗盐，1张3尺长水獭皮=1件坝贝(藏族大袍)，1张山鹿皮=6排土布等等。[5](P103)
一个出色的猎手可以使家庭经济获得重要的补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换取现金从而补给其他方面的生产，是维持生活开销的重要渠道，更进一步起到维系整个经济系统平衡的重要作用。在北部，村民们表示：有打猎高手的人家，比如此里和共谦家族要富裕点，还会有熊油啊，兽皮等。
孔美家族的孔美·曾一生猎过30多头熊，他的大女儿孔美·婻说起：“那个时候熊掌、熊胆这些都还不值钱，我们都是送人或者自己吃。1980年代以后也开始卖了，最开始是5角、几元等，后面也卖到几百块了。”
恭姆乾·都力的儿子回忆说：在1970年代，有一次我爸爸和马龙·格鲁一次共打到8个麝香，合作社发给他俩每个人80块钱最后社里面卖了八千块。以前我们在迪政当特别富。
2.1.2 诊断胃十二指肠狭窄时超细鼻胃镜的通过率 利用超细鼻胃镜诊断性检查12例胃十二指肠狭窄性病变，其中镜身通过胃癌狭窄处的概率为66.67%，通过胃术后良性狭窄吻合口的概率为50.0%，通过幽门不明原因性狭窄的概率为66.67%，通过十二指肠狭窄的概率为50.00%，总通过率为50.00%(表3)。
陈荣说：“我以前打到的獐子至少有100多只，其中有一半是林麝。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有一次共打到5只獐子，其中有一只是林麝。还有一次，我打到3只林麝，那一年我还记得价格是1钱100块，分别有9钱、4钱、3钱。就那一次，我就得了1 600元的现金，去巴坡(当时独龙江乡乡政府所在地)的商店给家里买了小孩的衣服、铁锅、刀等。兽皮也是可以用来交换的，有一年我去巴坡办事没有带钱，我带了兽皮去卖给商店的老板，一个兽皮是10元。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打到熊的那次，有人向我买熊胆，一开始只出了30元，我没有卖，后面有人又出了200元，我就卖给他了。”
又如拉多顶说：“20世纪80年代，一张岩羊皮买给商店可以得30～40元不等。以前在我家的老房子里面，挂满了岩羊头，不下于50个，后来有外面来的人，他们只要羊角，四五角钱一对。1975年左右，我和一个亲戚，收获了4个林麝，卖给商店得了700元，我们两人平分了。又在20年前，我猎到熊的那一年，当时村子里面的人听说后，从外面来人给了我400块买了四肢，龙元村的小学老师给了200块买了4个熊掌。而熊皮我自己拿来做了装弩弓、毒箭的背包。”
孔越文说：“我第一次打猎是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爸爸带着我和三叔的儿子一起上山，那年打了1只林麝，第二年我和爸爸打了7只林麝，麝香以3 000块卖给商店。”
从田野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以降，麝香、兽皮等给猎人带来了几十块到几百块的现金收入，到了90年代，甚至能够到达上千元。根据独龙江中心商店的不完全统计：在1985年、1986年、1988年，分别收购了麝香495克、1 210克、172克，1986年收购熊胆350克，1988年收购了102克，然而这个数据并不包括从邻地进入独龙江收购的来往频繁的药商。[10](194)如果以1980年代1钱麝香的收购价是100元来看，如以1钱等于3克来计，那么仅麝香一项在3年间给独龙江带来的现金收入为16 500元、40 333元、5 733元。
(三)被悬置的生存技能
山地狩猎作为独龙族世代相传的生存技艺与技能，在独龙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而山地狩猎在2000年遭遇了法律禁止，公认的猎手已经从独龙江逐渐消失。虽然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也出现了一批打猎高手，如迪政当村的孔越文、陈荣，东给村的董寿昌等。但1970年代以降出生的人中，已经鲜见猎手了。我们只能在独龙族或被遗弃的，或只剩老人在坚守的旧居中，看到各种动物的头角，这些被尘封的实物中，我们还能想象出猎手们曾经的英勇与荣光，正如他们所言：
猎人们会留下动物的角，在我们独龙族看来，动物的头角是很神圣的，不能随便给人，也不能拿去卖，我们把它们都挂在房梁上，这些是留给子孙们的荣耀。
狩猎技能就这样遭遇了全面性的悬置。在这种结构性的变动中，以往立于“充分接受大自然馈赠”基点上的独龙族，山地狩猎广阔的生存空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挤压，而他们利用生态智慧所创造出来的丰富的生存技能，面临着隐没在历史记忆中的结局。
独龙族的渔猎生计与采集、刀耕火种的生产性种植合力构筑起了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系，并一直存续到20世纪末。而山地狩猎的立足点并非是以人为主的积极生产，他们多样化的打猎技能，体现出“充分接受大自然的馈赠”这一生存基点。无论是狩猎仪式的祈祷，还是具体的狩猎行为，尤其是山地狩猎中最普遍也最主要的捕猎野牛，他们的行为准则都聚焦于生存而非占有。适度征集也就成为其最基本的生存策略，过度攫取之道在此是遭到鄙夷的。其所形成的“低度生产”的状态，与“停滞、静止、僵化”等词语毫不搭界，而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极强的适应性。“它们在生态上是小心谨慎的。”[11](P363)
我低着头回答：“好的。”心里却在想：完了完了，刚刚老师弹的时候我全没听，回家怎么练呢？真烦人！我只想回家后跟妈妈商量，能不能不学钢琴了。下课后，我和妈妈一起回家了。
独龙族的山地狩猎所展示出的经济文化类型，尽管与我们自身所熟知的那些经济模式有着天壤之别，甚至蕴含着许多我们难以理解的文化要素，它并不是以作为“我们的历史”的方式而获得存在资格的。在肤浅的表象上，独龙族的山地狩猎生计呈现出与其他民族社会在经济与文化上的极大差异，蕴含着“低度生产”“不过度攫取”“接受自然馈赠”等不同于现代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理念，在思考人类的本质存在的基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独龙族山地狩猎生计所展示出的这种差异性存在，恰恰是人类生存智慧的一种充分展现，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尚能记起，任何形式的生产，都是在具体劳动的条件下才得以展开的，那么，具体的资源环境条件，具体的劳动技能以及生产者与具体生产条件的特定结合，就会形塑出千姿百态的经济生活模式。在此基点上，正是与我们自身存在所不同的众多民族的差异性存在，对我们反思自身的生活模式是具有深刻启示性的，而这些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对人类未来的选择所具有的启迪性意义，至今尚未被人们充分地认识。
[参 考 文 献]
[1]罗钰.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
[2]何大明，李恒.独龙江和独龙族综合研究[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6.
[3]李金明.独龙族野生植物利用的传统知识研究[J].学术探索，2012(2).
[4]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
[5]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组.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二)[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6]李金明.独龙族原始习俗与文化[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6.
[7][美]马歇尔·萨林斯，著，张经纬，译.石器时代经济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9.
[8]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独龙族简史编写组.独龙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9]余新.独龙族狩猎活动纪实[A].傅仕敏，编.独龙族：云南特有民族百年实录[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10]何大明，编.高山峡谷人地复合系统的演进——独龙族近期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调查及协调发展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11][美]詹姆斯·C 斯科特，著，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The Mountain Hunting Livelihoods of the Dulong People in the 20thCentury
DU Xing-mei，CHEN Qing-d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China )
Abstract： The primal philosophy behind the Dulong people's hunting livelihood is to fully accept the gifts from nature，and the most basic survival strategy in their livelihood is moderate collection.Their diversified fishing and hunting skills，which are generated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features of bamboo，wood，bone，stone and other natural materials，can achieve amazing efficiency.The Dulong people's livelihood has nothing to do with"stagnation，stationary and rigidity"；on the contrary，it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degree of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Totally different from all the production systems that are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the Dulong people's livelihood reflects a kind of ecosystem knowledge and marvelous ecological wisdom with a complete system of energy exchange and material circulation.
Key Words： the Dulong people；mountain hunting livelihoods；survival skills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4-0089-10
*收稿日期 2018-12-10
[责任编辑 秦红增][专业编辑 何 明][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杜星梅(1987～ )，女，贵州兴义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史博士后；陈庆德(1953～ )，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邮编：6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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