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启示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总的特征是运用均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各种经济模型，考察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假如要实现稳定状态的均衡增长所需具备的均衡条件。由此也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源泉这一关键问题。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为西方国家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增进其经济增长起了重大作用。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时期，结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采取科学的“扬弃”的方法，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走上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经济增长之路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实践意义。
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轨迹
1.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在1948年和1947年在他们的论文中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增长模型，因而西方经济学文献中一般把他们的增长模型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此模型是在承袭凯恩斯有效需求决定均衡国民收入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假定生产技术固定不变，即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V)是固定不变的，如果用G代表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由此可以得出哈罗德—多马的均衡增长模型：
S
G=───或G·V=S
V
此模型说明，在S和V为既定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过程要实现每一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总是相互平衡的均衡增长，要求有足够的有效需求，以便由需求所带动的国民收入（产量）的增长率(G)所引致的投资(G·V)恰好能够完全吸纳既定的储蓄。因此我们看到哈罗德和多马强调投资作为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因“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贡献”而荣获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假定生产技术固定不变，即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V)是固定不变的，是不符合经济现实的。因为即使假定技术保持不变，但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日益深化（即每个工人人均资本量随时间增长日益增多），资本与劳动的比率要发生变化，资本——产出率也要发生变化。概而言之，如果没有技术变化，资本深化将带来单位工人产出的增长，同时带来资本收益率递减。所以，索洛在模型中首先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并假定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隐含规模报酬递减），在此基础上，索洛建立起他的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
GV=G[,A]+β[,K]G[,K]+β[,L]G[,L]
其中G[,V]、G[,A]、G[,K]、G[,L]分别为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β[,K]、β[,L]分别为资本、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索洛于1957年运用全要素分析方法，对这一模型进行检验，并说明了技术革新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索洛根据美国1909——1949年的统计数据得出，美国人均GNP在这40年里大约增加了1倍，其中12.5%是依靠人均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其余的87.5%应归功于技术进步。据此，索洛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不是资本的投入（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
我们可以用以下图形来表示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技术变革。
技术变革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能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它使边际产品曲线DD向外、向上移动到D′D′再到D″D″。从图中可以看到，作为技术变革的结果，单位工人的资本、单位工人的产出都可以随时间增长，而真实利率却无需下降，发明能增加资本的生产力并足以抵消资本收益递减。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索洛把技术进步看成是外生变量，它被看作只是从天而降的神赐食物，神秘地提高了全要素的生产率。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尽管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但他无法解释技术进步是怎样发生的。
3.新增长理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它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在以下几方面更趋合理，更逼进现实。第一，罗默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增加了另一个要素：知识。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说明了长期的资本收益增长，并解释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的差异。第二，产品的产出作为知识及其他投入的函数，具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因此，各国必须像投入机器一样投入知识，这样，罗默就把知识内生化了。第三，罗默理论强调投资促进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又促进投资，从而得出对知识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久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如果说罗默等人的贡献在于直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那么，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的贡献则在于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引入经济增长领域，视人力资本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现在，在卢卡斯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还可使其他投入函数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这明确说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
4.钱纳里的经济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竞争均衡的分析方法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和约束条件（要素在不同部门中边际生产率可能存在差别）。特别是当把这种方法用于发展中国家时，缺乏有效性。钱纳里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诸如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要素市场的非均衡意味着要素在不同部门中边际生产率可能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减少瓶颈和再分配资源于高生产率的部门可以加速经济的增长。一句话，钱纳里强调了经济结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
二、启示与实践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走的是一条高投入、低产出、高通胀的粗放型的增长道路，长此以往，国力势必濒临耗尽的边缘，国民经济要想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从我国国情国力出发，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五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泰国、韩国）的经济增长的经验，提高综合要素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将是我国加快经济增长，尽快走上集约化经济增长道路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1.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率，优化资本配置结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
现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认为高投入必然会造成低效益、高通胀率，提出把投资率从1994年的36.4%降到25%左右。笔者对此有几点看法：
第一，前面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其实揭示了经济均衡增长的基本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1979——1993年，我国年平均积累率为33.73%。如果剔除外资流入的因素，实际积累率应该在33.23%以下，所以，实际的积累并不高。而且我国是一个储蓄率为34%的高储蓄国家，高储蓄为我国保持较高的积累率提供了较充裕的资金，因此，今后的积累率完全可以保持在30%——35%之间。
第二，中国的人口增长过快，若不保持较高速度的资本增长率，就无法保证用大量的投资，装备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工人，从而会导致由于每个工人资本装备水平的降低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
第三，中国现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需要大量的积累资金的，而且科技的进步、技术的创新、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结构的优化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是否能够保持较高积累率已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积累率高会造成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作用只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若在保持较高积累率的基础上，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反而会使国民经济进入高投入、高效益、低通胀的良性循环。在这方面，日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日本自60年代以来，在保持较高储蓄率的基础上，投资持续旺盛，固定资产投资率在30%以上，同时，由于日本政府制定了合理的产业政策，投资结构合理，投资效益高，从而使得日本既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又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总之，笔者认为保持较高的积累率，同时优化资本配置结构，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过去我们片面追求高投入、高速度，忽视对投资结构的调控，导致了目前投资结构严重失调，表现在：第一，投资配置严重向重工业、加工业倾斜，形成基础产业“瓶颈”。第二，在固定资产的投资配置中，用于新建的基本建设投资远远超过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据统计，前者约占固定资产投资的75%，后者仅占25%。第三，由于投资决策分散化和投资主体只追求眼前的局部利益，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以及地区经济趋同化。第四，科技和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投资结构的失衡已严重抑制了国民经济的效益速度，因此，政府必须完善投资政策，为投资效益的提高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
(1)通过税收手段，合理引导居民的消费倾向，以保持较高的储蓄率。
(2)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尽快建立让投资主体承担风险的投资体制，强化投资风险约束，切实提高投资效益。
(3)利用财政资金进行调节，扩大对基础产业投资的比例。国家还要在产业政策、财政、信贷、价格政策等方面对基础产业予以支持，有意识引导投资主体向基础产业投资。
(4)对符合产业政策的高新技术和更新改造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鼓励新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的技术改造。
(5)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对达到经济规模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小规模企业课以重税，限制其发展，促使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
2.加快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现代经济中，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现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80%左右，而我国仅为20—30%。我国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科技水平的差距上。因此，加快科技进步，就成为缩小差距、振兴经济的关键。在这里，日本依靠科技兴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日本“二战”以后对科技高度重视，表现在：一方面，加大科技经费的投入，另一方面，加大政策对科技发展的诱导力度，政府通过税收、金融等政策手段进行引导，强化技术创新，促使科技成果尽快商品化、产业化。正是由于实现了科技和经济的紧密联系，使日本走上了科技兴国的轨道。
我国目前在科技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科技投入少，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据国家社会与经济年度公报，我国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与GDP的比值，1991年为0.72%，1992年为0.71%，1993年为0.62%，1994年为0.5%，不仅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且其平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年代的水平。据有关资料统计，整个70—80年代，世界科研发展经费的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39%，发达国家平均高达2.28%。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研究与发展费用中，企业支出比重只有25%左右，而1986年，美国的企业科技支出占全部研究与发展费用的比重则高达73.3%，同年日本为66.5%，韩国为67.1%。所以，在这些国家的科技投入中是企业扮演了主要角色。我国科技投入的减少，特别是国有企业科技投入所占比重极少，严重抑制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就转化率而言，我国每年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研成果3万多项，但大面积推广率不足20%，而在发达国家，新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率一般可达80%以上。科技投入少，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至今还未形成促进技术进步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良好机制。因此，尽快建立产权明晰的企业产权制度，通过市场导向建立科技成果与生产结合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是我们当前所要做的迫在眉睫的主要工作，也是决定经济增长能否走上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的关键因素。为做好这一工作，政府还需要充分运用政策手段，在财政、金融方面进行扶持，调动企业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例如：增加国家对技改的财政投入；通过税收减免或优惠贷款，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行开发经费补贴政策等等。这些都是促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主体的有效措施。如果到2000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目前的20—30%左右提高到50%左右，确实保证“九五”计划规定的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达到1.5%，使企业投入的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到全社会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的50%左右，我们才能算是走上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轨道。当然，这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
3.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上的投资、健康上的投资，劳动力流动上的投资），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以期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现在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人力资本的积累已成为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二战”以后，德国、日本之所以能在物质资本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一条途径就是两国大力投资于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福利领域以尽快提高和改善劳动者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日本还加强对国民的危机教育，培养国民的危机感，使得日本劳动力的高素质不仅表现在劳动力的科技文化上，而且还表现在精神素质上。国民普遍具有敬业、进取和竞争的精神，这也是促使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劳动力数量多，但整体素质不高，缺乏高素质、竞争性的“经济型”、“财富型”的劳动者。因此，国家必须制定合理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以切实提高全体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保健等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以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真正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有以下三点：
第一，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中国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已严重限制和影响了人口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的根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只有真正控制了人口的增长，才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上，才能改善和提高人口的素质。
第二，加强教育与在职培训和职业技术培训的投入，开发人力资源。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不仅投入小，而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90年代以来，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只有3—3.34%，而美国占GNP的比重就高达6—7%，同期日本达到5—6%。由于他们的GNP是我们的数倍，人口数量又比我们少得多，人均的教育经费就要比我们高出十几倍，所以，差距是非常大的。今后，我们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可以通过财政补助的形式鼓励社会办学，通过税收政策引导居民把投入从生活消费转向智力投资，对企业用于职工培训的收入减免税收，这样就可形成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共同开发人力资源的局面。
第三，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来培养和利用人力资本。首先，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培养人才。其次，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尽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人力资源的配置机制，以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合理流动。最后，运用政策手段把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及其才能和其收入挂起钩来，实行差别工资和报酬，这样可以发挥个人进行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4.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
经济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产业结构的演进是有内在规律的，自觉认识并掌握这种规律性，能动地推动产业结构合乎规律的转换与演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日本以及亚洲“五小龙”等新兴国家（地区）的经济之所以能实现快速增长，其关键还在于充分发挥了产业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特别是日本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革和调整，自觉推动产业结构合乎规律的转换并使之趋向现代化、高级化和科学化，从而实现了资源的转移和再配置（资源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并促进了经济的全面的快速增长。中国是一个产业水平较低的国家，产业结构落后、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产业的技术装备程度低、新产业所占的比重低、产业之间关联度低、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化、农业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工业超前发展形成基础产业瓶颈、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等。这些状况的存在已成为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并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在相互协调的过程中朝着现代化、高级化的方向发展，给长期的经济增长打下一个良好的产业基础。其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1)在近中期，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要向基础产业倾斜。
(2)在大力发展基础产业的同时，通过产业扶持政策，充分发展制造业、化工业等支柱产业，不断提高支柱产业的技术水平，通过这些产业推动与之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3)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深化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即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使生产要素配置于高劳动生产率部门，以促进企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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