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录》与《黑鞑事略》的版本及研究——兼论中日典籍交流及新见沈曾植笺注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笺注论文,事略论文,西游论文,典籍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耶律楚材与《西游录》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玉泉，道号湛然居士，法名从源。生长燕京，祖居医巫闾山西义州弘政县（今辽宁省义县），①署籍贯为“漆水”。②元太祖十年（金贞祐三年，1215）成吉思汗定燕，楚材降蒙古。太宗(1229-1241)时，官至中书令。元初立国规模，多由楚材所定。文宗至顺元年(1330)追封广宁王。谥文正。③
1218年（戊寅）春三月既望，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之诏赴蒙古克鲁伦河畔的大斡耳朵。1219年，随之西征花剌子模，1224年班师东归，1227年（丁亥）冬抵燕京。1228年（戊子），他写了《西游录》。前面记西行道里、西域山川、物产风俗等，后面则用较大篇幅以问答体的形式大力抨击道教，是楚材写此书的用意所在。1229年（己丑），《西游录》由楚材自家雕版印行。④
二、《西游录》的版本与研究
奇怪的是，《西游录》在元代颇罕流传。据陈垣的研究，1291年（元至元二十九年）释祥迈的《至元辨伪录》引了一千余字，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包衡的《清赏录》卷十一引了五十余字，与1295年（元贞元年）盛如梓节略本稍有不同，而与后来发现的足本全同。可见万历时仍有流传，但明初修《永乐大典》时未被采入。耶律楚材信佛教，耶律铸则喜道教，父子二人信仰异趣。因为是家刻本，到楚材卒后，很可能书版被销毁了，这就是此书流传稀少的原因。⑤
到清代嘉道以后，学者喜治西北地理，注意到其中内容，则是根据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上节录《西游录》上篇有关西游地理的部分。⑥沈曾植(1850-1922)笺注本就是用的这个本子。但是盛如梓的删节本中原来并不包含《西游录序》，此序是从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八中移来的。沈氏是最早研究此书的中国学者之一，其笺注稿本未经刊刻，故不为世所知。
晚清、民国间为《西游录》地理作注释的有李文田(1834-1895)、范寿金、丁谦(1843-1919)、张相文(1867-1933)、张星烺(1881-1951)等学者。⑦王国维(1877-1927)有校注稿本存世，惜未刊布。⑧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也有专节加以介绍。⑨俄国汉学家贝勒(Emil.Bretschneider,1833-1901)1888年（光绪十四年）在其两卷本巨著《基于东亚史料的中世纪研究》的上卷第一部分也收录了《西游录》的译文，并有考释。⑩
三、《西游录》足本：神田喜一郎与王国维
1926年春，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字信畅，号鬯庵。1897-1984）受宫内厅图书寮之托，编纂汉籍解题书目，从而在图书寮中发现一部旧钞足本《西游录》。此后不久，他又在内阁文库发现了另一部完整的抄本。足本《西游录》的发现在此书研究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此所作的研究也见证了近代中日两国学者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
神田发现足本后，立即在当年六月的《史学杂志》上著文公布这一消息。其文略云：
此次发现之书中有文政甲申跋文，乃德川末年写本，文末记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见便可推定为古本转写者。而文政跋中尚有“偶□惠日祖塔，于蠹简中得此书”云云。惠日为京都东福寺之山号，可知原本盖藏于东福寺。子既发现图书寮本之后，又自内阁文库访得一完整之写本，亦有与图书寮本相同之文政跋文，且影写有“普门院”朱印。普门院为东福寺之内院，推想原本显然藏于东福寺中之普门院。
然则我辈于德川末年似藏于普门院之《西游录》古本是否为该院开祖圣一国师携自中国者固颇费思量。今新见之二写本，其卷尾皆有“戊子清明日湛然居士漆水楚才普（晋）卿题”，卷首自序中则题“己丑元日”。戊子为元太祖二十三年（后堀河天皇安贞二年，西历一二二八），楚材盖以此年著书，翌年己丑加序以出版。而圣一国师于四条天皇仁治二年（西历一二四一）归国，两者相距十余年，是国师乃携归当时新刊之《西游录》，故将其视为普门院所藏之物当毫无滞碍。予尝读上村观光《禅林文艺史谭》所载大道之《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其中亦见《西游录》之名。据此亦可知普门院所存之《西游录》确实相当古老。(11)
神田喜一郎在文中推考东福寺普门院所藏《西游录》为圣一国师从中国携回，其名并见于《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而内阁文库本上正好影写有“普门院”的印记，因此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案，圣一国师即日本著名僧人圆尔辨圆(1202-1280)，他于1235年（日本四条天皇嘉祯元年，南宋理宗端平二年，蒙古太宗七年乙未）入宋，(12)从径山寺无准师范学禅，后于1241年（日本四条天皇仁治二年，南宋理宗淳祐元年，蒙古太宗十三年辛丑）携经籍数千种返国。1243年（后嵯峨天皇宽元元年）在京都东山建东福寺，为该寺之开山鼻祖。(13)而圆尔携回的书籍则藏于他所造的经藏中，其自编的《三教典籍目录》虽已佚，今幸有1353年（后光严天皇文和二年）东福寺二十八世祖大道一以所编《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还藏于东福寺的塔头常乐庵中。此目按千字文顺序著录，“水”字号有“《西游录》一册”。(14)
宫内省图书寮所藏《西游录》抄本今归宫内厅书陵部，书号为四○五函一九三号。而内阁文库藏抄本原为昌平坂学问所藏本，今归公文书馆，书号为内阁文库292-133。(15)
神田喜一郎发表文章后，很快便函告在清华学校任导师的王国维，王氏得信后诧为惊人秘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并在回函中作了初步考证。1926年7月28日（阴历六月十九日）王国维致神田喜一郎札略云：
耶律文正《西游录》竟发见足本，真所谓惊人秘籍，闻之喜跃三百。末题“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行，案文正此书作于己丑，太宗元年。其拜中书令在太宗三年，则此录当刊于太宗三年之后。但不云中书令，而云“中书侍郎宅”，盖当时宰相但有蒙古名，其汉名则随意呼之而已。然序中有“将刊行之”之语，又疑刊于己丑，或其年文正为宰相之副。《黑鞑事略》载宰相四人，首按只解，次文正。三年，文正以赋税功升首相。故《亲征录》言“执事之人，各执名位，兀都撒罕中书令”云云，盖是年始定宰相名位，非是年初置宰相也。不知尊见以为然否？此录除《庶斋老学丛谈》节录大略外，惟《至元辨伪录》多引之，然《辨伪录》所引，颇有不似公言者，曩颇以为疑，今得此可解决也。排印本不知何时可成？甚以先睹为快。然非兄入秘阁，何由发见此秘籍乎！(16)
当时王国维正致力于蒙元史研究，他为《西游录》作注是以李文田《西游记注》为底本的，而李氏所据的也是盛如梓的节本。因此，王国维想立即看到足本《西游录》的迫切心情在其后致神田喜一郎的几封信中表露无遗。如同年8月24日（七月十七日）王国维札略云：
《西游录》页数想不多，能乞人传钞一本否？耶律文正之官，元人皆谓之中书令，惟彭大雅《黑鞑事略》称为中书侍郎。此正与《西游录》刻款合也。(17)
又9月14日（八月八日）王国维札略云：
《西游录》足本已在印刷中，闻之至为快慰。(18)
1927年1月15日（丙寅十二月十二日）王国维札略云：
《西游录》不知何时能出板，甚以为盼。(19)
1927年3月10日（二月七日）王国维札略云：
《西游录》想不日可成，翘企无似，印成后乞赐二三册为叩。(20)
或许由于王国维的一再催促，在书没印成之前，神田喜一郎就抄寄了一份供其研究。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抄本《西游录》有王氏题跋云：
足本《西游录》，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旧钞本。丁卯(1927)春日，神田鬯庵学士录以见示，因手钞此本。观翁。(21)
1927年5月神田喜一郎将足本《西游录》由其京都佞古书屋排印出版，(22)同时他还将自己先前的考证结合王国维信中的研究，写了《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跋》，其文略云：
宫内省图书寮所藏钞本耶律文正西游录一册，为古贺氏献书之一，相其笔迹，殆古贺侗庵所手录。末有文政甲申(1824)邓林跋，盖侗庵从邓林本迻钞也。邓林未知何人，云得此于慧日祖塔，命钞手录副。案慧日祖塔即斥洛东东福寺普门院，开祖为圣一国师。国师以四条天皇嘉祯二年入宋，时当蒙古太宗七年，则国师于耶律文正实为并世。当时所赍归有《西游录》（文和二年，普门院僧大道编其藏书目中有《西游录》。据上村闲堂所言，普门院藏书多系圣一国师将来，则《西游录》亦其所赍归，确可信据。）邓林所见，当即其本。明治已后，普门之藏散落殆尽。《西游录》亦已不可纵迹，惟有此图书寮本犹存而目，可谓至幸已。
此本尾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行，王征君静安因谓（案下文与上揭王氏书札中语基本相同，从略）。征君此说极精，但据序中之语，则刊于己丑，犹可信矣。
此书自来藏书家皆未著录。迄于近世，海内外学者好治辽金元三史兼讲西北地理，其征求史料，穷搜博讨，不遗余力。顺德李若农摭拾此书崖略于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创为之注，俄人卜咧惕施乃迭儿亦译成英文，由是此书始重于世，而至其足本竟未之睹闻也。……
去春(1926)，奉命校书秘阁，始得此本于金匮，宿昔疑蕴，顿得冰释，喜不自禁。别录一本，报诸王征君。征君时致力于西北地理之学，诧为天下孤本，劝余刊行，且书所见见示，余亦不忍独秘诸箧衍，即捐俸排印，以永流传。呜呼！此书沈薶不显数百年，而得余而再传，岂亦有数存乎其间与？(23)
同年7月罗振玉(1866-1940)将神田刊本辑入《六经堪丛书》初集，由东方学会出版。(24)这样，一部完整的《西游录》才重新为中国学术界所知。
后来学者都根据神田发现的足本进行深入研究。1962年，姚从吾(1894-1970)和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都出版了《西游记》的注释本。(25)1962-1966年间，向达(1900-1966)也为足本《西游录》做了较详细的校注，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目前最佳且通行的注本。
四、沈曾植的《西游录》研究
在足本发现前，清嘉道以后的学者看不到书中攻击丘处机的那部分，沈曾植在耶律楚材自序中发现有排斥道教的话，他在笺注中引明王世贞《弁州山人四部稿》中《书玄风庆会录后》“湛然《西征记》颇称长春之短”一语，(26)并说：“不知即指此序中语否，抑记中别有言也？”(27)可见他已怀疑被盛氏节略的原书中可能有这方面的内容，这是很敏锐的。王世贞(1526-1590)书尚在包衡《清赏录》前，也可佐证此书原本在明万历时仍可看到，而其他学者似未注意到这条材料。
沈曾植笺注条目不多，但在考释地名方面时有确解，如他指出“班城”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班里城”地理相合，当脱一“里”字；“可弗叉”即《元秘史》“乞不察”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从清人李光廷(1812-1880)《汉西域图考》、俞浩《西域考古图》中辑出所引《西游录》的内容，但我比较这些文字，发现都不见于现存盛氏节本与日本发现的足本，尚需进一步研究。
五、《黑鞑事略》及其作者
《黑鞑事略》是彭大雅、徐霆作为南宋赴蒙古使节随员所著的行记。作者亲历其地，耳闻目睹，记载十分全面，详细叙述了当时蒙古国的朝廷要员、地理气候、牧猎方式、语言文字、历法筮占、官制法律、风俗习惯、差发赋税、商贾贸易、兵马将帅、军事战法，以及所属各投下、被征服各国的名称。这些内容具有很高的价值，是研究13世纪上半叶蒙古历史的宝贵史料。
此书后有徐霆跋云：
霆初归自草地，尝编叙其土风习俗，及至鄂渚，与前纲书状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编，以相参考，亦无大辽绝，遂用彭所编者为定本，间有不同，则霆复疏于下方，然此亦止述大略，其详则见之《北征日记》云。嘉熙丁酉孟夏朔，永嘉徐霆长孺书。
可知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徐霆将彭大雅使北所记稿本与自己所作《北征日记》相互参照，遂以彭著为定本，把己作之不同记载录于相关内容之下。现所见版本前者顶格书写，后者低一格书“霆”云云，所题撰人或署“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或“宋徐霆长孺辑”，或“永嘉徐霆”。
关于此书编著者徐霆的生平，前人较少注意，今检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七云：
徐霆，字长孺。永嘉人。少为母舅陈埴所鞠，励以讲学，由是得闻性理之要。长游四方，所见益广，连中漕举。绍定中，李全乱淮楚。霆从赵善相（湘）于制幕，军谋檄笔，实参其事。全毙，以功补官。端平初，轺车初通，霆以选介信使奉币入行阙。又岁余，复命授江东路兵马钤辖。移江西，再移广。历守钦、复州、汉阳军，以武功大夫致仕卒。(28)
其中“端平初，轺车初通，霆以选介信使奉币入行阙”与徐霆随使蒙古的情况是吻合的。
《黑鞑事略》云：
霆至草地时，立金帐，想是以本朝皇帝亲遣使臣来，故立之以示壮观。前纲邹奉使至不曾立，后纲程大使、更后纲周奉使至，皆不立。
1926年2月2日王国维作《黑鞑事略跋》，(29)据此语及《宋史·理宗纪》考徐霆于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月随邹伸之使蒙古，并云：“伸之再使，虽奉命于甲午十二月，然其至草地已在丙申之夏(1236)”，而徐霆跋称彭大雅为前纲书状官，其随邹伸之使蒙古则在绍定五年壬辰十二月。
王氏推理甚精，所考徐霆出使时间与上引霆传正合，但彭大雅随使时间则微有不确。1941年张政烺撰《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30)指出邹伸之初使蒙古，尝撰《使鞑日录》，清乾隆时原书尚存，《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史部杂史类存目，以讳“鞑”字，易名为《使北日录》。可惜《四库》不载，今书已不传，唯元人白珽《湛渊静语》卷二引《使燕日记》二千余字，当为邹氏《日录》之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邹伸之出使年月甚精确，可补王跋不足。其文略云：
使北日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邹伸之撰。理宗绍定六年癸巳，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与蒙古会兵攻金，案是时尚未建大元之号，故史仍以国名为称。会蒙古遣王檝来通好，因假伸之朝奉大夫京湖制置使参议官往使。以是岁六月偕王檝自襄阳启行，至明年甲午二月始见蒙古主于行帐。寻即遣回，以七月抵襄阳。计在途者十三月。因取所闻见及往复问答，编次纪录，以为此书。……又《宋史》载伸之出使在绍定五年十二月，而此《录》实以六年六月出疆，皆当以此录所纪为得其实。
又《湛渊静语》卷二云：
《使燕日录》载绍定癸巳北朝遣王檝来通好，朝廷札京湖制司就着官邹冲（伸）之等六员使北朝审实，于次年六月回抵汴。(31)
据此可知邹伸之初使时偕随员六人（彭大雅当为其中一员），于绍定六年癸巳(1233)六月由襄阳启程，第二年即端平元年甲午(1234)二月抵达蒙古汗帐，见太宗窝阔台。伸之一行随即返程，于同年六月至汴，七月抵襄阳。(32)
案，张政烺先生所考甚确，但至今学者论及彭大雅出使事，或有仍用王国维壬辰之说者，(33)故特为拈出。不过最先注意邹氏《使北日录》这条材料的倒并非张氏，而是晚清蒙元史地学者李文田。据李氏《黑鞑事略笺注》抄本“霆至草地是立金帐”条眉注云：
案，邹伸之撰《使北日录》一卷，事在理宗绍定六年。此书存目在《提要》卷五十二杂史类。(34)
是李氏应已考知邹伸之初使蒙古在绍定六年。
六、《黑鞑事略》的版本与研究
《黑鞑事略》流传颇罕，原刊本早已不存，今最早版本为有明嘉靖间姚咨跋的抄本，(35)姚跋本为后来众多抄本之祖。(36)清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春，李文田在京师厂肆得一抄本也有姚跋，此书原为张蓉镜(1803-?)旧藏本，(37)李氏跋云：
《黑鞑事略》一卷，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而成此书。霆南宋理宗时人，尝奉使蒙古，归而编其风土为此书。据其自跋，尚有《北征日记》一书，今已久佚，即此书亦为藏家所罕有矣。姚咨跋称嘉靖丁巳钞自大夫王懋中家云。光绪庚寅，见此于厂肆，亟收之，以慰物聚之好尔。
同年缪荃孙(1844-1919)在南方也购得一旧抄本携归京师。(38)沈曾植借抄缪本后，又校以李本，并作笺注。沈氏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有题跋云：
此本借抄于缪小山编修，编修归自江南，新得书也。李詹事春间从厂肆得一旧抄本，复借之校一过。缪本胜李本，然所出之源不同。缪本误脱而李本是者，亦若干条，此书大略可读矣。
案，据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缪氏于庚寅五月十二日（1890年6月28日）抵京，二十九日（7月15日）与沈曾植等会面。六月三、四、五日（7月19、20、21日），缪氏自校《黑鞑事略》。六月九日（7月25日）沈曾植来借《黑鞑事略》。六月二十三日（8月8日）缪荃孙约沈曾植等聚饮。二十四日（8月9日）缪氏复借李文田本校勘。据此可知二十三日沈缪见面时，沈已将缪书归还，则沈曾植校《黑鞑事略》当在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九日至二十三日（7月25日至8月8日）间。沈氏开始作笺注当也在是年。
从李文田与沈曾植的跋语推测，他们大约同时在作《黑鞑事略》的笺注。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胡思敬刊刻《问影楼舆地丛书》第一集，(39)收有一种旧抄本《黑鞑事略》，书眉有笺注，书末除李文田跋外，还有熙元跋及胡氏自跋两篇：
丁酉(1897)正月，达甫弟得钞本于厂肆，余爱其叙事详实，命书仆翟浦录副藏之。此书惟《述古堂》、《持静斋》二目著录，他不多见，诚秘籍也。太初记。
右书自元以来辗转传抄，罕见刻本。明人号搜辑古今佚乘，考当（诸）家丛目，亦未著录。唯吴县曹中翰注《蒙鞑备录》征引十余条，未知所据何本，就其所引者两相校对，各有脱误。曹注没去彭大雅之名，竟以此书为徐霆所著。度其所见，亦非校刻精本可知。此本熙太初祭酒家故物。祭酒殉难后，余游晓市得之。其李侍郎所跋原书，则不知流落何所，侍郎攻西北舆地学最专，书眉评语，考证精博，足与徐疏互相发明，疑即侍邓之笔，存而不削，异时当与《元秘史》、《西游录》注并传。末附校勘记，多系以意悬度，不敢径改，用存古书之旧。读者审之。光绪戊申(1908)秋九月，新昌胡思敬跋。
案，笔者将此书的李跋及眉批与上海图书馆藏李氏笺注抄本校核，发现除稿本眉批有两条失载外，几乎全同。(40)可知胡氏刊本实即李文田注本的另一个抄本。盖李氏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逝世后，《黑鞑事略笺注》稿本流入厂肆，至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书为熙元(1864-1900)(41)之弟所得，熙元命人录一副本。熙氏庚子殉难后，藏书复流出，乃为胡思敬(1870-1922)所得。胡氏跋“书眉评语，考证精博，足与徐疏互相发明，疑即侍郎之笔，存而不削”是很有见地的。伯希和在《评王国维遗书》“黑鞑事略笺证”条云：
一九○八年有活字本，讹误甚多，收入胡思敬《问影楼舆地丛书》中。胡氏所据者是一近代抄本，而此抄本又间接出于姚咨一五五七年抄本。笺注佳者不少。王氏所据本，亦出姚咨本，然未言出处，要非胡思敬所据之本。……徐霆疏后云：“此亦止述大略，其详则见之《北征日记》。”王氏笺证未及此书，然胡思敬本有李文田跋，视此《北征日记》为徐霆之别一记录，余以其说不误。按旧《说郛》本有《北征记》，前此未能考得其撰人（参看《通报》一九二四年刊二○五页），今以此书应是《北征日记》。(42)
可知伯氏于李文田之说评价颇高，不过他认为《北征日记》即《说郛》中的《北征记》则未必正确。(43)而王国维所据本确如伯氏所云是另一本，王氏1925年12月16日（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初一）致罗振玉函略云：
公前所印《黑鞑事略》，如有存者否，乞赐一本。……李文诚（案即李文田）《元秘史注》纰缪甚多，与其所著他书无异，培老（即沈曾植）乃盛称其人，殊不可解。(44)
案，据此函知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所据之本应是罗振玉印本，此本1926年（民国十五年）又由东方学会重印，收入《六经堪丛书》。显然，伯希和仅见胡思敬刊本而未见罗氏刊本。王国维对李文田评价甚低，他未及参考胡氏刻本中的李注，所论不如伯希和来得公允。
1926年王国维作《黑鞑事略笺证》，其中多次引用沈曾植注，惜王氏当时不见李文田注，李注精彩处可从下举之例得其一斑。《黑鞑事略》“其赋”条有“置蘸之法”，沈注云：
置蘸即置站也，蘸字独见于此。
王国维《笺证》引沈氏说称是，(45)他在1926年9月14日（八月初八日）致神田喜一郎函中提及此事：《亲征录校注》甚为草率，……此书印刷垂成，已发见当增订处不止三四。至《蒙鞑备录》及《黑鞑事略》二种增订之处尤多，顷见沈乙庵先生校本，释《事略》中蘸字为站之异译，此条甚佳。(46)
显然《笺证》所引是后来王氏见到沈曾植注增补进去的。沈注仅一句话，博得王国维如此称许，他不知道李文田也早已有此见解，而且比沈注论证更充分。李注云：
蘸，即“站”字之借音，本借“占”字，其后或作
或站，皆俗字。明人撰《元史》用“立”旁“站”字以后，此字有一定之用矣。周密《癸辛杂识》及陶宗仪《辍耕录》皆有“站”字。又《元史·世祖昭睿顺圣皇后列传》：“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马，责太保刘秉忠曰：‘汝何为不谏？今军蘸已定，夺之可乎？’”(47)是元初不专用“站”字，亦作“蘸”字也。
沈曾植借李文田藏本校过，他们作注约在同时，此见解可谓不谋而合。可惜这条注仅见于上揭上图所藏李注抄本，而不见于胡思敬刻本。不过即便胡本有，王氏当时没有看到，也就无从参考了。当然，正如伯希和已指出的那样，王国维所作笺证“丰富精密，始终如一”，(48)虽然有个别不足之处，仍为最佳的注本。
七、《黑鞑事略》研究中的中日学术交流
清季研究蒙古史为一时学术风尚，中日两国学者都对搜求与研究蒙古史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日本学者专治《黑鞑事略》的，有著名蒙古史家箭内亘(1875-1926)，他在1922年（大正十一年）印有《黑鞑事略》校订本。(49)但此书非正式出版物，可能印书很少，因此即使在日本现在也较难见到。京都大学内藤文库藏有一册（编号为“内藤—118”），据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藏抄本校印，有箭内亘题跋，末署：
大正十一年九月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研究室二於ぃて。箭内亘识す。(50)
1926年9月14日王国维札略云：
至《蒙鞑备录》及《黑鞑事略》二种则当增订之处尤多。顷见沈乙庵先生校本，释《事略》中蘸字为站之异译，此条甚佳。不知箭内博士本将来能否印行？
箭内亘当时已病逝，其校订本虽印出，但未公开发行，故王氏有此问。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东北曰妮奴曰那海益律于”条注云：
沈乙庵先生曰：“益律于”疑“益律干”之误。《元史》本纪五：至元元年吉里迷来言，其国东有骨鹿亦里干两部，岁来侵，故征之。亦里、益律，与今言乌拉、鄂伦同，皆古挹娄音转也。
案，沈先生以“益律于”为“益律干”之讹是也，谓“益律干”为“挹娄”之音转则非。益律干，《秘史》作“亦儿坚”，《亲征录》作“亦儿干”，乃蒙古语百姓之义。“那海益律干”、“斛速益律干”谓狗国民、水国民，犹林木中百姓之“槐因亦儿坚”或“火因亦儿干”也。
日本箭内博士所见本，“益律于”作“益律子”，以“益律子”为蒙古语“奥鲁思”之对音，不如读为“益律干”之善也。(51)
可见或许通过神田的寄赠，王国维显然已经参考过此书。
京大内藤文库中还有一册罗振玉旧藏《黑鞑事略》抄本，编号为“内藤—119”，书眉有内藤湖南(1866-1934)校记手迹。书末有内藤1903年所作跋两行：
此书壬寅岁游清国时得之罗叔蕴，归后借那珂先辈藏本对校一过。那珂本得之清国陈士可，所以称陈本。癸卯四月念九，炳卿。(52)
据此可知此抄本为内藤1902年来华时罗振玉所赠。归国后第二年，他从日本近代蒙古史开山那珂通世(1851-1908)处借到原为陈毅（字士可，1873-?）所藏的另一抄本并作了校勘。跋文虽短，却是近代中日两国学者相互交流学术的生动写照。(53)
八、沈曾植《黑鞑事略笺注》的成就
1890年（光绪十六年）夏，沈曾植借抄缪荃孙藏本后，又校以李文田藏本。据其书眉批注笔迹看，其注释是不断增补的，非一时所成。沈曾植《黑鞑事略笺注》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黑鞑事略》注本之一，有不同于李文田注的独特价值，也受到后来王国维的重视。伯希和对胡刻本的笺注有较好的评价，虽然他当时不知道这就是李文田所注。伯希和在书评中也因王氏笺证引沈曾植说而提及沈氏，他曾与沈氏有过交往，(54)但因未见沈注全貌，没有加以任何评说。(55)
沈氏笺注中除上揭为王国维所征引者之外，还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他对《黑鞑事略》这部重要的行记所涉及的历史人物，种族、地理名称，蒙古风俗习惯，以及法律、商业制度等诸大端都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学术遗产。限于篇幅，只能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1.“霆见故姑之制”条注云：
○《至元译语》：故故曰播库脱。然则故故非蒙语也。○《事林广记》：固姑，鞑人、回回妇女戴之，以皮或糊纸为之，朱漆剔金为饰。
案，此条李文田注云：
故姑，蒙古冠名也。《蒙鞑备录》作“顾姑”，元丘处机《西游记》作“故故”，明叶子奇《草木子》作“姑姑”，皆此物也。又《辍耕录》二十二卷云：承旨阿目茄八剌死，带罟罟娘子十有五人。(56)
沈曾植和李文田是国内最早注意罟罟冠问题的学者。后来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顾姑冠”条引《长春真人西游记》、杨允孚《滦京杂咏》、《析津志》，另外其《黑鞑事略笺证》“故姑”条、《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故故”条，也都有考证。(57)沈注向未刊布，而载有李注的《问影楼舆地丛书》本虽早已印行，学者似多未注意，故学术界至今论及此问题均首推王氏，(58)理应更正。
罟罟，又写作故姑、故故、顾姑、固故、姑姑等，是蒙古妇女所戴的一种冠饰。据诸家考证，固姑冠《元朝秘史》蒙古原文音译作“孛黑塔”(boqtaq)，(59)此蒙古语词来源于波斯语baghtāq，指已婚妇女的冠饰；而“固姑”为蒙古语kükül/kukul，意指装饰或头饰。(60)而据法国学者Hamilton的考证，kükül辗转借自拉丁语的Cucullus，意为“头巾”或“尖顶帽”，这个拉丁词约在12世纪从欧洲传到丝绸之路的东端。(61)《至元译语·衣服门》“故故”作“播库脱”，(62)与“孛黑塔”为同一个词。据《至元译语》体例，“播库脱”当为蒙古语，因此沈曾植怀疑“故故”本非蒙古语。如Hamilton之说可信的话，那么沈氏的见解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应该说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2.“自鞑主以下，只是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条注略云：
○自鞑主以下，皆以银贷回回，令贸易以纳息。此即元世所谓斡脱钱也。……○《至元译语》：买卖人曰“或旦督赤”。“或旦督”即“斡脱”也。
案，“斡脱”一词源于突厥语ortaq/ortoqq，(63)本意为“合伙”，转义为商人。沈曾植指出“斡脱”即《至元译语》君官门的“或旦督”，(64)似未经他人道及。他是较早关注这种元代广为流行的商业行为的学者之一。(65)王国维《笺证》也录此注。(66)
3.“其见物则欲，谓之‘撒花’。……撒花者，汉语觅也。”条注云：
杨瑀《山居新话》：“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宪僚吏翘杰出群者款之，名曰‘撒和’。凡人有远行者，至巳午时，以草料饲驴马，谓之‘撒和’，欲其致远不乏也。”又云：“取觅者，谓之‘撒和’、‘穿鼻子’。”按彼“撒和”即此“撒花”。
案，沈注所引《山居新话》（卷四）此条略云：
江南有新官来任者，巨室须远接，以拜见钱与之。叩之，则答以“穿鼻了”。……江邻几《杂志》载：“士阳豪民邵□□者，指缙绅来借贷者，乞与二百缗，便可作驴骑。腰金拖紫，不为豪子以长耳视之鲜矣。”余曰：若以借贷者便作驴骑，取觅者指以撒和，穿鼻又何多耶！
“穿鼻了”，一本作“穿鼻来”，(67)沈注作“穿鼻子”不知是否另有版本依据，或即指“穿鼻”而言。“撒花”，又写作“扫花”、“撒货”、“撒活”、“撒和”等，原意为礼物。《元朝秘史》“扫花”旁译为“人事”，也是此意。《黑鞑事略》“撒花”一词是目前所知出现最早的例子之一。(68)沈注最早指出“撒花”即《山居新语》的“撒和”，后来王国维作《蒙古札记》扫花条也引《新语》、《事略》、《元典章》等史料，有所讨论。(69)
4.“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蕃衍，不许有妬忌者。”条注云：
《本纪》太宗六年，大会诸王百官于达兰达葩之地，所颁条令有妇人“妒者，乘以骣马（牛），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一条。尝疑此细事，何汲汲于大札撒中言之，读此乃知其故也。
案，此条有关法律制度，颇有价值。王国维《笺证》云：“蒙古法，夫人妬者离之。”也引《元史·太宗纪》六年所载条令，而未提及沈注。(70)
5.“厥相王贤佐，年余九十，有知来之明”注略云：
○影元本《中州乐府》王元（玄）佐小传：贤佐，一名（字）元（玄）佐，名浍，咸平人。
……按《［金］史·宣宗本纪》：贞祐二年正月乙酉，征处士王浍，不至。四年三月己卯，处士王浍以右谏议大夫复迁中奉大夫、翰林学士，仍赐诏褒谕。
案，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一《蒲鲜万奴传》附《王浍传》“王浍字贤佐”自注：“名依《金史》本纪，字依《黑鞑事略》。”(71)王国维《笺证》也具引元好问《中州集》卷十一（案，即《中州乐府》）王贤佐小传，并云：
屠静山作《蒲鲜万奴传》，已疑此书之“王贤佐”即《金史》之“王浍”。今据《中州集》乃得定之。(72)
不知沈注早已定之矣。
要之，本文论述了《西游录》和《黑鞑事略》的版本及研究之基本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书籍交流史。对此重要典籍的整理与研究牵涉到一些重要学者，如李文田、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陈士可、那珂通世、内藤湖南、箭内亘、神田喜一郎等等，同样可见近代中日两国学术交流之一斑。而新发现的沈曾植笺注本则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材料，应当引起学者的注意。
［收稿日期］2008-12-09
注释：
①参见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馀记》，《王国维遗书》第七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199页。
②漆水，李文田《西游录注》最早认为即《金史·地理志》“利州龙山县有漆河镇”之“漆河”。向达《西游录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4页）陈得芝补注也引此条，似未注意到李注。案，漆水（漆河）疑即大凌河，其上游流经利州龙山县，下游则流经义州弘政县。大凌河当时或有“漆水”之名，待考。
③参见《元史》卷146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55-3464页。
④《西游录》卷末有题记：“戊子清明日湛然居士漆水楚才（材）晋卿题。”而其自序则作于1229年，末题：“己丑元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材）晋卿叙。”《西游录》卷尾另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字样。
⑤陈垣：《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25-426页。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五卷，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1289。包衡《清赏录》，见《四库存目》子部143。
⑥鲍廷博据钱塘汪西亭、常熟钱功甫抄本合校，于嘉庆十年(1805)刊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三集中。
⑦李文田《西游录注》一卷，《灵鹣阁丛书》第四集，光绪二十三年(1897)元和江标刊；又收入《鄦郑学庐地理丛刊》、《顺德李氏遗书》、《玉简斋丛书》、《烟画东堂小品·顺德师著述》、《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李文田注、范寿金补《元耶律文正公西游录略注补》一卷，见《聚学轩丛书》第四集。丁谦《元耶律楚材西游录地理考证》一卷，见民国四年(1915)《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张相文《耶律楚材西游录今释》一卷，《地学杂志》民国八年(1919)；又收入《南园丛稿》。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七编第九章《元代游历中亚之记载》第一节《耶律楚材之〈西游录〉》，民国十九年(1930)北平辅仁大学排印本，又见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652-1661页。
⑧王国维《西游记校注》稿本，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江标辑刻《灵鹣阁丛书》本李文田《西游记注》为底本，今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65页。
⑨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三编第六章《元代西游之中国人》第一节《耶律楚材及〈西游录〉》，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501-504页。
⑩Emil Bretschneider,Mediaeve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Fragments towards the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from the 13[th] to the 17[th] Century.Vol.1 (London,1888).
(11)神田喜一郎：《耶律楚材の西游录に就ぃて》，《史学杂志》昭和元年(1926)6月第三十七卷第六号。
(12)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12-313页。
(13)《元亨释书》第七《圆尔传》云：“盖尔师归时，将来经籍数千卷，今见普门院书库，内外之书充栋焉。”见上揭木宫泰彦(1980)，第352页。
(14)普门院古文书《普门院造作并院领等事》有“经藏一宇圆尔造之，纳内外典书籍等”的记载。参见上揭木宫泰彦(1980)，第353-356页。大道所编目录“《西游录》”条见王勇、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15)感谢在京都大学访学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余欣君代为检索有关著录情况。
(16)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3-434页。
(17)见上揭《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36页。
(18)(19)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42、450页。
(20)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52页。
(21)见向达校注《西游录》前言张广达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
(22)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9年，第217、1394页。
(23)见民国六年(1927)6月上虞罗氏刊《六经堪初集》本《西游录》卷末。后又译为日文，载《神田喜一郎全集》卷三，京都同朋舍，1983年，第78-81页。
(24)《六经堪丛书》初集本《西游录》卷首署“丁卯六月上虞罗氏印”用阴历，相当于阳历7月。
(25)见姚从吾：《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大陆杂志》1962年特刊第二辑。Igor de Rachwiltz（罗依果）：The Hsi-yu lu西游录by Yeh-lü Ch'u-ts' ai耶律楚材，Monumenta Serica 21,pp.1-128,1962.
(26)《西征记》即《西游录》。参见王世贞《弁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一百五十八，亦见《读书后》卷八。
(27)见沈曾植：《西游录笺注》，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28)见《文渊阁四庫全書》子部类书类。
(29)案，王国维此跋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804-805页。又见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附跋，《王国维遗书》第八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257-260页。跋末署“乙丑十二月”，而今国家图书馆藏王氏手稿本则题为“乙丑季冬二十日”。参见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67-468页。
(30)张氏此文原成于1941年7月，1946年又作一《补记》，刊于《国学季刊》第六卷第四号，后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92-110页。
(31)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
(32)见上揭张政烺(2004)，第96-97页。
(33)见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6页。伯希和也从王说，见其《评王国维遗书》“《黑鞑事略笺注》”条，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5页。原载《通报》1929年。
(34)此条注文见上海图书馆藏李氏《黑鞑事略笺注》抄本，胡思敬所辑《问影楼舆地丛书》本《黑鞑事略》书眉李文田注无此条。
(35)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杂史类著录（第249页），北京图书馆藏《黑鞑事略》嘉靖二十一年(1542)抄本，有明姚咨跋。案，姚咨跋语，别本多存，署“嘉靖丁巳”，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姚咨，字舜咨，一字潜坤，号皇象山人、茶萝道人等，无锡人，明藏书家。参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2-234页。
(36)参见上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37)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庚寅六月二十四日条云：“谒顺德师，……借《黑鞑事略》张蓉镜旧藏本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案，张蓉镜，字芙川，江苏常熟人，清藏书家。参见上揭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第579-581页。
(38)此本见《艺风藏书记》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39)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新昌胡氏京师仿聚珍版排印本。又见《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935-37)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后附胡思敬校勘记。
(40)上图藏李文田笺注抄本首条眉批有“田案”字样，而胡刻本无此二字，故胡思敬不能十分肯定所刻本注是李氏所作。而内藤湖南盖据胡思敬跋语则径称《问影楼舆地丛书》本有李文田眉批，见其《中国史学史》（马彪译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4页。
(41)熙元，字太初，号吉甫，满洲正白旗人。见孙雄《旧京文存》卷三《纪略》。参见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12页。
(42)见上揭伯希和《评王国维遗书》“《黑鞑事略笺注》”条，第55-56页。
(43)《北征记》见陶宗仪辑、张宗祥重校《说郛》（一百卷本）卷四，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此本收入《说郛三种》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44)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25页。又见《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649-650页。
(45)见上揭《王国维遗书》第八册，第220页。
(46)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42页。
(47)注中引文有节略，原文参见《元史·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871页。
(48)见上揭伯希和《评王国维遗书》“《黑鞑事略笺注》”条，第56页。
(49)参见箭内亘《蒙古史研究》附录书目，昭和41年(1965)版。
(50)感谢余欣君代查内藤文库收藏情况。
(51)见《王国维遗书》第八册，第253页。
(52)十分感谢吴念庵丈惠示内藤湖南藏本的电子图像版。
(53)内藤湖南对蒙元史甚为关注，多方搜罗史料，1902年文廷式(1856-1904)就曾将蒙文《元朝秘史》十二卷抄寄给他。参见《文廷式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06页。内藤还曾将自己校正过的《蒙古源流》抄了一部送给沈曾植，并希望得到沈氏所作《蒙古源流事证》。参见上揭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325-326页。
(54)参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25-426页。
(55)见上揭伯希和文第56页。伯氏文中把沈曾植的生卒年误作(1853-1922)，应作(1850-1922)。
(56)见《问影楼丛书》本第三叶。
(57)见《王国维遗书》第八册，第186、209、484页。
(58)见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上编《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罟罟”条，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7页。又见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304页。刘晓：《元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59)Paul Pelliot,Histoire Secrète de Mongols (Paris:Libra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Adiren-Maissonneuve,1949) 16,134.Chap.Ⅱ.74:" Enfor
ant son boqtaq au sommet".
(60)见上揭方龄贵(2001)第312、323页，又见方龄贵(1991)第299、310页。
(61)见方龄贵(2001)第326页。
(62)见贾敬颜、朱凤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至元译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页。
(63)见伯希和：《〈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注18，原载《通报》1930年。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泽丛》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6页。
(64)见上揭《至元译语》君官门，第15页。
(65)李文田注引《元史·耶律楚材传》、《太宗本纪》等，也注意及此。王国维《笺证》则引《元文类》卷五十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与李注实相合。关于斡脱与斡脱钱的研究，参见上揭方龄贵(2001)，第27-32页，又刘晓(2006)，第158-159页。
(66)见《王国维遗书》第八册，第223-224页。但王氏未录沈注论《至元译语》“或旦督”之语。
(67)参见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4、238页。
(68)参见上揭方龄贵(2001)，“撒和”条，第32-39页。
(69)见上揭《观堂集林》卷十六，第813-814页。
(70)见《王国维遗书》第八册，第244页。
(71)见屠寄：《蒙兀兄史记》卷三十一，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六叶反／284页。元脱脱等撰：《金史》卷十四《宣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3、312、317页。
(72)见《王国维遗书》第八册，第252-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