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经济发展论文,进程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从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11年的51.27%，国家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发展，中国旅游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在经济增速放缓的今天，政府和主流学者认为中国城镇化是未来10年内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和内在动力，而被国家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现代服务业”的旅游业，具有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及对宏观环境敏感的中国旅游业，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深入推进、城乡统筹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改革，人口结构重构以及衍生的消费、投资和结构效应将直接或者间接引导城乡居民消费模式升级，提升旅游消费水平，加速旅游产业投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也推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旅游业发展将是城镇化释放潜力的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的标志，研究中国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 1 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 1.1 文献评述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地理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的重要问题[1]。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为探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投入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2]，研究将相关变量内生化以及这些变量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基于城乡人口流动推动城市快速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城乡人口迁移理论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问题[3]。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的“新结构经济学”指出结构变迁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城镇化加速了人口、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很大提高[4]。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5-6]，国内外早期代表性研究成果是钱纳里和周一星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7-8]，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得到国内外较多学者的认可[9-11]，显示城镇化是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12-13]，也是造成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14]，这些成果为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启发。国内外关于城镇化与旅游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旅游城镇化(城市化)角度展开研究，Mullins提出了旅游城市化的概念[15]，Hannigan、Gladstone和Chang等分析了旅游城镇化的类型、特征与模式[16-18]，陆林等认为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模式[19]，黄震方等研究了旅游城市化及其形成的动力机制[20]。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城镇化与旅游业相互作用关系研究日趋增多，麻学锋、高楠等认为城镇化与旅游发展之间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21-22]，但徐洁等认为城镇化与旅游业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23]，余凤龙等研究显示城镇化是刺激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重要力量[24]。 目前国内外从旅游城镇化的角度研究相对较多，而随着国家对城镇化和旅游产业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关于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现实的需求，不多的研究成果存在多定性、少定量，多规范、少实证，零散研究多而系统研究不足等问题，表现如下：将城镇化作为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宏观转型背景进行探讨，侧重从定性角度探讨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关系，系统深入研究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相对较少；定量研究中主要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测度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将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结合起来，从时空角度分析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影响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差异较少。 1.2 理论分析 城镇化主要表现是农村人口和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同时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和传播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居民收入增长、消费需求扩大、消费行为变迁及其诱发的相关产业投资等产生系列连锁影响。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进行解读：①消费效应。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日趋增加，城镇化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衍发了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推动了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模式变迁与升级，扩大了旅游消费规模，提升了旅游消费水平。2012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名义城镇化率为52.57%，而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29%，粗略估计仍有2亿多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据测算，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是农村居民的1.86倍，如果大部分农民工达到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水平，我国旅游消费规模将大幅度增加。②投资效应。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居民对餐饮、住宿、游览和娱乐等消费需要的增加，以及因人口集聚效应引发了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城市病”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居民对旅游与休闲度假的需求，这都加大了对旅游业基础和配套设施的投资力度，促进了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作为中国旅游产业规模最大的饭店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超前和引领中国城镇化发展，1998年以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饭店业进入了与城镇化同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直接带动旅游经济发展[25]。 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是城镇化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图1)。城镇化有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一个国家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结构的转型升级直接或间接促进了旅游经济增长。上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旅游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仅来源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还来源于结构变迁因素，通过这些要素传导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以释放城镇化的消费和投资效应。因而，城镇化通过人口迁移和产业集聚，在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的作用下，促进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反之也推进了城镇化进程。 基于目前研究现状及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较通用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征城镇化水平，以及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首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全国层面分析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然后，在传统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从区域层面剖析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图1 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机制 Fig.1 Mutual influencing mechanism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论文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国家层面探析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选取国家旅游总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避免由于数据非平稳性所致的伪回归现象：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其次，利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考察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最后，若存在长期均衡，采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察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6]。上述检验均运用Eviews 6.0计量软件分析。 第二部分从区域层面剖析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模型，根据上述的增长理论分析，城镇化可以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要素积累和产业结构变化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而在经典而广泛应用的C-D生产函数[式(1)]的基础上，将产业结构因素也作为独立的增长要素纳入模型，构建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模型，由于该模型包含参数非线性，对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即式(2)：
lnY=lnA+αlnK+βlnL+γSTR (2) 式中：Y表示总产出，K、L和STR分别表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α、β和γ分别表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涵盖制度、技术、文化等其他影响因素。 在卢卡斯(R.E.Lucas)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定义了一个包括人力资本贡献的生产函数[27]，但在初步研究中，对城镇化与以旅游高等院校①在校学生人数表征的人力资本两个变量进行分步滞后模型分析发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由于表征变量选择不科学，但旅游企业还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企业，本文主要揭示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因而暂且不考虑企业生产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制度经济学尤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作用，面向市场化的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8]，把城镇化与改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能更好地释放城镇化潜力[29]。因此，基于相关理论基础，参考樊纲等学者研究成果[30]，将模型(2)改进为计量回归模型(3)：
式中：
表示第i省第t年的产出，
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劳动力，
分别表示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以下简称二产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以下简称三产比重)，
表示市场化指数；
是常数项，
分别表示lnK、lnL、STRS、STRT、MAR的变化对旅游收入增长贡献程度；
是随机干扰项，表示受随机因素影响而未能观察到的其他因素。 其次，构建城镇化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模型。城镇化主要是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市场化等因素，即通过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化进程推进，传导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为了深入考察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城镇化与模型(3)中各投入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以研究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相关模型如下：
式中：
表示第i省第t年的城镇化指数，模型(9)中的被解释变量λ为模型(3)中的残差项，用来解释城镇化是否会通过文化、技术等非显著因素对旅游经济产生影响[31]。 2.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1)城镇化指数。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虽然单一的人口城镇化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城镇化的丰富内涵，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农村居民职业的非农化过程以及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由乡村转向城市的过程，因而，仍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测度城镇化水平。中国城镇化水平从1993年的27.99%分别提升到2000年的36.22%和2011年的51.27%，年均分别提升了3.42和3.21个百分点。 (2)旅游总收入数据。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真正进入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旅游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且1993年国家旅游局改变了旅游业统计口径，因而，选取从1993年到2011年的旅游总收入数据考察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旅游总收入从1 134×10[8]元增加到22 500×10[8]元，年均增加18%，旅游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高于城镇化进程。 (3)旅游企业数据。本文选取纳入全面统计报表的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2000年以前，饭店企业的统计口径是旅游涉外饭店，之后调整为星级饭店，且之前各省的城镇化数据相对缺乏。考虑到旅游企业数据的完整性和比较性，以2000-2011年为研究时段，以代表性的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两类旅游企业营业收入之和作为产出衡量指标，固定资产原值之和、从业人员之和分别作为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指标。由于西藏旅游数据的不完整，以及其旅游发展的特殊性，研究区域是中国内地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区)。2000-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旅游企业营业总收入从1 072.36×
元增加到5 178.52×
元，年均增长15.39%；总固定资产从2 075.57×
元增加到5 377.35×
元，年均增长9.04%；总从业人员从101.12×
人增加到183.65×
人，年均增长5.57%。 (4)市场化数据。樊纲课题组借鉴了国际上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结合我国国情构造并计算了中国市场化指数，也是目前使用较为权威且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市场化指数[32]，但由于到目前为止，市场化指数的时间跨度只涵盖了从1997到2009年共13a，本文根据1997-2009年的数据，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模型，补充2010年和2011年的数据，虽然这可能有一定误差，但总体上能反映我国市场化水平的持续提升。2000-2011年，市场化指数从4.42提高到8.32，年均提升5.92%。 (5)产业结构数据。从2000年到2011年，全国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从45.9%、39.02%提升到46.6%、43.35%，变化幅度不大，但不同省份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如2011年第二产业比重最高、最低的分别是山西(59.0%)、北京(23.1%)，第三产业比重最高、最低的分别是北京(76.1%)、河南(29.7%)，简单比较而言，城镇化水平越高的省份，第一产业比重越低，而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的省份，旅游经济水平越发达。 旅游总收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若缺少旅游总收入直接统计的，通过旅游外汇收入乘以当年平均汇率再加上国内旅游收入计算，旅游企业数据全部取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正副本)》(2001-2012年)，除2010年各省(市、区)城镇人口比重取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外，其他城镇人口比重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2012年)，第二、三产业比重等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2年)。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关系
图2 旅游总收入与城镇化关系(1993-2011年)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otal tourism income from 1993 to 2011 从1993到2011年期间，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旅游总收入取得了相应的增长。利用SPSS 16.0的Pearson相关分析，城镇化与旅游总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13，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城镇化与旅游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借鉴有关研究成果[8]，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拟合：lnUR=α+βlnINC，用1993-2011年的城镇化进程对数(lnUR)对旅游总收入对数(lnINC)进行回归，考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间的时间序列关系，图2显示，城镇化与旅游总收入具有明显的对数关系。下面通过计量检验，进一步探析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1)单位根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是决定回归是否可靠的重要指标，因而首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检验数据是城镇化(UR)和旅游总收入(INC)，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选择ADF单位根检验法，采用AIC法则确定滞后阶数，检验结果显示(表1)，变量lnUR和lnINC在1%的显著水平上不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序列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据此初步推断城镇化和旅游总收入之间可进行数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2)E-G协整检验。根据E-G两步法做协整检验，首先建立回归方程：
。因为变量lnINC和lnUR都是同阶平稳的，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方程的回归系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lnINC=-5.763+3.935lnUR，
=0.966 0，F=483.303 4 (10) (-8.818 3) (21.984 1) 然后对方程的回归残差序列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的ADF统计值是-2.649，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残差是平稳的，且方程拟合度较高，解释力较强，回归方程的设立比较合理，城镇化与旅游总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模型不存在谬误回归，进而理论上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上述分析反映了城镇化和旅游总收入增长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按照AIC和SC最小准则，通过计量软件中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确定城镇化与旅游总收入两个变量之间的最佳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旅游经济发展(lnINC)是城镇化(lnUR)的格兰杰原因，而城镇化不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反映了目前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旅游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 3.2 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分析旅游经济增长的因素。分别将变量lnK、lnL、STRS、STRT、MAR与lnY进行回归分析，以考察选取变量的合理性，由于都是面板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的影响，采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检验(见表2)。回归模型显示，选取变量都与旅游收入间呈现很高的相关性，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反映了变量指标选取较为合理。在5个模型中，市场化指数与旅游收入的
(0.964 3)最高，而两个产业结构指数与旅游收入的
相对较低。
然后，分析各因素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的时空差异。利用Eviews 6.0对模型(3)进行回归检验，由于本文面板数据的截面数远大于时期数，因此模型估计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比较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的时空差异，将研究期间分为2000-2005和2006-2011年两个平均的时间段，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表3是回归结果，各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总体良好，尤其是反映时间段的模型(1)、(2)和(3)以及其全部要素变量都通过了不同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拟合系数分别达0.984 4、0.991 2和0.997 4，DW值分别为1.493 6、1.979 4和1.898 4，3个模型的解释力较好。 由表3第1列的估计系数可知，物质资本、市场化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480 4、0.192 1和0.096 2，初步说明了在2000-2011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对旅游经济增长仍然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投入次之。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42 5、0.037 3，反映了产业结构升级也较为显著地推进了旅游经济增长。表3第2列、3列是两个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物质资本的影响效应减弱，而劳动力、市场化和产业结构要素的影响效应都呈现增强趋势。其中，市场化的弹性系数从0.121 6提升到0.202 7，反映了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表明面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变迁是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依靠市场化改革能更好地释放新型城镇化的潜力。
最后，分析城镇化与物质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化等增长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根据2000-2011年城镇化指数和相关指标数据，仍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的面板数据方法对方程(4)至(9)进行估计。由于模型中只考虑了城镇化对各要素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参数方差出现偏差，DW值也都小于1，存在自回归问题，影响了分析结果，因此对方程都做了自相关纠正，转型后的DW值都介于1.5与2.5之间，检验效果有了明显的改善，且方程的拟合系数都较高。表4是自相关纠正后的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与经过纠正后的资本、劳动力、二产比重和市场化都呈现为正相关，且系数均在5%以上水平上显著，说明物质资本、劳动力、二产比重和市场化是城镇化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城镇化促进了旅游企业的固定资本积累，人口的集聚缓解了旅游从业人员紧缺问题，城镇化战略也是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改善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但三产比重经过校正后，与城镇化的作用系数不显著，然而在上述分析旅游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三产比重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反映了目前未能有效发挥城镇化通过作用于第三产业发展，从而间接对旅游经济产生影响。研究显示残差项λ值与城镇化二者的相关程度较小，且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当前中国城镇化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化对旅游经济产生影响，而通过其他因素传导城镇化的影响效应较弱。
3.3 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区域比较 表3第4列、5列和6列的回归显示，各要素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然而东部地区模型的DW值(1.213 4)较小，模型可能存在自相关问题，以及中西部地区模型的劳动力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回归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偏误。为此，进一步对各省份的城镇化与旅游企业收入进行回归，以比较其拟合程度，回归方程全部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将拟合系数与各省在2000-2011年间的年均城镇化水平、年均旅游企业收入进行直观比较，表5是比较结果。
表5显示，各省城镇化与旅游企业收入的拟合效果较好，按照5等分分类法，导致区域差异的主要是两端的6个省份：其一，回归系数、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收入的最高6个省份全部为东部省份；其二，最低的6个省份中，回归系数除了江西省外，城镇化除了河南省外，旅游收入除了吉林省外，这三个省都位于中部地区，其余都是西部省份。从三大地域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58.956%)，旅游企业收入也最高(181.813×10[8]元)，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也最大(46.638)；城镇化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37.060%)，旅游收入也最低(37.274×10[8]元)，回归系数(3.816)也最小。中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具有区域的一致性，即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产业越发达。但少部分区域也呈现特殊情况，如我国老工业基地东三省的城镇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分别排名第5、第7和第8位，但除了辽宁旅游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外，黑龙江和吉林的年均旅游收入分别排名第24和25位，反映了东三省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不相协调，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不明显，进一步研究显示，东三省在2000年的城镇化水平已经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而2000-2011年的11年间，城镇化进程较为缓慢，其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较弱，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读了中国政府提出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望通过城镇化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发展举措，激活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活力，促进包括旅游经济在内的东北经济发展。 城镇化进程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相对一致性，反映了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各地区望通过提升城镇化水平，充分发挥城镇化在强投资和扩内需中的作用，促进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但同时也说明了，虽然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旅游经济的发展初步获取并验证了城镇化和市场化改革的“红利”，但目前我国还仍然处于传统城镇化阶段，城镇化质量较低，物质资本等传统增长要素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人力资本、结构转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力将逐渐增强，我们必须实现从重数量的外延式城镇化扩张向重质量的内涵式城镇化发展，提升城镇化质量水平，通过市场化改革，增强技术、制度和结构转型等要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红利，这也是我国尤其是中西部相对落后省份旅游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新型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潜力和未来改革的重要红利，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城镇化和旅游经济发展研究的现实意义，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 ①从全国层面看，1993-2011年，中国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符合对数函数关系，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二者之间呈现一定的协调性，旅游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模式，但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②从区域层面看，2000-2011年，模型回归显示物质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化都是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城镇化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产业结构变革和市场化进程，间接地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促进旅游经济增长，但研究也显示城镇化有助于推进第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但对三次产业结构的作用并不显著。总之，物质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化是有效发挥城镇化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此外，研究也显示各省份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拟合效果较好，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经济越发达，两者之间具有区域的一致性。③研究还显示，物质资本等传统要素积累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效应逐渐减弱，而人力资本、市场化、结构转型等要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强，因而需要将市场化改革与城镇化推进相互融合，通过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解决农民市民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从而更好地释放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潜力。 4.2 讨论 由于城镇化问题、旅游产业本身的复杂性及数据等方面原因，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1)数据质量对于实证分析是重要的，本文选取旅游企业中有代表性的星级饭店和旅行社数据以及城镇化、市场化、产业结构等数据作为分析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影响的指标，数据主要取自官方的统计年鉴，我国旅游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一直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在研究中也发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推敲，这使得我们对研究结论必须保持一定审慎，但官方数据对于当前旅游计量经济分析仍是最好的数据来源之一。 (2)本文试图实证研究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模型时，为了便于处理和突出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城镇化标准作了简化处理，用比较通用的城镇人口比重表征城镇化水平，其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尤其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和注重质量的城镇化，因而城镇化的内涵和衡量标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也能更全面深入地考察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3)城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旅游产业的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使得城镇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城镇化可以通过规模经济、社会分工、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等多渠道传导城镇化对旅游业的影响，其间接效应内化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之中，难以全面辨析和有效剥离，进一步研究中仍要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的传导机理和影响效应。 需要强调的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通过发挥旅游业的民生特性和社会功能，可以让普通群众享有更多的旅游福利，享受城镇化改革的阳光。面向市场化的新型城镇化改革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潜力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旅游业是城镇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和统筹城乡发展、提升民生质量的重要载体，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也将日趋增强。 ①“旅游高等院校”指旅游高等院校及开设旅游系(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和成人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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