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地继承汉字文化为“人物游戏”的真名_文化论文

为“文字游戏”正名 批判地继承汉字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文字游戏论文,文化论文,批判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文字游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通行的社会标准,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理解。就目前的应用情况看,“文字游戏”泛指那些借助汉字形义关系构成的注重形式美趣,具有欣赏、愉悦价值的特定的消遣或者表达方式。作为构成“文字游戏”的各种特定手段,大都可以作为信息的载体,单纯用作消遣、玩赏的不多。传统修辞里的顶针、回文、析字、联边等辞格,就都带有一定的“文字游戏”的性质。

文字谜作为汉字教学的辅助手段,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汉字特点,培养学习兴趣,是一种健康有益的“文字游戏”。举两个例子看:

推开两边,

中间又连。

(打一字:摊)

(《中国青年报》,1981年月28日3版)

日字加直不加点,

莫作田由申甲猜。

(打一字:神)

(《中国青年报》,1981年4月26日7版)

这两个字谜巧妙地利用了词语的歧义,启发人们从多角度进行思维。谜语里的“推、又、不”三字都可以表示两种不同的意义,这里指的是这三个字的书面形体,而不是作为动词和副词使用的意义。利用汉字形义间的联系,巧设疑团,引人入迷,造成误解,别是一番情致。

某些“辞趣”利用文字型号变换,借以追求特殊意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文字游戏”的性质。举例来说:

话说有这么个怪物,

说出来会有人打战。

我想你是勇敢的孩子,

听了不会吓出冷汗。

好吧,

(《儿童时代》,1978年第1期,12页)

用渐次变小的字体,表示“困难”程度在强者面前的变化,形象地说明了困难和勇气之间的辩证关系。底下这个用例:

(《新苑》,1980年第1期,87页)

一个字位里集聚了四个“爱”字,象征生活中到处充满爱情,反衬出被爱情遗忘的“总编辑”的孤独和寂寞。借助文字形体的变化,通过视觉剌激寄情寓意,新颖别致,谐趣横生,为一般表达方式所不能。

倘若把眼光放宽一些,那些不以表情达意为主要目的的颠倒诗,也未尝不可以看作一种“文字游戏”。像底下这个例子:

南北大道东西走,

十字街前人咬狗,

拿起狗来砍砖头,

倒让砖头咬了手。

有个老头才十九,

嘴里喝藕就着酒,

从小没见过这宗事儿,

三轮拉着火车走。

(《传统相声集》,149页)

这是一种传统的文字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北方一些地区现今还流行着“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等一类儿歌。①不问语义上的联系,把一些词语“颠倒”地配搭在一起,借以造成一种特殊的情趣,完全是一种愉悦性的消遣。

近几十年来,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给“文字游戏”贴上了“有闲阶级”的标签,一棍子打入冷宫。就是在知识界里,人们也常常是谈“文”色变,仿佛一沾上“文字游戏”的边,自己就会变成“帮闲文人”。其实,“文字游戏”并不那么可恶,也不那么可怕。作为一种汉字文化现象,“文字游戏”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上虽然曾长期为士大夫阶层所把持,但在民歌、谣谚、酒令等民俗文化里也有所反映。汉代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后汉书·五行志》)分离“董卓”二字为“千里草、十日卜”,就带有这种文化痕迹。跟所有历史文化精芜并存一样,“文字游戏”里也不都是糟粕,不能都拱手推给封建地主阶级。退一步说,就是作为单纯的消遣、愉悦手段,也不该为封建文人所独占,在物质、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人民群众同样需要轻松、愉快的享受。

冷静、客观地分析,“文字游戏”并不全是有害无益的,其中不乏形式完美、内容健康的精品。应当肯定,“文字游戏”里确实有不少形式拙劣、格调低下的东西。作者手头就有个例子,说的是有人写了个“岑”字请测字先生破解,遭到婉言拒绝,怕引起“怪罪”。求测者一再催逼,旁观者也随声附和:

于是赵半仙伸手提起桌上的毛笔,蘸饱黑汁,重重地点在顾客所写的“岑”字中间,提起笔来,恰好变成了“岑”形,大家一看恍然大悟,掀起一阵轰笑,也不必再解释什么,那位顾客已一声不响地掉头而去。

(《杨涛《纪晓岚外传》,34页)

借文字形体变化,揭他人隐私寻开心,粗鄙而又低级,实属下劣之作。

但这不是“文字游戏”的主流,多数“文字游戏”是形式较好,内容无害,而有某种欣赏价值的。传说,有一次纪晓岚兀坐不语,乾隆皇帝感到奇怪,便问他有什么心事:

纪晓岚请乾隆皇帝试猜他心事如何,乾隆猜道:“十口心思,思家、思民、思社稷。”纪晓岚马上叩头谢恩:“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君王。”

(《修辞学习》,1994年第1期,45页)

这是一首析字联,“十口心”为“思”,“寸身言”成“谢”,字出意随,对仗工整,别是一番情趣。君臣属对,相互褒张,内容上虽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形式上却可以作为“小品”欣赏、把玩,不失为一种愉悦身心的手段。

中央一套节目播放过一部电视片《鹊桥仙》,里面有这样一个细节,新婚之夜苏小妹“三难秦少游”,其一便是将一环形排列的十四字断句成一首七言诗:从上方正中第一个字开始,顺时针诵读,除第二句开头叠用首句三字外,每句末尾拆离四字连下句,即可读成:久慕秦郎假乱真,假乱真时又逢春,时又逢春花含玉,春花含玉久慕秦。这类“文字游戏”称连环藏头诗,当也属形式较好而有欣赏价值的一类。

《人民日报·每周文摘》版,最近摘发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两首析字形式的“数字诗”。有一首是描写弃妇怨的长短句,内容、形式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好元宵,兀坐灯光下,

叫声天,人在谁家?!

恨玉郎,无一点直心话,

事临头,欲罢不能(罷),

从今后,吾当绝口不言他。

论交情,也不差,

染成皂,说不得清白话,

要分开,除非刀割下。

到如今,抛得我才空力又差,

细思量,心与口儿都是假。

(《人民日报》,1992年2月16日8版)

这首诗不但描写了弃妇的忧怨心绪,反映出封建社会里妇女的悲惨命运,每句还都可以析为一个数字。“元”宵之夜,一个人“兀”自坐在青灯之下(一),很自然地想起了远离的情人。“恨玉郎,无一点直心话”(三),情到痛处,下决心“吾当绝口不言他”(五)。但要斩断绵绵情思,又谈何容易!染成皂,说不得清白话”(七),“细思量,心与口儿都是假”(十)。缠绵悱恻,文情并茂,形式和内容较为完美地统一起来。

有些“文字游戏”还应用于政治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史载,北宋神宗熙宁年间,辽国使者来朝,“每以能诗自矜,以诘难翰林诸儒”。神宗命苏东坡去馆驿作陪,辽使又以诗诘难苏东坡。苏东坡不动声色:“作诗倒比较容易,读诗可就难了。”于是作《晚眺》一首给辽使:

辽使读后,“惶愧莫知所云”,以后再也不敢言诗。②其实,这是一首“以图写意”的神智体诗。全诗依形会意,应读作: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大横拖瘦竹筇,回首断云斜日暮,曲江倒蘸侧山峰。夕阳西下,云霞满天,一位手拖竹筇的老人面对暮霭中的长亭,被江流搅乱的山影,留连于大好河山之美,表现出对人生的无限眷恋。借助笔画的粗细断连,排列的疏密正反,把美丽的画面和高雅的意境隐含在十二个奇形怪状的汉字之中,别是一番情趣。

综上所述,“文字游戏”并不都是封建文人的无病呻吟,也完全可以作为人们传情达意的工具。至于说现实生活里使用频率较低,那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也不是吃饱了饭整天搞“文字游戏”的。虽然有些“文字游戏”形式低劣,内容无聊甚至有害,但多数是文辞较好,有一定欣赏、愉悦价值的。其中一些上乘之作思想健康,格调清新,文辞优美,还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对传统文化现象要作具体的分析,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加分析地“一棍子打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历代“文字游戏”概括地划分为三大类:(1)形式低劣,内容有害的;(2)形式较好,内容无害的;(3)形式完美,内容有益的。对第(1)类,内容和形式都有问题的,当然要坚决摒弃,自不必说。就是其中一些形式较好甚至完美的,只要思想内容有害,也要遵从形式服从内容的原则予以剔除。第(3)类虽然为数不多,但以完美的文字形式表达健康的思想内容,属于汉字文化的精华。对这些艺术价值较高的精品,似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果仅仅因为它们突出形式美趣,跟“文字游戏”有关,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股脑扫入垃圾堆,那就是在泼洗澡水的同时倒掉了孩子。比较棘手的是第(2)类,有较为完美的形式而无积极的内容,继承还是摒弃就不好把握。

“文字游戏”作为一种传统的消遣手段,跟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必然留有不同时代的烙印,对这些问题要作历史的分析。现存的有关“文字游戏”的语料,大都出自封建士大夫之手,内容上于今无害已属不易,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苛地要求古人。这些形式优美富于趣味的“小品”,至少可以作为工作、劳动之余愉悦身心的调剂,何况有些“文字游戏”还有认识上的价值。换个角度看,“文字游戏”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可以为不同时代服务,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用以表现现代生活。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对精神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具有欣赏、愉悦作用的艺术形式陆续产生。继功夫片、生活片之后,一批消遣片、娱乐片堂而皇之地走入屏幕,各类形式的小品也登上大雅之堂,为什么作用相同的“文字游戏”不能有同样的机遇?

其实,一些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这点,老作家冰心就曾利用宝塔诗的形式,表现过现代社会生活。丈夫吴文藻清华毕业后留校执教,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但生活里却出了不少笑话。一天从书房出来,冰心戏称丁香花为“香丁”,他竟没有听出来。还有一次,冰心叫他上街买盒洒琪玛、扯块双丝葛去看望父亲,到店里他只记住一个“马”字,买了一丈羽毛纱回来,气得冰心直骂“傻姑爷”。抗战爆发后,清华南迁昆明,一天梅贻琦校长偕夫人到冰心家度周末,席间谈起了吴文藻的“憨傻气”。冰心兴之所至,写了一首宝塔诗跟校长开玩笑:

校长看罢哈哈大笑,提笔给“宝塔”加了个“底座”: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报刊文摘》,1992年4月22日3版)

席间诸友无不拍手称奇,连声叫“妙”。大家知道冰心深爱自己的丈夫,理解他的志趣,支持他的事业,跟这位“书呆子”正好是天生的一对。利用旧有形式充填新的内容,清新别致,谐趣横生,为周末生活增添了欢快。

据《东方时报》记载,1945年秋,毛泽东一首《沁园春·雪》轰动了整个山城。在一次文化界名流的集会上,有人问毛泽东倘若谈判失败,内战全面铺开,有没有信心战胜蒋介石。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

国共两党的矛盾是代表着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问话人刚提出一个“毛”字,他便接了过来:

我的“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它的意思是,代表中国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

(孙也平《说话的艺术》,36~37页)

说“蒋”字是“将军头上加一棵草”,说“毛”字是“一个反‘手’”,也是在搞“文字游戏”,“调笑令”而已,当不得真的。但是,这“游戏”里却蕴含着深刻的寓意,“调笑”得也合情入理,含蓄地表达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巧解姓氏,即兴发挥,不但使表达诙谐风趣,也符合当时“和谈”的气氛。

不但大手笔交往中借助“文字游戏”,普通人也在尝试这种手段,以追求特殊的表达情趣。《讽刺与幽默》发过一幅题为《婚姻面面观》的讽刺画,整个画面就是由五个变形的双“喜”字构成的:

(《讽刺与幽默》,1991年7月5日4版)

以腹中歪斜的小“喜”表示“未婚先孕”,借两个钱币的图形象征说的、想的都是钱,用扭曲重叠的两个“喜”字提示近亲繁殖造成的恶果,靠环结的绳索寓比由外力撮合而成的捆绑婚姻,都很耐人寻味。通过文字形体的变化,把民俗习惯和汉字文化结合起来,形象地表明了当代青年中流行的畸变的婚恋观,幽默而富于情趣。不借助“文字游戏”,寓教育于趣味之中,用再多的文字说教,怕也不会获得这样的表达效果。

一些原有的“文字游戏”,经过适当的改造,也可以表达全新的内容。报载,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与清政府会谈“议和”。正式会谈之前,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向我挑衅,离席索对:

“我出一上联,我们可对得出下联?”他故意环视一周,然后说,“我这上联是‘琵琶琴瑟八大王,王王在上。’请对下联。”八国代表明白了他的意思,发出一阵狂笑,交口称赞。

面对敌人的挑衅,清政府代表愤愤不平,忽然间:

一人稳稳立起,面带怒色,义正辞严地答道:“外国人能出上联,中国人就能对出下联!”他不慌不忙地说:“下联是:‘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

(《中国青年报》,1981年4月26日3版)

文中引用的联语,就是在传统析字联“琵琶琴瑟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成战(戰);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居边,合手即拿”的基础上,经过删改而成的。这个故事的可靠性如何姑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说明经过改造的“文字游戏”,是完全可以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其实,就这副联语来说,完全可以不删。只消把下联的“合手即拿”改为“林火必焚”,以“单、林”谐“耽临”,就可以更好地表示上述的内容。

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上述事实充分证明,“文字游戏”不但有可取之处,实践中也有人在尝试运用,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效果。闭起眼睛来,采取不承认主义,是不对的。出于某种需要,固执已被事实否定了的偏见,就更不应该。作为一个正直、严谨的学者,当不为前人成见所囿,勇于面对现实,坚持实事求是,恢复“文字游戏”的本来面目,批判地继承先民们留下来的这份文化遗产。

注释:

①参见孙也平《趣味语法》,第152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8。《现代人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也引用过两首颠倒诗,还有一首是湖南重谣。(1990年9月11日第4版)作者称之为“反语诗”,认为这种文字形式“通过颠倒、可笑的组合”,可以“含而不露地刺讽社会上是非颠倒的现实”

②转引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10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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