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叠生矛盾与持续增长的空间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增长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矛盾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高“谷底”的经济低迷态势和庞大的就业压力，保持质量推进的经济较高增长不仅是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也是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然而，由于体制转轨的逐步到位，多年累积的问题日渐凸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一系列叠加的矛盾环绕丛生地拖曳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如何走出困境并重建经济运行良态体系，已成为一个跨世纪的重大话题。本文拟从分析经济增长面临的深层矛盾入手，探讨经济增长的多维空间。
一、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叠生矛盾
（一）经济增长和市场约束的矛盾
90年代以来，我们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一方面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同时形成社会范围的买方市场态势，这种态势使今后经济增长的难度更大了。数量攀升和质量推进的双重要求赫然地摆在各级政府的面前。然而，由于中国长期短缺经济对市场的强力约束，公众很容易对低层次的买方市场产生一种满意感和满足感。同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象前几年在国际市场上净得比较利益的贸易格局已被打破，出口的相对萎缩和国内买方市场的迅速形成，首当其冲地成为经济增长无法回避的制约因素。
（二）扩大内需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者是国内市场的两只轮子。消费需求必须是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我国有消费人口12亿之多，是国外投资者普遍看好的消费市场，但人口并不同消费数量或消费结构变化成正比，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低下是制约国内消费的最大障碍。近年消费品价格指数的持续下降和国家7 次调息对消费刺激还没有起到十分明显的作用，消费仍处于低迷状态。形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有：（1）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非国有经济近年来也普遍不景气，下岗人员的增加与在岗位人员收入的低增长使社会整体购买力下降；（2）随着医疗、住房、 子女上学等多项改革政策的陆续出台，人们的即期消费推后，抑制了需求水平的提高；（3 ）市场供应的丰富性使城乡居民的消费心理更加成熟，消费行为更加谨慎；（4 ）在社会保障一时无法到位时，收入预期的下降，强化了人们的“储蓄防老”意识。这些因素都会使居民消费能力与有效消费需求之间出现一定的缺口，而且这种缺口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都会或隐或现、或强或弱地存在着。
从投资需求看，买方市场的出现和价格竞争、成本竞争弱化了许多人的投资能力，投资需求不足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而且成为决定企业预期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率的持续回落和“通货紧缩”的相伴而生， 迫使政府不得已通过财政增发1000 亿元长期国债和银行配套1000亿元贷款，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的增加对来年经济的增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也带动了一部分消费需求。但我们必须看到，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会使许多负面效应隐藏其中。从投资拉动的持久性看，必须动员社会投资力量，形成具有一定投资规模和质量推进的社会投资“方阵”。在市场化的投资环境下，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及投资领域的多样化要求唤起各方面的投资热情，但由于私人资本投资热情主要取决于资本回报率，在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前，私人资本对国内投资前景普遍看淡，谨慎的投资行为很难在短期内形成投资扩张态势，多元投资偏冷和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两大制闸力量。
（三）扩大投资和投资无热点的矛盾
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看，住宅、家用轿车、农用车辆等是后工业化时代必然出现的消费热点，由此拉动的将是住宅建设，汽车工业的兴起，进而带动建材，机械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然而，我们在进行理论论证时，往往忽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国情。据陕西省城调队典型抽样调查，城镇每百户拥有车辆（包括出租车、小型客、货车、家庭小轿车）仅0.18辆，然而交通问题、停车场问题已成为用户最棘手的问题，加之我国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每年环境赤字已高达860亿元， 城市住宅的拥挤，家庭轿车会使空气质量更加恶化，如果附加太多的治理费用又会使用户有买得起养不起之惑。住宅商品化的推进，虽然会使住宅建设纳入市场化轨道，但房价居高不下形成一边是7000万平方米住房的积压，另一边是工薪阶层望楼兴叹，因此，短期内住宅建设难以发挥其“乘数效应”的作用。农用车辆虽然倍受青睐，但不切实际的投资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埋下过剩的隐患。我国人多地少， 人均仅有耕地1.27亩，农用车辆利用率的低下， 使农民必然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中进行权衡，它可能会成为少数农户的创收工具，但很难高比例地进入农户。
（四）启动消费和消费不旺的矛盾
从国内消费构成看，个人消费在整个消费比例中占60%左右，启动消费关键在启动个人消费。但近年低层次的消费需求和银行的高储蓄，使政府和理论界感到有些迷惑，消费信贷的推出和花样翻新的促销手段，并没有多少消费者为之动情，其中除了储蓄结构不均衡外，最主要原因在于：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替代与更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商品供应的丰富性使这一层次消费难以形成象80年代“抢购风”的热潮，基本生活资料价格平稳，花色品种齐全使消费回旋余地增大，消费行为日趋个性化，从社会范围看，无法形成某些消费品的供需两旺局面，农村市场虽有广度但无深度，农村劳动力的闲置、剩余，农民收入低下，使许多消费需求仍靠自给半自给完成；其它的休闲、高档消费似乎和公款消费结下了不解之缘，工薪阶层乏人问津，这样，消费增长态势的乏力使启动消费的诸多措施显得力不从心。
（五）发展第三产业和第三产业成本约束的矛盾
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标志之一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比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滞缓的多，第三产业发展的余地十分广阔。然而，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农村人口9亿之多， 许多边远地区仍处在自给半自给状态，这一庞大的人口群体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十分有限，他们既缺乏享受第三产业服务的文化底蕴，也无现实的经济基础，第三产业的许多领域对人们来讲简直是天方夜谭。从我国产业布局来看，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这样，在城市化进程较缓慢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过多的将注意力集中于第三产业，一方面会增加第三产业的服务成本，使其超过公众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会使粗放型经营的数量扩张从第一、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降低了社会资本的运行效率。当第一、二产业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排斥劳动力时，第三产业并不是容纳劳动力的无限市场。随着先进的管理和服务手段进入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并不同劳动力的容量成正比，也无法成为提高有效需求的主导产业。
（六）开辟农村市场和农村购买力低下的矛盾
9亿多农村人口的中国，农业问题是许多重大问题的根本所在。 从长期看，只有当农村市场全面启动才能真正最终启动内需，形成城乡消费档次梯度的持久拉力。然而，我国农村庞大的消费人口和对最终消费的需求并不成正比。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均纯收入虽由1979年的 175元增加到1997年的2090元，但对于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说，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福利住房和他们基本无缘，他们的“积谷防饥”意识比城里人强得多，加之乱摊派乱收费的屡禁不止，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仍十分缓慢。经济理论界和投资界普遍看好的农村耐用消费品和农用车辆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很难形成消费高潮，农村消费人口多但消费水平低下的矛盾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是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最大障碍。有识之士疾呼：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中国工业化推进对农民的剥夺不可再继续下去了。
（七）增加农民收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的矛盾
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必须增加农民收入，为此，除了农业经营的多业并举多管齐下之外，更重要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同非农产业的扶持和地区、部门之间的流动。当传统体制下劳动力流动的樊篱被打破之后，我国农民工在城镇各行业的流动性就业已为农村提供了相当可观的购买力，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又加速了我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然而，近年来我国国有经济改革的困难重重和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缓慢、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加使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余地骤然缩小，加之有的地方政府采取限制农民工进城的“腾笼换鸟”措施，农民工从就业市场被挤出，自然减少了他们的购买力。在城镇就业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这自然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使农村市场难以启动。
（八）农村劳动力自我消费和生态环境压力的矛盾
农村劳动力消化有多种渠道，如发展农产品加工、发展农村乡镇企业或向农业广度和深度进军，这些渠道不仅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而且可以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为内需提供持久的市场潜力。问题在于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恶化已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农村乡镇企业设备简陋，布局分散、净化能力低下甚至没有，任其发展只会增加我们的环境压力，淮河、太湖流域的污染中的收益及治理成本是个沉重的经济不等式，由污染或生态破坏所致的生命财产损失往往是无法用货币来计算的。面对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土地和山村索取财富的方式诸如围湖造田、伐木开荒已被’98特大洪水灾害打下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有限的土地资源大部分已被利用，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就业市场仍翘首以待。
如果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各时段间有不确定因素引发矛盾的话，那么，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围绕增长和发展的诸多矛盾则带有叠生、交织的特点。可以说，体制转轨中过长的阵痛期、多年累积的问题使矛盾链愈结愈长，无法回避的增长要求受到市场疲软的制约，在贸易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启动市场又必须立足于扩大内需，而内需又受到投资不足和消费需求不旺的掣肘，扩大投资需求，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很难找到新的投资热点，资金的体外徘徊使其资本增值能力大大降低，寻找经济增长点普遍看好的第三产业也有成本约束问题，开辟农村市场又受到农村购买力低下的限制，提高农民购买力只是一片呼声，农村劳动力转移、自我消化又和城镇就业、生态环境压力相矛盾，这样，增长→扩大内需→投资无热点、有效需求不足→第三产业成本约束、农村市场购买力低下、环境压力增大，必然结成一幅相互啮合、相互牵制的矛盾链，这个链条的求解，绝非单一方程式所能为，而有些启动经济的政策如财政政策并非能长期运用，从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空间看，经济增长必须立足于制度创新和建立持续性的多维推进战略。
二、经济增长的多维空间选择
（一）开拓二元结构空间，建立经济辐射网络
目前无论从城乡、地区看还是从多年积累的科研能力和生产能力与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看，我国仍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化经济结构，这种结构经济增长与发展蕴藏的空间余地十分巨大，关键看我们如何开发这些空间。在现有的资源占有及支配非均衡状态下，开发二元结构中的资源差异优势是实现经济增长联动化和持久化的战略选择。
如何开发二元经济结构空间？首先，我们必须发现二元结构的开发空间。无论是城乡、地区二元结构还是科研生产能力与低成本劳动力之间，都有投入与产出、生产与消费、上游产品与下游产品、有效供给与最终需求等方面的开发空间，空间发现必须同时考虑资源禀赋特点、区域经济特点、市场半径及联动效应。其次，利用辐射带动力，形成由中心到边缘的开发系统。经济辐射实际是经济中心通过经济要素的供给，对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过程，它是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为条件的，只要经济上的二元结构和水平上的明显差异存在，辐射就会以经常的、相对稳定的态势存在着。经济辐射的中心可以是大城市，可以是经济技术、高科技开发区，也可以是科学研究机构聚集的区域，它可以通过本身经济能量的辐射，实现要素的互补和重组，实现经济上的带动功能。显然，经济辐射是一个过程，是辐射中心通过和接纳辐射地区联动的经济活动实现其带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辐射中心通过资金、设备、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的输出，使接纳辐射地区的资源得到开发，把潜在的资源优势变成现实的经济优势，把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带进市场经济，通过资源的深度开发和重组升级，使产业、产品结构的弱项得到强化，结构失衡的状况得到扭转，使产业结构的层次得以增多，从而把经济结构的品质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接纳辐射地区真正获得结构效率和结构效益。不仅如此，经济辐射的实现过程还是一个制度创新、优化企业组织结构的过程。它通过要素的辐射，既可以帮助被辐射地区完成传统产业到现代产业的过渡，也可以通过组建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强企业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这一创新过程实际上是企业和经济实体内部组织结构完善和管理结构优化的过程。在这一整个过程中辐射带动的直接是就业机会的增加、劳动力市场扩大，进而使社会购买力的提高，这是扩大内需的最广阔市场，也是伴随着产业升级必然出现的消费结构的升级，如果经济辐射的这一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对我国有效消费需求的拉动将是不可估量的。
开拓二元结构差异空间，一方面可通过经济辐射功能来完成，同时需通过城市化进程的推动来配合。改革开放以来，在沿海地区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人口密集和行业密度比较高的城市群，由高速公路和铁路联成的城市群，为建立经济辐射网络提供了客观条件，不仅联动化地带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为形成外向型经济的实力群体，不仅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有助于地区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建立经济增长的序列支撑点
自实现“软着陆”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徘徊在寻找经济增长热点的高“谷底”，这就增加了回升的难度，各地从住房商品化，高新技术产业、家庭高档耐用消费品等视点进行了诸多论证与实践，但中国经济“病去如抽丝”的态势并不是一剂良方所能奏效。面对中国发展极不平衡的生产力水平和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无论城乡、地区、工农或是同一产业内部均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梯度，它们主要以劳动生产力的差别表现出来，这种差别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这是建立经济增长序列支撑点的现实基础，同时这种差别的存在，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还存在着多层次的推动力量，扩大内需的市场空间还很大，这样，一方面有必要把众多的增长点排成一个有序的系列，根据地区产业优势和生产力层次进行序列化布局，形成既有地方产品特点又符合产品结构合理化要求的经济结构，按照消费需求弹性规律和消费者消费偏好差别来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在市场调研和市场需求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发展既有点位高度差异又有内在关联性的产业系统，这种序列支撑点的选择，既考虑了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特点，又适应了劳动力供应特点，通过点位高度差异，拉开优势产品的市场集中度，使同一产品或同类产品处于不同的技术平台上，避免数量增加形成的重复建设、产业同构、产品雷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支撑点的选择必须立足于扩大有效供给，在“买方市场”中，无效供给是市场结构调整的最大障碍，它不仅使银行信贷资金形成“沉淀”，而且是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的最大拖累，如我国目前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均是前多年无效供给的后遗症。
当然，序列支撑点的选择只是一种动态相对差位，它是梯度推进战略的落实，它要求（1）必须根据资源特点确定发展类型， 在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在劳动力密集且劳动力总体水平偏低的地区和产业领域，发展市场附加值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动态产业关系下不断推进其结构升级。（2 ）政府投资必须立足于投资创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影响和导向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向，近年来我国私人资本对投资普遍看淡，除了“买方市场”的外在直接影响外，关键是找不到理想的投资渠道，如果他们能够在经济增长序列支撑点上看准某个点位潜力，并为自己找到市场切入口，那么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将形成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3）国有、 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是经济增长序列推进的基本力量，国有经济虽然困难重重，但它们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特别是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特征的国企改革，使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如在电子、石化、钢铁等重点产业，国有经济是为国内产业梯度递进提供升级产品和技术的中坚力量，而非国有经济的“第二次创业”仍可以通过灵活经营显示其新的生命力，两者的优势互补及孰优孰劣竞争格局，实际上是序列支撑点的点位排序及点位升级竞争。
（三）控制人口增长，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其实，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围绕增长和发展的诸多叠生矛盾都囿于中国现存的人口压力、就业压力，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庞大的人口压力会迫使我们在12亿人的饭碗里兜圈子。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和人力资本储备竞争的严峻现实，我们必须走人口控制和人力资本投资并行之路。
在人口增长问题上，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解决劳动力供给中的市场失效层面，从根本上缓解劳动力供给中的绝对过剩态势，为未来就业留下政府行为的长期绩效。新中国虽成立已50年，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侵蚀与熏染，在广大农村计划生育仍然有来自多方面的阻力，具有狭隘农民意识并不从国情出发的农村居民，仍然把生育问题当成个人意愿，人口增长的隐性问题为就业、社会安全、环境保护埋藏了许多隐患，面对人多地少的现实，许多人把就业目光投向城市，而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买方市场”必然使一部分人因找不到工作而违法乱纪，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和低收入现状，许多人又以填湖、开荒毁林来谋生，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环境负担。因此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当前乃至今后很长时期的重要任务。
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必须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人口资源的质量。从现代经济结构来看，劳动力资源开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也是国内乃至更大范围消费需求的更高层面。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整个资本积累和扩大的过程中，往往把人力资本积累放在比物质资本积累更重要的位置上。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主要途径是教育，无论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看（卢卡斯，1988），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是一个国家经济质量型增长的原动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科教兴国”思想指导下，科技和教育投资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国际竞争日趋倾向于人才竞争的今天，我们的人力资本积累难尽人意。从长期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发展战略出发，我们必须注意人才“截流”和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建立人才开发、使用、效益、回报良态的运行机构，为人才提供各种良好“释放能量”的环境，使人力资本真正成为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资源。在目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教育及再教育投资也应该“多元化”，国家在增加教育投资数量和调整教育投资结构，提高教育投资质量的同时，建立民间教育投资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保护机制，鼓励教育投资主体多元竞争，将教育作为吸引投资的渠道之一，它对扩大内需和人力资本开发可谓一举两得。从个人来讲，也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强化人力资本自我积累中的投资意识，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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