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政策、家庭结构与贫困人口幸福感※
梁土坤
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不但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新时代衡量社会政策现实效能的重要标准。基于城乡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入户调查问卷数据，从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进行分析。发现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较高，但心情愉悦度较低，且困难感知度较高，即贫困人口幸福感整体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城乡二元分化和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现象。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没有直接显著影响。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却能显著降低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城市残疾人家庭。城乡救助待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就业途径和社会保障的差异是其重要诱因。因此，必须基于城乡和家庭实际情况，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
关 键 词：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家庭结构 幸福感 贫困人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使人民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提升人民幸福感，不但是新时代改善和保障民生工作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新时代衡量和检验各项社会政策实施效果和现实效能的重要标尺。然而，尽管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扶贫攻坚工作取得巨大成效；但是，中国仍然存在不少贫困人口，其幸福感状况未能引起足够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能否有效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也成为考量各项扶贫政策现实效能的基本标准。基于此，本文利用城乡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入户调查问卷数据，对贫困人口幸福感(well-being)进行分析，并考察家庭结构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期为进一步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以及增进政策实效提供参考。
一、 文献回顾及假设提出
1.幸福感研究的简要回顾
国外关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文献数量也较多。例如，1945年诺尔曼(Norman Frost)就对农村教育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幸福感研究内容涉及幸福感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Flore Moulin，2017)等多个方面。国内关于幸福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近年来，国内幸福感研究趋势及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校企合作模式要求中职院校进行课程设计的改革，其教学计划、教学课程的设计都要同汽车4S企业密切配合，确保教学安排能够满足汽车营销市场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学校做到以下三点：
(1) 数量激增：幸福感研究的发展趋势。从中国知网的可获得文献来看，关于幸福感相关研究的文献有7807篇。从文献数量来看，2001年以前每年的文献数量仅仅只有几篇。2002年后，每年相关文献数量呈逐年大幅上升态势。2006年有112篇；2014年达到最大值，为864篇。尽管2015年及以后各年的文献数量略有下降，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每年文献数量均超过770篇。2018年，文献数量为795篇(2019年1月20日10：36，在中国知网以“幸福感”作为篇名进行搜索)。可见，近年来幸福感相关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文献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目前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因此，在强调人民幸福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幸福感议题仍然是社会学等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
(2) 定量为主：幸福感研究的方法取向。整体而言，从研究方法而言，国内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通过文献分析，对幸福感相关内容进行回顾、归纳和分析。例如，相关专家总结、归纳了三十年来西方幸福感理论的发展(吴明霞，2000)、幸福感的指标及测量体系等(邢占军，2002)。二是，更多的研究则是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对幸福感进行测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这些定量研究方法主要涉及Logistic回归模型(边燕杰等，2014)、Probit回顾模型(祝仲坤等，2018)、结构方程模型(孙凤，2007)等。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对幸福感相关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范式和方法模式借鉴。
(3) 群体转向：幸福感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幸福感研究的具体对象来看，众多研究把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幸福感进行测度，并从不同视角来分析各种因素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涉及社会资本(李平等，2014)、居民收入(邢占军，2011)、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赵峥等，2013)等各个方面。然而，由于群体分化和个体差异性等因素的影响，作为整体的居民，也存在明显内部分化现象。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及其影响机制也可能不同。因而，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各具体群体的幸福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群体包括老年人(吴捷，2008)、留守儿童(梁晓燕等，2018)、流动人口(梁土坤，2018)等。由此可见，从幸福感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幸福感研究呈现由居民整体向具体群体的对象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立足于群体特征，对不同群体的幸福感议题展开深入研究。
（1）突出强调理解的综合实践教学理念。在综合实践教学理念的简洁性中，我们应该强调以促进学生的理解为核心，帮助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尽快有效地理解概念，掌握关键技能。具体而言，有必要把重点放在综合实践教学过程中，理解维度，设计由问题驱动的综合实践活动。使学生能够理解概念，提高技能，并在实际探究中培养创新素质。
2.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较为多元的，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也不完全一致。例如，关于香港的研究表明，人口学特征、个人素质、家庭特征等因素对青少年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Daniel T. L. Shek，2018)。而对于贫困人口而言，除了人口学特征、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外，其幸福感可能还受到家庭结构、社会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关于儿童的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对儿童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Tamar Dinisman，2017)。与此一致的是，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其家庭结构对其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贫困家庭很多为残疾人家庭。而残疾人比非残疾人更容易陷入贫困，残疾人多维贫困程度均高于非残疾人(廖娟，2015)。故残疾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贫困会导致物质贫困、家庭压力、成长环境恶化，从而使得其幸福感显著降低(Ajay Chaudry，2016)。因此，从理论上而言，家庭是否有残疾人等家庭结构因素可能对贫困人口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提出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王九，我说，你瞧，大爷大姑娘不来，先生可来了。好，咱们动手，先生不会走的。你小心别让赵四小子扔倒。先生帮咱们绷个场面，看你摔赵四这小子，先生准不走。”
其次，尽管关于“收入—幸福之谜”(Easterlin 悖论)的争论从未停止，但关于中国的研究都表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对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张学志等，2011)。同时，扶贫政策等社会政策对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白描，2018)。对于贫困家庭而言，能够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支持，不但能够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其经济状况。而且，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往往是其他社会救助制度的准入条件。例如，医疗救助的待遇和标准，低保家庭优于其他困难家庭等(梁土坤，2017)。因而，对于贫困家庭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但能够改善其经济状况，而且，也可能对家庭成员的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福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可推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也具有重要影响，并依此提出本文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再次，近年来中国社会政策快速发展，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然而，社会政策碎片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体现为非系统化、非常态化、非均衡化(包先康，2016)。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存在地区非均衡和区域内非均衡发展问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非均衡发展对政策可及性等方面会产生重要影响，其政策效能也可能因家庭状况不同而存在差异。因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家庭的影响可能不同，故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基于此，提出本文最后一个研究假设:
“这就是我的处境：上帝不让我去写，但是我偏写，我必须写。如此而成为永久的拉锯战，而最终上帝毕竟更强大，其中的苦恼之多已超出你所能够想象的。”[11]536写作本身意味着对父亲的反叛和逃离，抒发了他渴望独立自由的愿望，同时又饱含着他对父亲无法割舍的依恋；写作是在卡夫卡看来获得灵魂拯救的唯一途径，也是使他陷入恐惧和孤独的根源。卡夫卡曾模仿父亲的口气哂笑自己：“写作的唯一目的，不过是拯救自己的灵魂或者罚入地狱。”[13]117-137他认为父亲非常“正确”地看到了这点。
假设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不同。
与此同时，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各模型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各对应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1，并在0.05及更低统计水平上显著。其各模型对应系数绝对值均大于城市非残疾人家庭。比如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困难感知度模型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系数为(模型22)1.055，大于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的0.784(模型16)。则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非残疾人家庭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也大于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由此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无论是对残疾人家庭还是非残疾人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都大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提升程度显著高于城市。即相对于城市而言，着力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及性对提高其幸福感的政策效应更加显著。
本文采用统计软件SPSS23.0处理数据和建构模型。由于因变量均是顺序多分类变量，故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Ordinal logistics regression)进行实证模型建构。具体而言，因变量水平为5，则建立5-1=4个logistic回归模型，称为累积Logit模型(Cumulative Logits Model)。因变量的取值为1、2、3、4、5，相应的概率水平为π 1、π 2、π 3、π 4、π 5，对i 个自变量拟合4个模型，如下所示。
然而，从可获得文献来看，甚少有学者关注贫困人口幸福感，目前关于贫困人口幸福感研究的相关文献凤毛麟角。而贫困人口作为社会边缘群体，其幸福感水平不但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总体水平，而且，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也是新时代保障民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所以，必须对贫困人口幸福感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将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并分析家庭结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政策)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及增强民生政策实效提供一些参考。
城南污水厂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据工程人机系统特点得出，城南污水厂工程建设过程中主要风险项点是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不良作业环境及安全管理缺陷4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图1）。
陆徵祥在圣彼得堡工作期间，结识了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博婓，并娶她为妻，他称他们俩人的结合是心与神的交融。陆徵祥在其夫人去世后辞去了瑞士公使的职务，于1927年进入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鲁隐修院，易名天士比德。他在成为修士之后，学习拉丁文和神学，之后成为神父、晋升为司铎并在1945年被罗马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荣誉院长。1949年病逝，葬于圣安德鲁修道院。
二、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1.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数据为“城乡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入户调查问卷”数据。该项调查由南开大学课题组于2015年10月完成，采取教授带队入户调查方式进行，在当地相关部门及居委会/村委会支持下完成。根据贫困线界定贫困家庭。调研地选取是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确定的。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921份。其中，上海市200份(21.7%)、广州市201份(21.8%)、四川省成都市204份(22.1%)、江西省宜春市95份(10.3%)、甘肃省嘉峪关市和酒泉市共107份(11.7%)、浙江省衢州市114份(12.4%)。样本具体情况在此不进行具体描述。
肝病患者血清瘦素水平各家报道不一致，引起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可能包括研究对象的选择及排除标准不同、肝病病因及程度不同、观察例数的差异。瘦素与肝病的联系是否只通过脂代谢、HSC及TGF发生关系，脂代谢是否是这些关系的核心环节，瘦素和肝脏的炎症、脂肪变性、纤维化及硬化的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肝内活化的HSC等产生的瘦素可能具有重要的局部效应，并参与局部其他细胞或HSC本身的激活和肝脏发病过程，因此，瘦素的肝内局部效应已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44]。
2.指标选择
采取逐步将变量纳入模型的方法，逐步建立各个模型(如附表1和附表2所示)。从平行线检验(Test of Parallel Lines)的结果来看，各模型的P值均大于0.05，符合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的适用条件。同时从模型拟合优度和效度来看，各模型具有统计学上的分析意义。
表 1幸福感的测量指标
同时，根据研究假设，用贫困家庭是否获得低保政策支持、对低保政策满意度评价两个指标来测量低保政策情况。用城乡分类和是否为残疾人家庭两个指标交互结合生成家庭结构指标，将贫困家庭分为城市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四大类，并进行赋值(如表2所示)。并根据以往相关幸福感研究经验，将贫困人口的个体人口学特征、家庭经济状况等相关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表 2变量定义及测度
3.模型概述
依照上述三个研究假设，并参考以往幸福感研究相关经验，将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主要特征及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普遍而言，残疾人往往面临就业率低、就业层次不高、就业质量普遍不高等系列问题，被视为弱势群体及家庭负担，对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在理论上而言，残疾会导致个体幸福感的下降。然而，实证模型结果却与此大相径庭。从附表1中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来看，只有模型2中的两个系数“城市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在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系数均为负，说明无论是残疾人家庭还是非残疾人家庭，城市贫困人口的心情愉悦度均显著高于农村。但是，家庭结构指标的其他系数，均在0.1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即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均不显著。而且，将各种因素纳入模型后，从模型7—12可以看到，家庭结构各系数在各个模型中均不显著。这说明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家庭结构因素对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极为有限。因而，对贫困人口而言，家庭结构并不是影响其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Logit[(π 1+π 2)/(1-π 1-π 2)]=Logit[(π 1+π 2)/(π 3+π 4+π 5)]=-α 2+β 1x 1+β 2x 2+…+β i x i ；
Logit[(π 1+π 2+π 3)/(1-π 1-π 2-π 3)]=Logit[(π 1+π 2+π 3)/(π 4+π 5)]=-α 3+β 1x 1+β 2x 2+…+β i x i ；
Logit[(π 1+π 2+π 3+π 4)/(1-π 1-π 2-π 3-π 4)]=Logit[(π 1+π 2+π 3+π 4)/π 5]=-α 4+β 1x 1+β 2x 2+…+β i x i 。
Lely 与 Festo 共同开发的机电解决方案没有软件就无法工作。Festo总部系统解决方案部门的应用软件团队参与其中，为全自动挤奶机器人开发了运动软件。应用软件团队创建的软件模块不仅适用于满足客户项目的特定要求，而且还可用于其他项目。用功能模块、库或范例程序实现了应用软件。Lely和 Festo之间的合作还将继续，通过状态监控和预防维护，大幅度减少服务成本，打造全新的“未来农场”。
本文研究对象为贫困人口幸福感。幸福感指的是，个体对其生活的感受和总体评价，具有主观性、总体性等特征(Ng Y，1996)。幸福感包括消极情感、积极情感、生活满意感三个维度(Diener E，1984)。据此，本文根据幸福感的这三个维度，并结合数据可及性，选取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个指标来测量贫困人口幸福感。这三个指标均为多分类指标，具体定义及赋值如表1所示。
安：我与帕内拉教授学习了两年半，后来因服兵役而不得不临时中断。根据规定，我不能离开军队驻地。但万分幸运的是，著名钢琴家齐科里尼居然应他朋友邀请，定期造访我所在镇上的一所私人学院，并为学生授课！在听过我的演奏之后，齐科里尼立刻决定收我为学生，还亲自出面请求军队负责人，为我创造了练琴条件。
三、 贫困人口幸福感的特征分析
1.双重制约：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总体水平
总体而言，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分别有23.1%、26.5%、21.9%的受调查者认为其生活满意程度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即近50%的贫困人口对其生活比较满意，仅仅只有部分贫困人口对其生活不满意。然而，相对而言，贫困人口的心情愉悦度却比较低，其心情总是“非常愉悦”、“比较愉悦”的比例分别只有18.8%、22.8%，两者之和为41.6%。即整体而言，贫困人口的心情愉悦度水平低于生活满意度。更有甚者，分别有35.7%、33.6%的受访者认为其生活中“困难很多”、“困难较多”；即高达69.3%的贫困人口认为其在日常生活中面临较多困难，其困难感知度却比较高。由此可见，尽管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但其心情愉悦度相对较低及其困难感知度较高，两者制约着贫困人口幸福感总体水平的提高，致使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整体水平偏低。
表 3贫困人口幸福感概况
2.二元分化：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城乡差异
根据卡方经验结果，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者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分别为0.002、0.000、0.023，均小于0.05，说明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现象。具体来看，贫困人口幸福感城乡差异现象也较为复杂。一方面，农村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显著高于城市，体现在其困难感知度为“困难很多”的人口比例远高于城市。同时，农村贫困人口的心情愉悦度低于城市，体现在其心情愉悦度为“非常愉悦”和“比较愉悦”的人口比例均低于城市。则从困难感知度和心情愉悦度来看，农村贫困人口幸福感低于城市贫困人口。另一方面，从生活满意度来看，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为“非常满意”与“非常不满意”的人口比例均远高于城市贫困人口，其为“一般”、“不满意”的人口比例低于城市，可见，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其突出特点是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的两极分化现象比城市更为严重。因此，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化现象，但其情况也较为复杂，深层次原因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3.个体差异：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内部分化
就性别而言，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者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分别为0.831、0.148、0.458，均大于0.1，说明贫困人口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就三个指标的各选项情况来看，其性别之间的差异也较小，则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性别分化程度较小。
从婚姻状况来看，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分别为0.515、0.347，均大于0.1。然而，生活满意度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为0.044，小于0.05。则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和心情愉悦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婚姻差异，但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婚姻差异。具体体现在生活满意度为“非常满意”、“一般”等选项之间的人口比例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婚姻状况为“离异”的生活满意度为“非常满意”及心情愉悦度为“非常愉悦”的人口比例均低于其他群体，则从某种程度而言，婚姻破裂会导致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降低。可见，婚姻状况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具有一定影响。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困难感知度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为0.404，大于0.1，说明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不存在显著的受教育程度差异。但其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的Pearson卡方检验的P值均为0.017，小于0.05，即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存在显著的受教育程度差异。然而，从指标选项比例来看，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为“非常愉悦”及生活满意度为“非常满意”的人数比例均低于其他群体。可见，从某个方面来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够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幸福感。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有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表 4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城乡差异
总而言之，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但其心情愉悦度相对较低，而且，其困难感知度也较高，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整体水平较低，其幸福感状况并不乐观。同时，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化现象及个体差异现象。但是，贫困人口幸福感性别差异较小，而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存在婚姻状况差异，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存在受教育程度差异。
表 5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个体差异
(续表)
四、 低保政策、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及理论解释
从模型结果来看，贫困人口幸福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贫困人口的个体特征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有限，仅仅只有年龄对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具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对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家庭债务情况及医疗负担等经济因素也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除此之外，家庭结构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弱势影响
Logit[π 1/(1-π 1)]=Logit[π 1/(π 2+π 3+π 3+π 4)]=-α 1+β 1x 1+β 2x 2+…+β i x i ；
2.低保政策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显著作用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现行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对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一些专家研究却指出，虽然贫困家庭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评价普遍较高，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缓解贫困和缩小收入不平等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宁亚芳，2014)。则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政策效应并未得到一致的肯定。然而，模型结果却显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从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10、模型11、模型12来看，低保政策、低保评价两个指标在各个模型中，其均在0.05及更低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4和模型10中，两个指标的系数为正，模型5、模型6、模型11、模型12四个模型的各系数为负。说明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支持的贫困人口，其困难感知度显著低于没有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支持的贫困人口，其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则显著高于非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同时，随着其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评价的提高，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随之显著降低，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则随之显著提高。由此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降低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显著提升其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地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
因此，如果从幸福感视角来考量社会政策实施效果的话，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其政策效应尤为显著。则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但发挥了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托底性作用，而且，对于提升其幸福感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然而，现实中，仍然存在“应保未保”问题，调查数据显示，高达15.86%的贫困家庭未能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支持。专家也指出，低保政策存在瞄准偏差问题，“人情保”、“腐败保”等现象仍然存在(刘小珉，2015)。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作用发挥。所以，如何提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可及性，以及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应保尽保”和对贫困家庭的政策全覆盖等，是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极其重要的方面。
3.低保政策对不同家庭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作用差异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9号，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由此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实行救助的。家庭不但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对象，而且，也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挥作用的现实载体。因而，从理论上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发挥多大作用，与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家庭结构因素对贫困人口幸福感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是，从模型结果来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模型13—24的结果来看，无论是残疾人家庭还是非残疾人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影响均显著大于城市。具体来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残疾人家庭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最大，附表2中模型19、模型20、模型21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1，并都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地降低农村残疾人家庭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显著地提升其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而且，其对应的优势比(OR值)分别为3.97、0.18、0.26，则获得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的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具有更低困难感知度的概率为没有获得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的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的3.97倍。对应的是，获得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的农村残疾人家庭的贫困人口具有更低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的概率仅仅只为没有获得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的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的18%和26%。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地大幅度提高农村残疾人家庭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然而，从模型13、模型14、模型15来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残疾人家庭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人工智能+”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在其带动相关领域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对某些领域造成冲击，致使这些领域的工作岗位不断被取代或改变。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语音数字技术，对于外语翻译行业的挑战便属此例。总之，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迫使学校教育不断调整学科专业方向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包括设立新学科、改造传统学科和撤销某些不合时宜的、过时的学科，倒逼教育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当前，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紧迫需要加快国际型人才培养，而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正是倒逼学校教育加速优化学科设置、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因。
面对一些思想理论问题，如何培养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我们知道，人的知识结构有“一横”“一纵”两个方面。“一横”是知识的广度，我们要开阔知识的视野，尽量多了解各方面的信息，全面拉开横向的宽度。在这个基础上，还有纵深的专业知识方向。经过一两年打基础的学习之后，进一步就会进入到专业学习阶段，把“一纵”延伸出去。这“一横”“一纵”连接起来，构成我们的知识结构中最基本的东西。
另一方面，尽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城市，然而，其对农村和城市不同家庭结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完全不同。就农村情况而言，残疾人家庭各个模型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非残疾人家庭，如生活满意度模型中，农村残疾人家庭的系数绝对值为1.339(模型21)，大于农村非残疾人家庭的1.010(模型24)，其对应的优势比(OR值)为0.26，小于0.36。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均大于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农村非残疾人家庭。
然而，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残疾人家庭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弱于城市非残疾人家庭。从模型结果来看，城市残疾人家庭心情愉悦度模型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系数绝对值大于非残疾人家庭，但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在0.1的统计水平上均不显著。而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困难感知度和生活满意度模型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城市残疾人家庭，而且，其各系数均在0.05及更低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城市残疾人家庭模型中的对应系数均在0.1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的困难感知度，并提升其生活满意度，但对城市残疾人家庭却未能发挥显著作用。显而易见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城市残疾人家庭，这与农村情况完全相反。由此可以看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城市残疾人家庭，其背后原因值得进行深入分析。
4.低保政策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差异的理论解释
救助标准和救助水平偏低被认为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要问题。但是，仅仅从救助水平并不能解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实际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尝试做简要分析。
一方面，尽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标准和待遇普遍低于城市，但低保待遇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农村却高于城市。可以看到，从受调查城市来看，除了宜春市和酒泉市外，上海市、广州市、成都市、嘉峪关市及衢州市等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如表6所示)。因而，在考虑城乡生活成本差异的基础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际上使得农村贫困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大于城市贫困家庭。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际上也会缩小农村贫困家庭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如果以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的视角来看，农村贫困家庭收入差距的缩小程度会大大高于城市贫困家庭。这使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影响效应和现实效能相对较大，从而能够显著地提升贫困人口的幸福感，且其影响效应大于城市。
表 6 2014年低保标准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各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低保标准来源于民政部网站《2014年4季度保障标准》。
另一方面，从就业途径和社会保障来看，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贫困人口获得收入的方式较为多样化。农村居民主要通过从事农业劳动而获得收入，其途径较为单一。调查发现，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大多为孤寡老人家庭、病患家庭等，其与残疾人家庭通过农业劳动获得收入面临的困难并无二致。但相对而言，残疾人家庭面临的困难相对更大，其人均收入远低于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残疾人家庭的边际效用和总效用大于非残疾人家庭，故其对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大于非残疾人家庭。与此不同的是，对城市贫困家庭而言，其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支持后，不但能够改善经济状况，而且，还可以依托城市较为多元的就业途径和较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进一步改善生活状况。例如，可以基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济积累，依托扶贫政策进行个体户经营，如在社区开小卖部等，或者通过公益性岗位就业等，进一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和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普遍而言，残疾人家庭由于受身体条件等各个方面的限制，其运用相关政策的能力弱于非残疾人家庭。在这样的情况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的现实效能大于残疾人家庭，从而使得其对城市非残疾人家庭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大于残疾人家庭。由此可见，根据现实情况，采取相应对策以充分发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促进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提升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本文也认为，喜欢迁移因而在多个地域留下后代的古人，也就在不同地区留下了他的基因，当一个地区发生突然毁灭性的灾变时，其他地方的基因能得以流传。也许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小，但考虑到进化时间的漫长，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细小差异在大浪淘沙的漫长人类演进旅途中，由于其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这种生存优势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喜欢迁移的古人繁殖、生存的机会更多。反之，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不喜欢移动的古人的基因则比较容易湮灭。
五、 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尽管贫困人口对其生活满意度的评价相对较高，然而，其心情愉悦度却相对较低。而且，高达69.3%的受调查者认为其困难感知度为“困难较多”及以上，即贫困人口的困难感知度较高。由此可知，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总体水平较低，其状况并不乐观。同时，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化现象，以及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现象。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性别差异较小，而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婚姻状况差异，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存在受教育程度差异。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贫困人口幸福感问题应该引起相关部门关注。
同时，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却能够显著降低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地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从这个角度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政策效应十分显著，其充分发挥了政策托底和社会安全网作用。然而，由于受城乡救助待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就业途径和社会保障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城市残疾人家庭(影响框架如图1所示)。所以，必须立足贫困家庭的现实状况，采取相应对策以充分发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促进贫困人口幸福感提升的现实作用。
图 1低保政策、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框架
一是，一直以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标准偏低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其制约了政策现实效能的充分发挥。实际上，救助待遇的提高能够提升贫困家庭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评价。随着贫困人口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评价的提高，其幸福感也随之显著提高。因此，必须根据实际国情，在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标准，提高贫困家庭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满意度，从而促进贫困人口幸福感的提高。
二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显著提升其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尤其是对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口的作用尤为显著。然而，现实中，仍然有部分贫困残疾人家庭未能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支持，政策未能实现“应保尽保”目标，致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未能完全发挥社会安全网的兜底作用。所以，必须根据农村残疾人家庭的现实需要，创造一切条件，首先将农村残疾人家庭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残疾人家庭的全面保障。同时，依照地方现实情况，尽可能地提高农村非残疾人贫困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及性。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非残疾人贫困家庭的全覆盖，以全面提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及性，从而增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的作用的有效发挥。
三是，对城市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显著降低城市非残疾人贫困家庭人口的困难感知度以及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却未能显著提升其心情愉悦度。而且，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残疾人贫困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由城市最低生活制度救助标准偏低以及残疾人发展能力缺失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故必须根据城市残疾人家庭的实际情况，为有现实需要的残疾人家庭提供技能培训、无障碍环境改造等，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提高残疾人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增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其他社会支持政策的有效衔接，从而促进城市残疾人家庭的贫困人口幸福感提高。
总而言之，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根据贫困家庭的现实情况，多渠道提升其幸福感。当然，影响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因素还包括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医疗负担等因素，因而，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而由于本文受样本数量等条件所限，相关内容未能一一涉及，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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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机制的有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 1
(续表)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附表2同。
附表 2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机制的有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 2(分家庭结构)
※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可行能力视阙下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感研究”(编号：2018BSH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城市适应视阙下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研究”(编号：2018M6320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阶段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研究”(编号：11ASH009)。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19)05-0029-11
作者简介： 梁土坤，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上海 200237)。
[责任编辑：李 慧]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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