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的收入瓶颈和体制瓶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瓶颈论文,体制论文,收入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77(2000)04-0026-06
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大多数经济学者将其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这里面，国外需求减少的原因较为明显和直接，而国内需求减少的原因则比较复杂。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应放在20年改革的大背景下考虑。因为，这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极其深刻、复杂、广泛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在当前暴露出来，成为制约经济复苏和增长的瓶颈。其中主要是居民收入与“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制约。
一、收入瓶颈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致使消费需求不足
通过统计数据，可以对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发展情况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按可比价格计算，1981～199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2%，其中1991～1995年则以更快的速度12.0%增长，与此同时，1981～1995年的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分别只增长了5.6%和6.9%，远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过去有理论认为，在经济稳步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增幅应小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以使经济具有持续增长的能力。该理论的立论前提是需求膨胀的短缺经济。而我国现实的情况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巨大差距在几十年积累效应的作用下，已经使短缺经济发展成为生产能力超过居民购买能力的过剩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应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拉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然而，事实上近年来居民收入的增幅却在不断下降。1993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幅为 10.2%（名义，下同），1994～1997年则分别下降为8.8%、4.9%、3.3%和3.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从1996年的9%下降到1997年的4.6%和1998年的4.4%[2]。由于消费需求的基本约束条件是收入预算线，较小的收入增幅必然导致较低的收入水平，从而使扩大需求的政策成为一厢情愿的想法。
造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和增幅减小的基本原因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部门——农业和工商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近年来发展速度趋缓。
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仍是向城市和工业倾斜，农村和城市之间仍存在不等价交换。若按照国际经验，我国已经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即工业应该通过自身积累寻求发展，甚至在一些发达地区应“反哺”农业。但事实并非如此。1978～1984年，国家征收农业税211.2亿元，从乡镇企业的税收中拿走350.2亿元，两项合计561.4亿元；同期，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979亿元，国家对农业给大于取74.5%[3]。因此，改革初期的那几年，由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府有力的支持（包括提高农产品价格和鼓励使用化肥等），我国农业取得长足发展，农民收入增长也很快。1985～1994年，农村上缴上述两项税收合计6455.1亿元；同期国家财政支出3973.8亿元，国家对农业取大于给62.4%[3]。这造成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失修，用于引导农产品进行结构调整的资金严重不足，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继续扩大，同时又缺少进一步的财政补贴。因而，近年来农业发展速度减慢，产品结构调整滞后于市场变化，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农民收入增长日趋减缓。此外，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所产生的一次性突发效应在1984年后逐步释放完毕[2]以及近年来农民承受的各项费用负担不断加重，也都直接促使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大幅度下降，从1981～1990年的年均8.1%降为1991～1995年的4.5%[1]。
近几年，工商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亏损面扩大，债务负担加重，下岗人员增多，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不景气状况。这也是影响企业职工收入，使之相对和绝对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虽然采取了从“放权让利”到“抓大放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仍不能走出困境，亏损反而日益严重。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支柱”地位，它陷入困境必然引起整个工商业经济效益下降，从而被迫减少职工人数。据《经济参考报》一位权威人士称，全国国有、集体、三资企业累计下岗职工已达2000万人，不过这2000万人中的70%已实现再就业，剩下的600万人没有工作，再加上正式登记失业的人，全国目前等待安排就业的共有1100多万人[4]。以这个数字计算，失业率已高达7%，创建国50年来的最高记录。比美国经济“不振的50年代”的5.2%还高，接近其“停滞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7.6%[5]。失业既是职工收入减少和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一道理众所周知，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企业会陷入困境并导致大规模的职工下岗呢？朱镕基总理认为：一是基建项目重复建设严重；二是过去我们新建的工厂大都没有资本金，全靠银行贷款，投产后企业难以还本付息，往往陷入困境；三是工厂用人过多，吃“大锅饭”。他指出，职工下岗现象并不是企业改革造成的，而是经济建设和经营机制深层次矛盾多年积累的结果。这些问题的后果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在1994、1995年开始显现，1996年至今则是集中暴露，导致一千多万职工下岗待业。[6]朱总理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还应该加上一点，那就是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国外，数量可观的一部分收入由此被转移到国外。所以，时至今日，国有企业改革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已经成了一道“坎”，这道坎能否翻过去已成为职工增收和启动内需的关键。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制约着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加
横截面消费函数表明：低收入者的典型情况是可支配收入少于消费支出，而高收入者则是可支配收入多于消费支出。在二者之间收入由低到高的各阶层中，消费逐步增加，“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7]。即边际消费倾向是小于1的正数，并随收入增多而不断下降。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向高收入者手里集中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其更进一步的消费欲望转化为现实的具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受到阻碍；另一方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高收入者的收入不断增加，用于消费的比例却不断下降。于是消费减少并出现断层，而增加的储蓄又因体制制约等因素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则有效需求会因收入差距扩大而相对降低，使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人们的收入分配差距都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已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以国际上常用的“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在0.3以下的为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合理状态，而0.4以上则属于收入差距过大，0.6以上则被认为是社会动乱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警戒线），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与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70和0.411，而西方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3～0.4之间，这说明经过20年改革，我国已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不均较为严重的国家[8]。有关统计表明：目前银行储蓄存款的80%掌握在20%的人手中，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存款[9]。这样的贫富差距，在前述机制的作用下自然会引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
20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不仅承认按劳分配，也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要素占有情况不同，收入自然就会有差别。而且，市场经济推崇效率，鼓励竞争，实行优胜劣汰。效率高的生产者与经营者收入就多，这是体制转换的必然结果；二是非法致富者利用经济转轨期间出现的种种漏洞，通过多种方式非法聚敛巨额财富，其收入远远超过一般民众。主要的渠道有：贪污、走私、诈骗、生产销售伪劣商品、逃税以及权力寻租等。
我国居民收入结构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表明，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既能取得显著成绩，也会积累矛盾，产生诸如贫富悬殊，特别是非法致富等新问题。所以今后的改革举措和宏观调控政策要注意兴利除弊，在加快市场化步伐的同时，以加强立法、司法和建立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对市场进行规范，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把居民收入差距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一点做好了，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把“蛋糕”做得更大。如果听凭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则不仅会违背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原则，也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方面，印尼、俄罗斯和拉美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二、体制瓶颈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说明收入增长减缓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这里，我们讨论因体制制约而投资不足对经济复苏的影响。基于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是有效需求不足（包括国内需求不足和因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下降）的判断，政府作出了扩大内需的决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求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使我国经济尽快走出衰退的阴影。但是，事实表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效果并不显著，经济仍然难以启动。从根本上讲，这是受“不成熟市场经济”这一体制瓶颈制约的结果。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运用的效果并不理想
先考察货币政策。凯恩斯关于投资决定的理论认为：利息是投资的成本，投资收益又是递减的，投资多少由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投资边际效率）的相对高低决定。在未达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利率低于资本边际效率（投资边际效率）投资就有利可图，就会增加，一直增加到资本边际效率（投资边际效率）等于利率为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者接受了这个理论。1996～1999年，中央银行虽重申“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面对经济衰退的事实，先后7次降息。1998年底改称为“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1999年3月又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即希望通过适当增加货币供应、利用信贷利率杠杆来促进投资、消费和出口。然而，货币政策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有数据表明，增发出去的货币中有较大部分并未实际支出，重又存回银行，商业银行将较多的新增基础货币又存回中央银行，而未将其投放到实体经济中去发挥扩张经济的作用。
在利率这个杠杆失灵以后，考虑到财政政策时滞短、力度大，政府又推出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希望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增发国债来增加公共开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最终达到带动民间消费和投资、促使经济增长的目的。这样的政策于1998年开始实施，收到了一定效果，但1999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并不使人乐观：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趋缓；固定资产投资从一季度的22.7%下降到二季度的12.1%，6月份甚至下降到9.5%[10]；物价持续下滑；消费指数和出口数字及外商直接投资协议也在下降。到此关头，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吗？政府是这么打算的。但是，钱从何来？新一轮扩张效果会有多大？会不会带来副作用，加深已经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矛盾？这些问题如果经过认真考虑就会发现，由于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和政策效应传导机制上的缺陷，即使还能扩张一阵子，也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迅速复苏。如果只求刺激经济增长而忽视改革在衰退过程中暴露出的体制上的问题，这样的增长必不能持久。
（二）“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妨碍了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发挥作用
通过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效应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西方国家效果明显的宏观经济政策拿到我国来用就不那么“灵验”了。为什么政策措施相同而效果却大有区别呢？关键是我们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体制基础与别人不同，别人是成熟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不成熟市场经济”。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调控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主要是：(1)市场主体多元化、独立化，以利润为追求目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价格由市场力量竞争决定，市场活动对价格信号的变化反应灵敏，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3)法制健全，信用发达；(4)有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增减收支、调整利率等方法引导宏观经济变量向着希望的方向发展，进而又引起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改变，最终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反观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却是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市场经济”或过渡经济。它不仅包含市场机制，也包含着一些尚未改革的计划经济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正是转轨过程中市场机制不完善与计划经济遗留体制干扰的并存阻止着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发挥作用，制约了经济的启动和稳步增长。
首先，是国有经济分布范围过广，政企不分，而非国有经济力量又相对薄弱，市场主体多元化、独立化的要求并不能成立。政府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而国有企业却是既搞生产又办社会。这种职能错位，与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要求相去甚远。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国有企业亏损那么严重却少有破产的，最多不过是在主管部门的安排下进行所谓的“资产重组”，没有压力和动力，政府再降息再投资都难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其次，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我们引进了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拟通过这些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制度，特别是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不适应，就会使价格、利率等信号失灵，使宏观经济政策失去调节经济的工具和基础。例如，在基层的现实生活中，长期以来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与体制，对中央的政策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消解”作用。这些基层的政策执行者倒是充分认识了“市场经济的真谛”，对投资者“吃拿卡要”，建立了“整个一个不让你较容易投资和办企业的制度”[11]。党国印还指出，我国要素市场存在严重的政府垄断行为，经过20年改革，我国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这三大要素市场竟没有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12]。此外，诸如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黑箱操作等等都说明我们还处在“不成熟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此来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再次，市场经济讲究法治与信用，而我们的经济体制正缺乏这一点。在转轨过程中，市场秩序往往陷于混乱，且不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于市，仅就约束应该较强的税收就可以说明这一事实。财政部长项怀诚指出，当前偷税、逃税现象依然严重，越权减免、擅自批准先征后减等问题也很普遍，收入流失比比皆是[13]。对比我国现在征收到的全部税收（1998年为8200亿元），一年中我国按现行税制可收上来而实际未收上来的“税”额将近5000亿元，其中包括流失、合法减免、越权减免。这么大的差额说明我们的政策、法律也是“可以商量”的。社会缺乏信用，银行“借贷”、商家“拖款”就不可避免，经济回升当然会受到影响。
最后，非常明显地，我们缺少维护经济顺利发展所必须的“安全网”——社会保障体系。尽管“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喊破了天，老百姓就是不肯把钱拿出来花。利率一降再降，就是撼不动银行的五六万亿存款。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虽然想花，但是不敢花。近两年一系列涉及个人收入的改革措施大举出台，如住房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收费改革等都需要花大钱，而国家对社会保障体系投入严重不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都未建立，把社会保障问题留给了家庭和企业。一方面企业不得不办社会，背包袱，减少投资于经营的资金；只一方面，面对不振的经济，人们收入又少，没有安全感，只好多存钱以备不测之需。这样的体制缺陷，制约了人们的消费需要，是当前经济不能启动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在“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一方面市场化竞争规则已逐步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不仅市场主体对资源配置的权力取决于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而且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也主要是采用经济手段；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彻底打破传统的权力与利益结构，以等级界定权利的行政化竞争规则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资源配置。于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控必然受到计划经济遗留制度安排的干扰和制约。从而造成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体制基础缺乏，调控效率降低，最终制约了经济走向复苏。可见，不是一项或几项政策措施就能启动经济发展，中国宏观经济中的许多问题与矛盾都根源于扭曲的微观经济制度。根治之法还在于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此外并无捷径可走。
本文的写作得到夏子贵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收稿日期：200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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