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逻辑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学论文,台湾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4)05-0039-06
海峡两岸因特殊的历史缘由而形成了数十年的隔离，这使得大陆逻辑学界对台湾逻辑学的发展了解甚少。笔者曾有幸以“台湾逻辑学发展50年”为主题专程赴台访学，实地考察了当代台湾逻辑学发展的状况。现扼要地再现当代台湾逻辑学发展的历程，尝试性地评述当代台湾逻辑学发展的特点、规律，历史经验与教训，并期待着以此来促进两岸逻辑学发展的双向对话、交流和互动。
一 台湾逻辑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及其演进
（一）当代台湾逻辑学发展之缘起
台湾逻辑学的发展起自于陈大齐先生、牟宗三先生。陈大齐先生最早在台湾开设西方传统逻辑课程，并长期研究印度因明学。而牟宗三先生在赴台之前，就对西方逻辑学有较好的造诣，他赴台后不仅教授逻辑学，而且更善于将逻辑学运用于新儒家哲学的建构活动之中。但真正有效地将西方“正格题材”的逻辑学推向台湾地区的，当首推从大陆赴台的殷海光先生。他在去西南联大之前，就一直追随大陆“现代逻辑学之父”——金岳霖先生。他继承了大陆逻辑学发展的传统，致力于反思和批判台湾思想文化界流行的对现代逻辑作“非逻辑化”的误解和歪曲，进而拨正一些用哲学思维方式来替代纯正精确的逻辑思维方式，以此厘清现代逻辑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正是由于殷海光先生大力倡导现代逻辑，才把一批台湾青年学人引入研究现代符号逻辑和分析哲学之门。于是，逻辑学以及逻辑经验论，才在台湾变成了批判政治权威、争取思想自由的一项利器。但是，也正是由于台湾逻辑学发展与政治风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台大哲学系事件”之后，台湾哲学系（不限于台大）反对（传统）逻辑的人不少。自此以后，反对符号逻辑的人也不少。
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台湾逻辑学处在输入、酝酿阶段。牟宗三先生就认为，1949年之后的台湾大学哲学系，走上了哲学轨道。它是北大、清华的老一套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主，但并无成就。二战后，真正把哲学当哲学读进去的人很少。一般人到国外去，读西方哲学不能入门，对中国哲学（由于平素心存鄙视）无基础，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以致“对西方哲学无所得，对中国哲学无所知，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念哲学的风气。”[1]总之，上至民国时期以来的台湾地区以及大陆哲学界是以研习西方哲学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辨，接触到了一些逻辑的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辨的形而上学问题，于是以逻辑及其所代表的逻辑理性，就成为理性的唯一代表和万能的工具。它作为科学方法论、作为社会和政治批判的工具，也不堪重负，因此它的作用很容易被夸大或被泛化，同时也很容易被误读。这样，逻辑学的处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就不难理解和想象。
总之，现代台湾逻辑学的早期发展，缘起于中国大陆赴台湾的逻辑学者——陈大齐、牟宗三，尤其是殷海光先生的大力推广与不遗余力的提倡与推动。他们不仅将逻辑作为利器用作批判政治专制和各种社会谬误，同时也批判对逻辑的种种歪曲与误解，从而使得当时的台湾青年学者，就能够接受和研习到“正格题材”的西方逻辑。
（二）符号逻辑在台湾的全面输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留学西方的第二代逻辑学者刘福增、林正弘、何秀煌、洪成完、李国伟、方万全等，开始了对西方现代逻辑以及与之有关的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引进与消化。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西方符号逻辑在台湾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开始步入以引进西方符号逻辑为主的道路。他们翻译和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符号逻辑的著作，林正弘、刘福增均留学美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逻辑与哲学的专业训练，他们学成归台之后，成为了当代台湾逻辑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因为，他们不仅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培养了许多能够从事现代逻辑教学与研究的本科生、研究生，而且还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逻辑学著作与译著。
林正弘先生在数理逻辑、科学哲学和中国名辩逻辑三个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他的著作有：《白马非马》（台北：三民书局，1975年版）、《逻辑》、《伽利略·波柏·科学说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知识·逻辑·科学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最后一书收录了他的四篇论文：《知识与合理的真实信念》、《逻辑悖论与公设集合论》、《瑞姆济的理论性概念消除法》；《克雷格定理及其在科学哲学上的运用》。1986年中正书局出版了他编著的《符号逻辑》一书，作为大学用书，该书介绍了语句（命题）逻辑以及述词（谓词）逻辑，包括自然演绎及公设法（公理系统）。此外，他还参与编著了《理则学新论》（中正书局，1989年版）。而刘福增教授的著作、译著有：《逻辑思考》（1988年版）、《语意学新论》（心理出版社，1995年版）、《逻辑与哲学》（心理出版社，1996年版）《逻辑新论》（心理出版社，1998年版）、《实用逻辑》（心理出版社，1998年版）、《老子哲学新论》（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基本逻辑》（心理出版社，2003年版）等。
1984年台湾东华书局出版了台湾大学哲学系哲学硕士、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哲学系博士何秀煌先生的《逻辑——逻辑的性质与科学的方法导论》、《逻辑——逻辑的语言和逻辑的系统导论》。两书分别介绍了逻辑的概念、逻辑系统及其成立的性质与方法。
显然，正是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使得现代逻辑在台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具有忧患意识的刘福增先生则认为，当下台湾从事现代逻辑学的人，已经出现了断层。在笔者看来，刘先生主要是在从事纯粹数学逻辑研究的意义讲的，由此他才会认为台湾逻辑学后继无人。的确，至少从青年学者来看，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刘先生那样以超人的毅力，面对逻辑学的枯燥、抽象与繁琐，而专心致力于数理逻辑的研究、推广与传播工作。
二 当代台湾逻辑学的发展动态
从当代台湾从事逻辑学研究的阵容上看，可以说，它是以“洋家军”为主而组成的逻辑学队伍。台湾大学以林正弘（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博士）、刘福增（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哲学博士）、林昭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杨金穆（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等，他们多年来在台湾各个大学兢兢业业，不懈地从事西方数理逻辑、现代形式逻辑与哲学逻辑的教学与研究。为了提高逻辑学教学水准，台湾大学哲学系、中正大学哲学系还成立了逻辑学教学委员会。他们在教学体制上确立于逻辑学的重要地位。在哲学本科教育中，基础逻辑与知识论、形而上学和批判性思考并举。台湾“国立”大学哲学、逻辑学的师资也基本是“洋家军”，逻辑学教师的聘任，十分注重资格资历的审查，他们大多都具有留学西方的背景，并且大多获得西方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在研究条件上，几乎每位老师都有一个研究室，都有电脑。老师平常以专业教学与研究为本，除了本科、研究所（硕士、博士）规定的逻辑学方面的课程训练之外，在论文撰写期间，指导老师也十分负责与投入，对自己指导的学生论文的阅读也十分认真，辅导与研讨非常之多。他们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也同样以讲授与研讨并举，老师每次在课前布置许多阅读的任务，还经常给学生复印与课程有关的资料，尤其是老师自己的论著。这样，老师与学生也很容易在同一知识背景或知识脉络下进行有效的对话与研讨。他们对学生的专业训练具有渐进性、递进性和系统性。
的确，台湾逻辑学的发展长期以台湾大学为大本营。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格局逐渐被打破，从而结束了台湾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台大“一枝独秀”的局面。当代台湾逻辑学的队伍，出现了新老结合、日新月异的气象。中正大学哲学系的逻辑学研究，由谢裕宏、彭孟尧、王文方等清一色的“洋博士”为班底，正是由他们成立并成功地建立起以中正大学哲学系为龙头的现代符号逻辑、逻辑哲学、科学逻辑尤其以认知科学为取向的研究群体，以试图与英美的逻辑学、分析哲学、语言科学、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生命科学进行积极的对话，并力求对它们进行整合性的本土化发展。可以说，后发兴起的中正大学哲学系，也依托留学西方的一批哲学博士的回归，在南台湾的嘉义县，建立了以逻辑学与分析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认知科学进行整合为特色的哲学系。他们培养与训练出来的学生，也同样具有与西方大学哲学系接轨的知识背景与学养训练。这样，他们以逻辑学为基础，力求朝着与科学哲学、认知科学或“心与认知群体”方向整合，与我们大陆的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逻辑与认知”研究所的面向相当一致。就笔者的观察，目前台湾逻辑教学与研究的总趋向，仍然准备朝着纯粹科学化的逻辑方向发展。
显然，台湾地区逻辑学的从业人员绝对数量不大，但“品质”高，可谓“少、精、高”。各个大学哲学系发展并非追求“大”而“全”，而是延续与不断地发挥自己的传统，办出自己的特色来。虽然，我们大陆在逻辑学发展的规模与总体水准上已经超过台湾地区，但在规模和效应上，我们仍然要走很长的道路，才能达到台湾的发展水准。
三 台湾学界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
台湾学界不仅在现代形式逻辑、传统逻辑、归纳逻辑、逻辑哲学、科学逻辑的研究与推广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在中国古代逻辑与思维方式研究上，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从而使中国古代的“人文思维逻辑”得到了新的阐述、运用和发挥。的确，像中国大陆一样，从事纯粹数理逻辑研究的台湾学者，也曾否定中国古代有所谓逻辑学。台湾大学哲学系刘福增教授的《中华文明传统中有没有逻辑学》一文也认为，在中华文明里，不仅没有逻辑学，而且没有逻辑还是它的重要缺点。其实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学，要取决于对逻辑学的定义是宽还是窄，是数理传统还是博物馆传统，是处在中心地位还是也可以将处于边缘地位的思想。笔者认同张东荪先生的观点：各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文明里，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都有不同的语言，因此也就可能有不同的“逻辑”；也就是说，逻辑可能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存在方式及其形态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并非西方逻辑才是逻辑，因为假如不以“逻辑”来翻译“LOGIC”一词的话，而依然用“理则学”或“辩学”来翻译的话，那么“LOGIC”一词的基本含义，不过是思维的理则而已。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哪一民族的语言、文化及其思维方式里没有自己的思维理则？因此，它当然会有自己的思维“理则”，（当下台湾也有将逻辑作“理则学”之称的，也有叫逻辑学的）以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那样的逻辑是一个事实，但是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实；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的思维必定有自己的理则，也因此中国人必定会有自己的“逻辑”，即有自己不同于西方逻辑的“逻辑”。这正是20世纪40年代的张东荪所言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的出发点。当然有些从事数理逻辑的台湾逻辑学者（甚至海峡两岸的许多学者），也曾尝试过以数理逻辑为工具来分析名家或墨家的许多命题，其实这一定会出现“过度诠释”的错误的。
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的“正名”思想最终也决定着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特征及其走向——中国古代“逻辑”就是关于汉字符号的语用之学和语用逻辑：中国古代名学是专门探讨名的性质、指涉以及如何使用，即如何“正名”等问题。而这种“正名”之学，作为一种符号语言的分析方法自然受中国古代语言的制约，素以汉字为基本单位。的确，先秦诸子大多坚信通过说文解字、辨名行理和深名察号，便不仅可以明白万事万物之道，而且还更可以藉此而不采取分析句子的路数来“格物致知”，达到行为的世界，由此而塑造着中国先秦名辩学所具有的明贵贱、分等级的关注现实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建构取向，这正如徐复观所言：“自从严复以‘名学’一词作为西方逻辑的译名以后，便容易引起许多的误会。实则两者的性格并不相同。逻辑是要抽掉经验的具体事实，以发现纯思维的推理形式。而我国名学则是要扣紧经验的具体事实，或扣紧意指的价值要求，以求人的言行一致。逻辑所追求的是思维的世界，而名学所追求的是行为的世界。”[2]龚鹏程先生《文化符号学》，也提出同样的观点。因而，从现代语用逻辑的新定位来看，中国古代并非没有逻辑，而只是说，它没有以语形学为中心的逻辑，却有着关于汉字符号的“语用逻辑”，但也并非不涉及到语形学（语形学当然包括逻辑学）。
台湾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研究工作的另外一些工作，是由从事中国传统哲学与思想史的学者来分担的。他们不仅能够确确实实地深入中国文化的情境中，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做出了新的探索，而且也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类型与主导的推理方式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黄俊杰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活泼空灵，不拘一格，其较为常见者有：(1)以已知之事物推论未知之事物的“类比思维”(analogical thinking)；(2)将两项具有同质性的事物或现象联系在一起思考的“联系性思维”(co-relative thinking)；(3)从具体事物出发进行思考活动的“具体性思维”(concrete thinking)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因此，这个课题引起学者极大的兴趣[3]。杨儒宾先生、黄俊杰教授编的《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探索》（中正书局，1996年版）对中国古代的具体性思维方式、类推思维作出了许多独创性的研究，他们以类推为中心，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置于它所产生的特定具体情境中，以类推或类比推理或类比思维作为贯通《易传》、《庄子》与《墨辩》的主导类型，但它是在人文思维情境，在生命律动与感通中使用的逻辑推理方式。王赞源先生的《墨子》一书（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对墨家的名实观与弗雷格指称论作了比较研究，对墨家的类推也进行了新的阐释与研究。此外，李贤中与孙长祥先生对墨家名辩逻辑的研究；黄俊杰、李贤中教授对“类推”与儒家伦理思维方式的研究；何秀煌先生的记号学研究，龚鹏程教授对中国古代文化符号学的研究，都力求在符号学架构里，为中国古代逻辑做出新的定位，从而试图把握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逻辑学的特点；钟友联、谭宇权先生的《科学的思辨方法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初版）、《孔子思辨方法评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对中国先秦诸子思维方法的独到研究：都使两岸在中西方逻辑学、逻辑在方法论、思维方式上的研究，有许多可以相互共鸣、相互激荡、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地方。
四 台湾逻辑学发展的反思与两岸逻辑学发展的互动
（一）当代台湾逻辑学发展之省思
当代台湾逻辑学发展走了一条走出去、再回进来的道路，因此我们还不能说台湾逻辑学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但至少，在笔者看来，台湾逻辑学的发展，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向西方逻辑学界看齐的班底。但从另一方面看来，由于以分析哲学为基础的逻辑学发展，已经很可能不再会处在21世纪哲学发展的中心了，因此21世纪逻辑学的发展，已经很难讲还会在数理传统上有多大的作为。21世纪逻辑学发展的新趋势一再地向我们表明：只要单一地困固于西方数理逻辑的纯粹形式化的发展道路，就再也不可能会有多大的作为和收益。由此看来，当下台湾逻辑学发展如果延续西方数理逻辑的主流传统，也可能同样会面临危机。再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台湾逻辑学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生态，已经显示出失去本土文化的意义或价值关注，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西方逻辑已经成为唯一的逻辑，成为判定知识合法性的惟一标准。本来台湾逻辑学的复兴与台湾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思潮有不解之缘，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波普尔等逻辑实证主义引入的同时，也引入了他们的逻辑学及其方法论。台湾逻辑学的发展并没有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起来，逻辑学发展的主流也同样是将逻辑作为西方科学的工具理性的化身或代表；逻辑学与人文学的关系研究，除了被非逻辑学工作者（林毓生先生）揭示之外，则没有真正地予以关注。的确，当下台湾逻辑学的发展如何回应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何适应汉语言文化发展所需要的逻辑学（“汉语言的逻辑”何以可能）？在分析哲学生态中生存的台湾逻辑学是否变成了西方的大学哲学系在汉语版图中的翻版？当下台湾是否造成了台湾从事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后继乏人的局面？的确，台湾专业从事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人，已经是少有的几个人。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与逻辑的教学与研究，在老一辈学者荣退之后，台湾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将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前景。台湾哲学界开始流行用西语来写作哲学与逻辑论文，这既是一种强势的文化的自然结果，是台湾逻辑学与西方“接轨”的显昭，但这也可能同时意味着汉语言及其偏向的“人文思维的逻辑”的失语。而汉语言思维的主体性的缺失，使得适宜汉语言思维的“逻辑”的出场与发展则很难成为可能，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台湾逻辑学潜伏着危机？是从纯粹数学意义的逻辑学的研究者越来越少，构成了台湾逻辑学的后继无人？还是说台湾逻辑学的从业人数比以前少？事实上，逻辑的发展史向我们表明，依然是哲学为其生存的空间，以数学、科学者（如计算机科学或人工智能科学）见少。其实，逻辑是哲学的学科，它具有人文的性质。它的生命来自于生活世界、对话的世界、沟通的世界，而逻辑理性是否合理最终是由人的价值、人的尺度来确定的，而并非是在人世界之外，由反映事实世界、外在的世界的技术理性来决定的。的确，在台湾致力于将逻辑学面向生活世界的人虽然很少，但还是有人依然做得非常出色。杨士毅先生就是一位，他著有《逻辑与人生——语言与谬误》、《语言·演绎逻辑·哲学》（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陈大齐先生的《大众理则学》（台湾中华书局，1982版），诸承明著的《纵横辩论——奥瑞罔式辩论剖析》（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当代台湾逻辑学发展的生活世界之面向。
（二）两岸逻辑学发展之共同点
两岸逻辑学发展（同宗同种同源）有共同的发展命运与演变规律：第一，在历史文化背景上，两岸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有共同的语言，其逻辑学的发展面临着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空间，受着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发展因素的制约，因此两岸逻辑学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思维方式之间都存在着共同的——从碰撞、排斥到融合和包容关系；第二，两岸现代逻辑学的缘起有着共同的渊源、师承，现代台湾逻辑学的发展肇起于来自大陆的陈大齐、牟宗三和殷海光先生，即使是在两岸隔离的数十年里，两岸逻辑学发展也呈现出同样坎坷曲折的命运；第三，两岸逻辑发展在其特定的历史阶段有着共同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例如，两岸从事数学逻辑研究的、哲学逻辑研究的，基本上都处于未经反思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观的主宰，即认为西方逻辑才是惟一的逻辑，从而很难建立起中西方逻辑的平等沟通与融贯、综合与创新的意识，实现对西方擅长的科学思维的逻辑与中国古代的人文思维的逻辑，进行创造性转化。再如，两岸逻辑学发展与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思潮都有着不解之缘，逻辑学常常作为分析哲学工具，它作为“工具理性”和真正的科学方法的代表，进而把它当作为反传统和倡导科学和重建新文化的思想方法，尤其是让它在社会政治领域里常常扮演着政治批判的利器。因此两岸逻辑学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易受到其场域之外的因素所左右。这一方面说明任何西方科学思想的输入与传播，都只能在特定的场域之中，与自己的价值取向相关联，因此任何西方逻辑的输入都将面临着“本土化”的挑战；另一方面，它又制约着“正格题材”的西方逻辑的输入。
（三）两岸逻辑学发展的互动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两岸逻辑教学与研究，向来各行其是，鲜有来往。而两岸之逻辑教学与研究，无论在品质、数量、方法、经验，以及与中国语文和文化的会通上，均有其独到而特殊之处”（张建军，2003），因此亟须交流与沟通。
1998年中国大陆的湖北大学主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思想研讨会”，会议研讨了殷诲光的学术思想，其中包括了他的逻辑思想。
2000年南开大学哲学系崔清田教授赴台湾中原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名辩学半年，其间，他还在“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东吴大学哲学系等单位讲学。
200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教授、南开大学哲学系张斌峰副教授分别应邀前往台湾大学哲学系访问讲学一月。
自1995年以来，刘福增教授联络了许多台湾学者，逐年筹集资金，在南京大学设立了“殷海光逻辑奖学金”（已颁发七届），有力地促进了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专业人才的培养。
2002年6月28日至30日，由台湾大学哲学系和中正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分别在台湾大学和中正大学举行。大陆学者10人、香港学者4人和台湾逻辑学界50余位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
2002年11月，台湾大学哲学系林正弘教授应邀出席了在中国大陆泉州市委党校主办的“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2002年年会”。
2003年由东吴大学哲学系的李贤中副教授促成，海峡两岸研究“中国逻辑”的学者共同合作，在东吴大学主办的《哲学与文化》杂志上成功地主办了“中国逻辑”专集，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
2004年4月，台湾中正大学哲学系王文方博士加入了中国逻辑学会，并出席了在北京怀柔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逻辑学代表大会。
显然，两岸逻辑学发展的交流和互动的密度将越来越大，但从整体上而言，海峡两岸逻辑学界的交流与互动尚缺乏正常的机制，以致于常常是在横向的层面上，如在分析哲学上或在科学哲学研究上，或在中国哲学与传统思维方式研究的架构里，进行某种初步的甚至是非正式的交流。因而建立交流互动的正常机制，实现海峡两岸逻辑学发展的优势互补，实现中国逻辑学研究的繁荣与兴盛，将是两岸逻辑学发展实现互动的新方向和新目标。随着大陆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大陆逻辑学呈现出整体优势在于，其人数与体制规模的扩大并逐渐显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以中山大学（同时，大陆的清华大学也即将成立心智科学研究中心，以充分整合清华在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脑科学和逻辑学的发展）和台湾的中正大学两校为代表的面向认知科学领域发展的逻辑学，代表着海峡两岸逻辑学朝向认知科学领域的新发展。中山大学的“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建立了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不仅成为中山大学重点建设学科，而且也成为了亚洲地区人力、实力（资金）雄厚和体制最为完善的研究基地。此外，南开大学在兼顾逻辑学的科学认知层面的同时，继续推动逻辑学的人文面向，加强逻辑学面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性研究，努力使逻辑学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的人文思维方式相协调起来，使逻辑学能够进一步覆盖生活世界、价值论证和成功交际的领域；使西方非形式逻辑研究、批判性思维和“人文思维的逻辑”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名辩学、中国传统的人文思维的“逻辑”能够在当代大陆社会发展的情景下，进行全新的对话、沟通和融合。这些新动向，可能值得台湾逻辑学界借鉴与参照；而我们大陆一方也更有必要透视台湾逻辑学的发展、脉络和命运，把握其与台湾人文社会科学之世界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关系，对于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之世界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领域与向度。我们不难看到，两岸逻辑学界合作的空间很大：在认知与逻辑研究上；在逻辑学与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上；在中国古代逻辑学、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上；在现代数理逻辑上；在“人文思维逻辑”上（如笔者曾关注到的，张旺山先生对韦伯的“历史文化科学的逻辑”，乃是运用逻辑学的成果去探讨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文化科学”的逻辑结构与逻辑本质；关永中教授对胡塞尔的知识论与逻辑哲学思想研究；退项结教授对海德格尔的逻辑哲学思想的研究）都有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必要。由此，笔者相信，透过海峡两岸逻辑学的交流与互动，将会更进一步地推动逻辑学（大逻辑观意义上的）在大中华文化圈的新开展！
收稿日期：2004-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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