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民主化浪潮：状况、影响及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潮论文,教训论文,进程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席卷亚非拉的全球化民主浪潮汹涌澎湃，冲击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世纪之交出现这股民主化浪潮？民主化浪潮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影响？发展中国家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和推进民主的策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席卷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亨廷顿把这股浪潮称作“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股潮流的起始可从南欧的葡萄牙算起，1974年葡萄牙结束长期军人独裁统治，建立起了文人政权。随之，希腊、西班牙也结束了军人独裁政权，建立了民主政体。此后，民主潮流涌向亚非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拉丁美洲，8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文人政权代替了军人政权，建立起了代议民主，进入90年代，拉美各国继续努力，不断巩固民主化的成果。在非洲，民主化的浪潮来势最猛，范围最广，到90年代，47个非洲国家中，已有40个国家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多数国家已废除了一党制，改行多党制，并进行了多党选举。还有一些军人当政的国家已表现出恢复文人统治、修订宪法、实施多党制的愿望。在亚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民主的实践在日本和印度一直没有中断过。80年代就有菲律宾、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出现过民主运动，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进入90年代，民主化继续在亚洲发展，南亚和西亚的尼泊尔、科威特、沙特、约旦等君主制国家出现了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政治要求，其中，尼泊尔已改行了君主立宪制。孟加拉国建立起了民选政府。泰国在经历了10届军人政府后，终于出现文官政府。蒙古也已转向西方民主。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独裁政权也在东南亚危机中垮台，首次民主选举已成功举行。韩国总统金大中认为，自1974年以来，与别的地区相比，亚洲的民主化成就最为辉煌，截止1990年，亚洲大多数国家已经成为平民政体，而世界民主化的平均水平只有45%。（注：见《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6月版，第217页。）80年代未至90年代初，民主化浪潮也冲击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这些国家转向了西方式的民主。
总之，这次民主化浪潮声势浩大，波及全球。据亨廷顿统计， 从1974年到1990年，有30个国家由权威政权转向了民主政治，到1990 年止，世界上45%的国家建立了民主政体。目前，这股浪潮的高潮已经过去，今后可能会进入缓慢发展的时期。从发展前景来看，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追求民主和法治是各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外部因素仍然存在。但民主化的道路将是长期曲折的，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的条件并不很充分，有的国家的民主化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民主的基础相当脆弱。民主不适合国情，民主的策略不妥当，经济贫困，军人干政，部族冲突，教派矛盾等等，都可能威胁民主政治，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的道路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最终达到民主的成熟化、定型化以前，民主会出现反复，并将经过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
在这次民主化浪潮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发展中国家转向了西方民主？这是发人深省的。第一，这是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决定的。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就多数发展中国家来看，民主化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经济状况恶化所致。如许多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一直没有解决好经济发展问题，经济长期陷入停滞、衰退的困境中，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又加上政府管理腐败，官员贪污腐化，独断专行，人民对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失去了信心，要求政治变革。有的国家部族、教派矛盾严重，冲突不断，国家战乱不己，这使得人民不满，人心思变，要求改变现状。国内一些有民主思想的人士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政府的反对派也乘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以实行多党制为名，乘机夺权。
第二，从国际背景看，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也是在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推广其民主观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建立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历来强调其民主、自由、人权的普遍性。力图把他们的价值观传播到全世界，以便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纳入西方式的发展轨道。为此，西方常常以经济上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把经济援助与是否实行民主挂钩，利用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以经济援助诱使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化。另外，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也造成了民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当代世界交通工具的进步，通讯卫星的使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把全球连接为一体，地球成为一个网络化的世界。这使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加快，资金和技术、商品和劳务、政治和文化的跨国界的流动和交往达到空前的程度。由于民族国家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空前加深，造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问题都会瞬间传遍全球，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很容易造成政治事件的全球蔓延。当一个国家出现民主化时，就会产生榜样和示范效应，刺激、推动其他国家努力实现民主，从而造成民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的时机，加紧推行其民主模式，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综上所述，这次民主化的浪潮是发展中国家的内因和西方国家的外力推动及全球化趋势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二
这次民主化浪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就积极的一方面来看，首先，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初步的民主。在此以前，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普遍比较低，或者是军人独裁的，一党专权，或者是权威统治。但这次民主化使这些国家建立起了宪政体制，公民有了相当的民主权利；普选制、多党制、议会制得到实行，国家有了初步的民主结构；有些国家还建立了较为成熟和定型的民主，如亚洲的菲律宾、印度，非洲的科特迪瓦，拉美的智利等，就是属于成功的典型。其次，这种初步的民主起到了调节利益冲突、缓和矛盾、化解政治暴力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是多种族、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国内各种力量的矛盾比较尖锐，经常存在动乱和暴力冲突。实行民主政体，建立了一种在民主体制内化解矛盾的机制，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同时，多党制的实行满足了各利益集团的参与政治的需求，减少了体制外的冲突。用和平方式调解各种矛盾，也有利于化解危机。科特迪瓦、菲律宾、印度能较长时期保持政治稳定，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部族冲突、军事政变，于实行民主政体有很大关系。再次，民主政治的实行在有些国家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健全的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健全的民主政治有助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民主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计划，推动经济增长；民主可以对民众进行民主的启蒙教育，使他们具备更高的觉悟和平等意识，对国家上层建筑产生更高的期望，这种压力可以迫使政府官员更多地考虑人民的愿望，通过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科特迪瓦在60—70年代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0%，人均收入从70美元增至1000美元，在90年代，增长率虽然下降，但国内生产总值仍达740亿美元，在非洲发展是比较快的国家。遗憾的是，像这样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是凤毛麟角的。
同上述积极作用相比，这次民主浪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的是消极影响。首先，它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这种情况在非洲表现更为明显。1989年前的非洲，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一党制或军人掌权，民主化浪潮之后，大多数国家改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然而，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大部分国家不具备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和条件。多党制的推行造成这些国家政党林立，政党之间为争权夺利展开激烈争夺，尤其是西方国家支持反对派滋事，以及这些国家复杂的部族、教派矛盾，使得国家混乱不已。战乱、政变、示威、游行、罢工、动乱持续不断。非洲国家在60年代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就已出现了社会动荡。在实行多党制的26个国家中，到1966年止，发生军事政变的就有17个，占85%。同期，实行一党制的国家，发生政变的只有6个，占25%。 进入90年代，非洲有30多个国家政局不稳，仅1990年一年，就有11个国家发生政变或未遂政变。另有10多个国家的反对派组织发动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甚至制造动乱。此外，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向西方民主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
其次，民主化并未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相反，却导致经济停滞和倒退。多党制的实行造成政治冲突和动乱，使经济的发展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各个党派力量忙于争权夺利，难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因此搞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取得预期的经济成功。即使是长期实行西方民主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科特迪瓦等，没有一个进入到新兴工业国的行列。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甚至不如同期一些非民主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如菲律宾和台湾，菲律宾在50年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高于台湾，但台湾1992年已是菲律宾的10倍。菲律宾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所谓的权威主义国家相比，经济发展速度也要慢。印度长期经济增长缓慢，大量人口长期陷入贫困中，据资料，印度有15%的人口处于绝对贫困中。菲律宾在农村也有近一半人口处于贫苦线以下。而搞民主化引发政治动乱和社会危机的广大非洲国家的经济更是一团糟。直到现在，还在贫困、饥饿、疾病的困境中挣扎。
第三，实行西方民主后，西方民主的一些弊端也暴露出来，金钱民主、金钱政治也在发展中国家蔓延。发展中国家本来就贫穷，经济基础薄弱，急需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摆脱贫困。但金钱政治花费了这些国家大量的钱财，以印度为例，1984年印度选举委员会用于选举的费用8.2亿卢比，1989年高达16.5亿卢比。 就候选人的竞选费用看，1998年印度以平均每人10万卢比计算，6000候选人的费用高达6亿卢比。1991年，人民院候选人的平均费用高达100万卢比。过多的金钱用在政治上，势必影响经济发展。这或许是民主化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另外，与多党制、议会民主相伴而生的是相互扯皮、低效、官僚机构臃肿、腐败等现象的产生。这些弊端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实践中普遍遇到的难以克服的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之一。如何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认真分析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从中引出规律性的结论，对于我们探索一条代价小、符合国情的民主化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民主化应注意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不应全盘照搬西方民主的模式。民主的种子不是任意撒播都可以生长开花的，只有适合于本国的国情，并深深扎根于本国国情的深厚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就民主生长的生态环境来看，它首先应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民主意味着公民要有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力，公民的参与需要时间、体力等方面的保证。贫困中的人首先要为生存而奋斗，民主对他来说是身外之物，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民主。只有丰衣足食的人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民主，正如科恩所指出的：“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如果群众中大多数无衣无食，或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注：[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版，第110—111页。）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贫穷落后，两极分化严重，大部分人贫困，只有少数人富裕，在这种条件下实施民主，民主会大打折扣。据美国的研究机构统计，1990年有15%的国家可以归入“假民主”之列，而今天，“假民主”国家增加到了35%。这说明民主的质量在下降。西方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状况，一味推行其民主模式，超越了发展中国家对民主的消化能力，使民主质量下降，甚至形同虚设。其次，民主的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智力条件，也就是公民有能力参与政治。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科学水平较低，文盲和半文盲较多，公民的文化素质低。公民因愚昧落后不能充分理解民主的意义，民主意识淡漠。民主能力不足，不能有效地行使民主权利。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交通信息闭塞，广播电视远未普及，农村居民不了解候选人的情况，选举投票有很大的盲目性，容易受政治精英和权威人物的操纵和控制，自己真正的民主意愿难以表达。这样的民主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这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只是停留在“精英民主”的程度上，而不是真正的大众民主。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应追求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化的双重目标，走以发展促民主的道路，避免以民主促发展的道路。这是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实现现代化是兼顾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化。在这个问题上，理想的选择确立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化的双重目标，不是不分主次，不分先后，平均用力。而是分清主次，在特定的时期有所侧重。这样才能更快地实现现代化。从这次的民主化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策略选择上存在重大失误，它们把民主化看作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以为只要有了民主化，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因而把民主化作为了首要的历史任务。这一选择无疑是受了西方一些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民主与增长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均为“民主国家”，第三世界的独裁国家没有一个实现了现代化。正是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以民主促发展”的道路。然而，众多的经验研究表明，民主与发展成正相关的命题并没有充分的论据。一些研究证明，在决定增长的经济因素一定时，民主是中性的。A.Alesneand R.perotti认为：成熟的民主国家在增长方面比最差的专制国家强得多，但差于最成功的专制国家。（注：见《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6月版，第28页。）我们观察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可以看到，那些比较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并不令人满意。亚洲的印度和菲律宾就是如此。而那些实行“新权威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却创造了世界奇迹，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均属之。上述情况表明，搞民主化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先民主化，然后用民主化推动经济增长的策略不一定能达到目的。而且这样的策略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是贫穷落后，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最急迫的任务是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相比较发展问题，民主是第二位的，只有经济的不断增长，才能使人民逐步摆脱贫困，为民主政治的实行打下坚实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作基础，民主是没有保证的，是脆弱的。即使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民主，这种民主也巩固不住。民主化后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经济一直搞不好，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引起人民不满，国内政局动荡，甚至发生军事政变，造成民主的大倒退。前不久，巴基斯坦刚刚发生军事政变，谢里夫民选政权垮台，就证明了这一点。鉴于这些教训，发展中国家不宜选择“以民主促发展”的路子。
经验表明，与之相反的道路，即“以发展促民主”的道路却是行之有效的。现代化之初，面对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增长的矛盾需求，发展中国家应首先注重经济增长，民主以稳进为主，步子不宜过快，以免民主化过急，威胁政治稳定，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并达到一定程度后，全面民主化的条件就成熟了。大量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的民主的可能性就越高。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学者李普塞特使用了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等经济指标来衡量有不同程度民主的国家，他发现，上述指标的平均值越高，其民主也越多。（注：[美]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7—32页。）另据资料，1989年，世界银行把人均收入在6010美元（西班牙）到21330美元（瑞士）之间的24个国家归为高收入国家，除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新加坡外，其余20个高收入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在42个人均收入从130美元（埃塞俄比亚）到450美元（利比里亚）的贫穷国家里，只有印度和斯里兰卡有过民主经历。（注：[美]亨廷顿：《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第70页。）一般说，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步入或接近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时，就可以加快民主化的步伐，向民主化过渡。亨廷顿认为：“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注：[美]亨廷顿：《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第70页。）当然，强调经济增长对民主的推动作用，并不是倡导一种消极的民主等待论：先发展经济，等经济发达后，民主就会自然到来。而是倡导发展中国家要寻求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的平衡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增长，急于民主化，以免欲速则不达，使国家和人民付出太大的代价。
第三，稳步推进民主化，防止“休克疗法”带来的社会、经济动荡和灾难。民主的实行除了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外，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在动乱的社会里，无法实施真正的民主。发展中国家在追求民主时，还要追求稳定，寻求稳定与民主的协调发展。不能为了民主不要稳定，当然，也不能为了稳定而不搞民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稳定是第一位的，应在稳定的基础上求民主，在民主化中求稳定。为了求得民主与稳定的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应注意采取循序渐进、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渐进化策略。而不应犯民主急性病，或屈从外来的压力，用所谓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民主化。这样，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和灾难。民主犹如一把“双刃剑”，推动它的策略正确，就可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若实施策略不当，过激、过快，就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因为，任何政治体系在一定时期里，对民主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公民在一个时期内的民主参与强烈，期望值过高，频度过强，超过了现存制度所能承受的能力，就可能引发不稳定。正如诺曼·尼和伏巴所说：“政治参与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冲突的产生。”（注：[美]格林斯坦等：《政治学手册》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9页。 ）非洲一些国家在这次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政局动荡、军人干政、部族冲突、国内战乱的事实就是证明。“休克疗法”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过激的民主化造成的社会动荡使经济的发展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突如其来的民主往往会造成公民对政治的过分热情，出现政治过热，分散对经济建设的关注和努力；民主也会分散国家权力，导致国家权威的流失，无法强有力地组织经济建设。这些因素都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出现倒退。在这次民主化浪潮中，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都出现了经济的大幅度下降。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比改革初下降了1／2，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数达4430万人。1990年—1997年，苏东25个转型国家中。除波兰外，GDP都低于1989年前的水平。1990年—1993 年所有国家都为负增长。事实说明，过分激烈的民主化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灾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民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之一，但我们发展民主采取了谨慎、务实、渐进的策略，一步一步地推进民主。我国的改革以稳定为前提，以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从而基本实现了稳定、增长、民主的协调发展。既保持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证了经济的增长，又使民主得到稳步发展。上述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为了减少民主化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应放弃激进的“休克疗法”，采用稳健的策略，这将是一条代价最小的民主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