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下的政治文化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摘 要：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与地方性深刻互动、中西古今各种要素相互激荡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更面临着亘古未有的伟大转型。就政治文化发展而言，既要传承我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合理要素，也要借鉴域外政治文化传统中可为我所用、对我有益的成分。只有摆正心态、修正误解、走出错觉，用中国的眼光看待中国，以西方的语境理解西方，并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审视历史、分清良莠、去粗取精，在全球性的政治文化中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当前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下“百战不殆”，从而真正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 中西比较；政治文化；不对称认知
一、中国政治文化的渊源
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要从古典、近代和最近三个时段来具体地考察。
古典部分的传统主要来源于儒道两家。不论是仁义礼智信，还是忠孝悌恕勇，重心性、重伦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的传统都是在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完善自身，推己及人，以实现“以民为本”的“仁政”“天道”。从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脉络可以看出，在“家天下”的认知下，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的精神以人性为基本，以治平为目标，追求“广大悉备，图融和谐”，德、礼、政、法彼此统一、相互交融。
近代部分则是通过维新变法、批判传统文化形成的政治文化。这个过程始于鸦片战争，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点。五四运动否定传统，追求西方文化，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事实上，近代结构与古典结构是认识论上的两极。这一结构的内在意义在于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在于洛克、孟德斯鸩、卢梭、潘恩等人提倡的自然权利、主权在民、社会契约等观念。由于与古典精神相悖，它们之间有着长期激烈的较量。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政治文化有其历史局限性和地理局限性，从更高的理想追求来说，也有原则上的局限性。
最近的阶段是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与中国的发展实践相结合而逐渐形成的政治文化。它产生的时间较短，且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懈努力的成果。
2、县域经济实力不强，综合竞争优势较弱。近年来，广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有所提高，但与我国经济发达的省份相比，广西县域经济总量还是偏小，整体实力在全国范围仅处于中等水平，并且远远落后于发达省份。如在第十五届全国百强县名单中，江苏26个、山东 21个、浙江 18个、辽宁7个、福建6个、湖南4个，而广西却榜上无名，这说明广西县（市、区）综合竞争优势太弱。另外，广西仍有国定贫困县28个、自治区定贫困县22个，农村贫困人口达341万人。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政府、国家不依靠虚构的社会契约而取得合法性，不以实现单个个人的利益为目的，不依赖于所谓的上帝的庇护而存在。从古到今，我们始终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强调选贤任能，从民众中选择君子（好人）为老百姓办事。个人、家庭、国家不是对立的，而且都以大善大仁的目标为宗旨——为人民服务。
二、中西比较视野下若干重要政治概念
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承袭苏联列宁式政党传统的历史必然，更是革命实践中多种政党组织模式相互作用的历史结果。这一制度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我国的民主党派已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多党合作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各政党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权，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与讨论，反映各党派所联系的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利益、意见和要求，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
因此，有效控制施工质量必须充分认识项目划分的重要性，确保项目划分的合理性，熟悉和坚持规程、规范和标准，最后管理、评定出质量合格的工程。
（一）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适用于国家的全体公民，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集中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了革命胜利成果的民主分配，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
在此意义上，不论是中国宪法（包括序言）还是美国宪法（包括《独立宣言》），都有相关的规定。一些人曾以美国宪法为模板来衡量和评价中国的宪法，认为序言中“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等内容不符合美国宪法的标准。持这种观点的人恰恰忽视了宪法本身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认革命的成果。中国的宪法正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我国各族人民奋斗的革命成果，构建了从近代到当代，即历经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阶段的正统历史叙事，是革命政治合法性的体现。
与此相应，人们谈论美国宪法时，通常会以“人人生而平等”作为开端，但在此之前的一段文字往往被忽略，那就是“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这正说明了美国宪法是独立战争（从大英帝国内部脱离）胜利的革命产物。从这一角度切入，中国宪法和美国宪法本质上是一致的。
更为重要的是，宪法正文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规定，必然是其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不可能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模板。比如，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内部多样、发展不平衡，为防止地方割据、军阀混战，自古以来就有着“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因此宪法中也明确指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美国承袭着殖民时期高度自治的政治实践，加上四面环海、地域发展较为平衡的基础，故而得以以相对松散的联邦制构建整个国家。
（二）政党
西方国家采取多党制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代议制形成后出现的，是适应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物。英语中的“政党”（Party）一词，源自拉丁文的Pars或Partire，意为划分或分割，最先进入英语的词汇形式是Part，意为社会的一部分。17世纪后，Part演化成Party，意为某种政治组织，常常与派系（Fraction）混用。因此从起源看，西方政党制度一开始就与“偏私”有关。西方国家的多党之间，是在朝党和在野党、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是政敌关系，不存在互助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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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是一个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组织起来行使政权、干预政治的方式。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的多党制有着根本区别。重要的是，理解中国政党制度和西方政党制度的差异，不能简单地从一党制或是多党制切入，而要首先认识到各国的政党制度是由各国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这种多党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是资产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既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名义上是多党，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一党专制。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再次，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在完成了传统自由竞争的古典市场经济、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经历了由单纯依赖市场的自由调节到“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过程。而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开始的。经济的调控手段也主要以政府干预为主，市场手段或者价值规律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中国并非是在认识到市场失灵之后构建经济制度的，而是在反思计划经济、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任何政治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传统脉络，并扎根于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实践之中。因此，必须从中西具体的语境出发，认真理解双方的政治文化。
中国社会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之后则是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56年，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建立起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一元的公有制。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换言之，我国才刚刚开始国家整体层面上的现代化建设。重要的是，我国目前至少同时存三种不同文明形态的经济，包括农业文明（前现代）、工业文明（现代）和知识文明（后现代）。因此，我国实行的混合经济体制具有更为复杂的特征。
2.组织机构反作用于企业战略。如果企业组织机构改革得当，则能有效支撑组织战略目标的达成，并能合理优化配置企业的各类资源，实现企业长期经营目标。企业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是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只有企业设置适宜的、正确的组织机构与其战略相匹配，才能保障企业的战略手段执行顺利。企业战略改革变化中，组织机构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企业战略的发展与改变。假如企业组织不做出相应的结构变化，企业新战略则没有坚实的组织保障，相反，企业原来的组织机构可能起到抑制企业战略的作用，影响企业近期与长远的发展。因此战略是否能成功，有赖于企业组织机构是否能与企业战略相匹配。
（三）经济制度
正确理解中西方经济制度的差异，需要从历史根基、指导思想、发生学三个方面进行考量。
在全球化与地方性深刻互动、中西古今各种要素相互激荡的现代社会，由于信息占有、话语方式、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人们对社会政治文化的理解和评价往往容易出现偏差或误判，这种现象就是“不对称认知”。它既包括同一主体对不同文化对象的不对称认知，又包括不同主体对同一文化现象的不对称认知。西方中心论就是不对称认知的典型，该方法以抽象的、虚幻的西方政治价值标准剪裁中国历史，把中国的政治文化描述成一种前现代的、神秘的“异域”。 实际上，科学的政治文化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平等的、全面的态度，在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化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政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厘清中西政治文化的相通性和差异性，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为真正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定学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能够有效避免两党制或多党制带来的社会动荡，同心协力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对于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中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指导思想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多元化的思想，它的思想渊源包括新康德主义、基督教教义、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凯恩斯主义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反思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经济模式和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形成的。 具体而言，实行混合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是源自于改革开放之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目的在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落后局面，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步入共产主义。
所谓举象，就是引导学生将故事还原成一定的形象、印象、意象，从而实现故事视域和生命视域的融合。根据学生的心理规律大量积淀相关的感性形象，营造故事的情感场，渲染、铺陈、强化，以学生可感的画面、形象为拨动心弦的载体，或设身处地，或身临其境，或感同身受，或心驰神往，师生共同进入一种“忘我”的精神状态。例如，《谁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一课中，教师为学生讲述了民工父亲的故事，课件上展示出一幅幅画面：低矮的工棚、炎炎烈日下的脚手架、瓢泼大雨中的三轮车夫……随着故事的铺陈、画面的累积，学生被深深感动，像在，境在，情在。
三、破解中西政治文化间存在的“不对称认知”
首先，中西方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经历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完成了三次工业革命，生产力高度发达，工业文明与科技文明成为社会文明的主导，并已建成了市场经济。20世纪中后期，西方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同时也步入了“风险社会”。基于对工业文明和传统资本主义的反思，尤其是几次大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出现，使得其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没有未来”的思想。为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西方国家开始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私有经济，逐渐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向混合经济体制发展。
（一）由于历史地理环境差异，中西方对“政道”的认识存在根本不同
所谓“政道”，即政治之道，是对政治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反思。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根本在于“政道”之间的差异，而认识后者则需要进行历史的、唯物的分析。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汉文化最早发祥于西北和中原地形平坦、土壤肥沃的地带，农耕是古代中国人最基本的生产方式，“血缘—地缘”是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由此中国人形成了主张天人合一、讲求族群伦理、重视身心修养的处世品格。这种品格落实到“治道”之上，就表现为以“人性本善”为基础，主张“和谐高于冲突”“道德优于法制”“族群高于个人”“义务先于权利”的思想方式。而西方文明大多发源于海洋附近，海上贸易是基本生产生活方式，探寻陌生世界、认识陌生人是基本交往形式，由此西方社会形成了重视个人独立、利益博弈和社会契约的文化风格。同样反映到“治道”之上，就表现为以“人性本恶”为基础，形成了“个人优先于群体”“法治高于道德”“权利高于义务”的思维方式。
（二）由于文化价值差异，中西方政治文化对“政治”的认识存在差异
“政治”一词，在中西方古代社会就已经产生，但二者的含义却有着本质的差异。英语中的政治（Politics），初指城堡或卫城，主要是指除奴隶以外的公民（包括奴隶主和自由民）参与决定城邦公共事物的权利，是阶级统治、城邦管理、政治参与、权力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在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国家权力观成为西方政治理论的内核，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二元主义及其构成的敌对性关系却始终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特色。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政治”是指一种以民为本、经教化而生成的具有正当和谐性的治国理政智慧。在中国古代词汇中，“政治”通常是分开使用的，孔子说“政者，正也”。《说文解字注》指出，“治”是“借治为理”。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不是西方攫取权力的角逐概念，而更贴近管理社会、人世事物的内涵。《书经》指出，“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因此，
实施“河流物质通量”监测，能够获取流域及区域不同时段的“入河污染物总量”及其变化。“入河污染物总量”的客观性等同于降雨量、径流量、河流泥沙输送量。“入河污染物总量”与陆域排放的“水污染物总量”密切相关，能够真实地反映流域及区域的水污染治理成效。
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政府、国家不是通过上帝庇护和社会契约取得政权合法性的，也不以实现单子化个人的利益为目的，而是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以民意作为选贤举能的根本标准，以民利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
（三）由于翻译释义的误差，中西方政治文化对“民主”的认识也存在差异
民主（Democracy），无疑已经成为现代东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但由于翻译释义的原因，“民主”一词却被误读，从而导致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对称认知”。在西语语境中，“Democracy”是一个合成词，“Demo”意为“多人”，“Cracy”意为“力量、裁决、支配”，合意起来是“多数的支配”，即以有资格投票者的多数为裁定国家政治事务的最高权威。在汉语中，所谓民主是指“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本源，也是一切活动或行为的价值或意义的本源，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是构建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主义的“民主”强调公民不分出身、性别、阶层、地位、收入，都依法享有基本人权和政治经济权利。执政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利益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而资产阶级的“民主”体现的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在被称作“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这种参与裁决的资格只掌握在拥有土地、年满20周岁的男性手中，而妇女、奴隶、外地人、非土地拥有者、不满20周岁的男子，均不享有这种资格。产生现代政治中代议制民主的英美，也历经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赋予黑人和妇女相关的政治资格。
面对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对称认知”，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中西文化差异，认识彼此思想传统中的宇宙观、认识论、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结构等，从而走向中西文化的沟通融合，尽量减少相互之间的曲解和误会，进而超越各自固有的话语体系，建设彼此共享的、语义比照的、适用于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对当代中国而言，构建具有普遍性、开放性、科学性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不仅是在国际竞争格局中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环节，更是在中西古今的不同文化环境中准确阐释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自信的内在要求。
历朝有宵禁制度，只有在诸如元宵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里，才允许普通百姓夜间出外走动。那么，古代的宵禁制度从何时开始，又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19（ 2019） 01-0168-06
收稿日期： 2018 - 12 - 14
基金项目：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如何给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讲清楚中华文化”（ZK20160314）
作者简介： 田辰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国际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王萍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