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文革”前历史所的四部史料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历史论文,文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5—0150—06
历史研究是要占有充分资料的，只有充分占有资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获得科学的结论。“文革”前，历史所出版了《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四部资料书。这里就这四部书的编辑、出版，谈一些体会。
一
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着手制订1956年至1967年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12年长期规划。接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着手在上海建立社会科学的直属研究所。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历史研究所率先成立筹备委员会。历史所由李亚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他“因患心脏病，难以操劳该所的具体筹建工作，五位筹备委员中周予同、杨宽、程天赋3位尚未离开原单位的职务， 因而罗竹风、徐崙两位便成为实际工作的主要领导。初创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社联、《学术月刊》编辑部和历史所3个单位挤在高安路的一幢小楼里，人手也很少。”①
历史所初建，确定以中国近代史为重点、上海史为中心，制订了历史所第一个富有上海地区特点和突出从资料入手的研究规划，并于1958年9—10月间，率先出版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和《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两部约一百万字的资料书。
解放初，中国近代史研究，侧重于中国人民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方面，历史所编辑上述两书，也是围绕着这方面定位的。由于方诗铭曾在原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接触到《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我曾写过《鸦片战争时期江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从而由我们两人分别搜集、整理上述两书的资料。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小刀会起义文献》。包括上海小刀会起义文告、上海附近各县起义文告；第二部分《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的记载和战况报道》，主要从《北华捷报》中翻译出来；第三部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档案》，除一部分未见中文记载而从《北华捷报》中选译出来外，其余中文资料，如《忆照楼洪杨奏稿》、《平粤纪闻》是根据抄本录载的，也有从已经出版的档卷、奏稿辑录出来的；第四部分《外国侵略者干涉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档案和记载》；第五部分《其他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资料》；第六部分是《上海附近各县人民起义资料》。末后附录：一，《上海英美租界在太平天国时代》，是从蒯世勋所编节录，二，《主要译名对照表》。共计1032页。
上海小刀会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后两年起义的，首领是刘丽川。1853年9月4日，周立春、徐耀等率军从青浦出发，绕道直奔嘉定，占领县城，以“义兴公司”名义告示安民。9月7日，在刘丽川领导下，上海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县城。1855年2月17日，在清政府的镇压和外国侵略者的干涉下失败。这方面资料，过去虽有零星记载，却未辑集，今编为《史料汇编》，我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本书是为整理上海近百年史和补充太平天国历史资料而编成的专题史料汇编，包括档案、报刊、私人论著、笔记等。这些资料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对各该资料，注明出处、版本、内容予以介绍，在当时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小刀会史料汇编。
第二，本书所收外文资料，除少数采用前人译本外，多数是从英文、法文书刊中选译出来，如《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是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周刊，本书选译了16万字。其中有中文遗失的文献，有比较详细的战况报道，有帝国主义侵占海关和租界的记载，选译时还参考上海小刀会文告的中文风格，力求译出本来面目。又如梅朋（C·B·mayben）、傅立德（J·Fedet）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是在法国外交部和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支持下编写的，有些资料也有参考价值。至于采用前人的译本，对人名、地名也力求与已经出版者相同。“附录”还有《主要译名对照表》。
第三，本书中文资料，除汇集已刊书报外，还有一些未经刊布的稿抄本，如《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抄本，藏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毛祥麟《三略汇编》稿本，藏上海图书馆；《忆照楼洪杨奏稿》抄本，藏南京图书馆，均具参考价值。将上海以及邻近的县志、镇志、厅志，如青浦县志、宝山县志、罗店镇志、南汇县志、川沙厅志、太仓州志、娄县续志等有关小刀会记载汇集，给学者提供了方便。
本书由方诗铭搜集中文资料，章克生、马博庵等译校英文、倪静兰校译法文。为了向国庆献礼，刘力行、方诗铭因去工厂，不在所内，徐崙主持定稿时，嘱汤志钧率同编辑同志去中华印刷厂边校边印，终于在国庆前夕出书。
1980年7月，《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再版，内容有所增加，中文资料有《苟全近录》、《漏网喁鱼集》、《镜湖自撰年谱》等；外文方面，有《三桅巡洋舰帖拉达号》、《阿利国传》、《晏玛太传》等，其中中文资料也略有抽换。参加修订工作的有徐崙、方诗铭、章克生等。
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差不多同时出版，同样参加“国庆献礼”和获奖的，是《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
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从1842年6月13日英国侵略军攻入长江口开始，至8月29日在南京议和签订中英条约为止。英国侵略军把这次侵略中国长江下游的军事攻击称为“扬子江战役”。《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共分四部分，下加附录。第一部分是《1842年英军侵略长江的供状》，包括：一，《英国侵略军发动“扬子江战役”的阴谋》，二，《英国侵略者在长江沿岸散发的“布告”和“照会”》，三，《英国侵略分子的亲供》，包括柏纳德（W·D·Bernord）、利洛（Gronnille G·Locn）、奥特隆尼（John Ouchterlony）、穆瑞（Alexonder Murroy）、康宁加木（Cunynshonme）的“扬子江战役”随军“作战记”，这些作者都曾参与“扬子江战役”。第二部分是《清政府对英国侵略军妥协投降的档案资料》。第三部分是《沪宁地方官兵抗英战争的历史资料》，包括靖江、无锡、江阴、松江、杭州、仪征的抗英斗争等。最后是《汉英译名对照表》。
本书第一部分，都是英国侵略分子的亲历记录，对了解英国侵略者的行为及其在华作战情况，可说是第一手资料。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鸦片战争》中，只有宾汉所著《英国在华作战记》，其实英军亲历记录还有很多，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就藏有多种，本书就是从这些《航行作战记》、《在华作战末期记事》、《对华作战记》等选译出来的。不仅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英国侵略者是怎样侵略中国的，而且供述了侵略军的烧杀掳掠勒索的罪恶行为。同时，从英国侵略者在长江沿岸散发的“布告”和“照会”中，也可看到他们发动“扬子江战役”的阴谋。
其次，本书也辑录了一些过去从未发表的稿本和未为人注意的史料，如乔重禧的《夷难日记》，是向未公开的稿本。当英国侵略军侵占吴淞、宝山、上海时，作者曾目击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按日记载，比较详细，有参考价值。松江、镇江清军抗英资料，也从有关书籍上辑出。长江下游人民抗英斗争，瓜洲、仪征盐民的抗英斗争，也从多种书籍、方志录出，尽管有的比较零星，但汇集一起，还是可以勾画出反侵略战争的迹象的。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于1958年10月出版。此后，又陆续搜集到一批资料，曾予汇集，拟作补编，但“四人帮”粉碎后，此书再版，“补编”未能辑入。
二
1960年代，上海历史所继续出版了，《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和《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
195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上海文化局等举办“五四运动历史文献展览会”；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举行“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会”，同时责成上海历史研究所将上海人民在五四运动中的革命斗争历史资料编辑出版，所编之书，就是《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
当时，历史所虽在编辑出版《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和《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短时期内编成《五四运动在上海》，却非易事。
首先是时间太匆促了。历史所大约是在1959年1、2月间承担这项任务的，距离“五四”不到半年，我们除可利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大量中外文报刊外，还需外出探究。这样，刘力行和汤志钧就冒着严寒，赶赴北京，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探寻，因时日过短，当时又只能手抄，未能进一步查询。
其次，有关五四运动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编有《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且已付排，它将《青岛潮》、《学界风潮记》、《上海罢市实录》、《民潮七日记》、《上海罢市救亡史》、《章宗详》、《曹汝霖》、《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汇编成书，即将出版②。“五四运动”，“上海三罢斗争”是高潮，《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中很多资料都和上海有关，编辑《五四运动在上海》，既要避免重复，又要具有特色，怎么办？我们只有利用上海报刊比较众多的特点，将五四运动爆发上海人民响应以至“三罢”斗争、拒签和约等作纵向排列，再把五四时期上海社会各团体的政治态度，中外反动派的破坏横向处理，分为上、下编。
上编五部分：第一部分《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条件和原因》，分四章：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二，《日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三，《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四，《我国在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和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第二部分是《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展开》；第三部分是《上海人民在“六三”以后举行三罢斗争》；第四部分是《上海人民继续进行拒签和约的斗争》；第五部分是《上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继续展开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
下编两部分：第六部分是《五四运动时期上海社会各团体的政治斗争》，包括《上海学生联合会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动态》，《上海“工界”各团体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动态》、《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动态》、《上海日报公会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动态》、《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动态》；第七部分是《中外反动势力破坏上海人民五四运动的罪行》。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虽然编写匆促，又受到同类资料汇编先走一步的影响，我认为，还是有其应用的价值：
首先，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为序，既搜集其发生的背景材料，又整理“五四”、“六三”以至“巴黎和会”的次序逐卷编集，使读者对“五四”有比较完整的了解，对上海人民在“五四”、“六三”中的斗争及其影响也能从这些资料中抉择清理。下编将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各团体的政治动态，中外反动势力对五四运动的破坏专门编集，也有利于对各该专题的探求。
其次，本书充分利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报刊丰富的特点，又因“五四”到“六三”是重点，时日不长，从而将这时主要中外文报刊尽量搜集、抉择、编录，刊种繁多，中外均备，如《民国日报》、《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新闻报》、以至英文《沪报》、《北华捷报》、《大陆报》、《中法新汇报》等，还有《工部局警务日报》、《工部局公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1919年报告》及《美国外交档案》1919年、《日本外务省档案》等均予寻求，这在当时可说是来之不易。
《五四运动在上海》编辑历时四个月，除第一部分《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条件和原因》是根据领导意见，后来由我补辑外，大体于“五四”前夕编成，正式出版，则在1960年6月。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是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编辑的。
由于解放后已经出版了大量辛亥革命史料，为避免重复，故以上海为中心，从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会以至上海光复为核心，以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为综结，全书分为八部分。
第一部分是《上海光复前的政治动态》，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会》、《武昌起义后上海光复前报章言论辑录》、《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上海道、上海县的动态》四章。第二部分是《上海光复、会攻南京和支援北伐》；第三部分是《南北议和中上海舆论的反映》、《评论》、《通电、宣言》几章；第四部分是《沪军都督府文献资料》；第五部分是《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的群众活动》；第六部分是《上海光复后各政治团体的动态》，包括：中国同盟会、光复总会、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共和建设会、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同盟会、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会等几十个团体。第七部分是《上海政治活动中的主要人物》，收录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炳麟、陶成章、陈其美、李平书、沈缦云、张謇、梁启超、熊希龄、岑春煊、赵凤昌。第八部分是《帝国主义在辛亥革命期间的破坏》，最后是大事记。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虽然起步较晚，阻力不少，但它却自具特色，颇为学术界注目。因为：
第一，民国成立后，上海因屡遭战乱，又经日寇侵华、汪伪统治，致清季民国档案，当时未能找到，也没有看到沪军都督府档卷。本书从报刊中将当时简章、文告等广泛搜集，编成《沪军都督府文献资料》，包括：一，上海军政府告示、宣言、檄文；二，沪军都督府简章、条例、人员名单；三，沪军都督府、沪军都督文告函电，下分政治、军事、经济、对外关系等目；四，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等文告函电：将民政总长、制造局总理、江苏都督及民政司长、财政总长、工商总长等文告函电分别列目；五，其他机关资料，包括上海县、上海市政厅、闸北市政厅、吴淞军政分府等一一列目，这样，基本上将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及所属“档卷”分类恢复。这项资料，是吴乾兑同志搜集整理的。
第二，《赵凤昌藏札》的发表。
赵凤昌，江苏武进人，曾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寓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辛亥革命时期，受袁世凯指使，与唐绍仪、张謇、程德全密切联系，和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也有联系。南北议和的秘密会议，常在他家举行。留有《赵凤昌藏札》，共109册，现藏北京图书馆，实为研究辛亥革命、南北议和的重要资料。这宗材料，原藏上海图书馆，后奉调北京。我是从顾廷龙馆长处知道的，当时只知调往北京，不知藏所，经商请中华书局张静庐先生，经他热心支持，将其中第107至109册以及其他有关函电抄录寄所。其中第107册共22件，第108册共20件，第109册共30件，均为上海光复至南北议和期间的函电文稿等。第32、104各册中也有一批1902年的资料；第1册是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讨袁战争期间的函电。从这些藏札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和立宪派对革命派斗争的秘密活动，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南北议和时幕后策划的情况，这些函札，向未公开，本书引录发表，自然引起学术界的注视。
第三，本书将上海光复以至会攻南京、支援北伐，到沪军都督府成立、南北议和的资料汇集，对辛亥期间上海的群众运动、政治团体以至有关人物分别辑存，对帝国主义的破坏活动也有揭露。这些资料的汇集，也是很有价值的。
“四人帮”粉碎后，因本书初版只印二千多册，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从而重印出版，《大事记》经吴乾兑重新增订，“重版说明”和“编辑说明”，则由我拟定和修订。初版时的“前言”《辛亥革命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及其经验教训》则被删去。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重印出版。
三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于“文革”前先后出版，在社会上是起了一定影响的。但前两书从编辑到出版，只花了一年多时间；后两书却迟迟待出，除了前两书主要编者有基础和社会原因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总结这四部书编写的经验教训，对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提出一些看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历史研究要有正确的理论导向，也要有长期的资料积累。马克思主义从来是强调资料在历史研究中能起作用的。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需要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只有充分占有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从事中国近代史、上海史的研究，不能脱离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其次，要从资料实际出发，不能凭臆断想像。搞资料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要从实际史料情况入手。编写《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时，也曾想到“人民抗英斗争”，以为广东有三元里平英团，长江中下游如有这样的史料，那该多好？可是愿与事违，所得不多。这是因为广东和外国人接触较早，和上海的情况不一样，不能以彼例此。又如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强调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大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也率先出版了《太平天国》、《义和团》。从上海来说，太平天国起义，上海有小刀会；义和团运动时，是否也有类似组织，结果在报刊上只有个别打拳的表现，没有“义和团”那样的记载，这是因为北方早有“义和拳”、“梅花拳”那样民间秘密结社，流行于山东、直隶地区。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义和团组织了保卫天津的廊坊和紫竹林战斗，和上海的情况不同。所以不能以彼例此，主观臆测。
第三，编辑资料要有自己的特色。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之一，编辑上海史有关资料，只能以己之长，克服自己之短。由于上述四部资料，编辑时间都较为短促，有的还是为纪念活动而匆促编集。然而有些资料需长年累月积累，如清官档案在北京，民国档案藏南京，我们搜集，就没有北京、南京的同志那样便捷，只有利用本地的特点。上海报刊资料、外文资料比较丰富，可以互相补充，上海开埠以来，各地稀有资料也时会流传上海，只有以己之长克服所短。至于稿本、抄本、也不能只视其中“稀有”而全部视为宝藏，有的稿本也要具体分析，如毛祥麟的《三略汇编》，是稿本，但它的“三略”，除小刀会是亲历外，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却非亲历，而得自传闻和转录其他志书，这样就不都是“稀有”了，因而我们只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中收录了“三略”中的“一略”。又如清末民初上海的档卷当时未能找到，就从报刊中辑集补排，使之基本恢复原形。
第四，编辑资料，是为了研究的需要，而不是单纯的搜集编辑。这方面我们做得很差，除小刀会起义，方诗铭写成一书；五四运动在上海，徐崙、刘力行、汤志钧写了几篇论文外，就没有继续钻研，深入探讨，这除社会原因外，我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四人帮”粉碎后，历史所叫我负责和分管近代史研究，“文革”前，还有一些译稿没有处理，从事翻译的马博庵、雍家源又已逝世，因将马博庵译的《北华捷报》资料，请章克生、吴乾兑校订后，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2月出版，名曰《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又将其他有关太平天国的译文，经章、吴两同志校阅后，编入王庆成同志主持的《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第3辑，由中华书局分别于1983年、1985年出版，也算是对已故旧人的一个交代吧！
至于《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所以成书迅速，出版及时，《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却迟迟待出，除由于社会原因，如上山下乡、参加运动外，还有人为因素。一部书总该有个主编，以所中负责人主其事也是无可非议的。但具体编选的人至少也花费了几个月，甚至更多时间才能编成，对资料的取舍也有其一定原则。而主其事者却未亲历编选，而是等待别人编成后再“审改定稿”，一般两三天就将几十万字的书稿“审改”完成。将原稿每有删节，对标题、说明也时有改动，删节前没有事先和原来编写人员沟通，这样删非所应删、改非所应改的情况既时有存在。向领导提出又会不被接受，不提出又心有未安。这样，多少影响了原编写人员的积极性。当然，主其事者对稿件还是审阅的，比挂了主编之名，只字未阅的，不可同日而语。但不虚心接受意见总是令人不安。编写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也就影响了定稿的进程。有时，主其事者看到书稿中的未刊资料，急于引援撰文，也多少延迟了全书的定稿。此外，书稿有些提法，还有待请示，如《五四运动在上海》编写时距离“五四”只有四十年，亲历的老人很多还健在，可以调查访问，徐崙同志和我就专程访问了一位亲历的老同志，内容很重要，将访问记录整理后交给市委宣传部后，直到书籍出版还没有接到批示，如今记录稿也没了，真是遗憾。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时，对人物取舍也曾“请示”过。现在回忆往事，真感出版不易。
“文革”前历史所出版的四部资料书出版曲折，教训不少，回顾旧尘，可能对今后从事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汲取一些教训吧！
注释：
① 奚原：《修竹清风为人民—怀念故友罗竹风》，见《罗竹风纪念文集》第3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1959年5月版，作为《近代史资料》1959年第1号，总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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