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与当代生活研究_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与当代生活研究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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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新性三要素中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要素。在当代,要探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问题,首先应当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弄清楚我们当前所处何时代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时间性即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问题,都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证。

恩格斯在其著名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论到理论思维时写道:“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为什么呢?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像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永恒真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样,“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了。”①

恩格斯在这里讨论的是反映自然发展规律的自然科学这样的理论思维。而且他又以此为内容,将其上升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揭示和概括出了自然、社会与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将他们所处时代即19世纪40年代中叶之后的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内在具有的时代性,作了高度概括,认定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人们只能在自己所处时代的条件下认识事物;这种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什么程度,等等。恩格斯的理论发现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理论思维时代性规律的揭示,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捍卫、发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正因如此,所以为处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发展创新,提供了坚实而又具权威的理论根据。

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规律,以与时俱进的态度,紧密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新实际和俄国国情及其新变化、布尔什维克党的具体革命实践,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造活动,在俄共(布)的集体奋斗中,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列宁最反对不分时代和历史阶段的变化,书呆子式的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来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他早在1895至1899年时,就在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第二版序言中,论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时,十分确切和精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有些人从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②在这里,列宁的观点十分清楚,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科学,它具有时代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捍卫、发展者,不能靠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另一个历史时代作出的某些论断来解决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与任务。列宁实际上是坚决要求自己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发展创新者,不做书呆子。

讨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新性的与时俱进问题,首先应当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当前我们所处何时代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经济时代的区别问题时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③据此,马克思认为手推磨标志封建时代,而机器磨则表示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时代”概念最一般的内涵是反映社会发展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并具有自己基本特征的社会范畴。也正因如此,所以马克思则进一步认为,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与发展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社会,并且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也就是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根据这种观点,马克思在1857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把直到他所生活的年代为止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了四个历史时代,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④可见,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变化,是马克思划分时代的基本标准。

对马克思的时代观,恩格斯完全赞同,他也认为:“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⑤恩格斯在1884年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历史的巨著中,依据人类文明发展和演进的进程,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大的时代。认为以剥削、压迫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包括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三大阶级社会。由于其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每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阶级的“新的压迫。……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⑥代替三大阶级社会的未来的最高级的文明时代,则是“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平等的自由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⑦,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新时代。很清楚,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是把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看作是划分不同时代的基本标准。这种时代观同各种单纯反映生产力发展变化或只反映世界经济政治某种局部的发展变化的时代观是有根本区别的。

列宁的时代观同马、恩的时代观是一脉相承的。列宁在1915年1月批评波特列索夫所写《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一文时,论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指出:“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前面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每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⑧

列宁的时代观及其划分时代的标准,既继承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又鲜明地向前发展了它。他告诉人们:划分大的历史时代,应准确抓住哪个阶级是时代的中心。比如,列宁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71年普法战争,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列宁的这个判断至今看来都是十分正确的,当然,列宁在当时就断定:1871-1914年“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1914年之后,“是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1789-1871年时同样的地位”,“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现在看来,后边两个判断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不大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这应当是正常的,否则,就是苛求前人了。而且笔者在此引证列宁的上述判断,主要目的在于论证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而不是专门说明列宁所具体划分的时代是否完全符合几十年后的实际情况。从列宁对时代的科学论述看,应当说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一般时代原理的性质,至今完全正确。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时代的论述,一起构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时代观,仍然是我们今天观察与说明时代问题的理论指南和思想武器。

邓小平关于时代的论述,同马、列的时代观完全一致。他也是依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作为区分时代的基本标准。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中曾指出:“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有一段名言,实质上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区分标准的理论,科学地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他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向,但道路是曲折的。”⑩很清楚,邓小平关于时代的内涵及其区分标准是在新的历史时代与当代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的继承与发展。

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的核心思想,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及其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种时代观同其他时代思想相比是有原则区别的。而作为共产党人如果脱离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发展趋势泛泛谈论时代问题,那恐怕不是意义不大,就是毫无意义了。

二、正确认识当前我们所处何时代

这里说的时代是历史上的大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今所处何时代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争论较大的问题。之所以说它十分重要,一是因为对这个问题认识与判断不清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它就不会制定出应对当今时代对我们提出的新挑战和赋予我们的新任务的正确理论与策略;而没有适合应对时代挑战、承担时代任务的理论与策略,就不会有正确的行动,就不能担当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前进的向导,就不会取得应对时代挑战、完成时代任务的巨大成就。之所以说它是争论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它在我国学界一直存在争论,而在我国政界自毛泽东主政始,一般每次党代表大会的重要文献都明确我们所处大时代是什么之后,至今30年来一直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献中都未明确地提出和论证这个问题,只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主题发生的变化,即已由战争与革命为主题变成了和平与新发展为主题,明确提出并作出详细和精辟的论证过。

我国学界关于我们当今所处何种大时代的不同主张与观点甚多,但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主张我们当今所处的大时代,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一提法是1957年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宣言所提出的,具有权威性。《宣言》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理由是:“这一提法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被当时世界大多数共产党人所认同”;“这一提法不仅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共同讨论的结果,而且它更加概括、更加宏观,只是揭示了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向,肯定了业已开始的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客观过程,并没有什么主观断言;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提法符合当时的世界形势,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态势。”从马克思、列宁到邓小平的关于时代的思想“都是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世界发展趋向的肯定。当然,与战后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高潮时期相比,现在世界形势与格局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能不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途径和方式产生影响”。然而,“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很可能是一个跨数个乃至数十个世纪的大的历史时代,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些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发展阶段,因而寻求更反映时代或时代发展现阶段特点的新界定或表达方式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也应明确,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揭示的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向并未改变,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并未结束”(11)。

二是,主张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发挥主导作用,我们当今所处的大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历史事实证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开始了的观点,是不符合世界发展的实际的。到了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世界革命不见踪影,资本主义得到很大发展,占了上风。从生产方式看,我们当今的世界,总体来说,还是资本主义的天下。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俄国、中国等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革命斗争,夺取了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是从社会生产方式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文化还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实现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的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整个说来,在很长时期里,还不是真正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个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同时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分量很小,作用有限,即使再发展几十年,也不会是决定性的。这就是说这种社会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经济全局和发展方向的基本状况。而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中心,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看法,并未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我们的世界,仍然处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一个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时代(12)。

三是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世界历史大调整的时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这样论证的:这里说的世界历史大调整的时代的意思,可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实行大调整。调整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文化上去了,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调整,经济文化上不去,结果解体的解体了,剧变的剧变了,而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得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这个时代的时间还会很长,很可能整个21世纪都处在这样的时代。经过大调整,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时的国际关系,也不再是原来那样的国际关系(13)。

上述三种看法,应当说都有一定道理,对于研究我们当今究竟处于何种大时代问题,都有重要的参照价值。笔者也从中受到启发。然而,对上述三种观点,前几年,我是主张第一种观点的。大概是在1991年我撰写《马克思主义原理》一书时,笔者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这样论述的:“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时沉渣泛起,充斥于国内外的‘自由市场’。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中叶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它还是不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要回击‘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挑战,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作用和生命力,关键是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而要认识和把握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最重要的是明确划分时代的依据和标准问题。”为此,我引述了列宁关于划分时代标准的论述。接着我便指出在当今世界列宁论述的精神现在依然适用。“当然必须考虑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以及阶级斗争方面的新情况,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当代资本主义虽有种种矛盾,特别是导致其必然灭亡的基本矛盾虽未消除,但它还有相当的发展余地;当代社会主义虽然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优越性而未充分发挥出来,当今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还难以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或转变,比原来预想的时间要长得多,情况要复杂得多。所以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许多‘小阶段’,亦即‘大时代’中要包括若干‘小时代’。这就是当代遇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大时代’和‘小时代’是什么呢?列宁在1915年写作《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时,曾从历史的大时代意义上指我们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上。就是说,1914-1917年之前是‘资产阶级时代’,自1917年开始,整个世界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现在看来,这个过渡所延续的时间相当长,因此,对这一过渡时代本身应看作是一个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都要经历若干发展阶段,以‘过渡’为中心内容的这一大时代,也必然要经历主题和特征不同的‘小阶段’或‘小时代’。因而不要把历史上小时代的转换误认为是人类历史发展大时代和大方向的改变。”基于上述分析,当时笔者得出如下结论:“当前我们所处的大时代,仍然是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或转变的时代,就是说,这个‘大时代’未变,但时代的阶段主题发生了变化,即由‘战争与革命’变为‘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小时代’发生了变化;说现时代是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时代未尝不可,但绝不要忘记这只是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个阶段。对现时代的上述认识与概括,意味着我们既要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以免迷失方向,犯右的错误;又要摆脱过去关于时代问题的概括束缚,抓好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时代的主题,避免重犯‘左’的错误,就我国来说,只有这样来认识当今所处的‘大时代’和‘小时代’及其相互关系,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更好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

上述之言,现已过去15年。结合当今实际,认真研究了学界在当今时代问题之学术成果后,笔者觉得自己15年前的论述,大体上还站得住脚,故不予大变。但须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补充说明:

第一,要正确认识我们当今所处大时代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问题,首先应当做到“三个承认”:

一要承认50年前各国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所作出的“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科学论断,是符合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两制”发展的态势的。《莫斯科会议宣言》为了论证上述结论,明确指出:“现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九亿五千万人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建设新生活。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发展鼓励了战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巨大发展。在最近十二年内,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外,还有七亿多人挣脱了殖民枷锁,建立了自己的民族主权国家。仍然受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人民,正在加强争取本民族的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剧烈地加速了帝国主义的没落过程。帝国主义已经丧失了对于大部分人类的原有统治。帝国主义各国的社会,由于深刻的阶级矛盾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正在分崩离析;那里的工人阶级日益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政权,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为民主权利、为和平与社会主义而斗争。”“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日益壮大的巩固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给予国际局势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帮助了争取和平、进步和人民自由的事业。”“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都在衰落”(15)。《莫斯科会议宣言》的上述论证,现在看似乎已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但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应当如实承认。

二要承认二次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自己的体制及政策做了大调整,实质上就是改革,因而,其国力越变越强,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及时改革自己过时了的体制,结果经济发展受到妨碍,加之社会主义阵营因内部争论而瓦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以苏联为首的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制度性逆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结果形成了“资富社贫”、“资强社弱”、“资攻社守”的态势。不承认这一点,也是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会妨碍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问题。

三要承认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形势下,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越南,由于已走上改革之路,形势越来越好。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揭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开始由盲目变为自觉,由必然走向自由,说明未来社会主义发展前景仍是: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还是光明的。

有了这三个承认,笔者就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第一,50年前和50年后,世界形势、两制力量对比虽然发生了有利于“资”而不利于“社”的重大变化,但它并未改变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趋势,这个趋势没有中断,更没有终结;它所改变的只是过渡时间更漫长了,道路更曲折了,所走的道路不再是过去被毛泽东曾设想的那样: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而像毛泽东所揭示的新生事物、革命力量的发展规律: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最后胜利属于革命人民。这一规律被战后的世界史更加证明其所具有的客观合理性。

第二,要正确认识我们当今所处大时代的问题,还必须科学认识与估量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新变化;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在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大的历史时代里,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居于主导和中心的地位,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也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他们所具有的实力所决定的。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美、日、欧三个国家和国家集团人口达9亿,拥有的社会总产值占全球的75%,而科技知识及其现代科学设施90%是他们的。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本身也积累了不少社会主义因素,实际上在量上他们也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如果说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西方发达国家不断积累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是组成部分之一。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进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能只看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及其前景,还应考虑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势。

第三,要正确认识我们当今所处大时代问题,还必须认真对待上边说的第三种观点,即于光远同志的看法。他所说的当今世界是处于大调整的时代,同第一、二种看法也不完全对立。特别是他讲的“两种社会主义社会概念”的观点特别值得认真思考。于光远认为:关于时代的这个观点(即“大调整时代”——引者注)的提出,对我来说是同我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有关。十几年前,我提出事实上有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或者说,我认为有两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涵义:一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起来以后,会有这么一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已经发展到如此高度的生产力,于是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生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层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现实世界中还从来没有过。它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至今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知识,由马克思作出的科学判断。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是抽象的观念上的东西。由于这种社会主义是社会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合乎规律的产生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完自己的路程,历史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而且越朝前走,回头路越走不成。如果全世界同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世界历史当然不可能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那时只有一些国家建立起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上还存在没有前进到这个程度的国家,但那时已经建成的第一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已强大、巩固、稳定到决不可能退回到资本主义,而那些尚未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也不是同已经建成的第一种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竞赛的对手。它们已不可能损害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同这一种涵义下社会主义社会不一样,还有另外一种涵义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是某些国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该国无产阶级政党夺得政权,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而建立起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像俄国一样涵义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与资本主义处于竞赛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后一种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有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在俄国和东欧已经成为现实。当然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条道路就是改革,经过改革,争取这个国家得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同资本主义的改革构成当今世界大调整的时代。于光远同志的上述看法,应当说很有见地。它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仍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的看法很有帮助。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337—338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16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第257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第174页。

⑧《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

⑨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第382-383页。

(11)王金存:《试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载《高教理论战线》2005年第4期,后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05年第9期。

(12)奚广庆:《正确认识大的历史时代》,载《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3年第2期,后转载于中国人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2003年第5期。

(13)于光远:《论时代问题》,载《学海》2001年第3期,后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2001年第9期。

(14)赵明义等编:《马克思主义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0页。

(15)《莫斯科会议宣言》,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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