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唐修《文馆词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藏弘仁论文,文馆词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5-0055-09
《文馆词林》一千卷，唐许敬宗等奉敕编撰，成于唐高宗显庆三年，新旧唐书均有著录。唐以降，这部号为“古今极盛”①的诗文总集便渐次散亡。宋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就只得《文馆词林弹事》四卷，且已残缺②。《宋史·艺文志》也仅仅著录《文馆词林诗》一卷③。《南宋馆阁续录》载有“元和名贤书文馆词林一”，乃为一书轴，书写的不过是《文馆词林》中的几首诗文④。《太平御览》号称“包罗万象，总括群书”⑤，然竟不取《文馆词林》之一诗一文。《遂初堂书目》类书类虽著录了《文馆词林》⑥，但极不可信。又，宋哲宗曾广征天下佚书，《高丽史》宣宗八年(宋元祐六年)条载：“李资义等还自宋，奏云：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付来。”这份“求书目录”存于《高丽史》中，内中就有“《文馆词林》一千卷”⑦。这些情况表明，《文馆词林》一书在宋实已告亡佚，所余不过一鳞半爪而已。宋以后，史志中就再不见著录，则其一鳞半爪，亦不复存于世矣。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是书在异邦的日本国却有其残存者。18世纪初，日本宽政末之学者林述斋搜集传于彼邦之汉籍，成《佚存丛书》刊刻行世，内中就收《文馆词林》四卷。之后，清驻日公使何如璋命杨守敬搜集流于日本之汉籍，守敬与日人森立之合作，所获颇丰，光绪十年守敬以之付梓，名曰《古佚丛书》，中收《文馆词林》十四卷。是后日本博物馆町田久成得浅草文库所藏《文馆词林》五卷及一卷之首目，转录付与守敬，守敬携之归国，由成都杨葆初刊刻问世。辛亥革命后，董康流寓日本京都，得观大觉寺所藏弘仁本《文馆词林》，见其中有多于前人所见者，于是录出携归。1926年底至1927年春，董康再游日本，得见高野山正智院所藏《文馆词林》十九卷，遂影印以归。昭和四十四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将本国各文库、古刹名寺、私家珍藏及中土传刻的弘仁本之影抄本、摹写本、摹刻本择善去重，得三十卷，汇集为《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一书出版，才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本子⑧。《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一书虽然才得三十卷，不及原书三十分之一，但它本身却负载了不少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对它进行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弘仁本《文馆词林》在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情况，同时还可以进而探索唐代《文馆词林》在编纂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
一、影弘仁本《文馆词林》的来历
据阿部隆一《〈文馆词林〉考》介绍，弘仁本《文馆词林》中有数卷卷末钤“嵳峩院印”方形朱印一方，署“校书殿写弘仁十四年岁次癸卯二月为冷然院书”，并钤“冷然院印”方形朱印三方⑨。弘仁为日嵯峨天皇年号，说明这个本子是弘仁十四年嵯峨天皇组织人于校书殿抄写的，抄成后藏于冷然院。弘仁十四年即唐穆宗长庆三年(823)，上距《文馆词林》撰成之年即唐显庆三年(658)一百六十五年，足见此抄本来源之古。关于此抄本所据之本，一些学者根据抄本中使用了武后所造之字，如“天”作“
”、“地”作“埊”、“月”作“囝”、“日”作“
”、“人”作“玍”、“载”作“
”、“圣”作“
”等，认为弘仁本“抄自许敬宗原本”⑩。笔者以为，这是不足为据的。武后造字，乃始于她载初元年登基之时，之前则无有，这一点武则天在她的《改元载初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朕又闻之，人必有名者，所以吐情自纪，尊事天人。是故以甲以乙，成汤为子孙之制；有类有象，申繻明德义之由。朕今怀柔百神，对扬上帝，三灵眷祐，万国来庭，宜膺正名之典，式敷行政之躅。宜朕以曌为名。自卦演龙图，文开鸟迹，万人以察，百工以
，所以弘敷政道，宣明礼乐。指事会意，改易异涂；转注象形，屈伸殊制。周宣博雅，史籀兴古篆之文；尼父温良，丘明述《春秋》之传。自诸侯力争，姬室寝微，离为二周，分成七国。法律异令，田畴异亩，言语异声，衣冠异制。秦兼天下，
灭古文，隶卒屡兴，兵车岁动。官狱繁鹜，爰创隶书，自著秦文，肇兴八体。刻符兼于大篆，摹印逮于殳书，两汉因之，九千余字。张敞、杜邺，讲学于前；扬雄、甄丰，校理于后。魏晋以降，代乏名儒，穿凿多门，形声转缪。结造新字，附会其情，古今讹舛，稍益繁布。书画无端平之体，鱼鸟增奔放之容，转相仿效，日滋月甚。遂使后生学徒，罔知所据，先王载籍，从此湮沉。言念浇漓，情深悯悼。思返上皇之化，伫移季叶之风，但习俗多时，良难顿改。特创制一十二字，率先百辟，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於新文，庶保可久之基，方表还淳之意。(11)
武则天的造字既是始于载初元年她登基之时，显庆三年就已修成的《文馆词林》又怎么可能会使用载初元年后武后所造之字呢？所以是不能以此作为弘仁本“抄自许敬宗原本”的依据的。更为重要的是，弘仁本乃在日本抄成，又怎么可能抄自藏于大唐内府的许敬宗原本呢？因此，可以肯定地讲，弘仁抄本必不是“抄自许敬宗原本”，而是另有其祖本。那么，这个祖本又是什么样的面目呢？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弘仁抄本卷665卷末另有题云：“仪凤二年五月十日书手吕神福写。”这无疑是我们探寻弘仁抄本之祖本的一条十分关键的材料。仪凤二年即唐高宗仪凤二年(677)。书手为唐职官名，专充缮写之任。按《旧唐书·职官志》，谏议大夫下置楷书手三人，弘文馆置楷书手三十人，史官下置楷书手二十五人，秘书郎下置楷书手八十人，著作局置楷书手五人，五官正下置五官楷书手五人，崇文馆置楷书手二人、书手十人，司经局置楷书手二十五人。又按《新唐书·选举志》，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可见吕神福是大唐内廷供职的书手无疑。这个题署所包含的这些信息足以说明，弘仁抄本中卷665的抄者并不是日本人，时间也并不是日本的弘仁十四年，而是大唐内廷供职的中国书手吕神福，时在唐高宗仪凤二年。这就明确了一点，影弘仁抄本中的东西不仅仅是弘仁十四年的抄本，而且还包括唐人的写卷在内。这一情形董康《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馆词林〉》也曾注意到，他说：“卷六百六十五之尾有仪凤二年书手吕神福写一行余，虽无题识，笔意遒丽，有褚河南、薛少保二家风范，计时在垂拱以前，正有唐书法鼎盛之秋。”(12)说明在董康所看到的高野山正智院藏弘仁《文馆词林》抄本中，除吕神福抄写的卷665外，尚有数卷是武则天垂拱以前的唐朝书手抄写的。这就意味着在弘仁抄本之前应该还另有一部《文馆词林》抄本，它由像吕神福这样的唐朝御用书手在唐高宗仪凤二年前后抄写而成。但是，弘仁抄本又何以会有这个抄本的残卷混入其中呢？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在唐高宗仪凤年间，当时的日本人曾经从唐朝带回过一部由唐人抄写的《文馆词林》，但在一百六十五年之后，这部《文馆词林》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朽坏不堪，于是嵯峨天皇才于弘仁十四年组织人手于校书殿据此唐人抄本重抄，因唐人抄本中尚有字迹清新而内容完整者，出于存其原貌的考虑，就把它们留下来置于重抄本之中了。至此，我们对弘仁抄本中为何使用武后造字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十分清楚，弘仁抄本在武后称帝之后抄成，朝代既改，日人用武后造字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唐高宗时的内廷书手吕神福等人缘何要抄写这样一部《文馆词林》，之后又是如何流入到日本国去的呢？
在唐代的文献中，几乎不曾言及《文馆词林》的具体内容，而在后来已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也不见其抄本，这说明《文馆词林》是藏在秘府，并不允许随便外传的。所以这部《文馆词林》抄本肯定不是由内廷私传出去的，也绝非是日本入唐求法淄流或者留学生出资请人抄写携回国内的。《文馆词林》长达一千卷，要想在一定的时间内缮写完成，自不是吕神福一人所能为，非动用诸多书手不可，能够动用这么多内廷书手的，当然就只能是当时的唐朝中央政府。故笔者以为，这个《文馆词林》抄本应是唐高宗于仪凤年间赠送给日本国的礼物。当时的中央政府既动用这么多书手来缮写一部《文馆词林》送给日本国，就意味着在仪凤二年前后唐朝中央政府与日本国之间必有一次重要的外交往来。仪凤年间，正是日本天武天皇统治的时期(673-698)，所以唐政府于此时缮写《文馆词林》，当是应日本天武天皇之请。
然而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中日交通史上的重要事件，在中日的史书上均未曾有记载。现在中日史学家一般都认为：在日本天武天皇统治的时期，是自行中断了与唐政府的外交关系的。而唐政府赠与日本《文馆词林》之事则表明，唐政府与日本国在这一时期分明还是有官方往来的。那么，天武天皇在仪凤年间向唐政府请《文馆词林》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需要呢？天武天皇统治时期，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制度达到顶点的时代，其标志就是按唐制改革中央官制、地方制度、军队制度、法令制度等等，强化天皇的权力，建立一个结构完整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天武天皇在意识形态领域作了很多重要工作，诸如着手编纂帝纪、制定朝廷典仪、宣扬王权神授思想等。既然是仿唐制建立国家，就得要向唐帝国请入很多文化典籍，这些典籍自然是包括制度、意识形态建设所需要的经史子书及典章，以及发布政令、政策所需要的各种应用文体模式。《文馆词林》就正是这样一部封建集权制国家宣扬文化，发布政令、政策所需要的各种应用文体模式的总汇，天武天皇建设封建集权制国家所需要的应用文体模式当然是非它莫属。《旧唐书·东夷传》载：“垂拱二年，政明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13)垂拱前后，唐帝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繁盛阶段，国力强大，其影响力犹如万丈光芒，照耀着全世界，周边国家谋求崛起，纷纷效仿唐朝制度，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就是其中的代表。新罗王金政明向唐政府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目的很明确，这就是为学习唐制，用于本国政治建设之需，而这恰好是对天武天皇先前请书目的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弘仁本《文馆词林》是摘抄本还是足本，历史上曾有过不同的意见。阮元据上引《旧唐书·东夷传》所谓垂拱二年武则天令所司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金政明之事，以为弘仁本《文馆词林》是“当时颁赐属国之本，原非足册”(14)。而董康则认为：“按藤原佐世《见在书目》已将此书著录，卷帙与二《志》同。源顺《〈倭名类聚钞〉序》作一百册，此必为入唐求法缁流携回全帙无疑。阮文达视同赐新罗国王采摘之本，殊未尽然。”(15)杨守敬也持同样的看法(16)。阮元为《文馆词林》作提要时，实际上只见到了《佚存丛书》本及《粤雅堂丛书》本所收的四卷，即卷662、664、668、695，全为诏令。后来陆续发现的收录了各体文章的二十余卷他并没有看到，所以才得出了弘仁本《文馆词林》为“当时颁赐属国之本，原非足册”的结论。董康和杨守敬曾亲自参加过弘仁本《文馆词林》的搜集工作，得见《佚存丛书》本及《粤雅堂丛书》本所收四卷之外的其他残卷，且以《见在书目》和《〈倭名类聚钞〉序》的记载为据(17)，因此他们说弘仁本《文馆词林》为全帙是较为可信的。弘仁本《文馆词林》为足本，其实残卷本身已给了有力的证明：一是残卷所存卷数从卷152一直到卷699，中固有缺者，但这基本上是半部《文馆词林》的模样，如再加上已散佚的卷152前面的部分和卷699后面的部分，卷数上俨然就是一部《文馆词林》的规模；二是从残卷各卷卷首书名卷次、编者职衔、类别、目录，所录文章以及各篇原有的题署方式、各卷尾题、钞写题记等来看，可知当初是完整地抄录原书的，并不有摘抄而重新勒定的痕迹。
二、《文馆词林》的编撰时间及预撰人员
按《唐会要》，《文馆词林》的完成时间是唐高宗显庆三年，但其编撰的起始时间究竟是太宗朝还是高宗朝，诸史并未明言。今考弘仁本《文馆词林》残卷，见其所录唐代的作家有唐太宗李世民、虞世南、褚亮、李百药、薛收五人，其中虞世南题作“虞南”，这明显是缺字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在行文中，也每可见“世”字作“代”，“民”字作“人”，自也是避太宗讳。另外，是书于诏书一体，汉至唐太宗李世民，历代帝王之作靡不毕举，但当朝帝王高宗李治的作品，却一首不录，不仅如此，高宗朝在世的文人作品，也未有一首见录者，这说明《文馆词林》的编撰仍是循六朝总集编撰“不录存者”(18)之故事。按此，则《文馆词林》编撰的起始时间就肯定是在高宗朝。那么，《文馆词林》编撰的较为具体的起始时间又是高宗朝的哪一年呢？按，《文馆词林》之“文馆”，实乃“弘文馆”之省，这就表明《文馆词林》乃许敬宗为弘文馆学士时所编，考两唐书，敬宗于永徽三年始加弘文馆学士，然此时敬宗的官职不过是一卫尉卿，其地位和声望显然还不足为《文馆词林》之领撰。永徽六年，敬宗复拜礼部尚书，显庆元年，加太子宾客，寻册拜侍中、监修国史、郡公。此时敬宗已位高权重，《文馆词林》之领撰足可当之，弘仁本《文馆词林》中“中书令太子宾客监修国史弘文馆学士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等奉敕撰”的题署就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文馆词林》编撰的较为具体的起始时间基本上可以判定为显庆元年。
《文馆词林》的撰人，按弘仁本《文馆词林》各卷中“中书令太子宾客监修国史弘文馆学士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等奉敕撰”的题署，说明《文馆词林》乃是许敬宗领衔的集体修撰。考两唐书及其他文献，除许敬宗外，尚有三人曾参预过《文馆词林》的修撰。一为刘伯庄，《旧唐书·刘伯庄传》云：“刘伯庄，徐州彭城人也。贞观中累除国子助教，与其舅太学博士侯孝遵齐为弘文馆学士，当代荣之。寻迁国子博士。其后又与许敬宗等参修《文思博要》及《文馆词林》。”又《玉海》卷54云：“《文馆词林》一千卷，许敬宗、刘伯庄等撰。”(19)二为高智周，《旧唐书·良吏传》云：“高智周，常州晋陵人，少好学，举进士。累补费县令，与丞尉均分俸钱，政化大行，人吏刋石以颂之。寻授秘书郎，弘文馆直学士。预撰《瑶山玉彩》、《文馆辞林》等。”三为刘知几，《旧唐书·刘子玄传》云：“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孝经非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修《唐书实录》，皆行于代。”《旧唐书》云刘伯庄、高智周参预过《文馆词林》的修撰应属可信，然言刘子玄预其事则诬。按，子玄本传云：“(开元)九年长子贶为太乐令，犯事配流，子玄诣执政诉理，上闻而怒之，由是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子玄至安州，无几而卒，年六十一。”是知子玄卒于开元九年，而子玄得年六十一，则又知其生于显庆六年，《文馆词林》修成于显庆三年，此时子玄尚未出生，怎么可能参预过《文馆词林》的修撰呢？三人而外的其他撰人，两唐书及其他文献均没有提及，不过，弘文馆学士本就是“掌详正图籍”(20)，且题署已表明《文馆词林》一书是高宗朝以许敬宗为首的弘文馆学士的集体修撰，所以考察高宗朝永徽初年至显庆三年间哪些人曾任弘文馆学士及弘文馆直学士之职是很有必要的，这些人参预《文馆词林》编撰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据两唐书，在此期间曾任弘文馆学士及弘文馆直学士之职的除许敬宗、刘伯庄、高智周三人外尚有以下数人。
1.杜正伦。《旧唐书·杜正伦》：“显庆元年，累授黄门侍郎兼崇贤馆学士，寻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书仍依旧，知政事，俄拜中书令兼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进封襄阳县公。三年，坐与中书令李义府不协，出为横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寻卒。”
2.薛元超。《旧唐书·薛元超》：“元超早孤，九岁袭爵汾阴男。及长，好学善属文。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刺王女和静县主。累授太子舍人，预撰《晋书》。高宗即位，擢拜给事中，时年二十六。数上书陈君臣政体及时事得失，高宗皆嘉纳之，俄转中书舍人，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
3.顾胤。《旧唐书·顾胤传》：“顾胤者，苏州吴人也。祖越，陈给事黄门侍郎。父览，隋秘书学士。胤永徽中历迁起居郎兼修国史，撰《太宗实录》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馆学士。以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成，加朝请大夫，封余杭县男，赐帛五百叚，龙朔三年迁司文郎中，寻卒。”
4.李义府。《旧唐书·李义府传》：“高宗嗣位，迁中书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
5.高若思。高若思两唐书无传，惟《旧唐书·玄焋传》云：“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焋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宏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宏文馆即弘文馆，《旧唐书》常将其一名两写。
6.令狐德棻。《旧唐书·令狐德棻传》云：“永徽元年，又受诏撰定律令，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寻迁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龙朔二年，表请致仕，许之。仍加金紫光禄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谥曰宪。德棻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令狐德棻在太宗朝就是弘文馆学士，高宗朝又继为之，卒于乾封元年，而“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就说明他是很有可能参预《文馆词林》的修撰的。
7.李敬玄。《新唐书·李敬玄传》：“李敬玄，亳州谯人。该览群籍，尤善于礼。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材，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为人峻整，然造请不惮寒暑，许敬宗颇荐延之。历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
至此，可得永徽至显庆间弘文馆学士十人，以《文馆词林》之规模，实际上参预修撰的人应不止此数，遗憾的是相关文献匮乏，余人也就只能待考了。
三、《文馆词林》的编选原则、体例及其存在的问题
弘仁本《文馆词林》既残，卷中又不见书之序，这给我们了解唐修《文馆词林》的编选原则和体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过，通过对残卷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我们还是可以认识到以下的情况的。
(一)作品选录标准
在对全部残存作品作考察后我们发现，《文馆词林》作为诗文总集，其作品的选录标准基本上还是一宗《文选》。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不收经、史、子书之文，只收篇翰或者篇什，也就是以某一种文体形式形成的单篇文章。至于其理由，应该就是萧统在《文选序》中为《文选》的选录标准所作的那些说明(21)。当然，《文馆词林》的序中不一定会对其理由做出这样详细的说明，但《文馆词林》的实际表明，它还是基本上忠实于这个标准的，从中可以看到，前代经、史、子书中的文章，一概都在摒弃之列，这说明篇翰或者篇什不同于经、史、子书的观念在唐实已深入人心。二是不录生者之文，只录死者之文。总集不录生者可以说是自南朝以来就形成的惯例，它由钟嵘在《诗品序》中首先明确提出，萧统编《文选》也是完全遵从这种做法。总集中为何只录死者而不录存者，按照钟嵘的说法，主要是“其人既往，其文克定”(22)。意思是其人既往，创作历程已告结束，所以也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品评了，而活着的作家之所以不予品评，主要就是他们一生的创作历程还没有结束，还不能做盖棺的论定。《文馆词林》继承了六朝总集编撰的这一原则，比如诏书一体，汉至唐太宗李世民、历代帝王之作靡不毕举，但当朝帝王高宗李治的作品，却一首不录，不仅如此，高宗朝在世的文人作品，也未有一首见录者，所录唐代作家李世民、虞世南、褚亮、李百药、薛收五人，皆于太宗贞观年间去世。
(二)编撰体例
考察弘仁本《文馆词林》三十卷并历史文献，可知唐修《文馆词林》是按以下的体例进行编撰的。
一是以世代为先后。总集的编撰以世代为先后，也是六朝以来就已形成的基本体例，《诗品》就是“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23)，《文选》也是“各以时代相次”(24)。从弘仁本《文馆词林》所收残卷来看，也基本上是遵循前代旧式，“各以时代相次”，不相夺伦。小有不同的是，《文馆词林》在目录及每一篇作品题下皆著时代和作者之名，这又是它优于《文选》的地方。
二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又以类分”(25)。诗文总集的编撰以类书的方法来分类，《文选》实已肇其端，其诗赋二体，就是以类而分。《文馆词林》继承了《文选》的这一分类方法，但其所用已不限于诗赋二体，已扩大到其他文体。比如颂一体，就分为礼部、巡幸、武部等；令一体就分为移都、毁废、祭祀、崇学、田农、政事等。《文馆词林》的这一编撰体例的形成，我们认为与唐代总集、类书不分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欧阳询《艺文类聚序》云：“《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偏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26)既将《流别》、《文选》与《皇览》、《偏略》并列，则可见欧阳询是把录文的总集和录事的类书是看作同一性质的书的，因不满于它们的“文义既殊，寻检难一”，才将它们合而为一，革新为一种新的类书。《初学记》的编撰也是如此，唐玄宗就曾叮嘱张说等“撰集要事并要文”，使之成为一种可以“检事及看文体”的新型类书(27)。也就是唐人确实普遍持有了这一观念，所以《唐六典》才把总集定义为“以纪类分文章”(28)，“类分文章”即《旧唐书·经籍志》所说的“文章事类”(29)。总集在唐人的观念中既然是纪文章事类，《文馆词林》以类书的方法来分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不过，《文馆词林》毕竟是专取诗文的总集，所以只是用类书之分类方法而不取其事类以实之，仅是列事类之名如“武部”、“百官”、“将军”等，这又是对类书体例的一种扬弃。这样，《文馆词林》一方面是突出了总集的特点，一方面又兼有了类书的性质。
三是推原文体名义及源流。卷691专收勅一体，在此卷目录末尾、正文之前我们发现了编撰者所作的这样一条按语，其文曰：“臣敬宗等谨按：勅者正也。《书》称：‘勅天之命。’其名盖取此也。周穆王命邓父受勅宪即其事也。汉责杨仆，其文尤著。今历采史籍，以备勅部。”(30)这一情况表明，《文馆词林》很可能对所收录的每一种文体都作了这样的按语，用于说明某种文体的名义和源流。不仅如此，编者推原文体源流的意识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卷346，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本来，它所收录的是颂一体，但奇怪的是编者选了《毛诗·周颂·时迈》一章并诗序一节，初看很令人费解。首先是，就文体来看，《时迈》是诗而非颂，以其为颂而录之，明显不类。其次是，《文馆词林》的选录标准基本上是一宗《文选》，不收经、史、子书之文，而《时迈》则是经中之文，编者将其作为篇翰或者篇什入选，这显然是与萧统经书“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31)的主张相违背。但是，细心思考我们发现，《时迈》的入选，并不是由于编者的失误造成的，而是编者有其另外的用意。自六朝以来，《时迈》一章就一直被看作是“颂”体之源头，《文心雕龙·颂赞》曰：“《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32)足见编撰者是赞同前人的观点，把《诗经》中的《时迈》一篇视为了“颂”体之祖，编撰者之所以把它放在所选“颂”体文章的开头，正是要强调“颂”这一文体的起源问题。因此，《时迈》一篇的选取，倒不在于其作为文章本身的意义，而在于其文体的意义。遗憾的是，由于弘仁本《文馆词林》的残缺，我们尚不清楚其他文体的载入是否也按照这个体例进行，用此以彰显文体源流。
四是附作家小传。与现存总集《文选》、《玉台新咏》所不同的是，《文馆词林》的编者还为所录作品的作家修了小传，以另书的形式刊布，这就是两唐书著录的《文馆词林文人传》一百卷，书也已不传。我们认为，这也是继承了晋及六朝以来的做法。按，《隋书·经籍志》目录类录有荀朂《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挚虞《文章志》四卷、傅亮《续文章志》二卷、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三卷、沈约《宋世文章志》二卷。从裴注《三国志》、刘义庆《世说新语》、李善注《文选》及五臣注《文选》引用的情况来看，这些书隋志虽将其归为目录类，然究其实基本上是作家的小传，其内容包括作家的行年、事迹、著作等(33)。内中值得注意的是挚虞的《文章志》四卷。据《隋书·经籍志》，挚虞在《文章志》四卷之外，还编有《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隋志于其下有注云：“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34)可知挚虞为配合《文章流别集》确实是另修了作家小传即《志》二卷的。这里所说的《志》当即《文章志》，只是到了梁代仅余两卷罢了。《文馆词林文人传》的修撰明显是承袭了挚虞《文章志》的做法，只不过，敬宗的《文馆词林文人传》长达一百卷，规模上已远远超越前人，堪称史上最完备、最全面的作家传记，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文献价值是显然的。
综上言之，当日唐修《文馆词林》的编撰体例固然继承了晋及六朝以来总集编撰的一些成法，但却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大胆的创新，这是《文馆词林》最为重要的成绩。
(三)存在的问题
长达一千卷的《文馆词林》于显庆元年至显庆三年修成，时间是相当仓促的，所以漏误自是难免。从三十卷残卷可以看出，唐修《文馆词林》至少在这两个方面存在着问题。一是错置，比如，卷613录有《唐太宗施行遗教经敕》一首，而之前的卷507及之后的卷662至卷670收录的是诏一体，敕一体所在的卷次从690才开始，可见卷613所录的《唐太宗施行遗教经敕》一首，其卷次应在卷690或者其后。《文馆词林》是按文体来次文的，这显然是违背了这一原则的。二是重复，比如卷665录有《后魏孝文帝祭圆丘大赦诏一首》，然在卷670又复录此文，题作《后魏孝文帝大赦诏一首》，这种重复也是不应该有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当然是人多手杂，时间仓促，又疏于细检所致。
四、《文馆词林》与永徽六年至显庆三年间的唐代政治
《文馆词林》修于显庆元年至显庆三年，这正是唐王朝中央政权机构发生重要转折变化的历史时期，其标志就是以武后为代表的新兴政治集团的得势以及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政治集团的失势。永徽六年十月，武则天在其党羽李绩、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等人的匡赞下，终于冲破了关陇政治集团人士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柳奭等人的阻挠，促使唐高宗下定决心，将王皇后废为庶人，使自己登上了皇后的宝座。然而武后以权雄之性，自是得势不饶人之辈，是以在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后，即开始了对关陇政治集团人士的打击和报复。显庆二年，乃因许敬宗、李义府之希旨诬奏，谪韩瑗为镇州刺史，贬来济为台州刺史。此前，柳奭以王皇后宠衰，已于永徽五年由中书令罢为吏部尚书，寻又逐于外，褚遂良则在武后将立之际由宰相贬为谭州都督。此时又再度乘势把褚遂良自桂州都督贬为爱州刺史，柳奭自荣州刺史贬为象州刺史。长孙无忌是关陇政治集团权力的核心人物，且又是高宗的亲舅父，对付起来自是不易，为此武后采取了先剪除其羽翼的策略。先是，将无忌的亲中表高履行由太常卿外放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从父兄子长孙祥由工部尚书外放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之后不久，武后终于等来了铲除无忌的机会，显庆四年，洛阳人李奉节上告太子洗马韦季方与监察御史李巢相为朋党，许敬宗阴揣后指，借机将无忌牵连在内，诬告无忌谋反，于是无忌被流放到黔州。无忌既放，其子弟姻亲也多遭流贬，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放至岭外，从弟知仁贬翼州司马，族子驸马都尉长孙诠流于嶲州，旋为有司所杀。不仅如此，无忌一派的人物此时更遭到残酷的迫害。褚遂良死后，其子彦甫、彦冲流于爱州，在途中被杀。在显庆四年七月无忌投环自杀之后，关陇政治集团人士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李义府复奏韩瑗与无忌通谋，高宗遣使即杀之，既至，瑗已死，发棺验视而还。追削官爵，籍没其家，子孙谪广州为官奴。许敬宗亦构柳奭通宫掖，谋行鸩毒，与遂良朋党，罪大逆，遣使杀之，没其家，期以上亲并流岭表，奭房隶桂州为奴婢(35)。至此，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政治集团已彻底瓦解，以武则天为代表的新兴势力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文馆词林》的编撰，正是在两派政治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说它是在血雨腥风中诞生一点也不为过。那么，血雨腥风中诞生的《文馆词林》，又让我们在它身上看到了一些怎样的历史印记呢？
首先是，通过对《文馆词林》预撰人员的考察，我们发现，先前太宗朝曾领撰或预撰过诸多重要典籍的人物，除许敬宗、令狐德棻、刘伯庄、高智周外，大多已不预《文馆词林》编撰之事。笔者以为，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看成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气候的一个风向标，它深刻地表明在高宗朝再兴文治的过程中，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铸就先朝贞观文治的著名人物随着政治上的失势已淡出了舞台，唱主角的已变成了以许敬宗为代表的政治上逐渐得势的新朝人物。从在此之后编撰的《东殿新书》、《西域图志》、《姓氏录》等典籍来看，差不多就是从《文馆词林》的编撰开始，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政治集团人士就再也没有机会领撰高宗朝的一系列文治工程了。
其次是，《文馆词林》的修撰是许敬宗个人仕途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贞观中许敬宗除著作郎、兼修国史，曾喜谓所亲曰：“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36)说明许敬宗是久有领袖文坛的野心的。然在太宗朝，许敬宗的这一理想并未能够实现，其原因史臣在《旧唐书·许敬宗李义府传》中已经说得很明白：“许高阳武德之际，已为文皇入馆之宾，垂三十年，位不过列曹尹，而马周、刘洎起羁旅徒步，六七年间，皆登宰执。考其行实，则高阳之文学宏奥，周、洎无以过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阳才优而行薄故也。”(37)许敬宗在太宗朝的境遇如此，自然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有领撰国家重要修撰的机会了，对于他这个“位不过列曹尹”的小官来说，能够有参预的机会也就算是很不错了。然而从编撰《文馆词林》开始，“才优而行薄”的许敬宗的仕途命运却有了一个根本的转机，其后果然是“位以才升”，在文坛上确立了自己的门户地位，之后的国家重要修撰如《东殿新书》、《西域图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等，皆总知其事。
再次是，《文馆词林》由高宗下旨于显庆元年至显庆三年之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修成，一方面固是新朝再兴文治的开始，但更为重要的是，此书的修撰还直接呼应了当时两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是永徽六年冬十月己酉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二是七年春正月辛未废皇太子忠为梁王，立代王弘为皇太子，而这两件事都与弘文馆学士许敬宗、李义府有着直接的关系。《新唐书·奸臣传》载：“帝将立武昭仪，大臣切谏，而敬宗阴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剩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废，敬宗请削后家官爵，废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宾客。帝得所欲，故诏敬宗待诏武德殿西闼。顷拜侍中，监修国史，爵郡公。”(38)《新唐书·后妃传》亦云：“(帝)将遂废之(王皇后)。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及济濒死固争，帝犹豫；而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素险侧，狙势即表请昭仪为后，帝意决，下诏废后。”(39)这两条材料说明，许敬宗正是因为废王皇后、太子忠而立武后、太子弘之功得以晋身侍中、监修国史及郡公之高位的。而从弘仁本《文馆词林》各卷中“中书令太子宾客监修国史弘文馆学士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等奉敕撰”的题署来看，敬宗得到《文馆词林》的领撰，正是在他晋身侍中、监修国史及郡公之后，因此，《文馆词林》之领撰，无疑是高宗和武后对许敬宗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杰出表现所给予的奖赏。王应麟尝云：“一许敬宗在文馆，唐为武氏矣。”(40)已充分说明了这个时期以许敬宗为首的弘文馆学士在为武则天夺取权力的斗争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修成的《文馆词林》，其所损益就难免不会像许敬宗和李义府修《显庆礼》一样多涉希旨(41)，惟武后马首是瞻了，故自难排除有授意于武后而替武后的登台摇旗呐喊的嫌疑。也就是这部《文馆词林》的编撰曾经倾注了武后的心血，见证了那个充满血雨腥风、使她一生命运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所以无怪乎后来她要把此期间修成的《文馆词林》视为国宝，将它作为国家礼物颁赐邻国了。
注释：
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②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74册，第127页。
③脱脱等：《宋史·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395页。
④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续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77页。
⑤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页。
⑥尤袤：《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473页。
⑦见王勇、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7—328页。
⑧关于中日学者发现和搜集《文馆词林》的过程，其详情可参考林家骊《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及其文献价值》(《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及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一书的《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⑨见《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书后》，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引，第8页。
⑩林家骊：《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及其文献价值》，《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11)宋敏求等：《唐大诏令集》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6册，第30页。
(12)《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馆词林〉》，载董康撰，傅杰校点：《书舶庸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13)刘昫等：《旧唐书·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37页。
(14)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重印，第85页。
(15)《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馆词林〉》，载董康撰，傅杰校点：《书舶庸谈》，第41页。
(16)杨守敬说：“阮文达据《唐会要》‘垂拱二年，于《文馆词林》内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新罗国王。’因谓‘当时颁赐属国之本，原非足册。’今考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有《文馆词林》一千卷。又源顺《倭名类聚钞序》云‘《文馆词林》一百袟’。则彼国所得，实为足本。今校其所存各卷，门类繁多，不尽规诫之辞。且第六百六十五卷后有‘仪凤二年书手吕神福写’字样，是更在垂拱以前，其非删节之本无疑。”杨守敬撰，张雷校点：《日本访书志》卷12，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0—201页。
(17)源顺《倭名类聚钞》序云：“是故虽一百帙《文馆词林》……而徒备风月之兴，难决世俗之疑。”见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卷72，载《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52册，第186页。
(18)钟嵘撰，陈延杰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页。
(19)王应麟：《玉海》卷5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第440—441页。
(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09页。
(21)按，萧统《文选序》云：“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页。
(22)(23)钟嵘撰，陈延杰注：《诗品注》，第4页。
(24)(25)萧统撰，李善注：《文选》，第2，2页。
(26)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27页。
(27)刘肃：《大唐新语》卷9，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
(28)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大唐六典》卷10，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六十三年，第216页。
(29)刘昫等：《旧唐书·经籍志》，第1964页。
(30)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正》，第399页。
(31)萧统撰，李善注：《文选》，第2页。
(32)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57页。
(33)比如，《世说新语·识鉴篇》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谢安)纵心事外，疏略常节，每畜女妓，携持游肆也。”《魏书》21《王卫二刘傅传》第21裴松之注引《文章志》曰：“太祖时征汉中，闻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又《世说新语》下卷下《汰侈》刘孝标注引《续文章志》曰：“崇资产累巨万金，宅室舆马，僭拟王者。庖膳必穷水陆之珍。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而丝竹之艺，尽一世之选。筑榭开沼，殚极人巧。与贵戚羊绣、王恺之徒竞相高以侈靡，而崇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羡，以为不及也。”可见诸书基本上都是作家传。
(34)魏征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1页。
(35)上述史料均见两唐书。
(36)(3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奸臣传》，第6335，6336页。
(37)刘昫等：《旧唐书·许敬宗李义府传》，第2772页。
(3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后妃传》，第3475页。
(40)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基金会，“民国六十七年”(1978年)，第36册，第35页。
(41)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