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全球与亚太地区安全目标矛盾及其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亚太地区论文,矛盾论文,目标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13)03－0003－(10)
本文是从综合安全的角度探讨中美安全目标及其矛盾。按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表述，狭义的安全仅指国家及公民的安全，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国防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后者是非传统安全的一部分。但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却也将扩展经济、推进民主等内容纳入美国安全战略的目标，这表明美国是从广义安全概念来制定安全战略的。美国的广义安全战略实际上就是全球战略。同样，中国在谈及安全时，除非特别指明是国防安全或军事安全，否则也是指广义安全。
中美全球安全目标与亚太地区安全目标有很强的交叉性，很难截然分开。本文试图以全球战略总目标和亚太战略总目标为指针，建立这两个层次的安全目标体系，并进行分析比较。
一、中美全球安全目标及其矛盾
二战后，美国定期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系统阐述美国在全球的利益、目标以及实现这些利益与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名为安全战略，实际上就是全球战略。美国全球安全目标随形势变化而调整。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于是，尽可能长久地维持这一地位，亦即霸权地位，就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高目标。这一目标直到今天仍未改变。
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发表了《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报告，清晰地展现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框架。该报告提出三大目标：
·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美国的安全。
·促使美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
·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1]
这三大目标共同支撑着一个总目标，即维护霸权。所以，这个全球战略框架可以被称为霸权战略。
“9·11”后，美国全球战略转为以反恐为首要任务，被称为反恐战略。但是反恐战略并不是摈弃了霸权战略，而是将反恐与维护霸权有机结合起来。然而，毕竟反恐战略的中心任务是反恐，与以“参与和扩展”为突出特征的霸权战略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比较起来，霸权战略更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适合于整个后冷战时期，而反恐战略则更具有阶段性和暂时性。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很快做出调整，放弃反恐战略，回归霸权战略。2010年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明美国的持久利益是：
·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
·在一个开放和促进机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
·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
·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紧密合作建立促进和平、安全和机遇的国际秩序，以应对各种全球挑战。[2]
这四项持久的利益实际上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四项目标，共同支撑着维护霸权这个总目标。对比“参与和扩展”战略，可以看出，前三项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表述方式有差异而已。至于第四项目标，则是根据新的形势，强调全球挑战。而这个问题在克林顿时期还不像今天这样突出。
上述四项目标中，第一项是狭义的安全，包括传统国防安全或称军事安全和美国公民人身安全亦即非传统安全的最主要内容。第二项是安全的物质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为保障，安全是不可持续的。第三项也是安全的重要基础，即精神层面的基础。在当今世界，如果一个国家不能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那就会成为孤家寡人，最后落得失道寡助，安全也很难持续。第四项是安全的外部环境，在美国看来，维持它领导下的国际秩序最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安全，包括安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可见，第二、三、四项与安全密切相关，可以归结为广义的安全内容，即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秩序安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这几项内容都列为目标，就包含了这层意思。
中国一直没有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以中国的全球安全目标只能从中国大战略目标中去演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可谓是最高层次、最权威的阐述中国发展目标及相应内容的文件，从中可以洞见中国的大战略框架。自从1978年，至少是1982年“十二大”以来，中国的大战略框架基本没有改变，就是集中精力实现现代化，同时推进国家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后来这三件事被明确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三大历史任务。到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又将这三件事确定为21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只是第三项任务除了“维护世界和平”外，又加上了“促进共同发展”。[3]三大任务就是中国在当前及未来长时期内的大战略目标。当然，完成三大任务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这两者出了问题，比如被卷入大规模战争或遭受外敌入侵，或再发生像“文革”那样全局性的内乱，三大任务都不可能完成。因此，实际上中国大战略目标有五项，即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并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其中实现现代化是核心目标。
以三大任务及两个前提条件为逻辑起点来分析中国的全球安全目标，可分成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全球安全目标，就是中国没有遭受外敌入侵或被卷入大规模战争之忧，亦即国防安全或军事安全，因为这种安全一旦受到威胁，是需要动用全部军事力量来应对的。国防安全的实现途径一是加强国防力量，增强维护安全的能力；二是搞好外交工作，不树敌，多交朋友。与国防安全密切相关的就是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因为一旦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受到威胁，也是需要倾全国之力来应对的。对中国来说，广义的全球安全目标除了应对恐怖主义这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当然，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也可算作非传统安全。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国的核心利益界定为六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4]这六项中，前四项对应着国防安全，第五项对应着政治安全，第六项对应着包括金融安全和能源安全在内的经济安全。当然，广义安全的内涵还要更宽泛，学界也有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等概念。这些也是中国需要维护的，但重要性和紧迫性远不如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
对比中美两国的全球安全目标，肯定有许多交集之处，比如维护世界总体和平局面，保持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打击恐怖主义等。如果没有共同点，中美两国恐怕早就走上对抗之路了。然而，作为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战略地位明显不同的两个大国，中美全球安全目标也有许多矛盾之处。
首先是国防安全。虽然中美两国都未将对方看成是敌人，两国也没有要进行战争的相关准备与安排，甚至两国军方还宣布要建立新型的两军关系，但是两国国防安全目标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才引出两国国防安全上的矛盾。
美国不仅要维护本国的安全，还要维护盟友和伙伴的安全。这就同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目标有矛盾。美国视中国台湾为它的盟友，有保护其安全的责任。如果中国使用武力实现统一，难免会遭到美国的干涉。这也是中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的缘由。还有，日本也是美国的盟友，双方有安保条约。在近期中日钓鱼岛风波中，美国官员就声称，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而钓鱼岛则涉及中国的领土完整。还有南海问题，美国也可能以维护盟友的安全为名介入。
第二是政治安全。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政治安全问题非常突出。美国实施推进民主战略和推广“普世价值”战略，并经常用人权、民主等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打压中国，甚至干涉中国内政，无疑对中国的政治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的政治安全问题虽然不十分突出，但是也一直警惕各种“非美因素”对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冷战时期，对苏联实行了长达四十多年的遏制政策，就是因为害怕苏联奉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会瓦解自由主义，从而使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失去维系不同种族、民族、宗教信仰人群的精神纽带。冷战结束后，尽管政治安全形势大为改观，但是美国并未放松政治安全意识，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近些年对“中国模式”的敏感反应。可以说。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使得双方的政治安全目标明显相左。
第三是经济安全。中美在经济安全上有较大的共同利益，因此双方的经济安全目标也有较多的交集，比如金融稳定、海上通道畅通、重要地区不出现大的战乱等。当然，两国经济安全目标也有差异，而且在不同的形势和条件下侧重点也不同。目前较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美元的地位。美国试图长期保持美元的霸权地位，而中国则谋求减小对美元的依赖度，同时提升人民币的地位；二是人民币汇率与贸易逆差。美国试图通过促使提高人民币汇率来解决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而中国肯定要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调整汇率，而不是听命于美国。当然，还可以找出许多矛盾点，诸如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等问题上都存在摩擦，而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双方在经济安全目标上的差异。而且，随着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拉近，经济摩擦会更多。
第四是反恐与防扩散问题。虽然中美在反恐与防扩散上有总体上一致的目标，但是也有差异，主要体现在反恐与防扩散在两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不同。反恐在美国安全战略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布什时期曾被置于首位，奥巴马政府虽然降低了反恐的地位，但仍然将之作为一个重点。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6月29日发表的《国家反恐战略》报告强调：“美国面临的突出安全威胁仍然是‘基地’组织及其分支与追随者”，“本·拉登被击毙并不意味着我们努力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基地’组织的终结”。[5]相比之下，反恐在中国的安全战略中地位不那么突出。这一方面与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相对较小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面临的领土主权、国家统一等方面的国防安全威胁比较严峻，在目标排序上远比反恐优先。在防扩散问题上也存在相近的情况。防扩散，特别是防止核扩散，一直是美国眼中的重大威胁。美国战略态势委员会于2009年5月发表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最终报告中称：“美国核战略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主要困境，即核武器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最大潜在威胁，又是美国安全的重要捍卫者。国际核秩序一旦被打破，对美国等国家而言将是一场灾难。”[6]“9·11”之后，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在美国人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成为最令美国恐惧的梦魇。相比之下，防扩散在中国的安全战略中并没有被置于那么突出的位置上，其原因与反恐相似。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中美在气候变化、国际人权干预、维护联合国权威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其中许多矛盾都是上述全球安全目标矛盾所致。
二、中美亚太地区安全目标及其矛盾
美国的亚太地区安全战略服从并服务于全球战略。在1994年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专门用一部分阐述“整体性的地区性政策”，从中可以看出那时霸权战略框架下的地区战略。关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克林顿政府提出构建新太平洋共同体，并将之称为一种一体化战略。《报告》强调，“这一战略将把安全需要同经济现实和我们对民主、人权的关注联系在一起”。[1]不过，由于那时美国的战略重心还在欧洲，所以在亚太没有感受到什么具体的安全威胁，“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朝鲜半岛和南亚扩散”成了最首要的安全关切。此外，就是中国和缅甸等国的人权问题。
不过，从维护霸权这个宗旨出发，美国要防止出现能够挑战其霸权地位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是霸权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美国战略家们早就认定，这个战略竞争对手肯定来自欧亚大陆。1995年，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办公室公布了《美国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报告》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明显一致：和平与安全，获得该地区的商业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崛起”。[7]不过此时，防止“霸权力量崛起”还只是并未排在前列的利益之一，而且谁是需要防止的对象，这份报告里也未提及。
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欧亚大陆有五个地缘战略棋手，它们是中国、俄罗斯、印度、法国和德国。[8]美国的欧亚战略主要目标就是防止某一个棋手称霸欧亚大陆。1997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在2015年以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大国或全球匹敌的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被某些人看作有潜力成为这样的竞争对手”。[9]布什政府上台。公开称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了美国最主要的防范对象。只是“9·11”事件迫使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及亚太战略，并改变对中国的战略定位。
2010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没有像1994年报告那样设专章阐述地区政策。不过，从随后美国政要的政策表述及外交实践来看，美国实际上已经将中国锁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主要依据之一。2011年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以《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为题的论文，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做了非常清晰的阐述。希拉里称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复杂和影响最重大”、“最引人注目”、“最具挑战性”的关系。[10]
如果说，应对中国崛起、防止中国称霸亚太地区在过去还只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众多目标中普通的一个的话，那么现在则变成了核心目标。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不过，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还有另一个侧面。从其全球战略出发，美国需要在对维护安全、扩展经济、推进民主和“普世价值”、巩固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这四大支柱进行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来谋划亚太地区战略。如此，中国又是美国可倚重的伙伴。没有中国的合作，很多目标都难以实现。就拿经济来说，美国实施战略重心东移，重要动力之一就是亚太地区的经济是全球最有活力并最有发展潜力的，而中国则是带动亚太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美国要加强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肯定绕不开中国。因此，在美国的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中，中国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这可谓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没有在地区称霸的意愿。中国在亚太地区所求的只是为和平发展、顺利实现现代化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地区环境。当然，随着实力强大，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会进一步强化，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会增多。
对比中美两国亚太地区安全目标，有许多交集之处，比如维护亚太地区的总体和平、管控朝鲜的核力量、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合作等。但是矛盾之处则更加突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日关系。
二战中，美日曾为死敌。至今美国对珍珠港事件仍记忆犹新，而日本也对遭受原子弹打击耿耿于怀。二战后，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大力扶植日本，为此未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清算。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将日本作为其全球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是随着日本经济陷入低迷，美国很快将主要注意力转向中国和俄罗斯，不过也一直将防止日本脱离美日同盟作为其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目标。随着中国崛起，美国越来越倾向于依靠美日同盟来维护亚太安全秩序，并牵制中国。为此，美国对日本右翼势力做大并引导日本政治不断右倾化采取纵容态度，甚至鼓励日本加强军事实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日本的历史罪行，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美国也采取漠视的态度。在因历史、领土问题而导致的日本同邻国的外交冲突中，美国并不主持公道，甚至某种程度上还袒护日本。相比之下，曾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中国则对日本右翼势力做大可能产生的危害看得比较重。中国更警惕美国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利用日本右翼势力来打乱中国崛起的进程。
除了对日关系外，其他比较突出的矛盾有：
1.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美国明显偏袒与中国对立的一方，而不是坚持过去“不选边站”的政策。美国的做法，难免不被中国解读成是利用相关国家来牵制中国。
2.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中美都寻求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美国顽固地坚持售台武器，这客观上是鼓励台湾当局坚持“维持现状”政策或带有“台独”倾向的政策。同时这也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不尊重。
3.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及安全问题上，双方的诉求有明显的差异。中国更重视半岛和平稳定，而美国则将无核化放到更优先的位置，而且谋求寻机在朝鲜实现政权更迭。
4.在中国边海自由航行问题上，中国反对美军事侦察船随便出入中国海域，而美国则坚持自由航行权适用于此类船只。
5.在地区安全秩序上，美国试图继续充当亚太地区的领导者，并将中国视为其领导地位的挑战者。所谓“重返亚太”，就是美国感觉经过10年反恐战争，其对亚太的影响力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力趁势大力扩张。对中国来说，随着实力增强，影响力扩大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中国主张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亚洲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亚洲，并愿意为此贡献力量。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亚太称霸。
6.为了维护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美国要加强其地区同盟体系，亦即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和泰国等多个双边同盟。冷战结束后，许多同盟将维系同盟的基础改变为共同的价值观，矛头指向了少数同美国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中国就在其中。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在理念与利益上都同美国有矛盾。
7.在地区经济合作上，美国试图掌控合作的主导权。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就有排挤中国，同中国争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主导权的意图。而中国寻求平等互利共赢的合作。
8.在政治上，美国不遗余力地在亚太地区实施推进民主战略和推广“普世价值”战略，客观上给中国的政治安全造成严重外部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同一些国家的经济合作，乃至安全合作。比如缅甸，随着美国大力支持的“民主派”的复兴，虽然中缅关系大局仍然得以维持，但双边合作远不如过去顺畅。而中国主张不同的制度、文化、发展模式应当相互尊重，国家之间应当开展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特别是中美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美国亚太地区战略中同中国竞争的因素将趋强，两国亚太地区安全目标中的矛盾也会增多。
三、中美安全目标矛盾的根源及应对之道
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亚太地区层面，中美安全目标矛盾的总根源是美国的霸权战略，也就是说，美国是主要矛盾方面，中国是次要矛盾方面。具体地分析，许多矛盾还取决于双方对情势的判断和认知，而判断和认知又关系到战略思维。
从美国方面来看，如果过多地依据传统的现实主义战略思维，那么美国就倾向于在地球上寻找敌人或竞争对手。如果再受新保守主义的冷战思维影响，那么就更倾向于将意识形态相异者做为敌人或竞争对手。“中国威胁论”、“中国对手论”就源于此。不过，在美国还有两种战略家秉持与上述不同的战略思维。一种是务实的自由主义，另一种是理性的现实主义。这两种思维虽然出发点不同，但都强调通过合作来实现美国的利益。这两种思维倾向于将中国作为美国的合作伙伴。
从中国方面来看，虽然主流仍然主张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认为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源流，中国需要继续寻求同美国的合作，但是也有虽非主流但影响趋强的声音。一种是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认为中美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调和；另一种是从僵硬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为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崛起。两种思维都认为中美必将为敌，并且用“阴谋论”来审视几乎美国所有的外交政策和行为。
中美安全目标矛盾目前虽然已经导致中美之间的很多摩擦，但是基本上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未来走向如何，取决于双方决策层秉持什么样的战略思维。如果不利于中美合作的战略思维占据主流，那么中美矛盾无疑会激化，中美关系这条大船就有可能倾覆，中美冷战有可能再起。这种局面必定危害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
防止中美安全目标矛盾被激化，关键在于如何消除两国的战略互疑，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为此就需要双方特别是美方摈弃冷战思维和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高度来审视两国关系。冷战思维和传统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思维早已与时代潮流和国际政治现实不符，应当被摈弃。
冷战的本质是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所谓冷战思维有两点要义：一是寻求对抗；二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作为对抗的根源。美国精英中相当一部分人在看中国时仍然将之视为奉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大后必然向外扩张，输出革命，进而威胁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发挥着很大作用。推进民主、推广“普世价值”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外交的表现形式。在中国，虽然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都申明，在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要超越意识形态，然而有些政府部门以及学者却仍然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观念来看待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
然而，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合作共赢是各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取向。虽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某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仍然居重要地位，但绝对不是首要地位。冷战思维秉持者突出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实际上是漠视了国际政治的这种变化，而且也对中美意识形态状况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意识形态是由一系列价值观构成的。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标签，即“姓资姓社”的话，实际上，中美两国在价值观层面是有许多相容、相通之处的。比如，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中国并不拒绝，甚至将它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12]当然，中国对这些价值观的内涵及实现途径有自己的理解，与西方有相当的差异，但在基本面是一致的。就拿民主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本质的区别，但并未将社会主义民主置于“民主”这个范畴之外，并且肯定资本主义民主的进步。马克思就曾经称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称“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12]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缺陷，并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设想。换句话说，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都是封建专制的对立面，二者之间的差异比二者同封建专制的差异要小得多。所以，摈弃冷战思维，就需要破除中美在价值观上水火不容这种迷思。
摈弃冷战思维，还需要破除另一种迷思，就是在民主问题上，将西方模式民主制度作为唯一的民主模式，并大力向世界推广。不少美国战略家就受这种迷思影响。而实际上，西方民主只是民主的模式之一，并不是全部。美国是用具体取代一般，在逻辑上就像是说“马即黑马”一样。英国学者赫尔德在《民主与全球秩序》一书中将民主分成三种基本变化形态或模式：“首先是直接民主制或参与民主制，即公民直接介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制度。这是民主制的‘原型’，发源于古代雅典等地。第二种是自由主义民主制或代议民主制，这种统治制度是由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在严格界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张坚持‘法治’。第三种是以一党模式为基础的民主制的变化形态(尽管有人会对其究竟算不算民主制表示质疑)。前不久，苏联、东欧社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恪守这种观念。”[13]这里他将苏联模式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的模式”。与那些将西方民主作为唯一民主模式的观点相比较，赫尔德的观点体现了一种在民主问题上的开放性。从逻辑上讲，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模式，而不是全部。古希腊的民主就与现今西方国家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有很大差别，但是无人否认古希腊民主的真实性。照此推理，还可以有不同于古希腊模式和代议制模式的民主。或者说，可以有“多党民主”和“无党民主”，也可以有“一党民主”。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得不修正他的观点。他在评论“中国模式”时，承认“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并且认为，“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历史终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14]福山曾经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是人类最好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后，将不会再有挑战自由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有更多的美国战略家能像福山这样从上述的迷思中走出来，那么冷战思维在美国的影响力肯定势微。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一些战略家都信奉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这种思维在中美两国也都有很大影响力。就美国来说，尽管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相抗衡，但现实主义却长期居主导地位。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大国间的实力较量，认为中美实力较量的最终结局是走向冲突，其中以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所阐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最有代表性。米氏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外交政策通常受现实主义逻辑支配，虽然其领导者的公开表态可能让人产生相反的想法。”“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清楚地注意到，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美国人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15]米氏的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特别是国防部和军事部门，比较欣赏这个理论。就中国来说，许多战略专家、军事专家也都用现实主义思维来观察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他们的政策主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政府决策。
然而，这种理论与国际政治现实明显不符。有几个重要因素都使得这个理论缺乏解释力。
一是核毁灭威胁制约大国战争。在核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已经陷入死胡同：大国冲突的结局是冲突双方乃至整个世界同归于尽，大国政治的悲剧只能上演最后一次，谁愿意充当这个最后悲剧的主角呢？严酷的现实迫使大国的战略家们必须摈弃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
二是人类智慧进步约束大国政治悲剧。如果跳出权力政治思维，人们也许会遵循这样的逻辑：既然以往大国政治都以悲剧告终，那么在经历了数次的悲剧后，大国应该努力寻找跳出现实主义铁律的出路，人类应该拥有找出这种出路的智慧。人类历史之所以不断发展、进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避免悲剧重演。
三是全球化重塑国家间关系。全球化给国际政治带来深刻的影响。最为突出的是使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度增大，共同利益增多。这有利于促进大国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与冲突。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班宁·盖瑞特认为：“不像苏联及其盟国，当今所有主要强国为了它们的繁荣与安全，都依赖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同它们的关系(特别是同像中国这样庞大且在经济上越来越重要的国家的关系)，以帮助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6]此外，全球化还导致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多样化，等等，这些因素虽然有时会诱发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更大程度上会促使包括超级大国美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寻求同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不是对抗。全球化使得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而这个村庄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威胁，村民们只有携手共进，才能有效应对挑战、威胁，增进福祉。而企图独善其身、自利自保者，肯定是徒劳的。传统权力政治思维在全球化面前显得非常苍白无力。
四是资源短缺并非绝对真理。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是大国政治悲观论的一个重要根据。悲观论者认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各国的发展及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最终会导致大国间的冲突甚至战争。有人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大国会为了争夺石油而战。但是，如果看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供人类使用的新能源不断被发现，人们不仅正在利用核能，而且还在开发生物燃料、氢燃料等新型能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虽然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发达国家同石油输出国之间的权力格局，石油输出国并未因此而卡住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美国开发页岩油气，使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大大降低。美国已成功制出小型核能板，装在汽车上可连续行驶180万公里，一旦普及，石油将变得一文不值。此外，科技的进步还会提高现有能源的使用效率。总之，世界各国完全可以通过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而不一定非要诉诸武力争夺或扩张。
五是国际生存空间弹性巨大。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大国关系持悲观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国际空间有限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大国发展起来，就会占据更多的国际空间，其结果是使得其他大国可占据的国际空间减少；于是，大国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不过，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却为批驳这种观点提供了大量论据。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再没有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战争。更为重要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并没有对发达国家的发展带来太大的影响，发达国家主要是互为市场和投资地。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远比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密切。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衰退为代价，反倒是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机遇。
总之，只要中美两国战略家都能与时俱进，解放思想，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战略思维，两国之间在全球与亚太安全目标上的矛盾就能够得到有效管控，双边关系的正能量就会不断积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可以逐渐建构起来，两国就能够在亚太地区共享安全与和平。
［收稿日期］201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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