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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现代社会保障，现代社会保障更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对其发端如何认识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这一系统布局的结构与范围的认识，而且还会影响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所以探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端问题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基于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特点的，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1.企业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企业的成长性方面，亦即生产技术与产品价格高低方面。
2.市场空间相对较大，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给正处于处延型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否尖锐，主要表现为市场容量的扩大与生产能力往往显得不足之间的矛盾，因而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和劳动强度。市场空间相对较大的诱因，也造成了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为资本所有者所获得而用于积累，使劳动者生活出现贫困。
3.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大，但对资本所有者而言，无论是资本拥有的数量还是货币收入的数量均相对有限，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更是十分低下，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甚至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导致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发生困难。工人们因对资本家拖欠、延付和克扣工资的不满，经常爆发起义和抗争，这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带来了不少的冲击。
所以资本主义国家较早考虑要建立社会保障，是为了应对无法生存的劳动者阶级的抗争，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全与经济运行的秩序。
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水平十分低下且不稳定。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保障水平、立法和实施的过程中也有较大的偏差。从欧洲各国的情况看，德国（普鲁士）、英国搞得相对好一些。英国实施社会保障的历史久远，1601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就颁布了《济贫法》，初步规定了通过税收形成社会保障基金和穷人领取救济金的办法，直到1832～1834年，英国议会正式批准了济贫法案。
《济贫法》的诞生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初步形成。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任普鲁士帝国首相时，在对劳动者实行大棒政策失败后，转而采用笼络人心的胡萝卜政策，决定把工人群众为解决疾病、养老、失业等问题而建立起来的相互补助改为国家保险制度，于1883～1889年，经帝国议会通过，批准由国家建立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和老年与残废保险等各项保障法案，正式使社会保障进入了国家立法阶段。
此后许多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作用与形成的原因方面基本没有变化，特别是由于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爆发，工人失业增加，企业大量破产，人们生活水平出现大幅度下降，工人罢工斗争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时，资本主义各国纷纷采取了应急救济的办法。1935年美国制定了历史上著名的《社会保障法案》，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的概念，社会保障也成了“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40年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形成了与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为界，二战结束后主要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扩大和完善的阶段。
尤其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劳动者个体的经济状况都有了较大的好转。以美国为例，1979年一个有高中文凭的30岁妇女，如果她在产品制造业部门工作，每年可挣得17200美元，最低的服务业周工资为230美元。（注：陈恕祥主编：《美国贫困问题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40～141页。）贫困家庭的生活也处在一个较高水平，1979年全美20%贫困家庭平均年实际收入5439美元。（注：陈恕祥主编：《美国贫困问题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28页。）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人就业，生活就会得到保障。以1983年为例，美国主要食品的人均消费总量为643.3千克（日本为503.3千克），平均1.5人有一台电视机，1.3人有一部电话机，1.4人有一辆汽车。而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在3%以下，有的行业还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状况。（注：陈恕祥主编：《美国贫困问题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98页。）再说，从工人运动的情况看，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暂时地还处在安全状态，客观上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如果这时资本主义世界降低工人的保障水平，削减保障经费的支出应是合乎情理，符合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衷的。可事实正好相反，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人生活有所提高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水平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有大幅度的增加。美国的福利支出1940年为88亿美元，人均为68美元，1980年为4934亿美元，人均2145美元。（注：陈恕祥主编：《美国贫困问题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23页。）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看，或许有这样一些原因：从经济上说这既可能是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从政治上讲，可能是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尤其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已成为有很大政治力量的政党，他们或是执政，或是成为联合政府的重要成员，他们的主张就是扩大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另外，资产阶级政党为笼络人心，拉拢选票也被迫抛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诱饵，在实际执行中也为此做了一些努力。有的专家在研究瑞典社会福利经济制度时指出，“总工会(LO)、雇主协会(SAF)、国家议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立，这是瑞典利益均衡特征的生动标志。在主导整个瑞典经济模式过程中，瑞典的工会‘利益集团’起到了社会支柱的作用”。（注：张平、孙敏著：《瑞典社会福利经济的典范》[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47-48页。）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含着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因素，最终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保障过程。
虽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执行过程中仍有不少反复，有的对过高社会保障收入开始征税，也有的取消了部分属于社会保障的补贴，但种种做法都没有根本改变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点：1.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已不是简单的对劳动者实行的生活保障，现代社会保障中包括了劳动者的发展需要，甚至有部分是属于享受需要了。2.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再是简单地出于社会安全需要，并非只是为社会编织一张“安全网”而已，因为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大部分时间内，国内是安全或比较安全的。
那么资本主义世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大与完善究竟出于何种因由呢？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扩大与完善，仅仅从上述经济与政治两方面还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管经济处在高涨还是低迷都是持续稳定发展的。我们认为研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扩大与完善（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问题，还要扩大范围寻找原因：
首先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与现代经济伦理观相适应的。
长期以来，以至今天仍然还存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认为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是目的，而政府，国王或执政者都是实现目的手段，要求人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生活和奋斗，强调自由意志与人的自由的重要性，大力提倡节俭和勤奋，推行责任与创新，认为人是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的成败其功过皆归于个人，倡导竞争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个人自我负责。（注：戴文标编著：《公共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3页。）这既是新教伦理的主调，也是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斯·韦伯在评说早期资本主义伦理思想时指出“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注：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早期的经济伦理观一般认为是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解释有关，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译本，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这一思想在经济伦理学上被称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或自利观、功效观。在这样的一种伦理思想支配下，导致经济伦理观在一定程度上的偏面性也就不可避免，即只强调个性自由、解放与自我负责。换句话说我行我素，后果自负，一切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的重要内容。在世界经济史上，比较早地为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经济人”——的这类行为做出伦理辩护的有英国思想家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他的《蜜蜂寓言》指出，个人对自身利益和幸福的追求，“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完全毁灭，也不一定衰落。”（注：转引自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它对作为社会公共组织的政府，只要求一个“自由权”而很少涉及到一个“保护权”、“责任权”，相反他们认为如果要求政府给予“保护权”、“责任权”就意味着同时要让出“自由权”或部分自由，这是得不偿失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或充分认识到政府对个人的“保护权”、“责任权”是自己已经出让部分“自由权”形成了公共权力的结果或索取，由于传统的伦理观中害怕“自由权”的丧失，对政府的要求也就没有太多的奢望与深展。恩格斯在评说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伦理思想时曾说到：“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盖了。古代的巴力斯、中古纪的城市或行会、封建的土地贵族联盟——这一切都有意识形态的附属目的……只有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才是完全清醒的和务实的，然而是庸俗的”（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重商主义以前的经济思想》[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也就是说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观是直奔个人利益的。
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严格来说新的伦理思想是萌芽于20世纪前后），由于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变化，新的经济伦理观逐步形成了。就像西方伦理学家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观”（注：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323页。），“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注：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观除了继续强调人的自由、竞争、创新、自我负责外，有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些新内容建立的基础是我们窥视到的有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他们强调政府干预，指出企业、个人、市场在政府干预过程中具有一致性。伊丽莎白·拉蒙德在《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中提出“对一个人有利的事，也对另一人有利，也许还有所有的人有利，甚至对国家有利。一大笔财富由许多便士构成，一便士与另一便士合在一起，再与第三个和第四个便士汇合起来，就逐渐形成很大一笔金额；同样地，每一个人同另一个合在一起，就形成国家的整体。”（注：（英）伊丽莎白·拉蒙德：《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北京），第62页。）而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干脆认为亚当·斯密并没有简单的经济人的解释，他认为：自利行为与非自利行为的结合是团体忠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其《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涉及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他指出：“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注：阿马蒂亚·森所著的《伦理学与经济学ONETHICS & ECONOMICS》[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版，（北京）第25页。）。而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勒蒂奇在评说阿马蒂亚·森所著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时，提到阿马蒂亚·森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学中极为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它对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系。”说阿马蒂亚·森批评“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consistency of choice)，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注：阿马蒂亚·森所著的《伦理学与经济学ONETHICS & ECONOMICS》[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版，（北京）第2～3页。）在阿马蒂亚·森之外，一个流传很广的证明是嫌犯的两难选择(prisoners' dilemma)，嫌犯的两难选择表明人不能只考虑利己，利己主义不仅将使社会福利产生损耗，而且会使个人利益受损，只有利他主义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值。
对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兴起，瑞士经济伦理学家彼得·乌尔利希(Peter Ulrich)认为：“从现实上看，这是对两百多年来工业社会‘脱缰了的’经济合理性过程导致的内外否定性效应的忧虑的产物。这些否定性效应包括：经济的生态代价、社会代价和心理代价。人们日益明确地意识到，现有经济系统框架内经济上合理的东西在生活实践上并非无条件地也同样是理性的。从理论上看，这是要克服两百多年来西方‘纯粹’经济合理性和‘纯粹’道德性的两个世界的分裂。这两个世界是一个表现为只讲经济效率的经济学世界，和另一个只讲非经济的人性的伦理观，所以现代人们的目标是将两者科学地统一起来”。（注：彼得·乌尔利希：《经济理性的转变：现代工业社会的进步远景》[M].伯尔尼：1993年德文修订版第3页。）在这样一种新的经济伦理观的支持下，产生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注：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506页。）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与物质文明建设相适应，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反复指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出建立社会主义互助互利道德情操和个人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伦理的变化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启动消费需求的一种重要手段。
现代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将生产的周期缩短了，而且将生产与市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市场机制能实现这两个缩短的主要动因还在于利润杠杆的诱惑，商品的生产与供给能力的大小已不再像命令经济和小农经济时期那样重要了。一方面一些人千方百计生产有需求，但尚无人生产的商品，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去生产已经有人生产，而且利润丰厚的商品，最终供给量自然就上去了。这里需要的一个前提只是自由发挥市场的作用。显然市场机制的作用对于消费者而言是件好事，这对早期消费市场的空间相对广阔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言，更是一件好事，使主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大量商品输出到海外，又能从海外获得大量的货币。
现代市场经济以其效率更高、制度规范、竞争“有序”而作用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它带给人们的是源源不断的丰富的消费品、不断创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对象，甚至服务，使人们的消费享受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消费品的丰富反过来又制约着生产。
消费制约生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生产产品的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的不一致性；有消费者购买能力相对不足，消费者消费能力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还有部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受生理条件的自然限制，这在一部分高收入者中的表现是十分明显的。对后一原因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按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穷人的货币边际效用与富人的货币边际效用是不一样的。穷人的货币边际效用大，他需要花钱满足消费，但没有钱可花，富人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他不需要花钱买太多的商品消费，有大量的钱在“闲置”。
从当前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看，社会经济出现危机与困难，大多表现为需求不足，而不是生产供应的短缺。这一点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与许多不发达的经济管制型的国家有较大的不同，经济管制型的国家的危机与困难主要出现在生产供应跟不上需求，老百姓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商品匮乏。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恶性循环，商品供应越少越要实行管制与配合，越是搞管制与配给，商品的价值就越会受到扭曲，得不到合理实现，那样商品的供给也越少。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或困难，大多表现为严重的消费不足，这与早期的生产相对过剩也有一定区别。如何增强消费能力成为发达国家政府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我们认为利用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保障支出的变化对消费品市场进行调节，可以部分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当市场发出消费不足的信号，投资回报因需求不足而下降，市场主动性投资减少时，政府就可以增加转移支付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居民消费水平有所增加与提高。通过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带动生产走出困境；而当经济出现高涨、就业增加、GDP增幅上升时，政府则可以减少转移性支付，适当削减社会保障支出，尤其是可以减少用于居民福利部分的支出，平缓经济增长速度，预防通货膨胀。这时还可通过税收杠杆调节，增加财政收入，为社会保障进行积累，扩充社会保障基金，为日后市场低迷时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作好准备，使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宏观环境得到改善。
所以说，政府在经济低迷时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费用，应该主要来自经济高涨时的税收积累。当经济低迷时通过赤字预算，发行国债，虽也能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但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也会为日后的经济条件恶化，产生经济泡沫埋下祸根。
政府对经济调控采取什么手段，凯恩斯的简单概述是利用宏观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这毕竟不是政府调控手段的最终所在，最终手段所在的还是将钱用在哪里，办什么事效果明显。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各国经济制度不同，这一点也存在着不同。结合中国实际，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以前，出现市场低迷时，政府以直接增加生产性支出较为有效。而当中国经济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企业逐步实现了自主经营，成为市场活动中的主体，出现经济危机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从生产不足变成生产的相对过剩。则政府的宏观调控也要变换方法，就是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通过筑路、造桥、发展旅游、咨询服务等产业来解决市场低迷与经济危机。这些手段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有效的手段。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初始支出巨大，维护成本相对较少。这对政府财政支出减少来说是个好消息，可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运用这些手段对经济调控作用的降低。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经济运行调控作用降低以后，一种主要的、可持续的调控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手段，主要是不断扩大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运用好社会保障支出的变化。可以说在将来很长一个时期里，社会保障支出的变化将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可供选择的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仍有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但这一作用已不再那么突出。作为社会安全网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它所注重的安全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劳动者个人生存安全与劳动者阶层无法生存对社会的冲击问题，实际上存在的还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安全问题，包括与此相关的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也就是由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相关问题。这需要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有更新的发展和变化，这一点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许多国家还是只强调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安全的重要性，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其他原因估价不足。这除了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外，或许与对形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成因，发挥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的认识不足有一定关系。现在许多国家因种种原因，没有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或者在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力度不够，他们总是认为社会保障支出是一种经济负担，只要“社会安全”一天，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大和完善就可以拖一天，甚至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也舍不得花钱，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不相适应或严重脱节的情况。我国当前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
事实上社会主义的伦理观更加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伦理观。不说我们较少受到早期资本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亦即功效观、自利观的伦理道德影响，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直接嫁接于现代市场经济中，较为强调政府、社会、利他观的新的伦理道德观，而且我国的经济伦理观既有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作基础，重视人的生存、发展、享受权；而且与我国的历史文化相衔接。我国工人、农民长期受党和政府的教育，加上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人们有一种为国分忧，自谋出路的好传统，大多家庭和社会成员都有耐心去体谅政府的困难，不会太多地将自己的不幸转嫁于政府和社会，就是在市场竞争中失去工作也不会给政府带来太多的麻烦，更多地是转而去自谋出路。按西方国家的充分就业率标准算，有5%以上的劳动者失业，可能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这一点在我国也不一定应验。但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忘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另两个原因，而忽视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扩大与完善。更何况作为赶超型的国家，市场经济运行也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再像西方国家早期那样，先任由市场经济自发发展，然后再行规范的过程。否则，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消费能力不足，市场长期低迷，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因为长期不重视解决低收入者或失业人员的收入保障问题，用于消费支出的就会减少，当积累时间长了以后，就只得用矫枉过正的办法来解决，否则经济惯性就不会停止，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教训，我们不要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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