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起点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逻辑起点，是指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行程中所经历的第一个环节；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通常是代表这门学科合乎理性、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发端，往往对该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国工程师泰勒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实验，发现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对劳动过程（动作）进行分析，并依此确立最佳的工作方案，然后选择适当的工人进行严格的训练。因此，分析劳动过程并制订方案是与劳动过程本身存在明确分工的职能。这种职能就是管理。泰勒的研究被公认为是管理学的发端，泰勒则被人们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可见，在科学史上，许多科学“发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就是建构某一学科的逻辑起点。
那么，档案学的研究发源于何处？它的逻辑起点会给学科建构带来哪些影响？这不仅是本文也是众多的档案学者自研究档案学始，就不断进行探讨的话题。
一、关于档案学逻辑起点的一般表述
众所周知，我国绝大多数档案学著作是从描述和解释档案开始的。尽管许多学者对档案的认识存在差异和分歧，但是，他们都没有怀疑档案是一种对社会有用的事物，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学者们认为致力于研究一门对社会发展有利的学科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面貌的重大事业。
虽然绝大多数档案学者的著述都是围绕档案进行的，但是，真正将档案与档案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普遍，这种研究只是出现在近十余年间《档案学概论》的探讨之中（注：陈永生：《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档案学关于自身问题研究的回顾与评价》，《档案学通讯》1999年第4期。）。在这些“并不普遍”的研究成果中，尽管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界定方式各不相同，却都没有排斥其研究对象是源于对一种事物的分析，这种事物就是档案。至于档案工作、档案事业，乃至档案现象，不过是档案存在状况的一种延伸。学者们似乎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即先有了档案，然后有了关于档案的活动，进而有了关于档案的学问——档案学。大家都将档案作为了档案学的逻辑起点。
如上所述，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对于建构和发展该学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它势必成为学科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初期）人们关注的焦点。档案学的研究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众多档案学者都对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档案的界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据权威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档案学十个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档案的起源、本质、价值问题”位居其首，而且是“热门研究课题之一”。（注：王景高：《关于十年来我国档案学发展的评价问题》，《回顾与展望》，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当然，现代学者对档案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了那种对“边外文字”命名方式的范畴。他们更关心的是对被称为“档案”的事物，怎样给予科学的界定。尽管众学者的论述角度不同，但择其要点，大体可以归纳为“文件说”、“文献说”、“记录说”和“信息说”。（注：穆庆云：《档案定义新探》，《学校档案》1989年第3期。）客观地讲，这些认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档案的。正如列宁所说“定义可能有许多，因为对象有许多方面”，（注：《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5页。）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背景和特定需求来认识事物。
但是，作为对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的分析，在基本事物即定的前提下，则应当更多地去研究该事物的社会现实状况，研究该事物与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单纯演绎它的概念。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是靠自身的某种属性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这种属性与需要之间的关系，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从“已知状况”出发、从“现实联系”出发，就成为认识档案学逻辑起点的合理方式。
首先，作为一门学科，它必须能够帮助人们用已知事物来认识未知事物，而不是把一种已知的事物用未知或并不十分明确的某种含义去复杂化。换句话说，如果档案是一种社会知名度并不高的事物，那么，就需要其研究者用一种大众化的概念去阐示它，使其得到广泛的认同——将其与人们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在现代对档案的讨论中，文件是使用频率较高和社会知名度较高的事物。在我们生活的国度中，文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现代社会管理就是表现为“大量的文件堆积”。我们所说的档案，就其主要成份而言，实际上不过是文件某一特定阶段的存在状态；不论档案学的研究者承认与否，档案管理的基本内容都是针对文件建构的。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这些学者认为，文件多指“公文、信件”；在日常工作中，则特指“机关形成的、带有红字标头和发文字号的公务文书”，如果用文件来界定档案，无法包括档案中的一些特殊载体形式，如图表、字画和声像材料（注：穆庆云：《档案定义新探》，《学校档案》1989年第3期。）。对此，陈兆祦先生在一篇名为《再论档案定义——兼论文件的定义和运动周期问题》的文章中进行了说明。（注：陈兆祦：《再论档案定义——兼论文件的定义和运动周期问题》，《档案学通讯》1987年第2期。）陈先生认为，“文件是一个大概念，不能只理解为红头文件、中央文件、省委文件，而是我们在各项工作中——直接形成的记录了信息的各种固态物体”，“档案就是作为历史记录保存起来以便查考的文件”。这种提法也是符合社会实际的。
其次，作为一门学科，它界定事物的基本目的在于认识这种事物的基本属性，进而揭示其基本属性的渊源。就一种社会事物而言，档案的属性是在与人们的社会联系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定的联系，档案这种社会事物的属性将无法界定。从管理过程上看，正如档案界所公认的那样，档案并不是社会活动的“直接”产物，就其主要成份而言，它是由社会活动中的直接产物转化而来的；它对社会活动的反映，是从社会活动的直接产物中“脱胎”而来的。因此，如果用“历史记录”表述档案的属性，那么，这种属性是由存在于“历史”中的事物派生的。从认识过程上看，人们正是发现了档案作为一种阶段性产物及其渊源的某种属性，并出于自身活动的需要，才将其保留、提炼、强化和系统化的。也正是因为档案属性与人们认识过程存在这种联系，所以使其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可以做一种大胆的推测，随着人们认识过程的进化和社会需要的改变，档案的“命运”还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见，档案实际上是一种存在于“联系”之中的相对概念。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以档案为逻辑起点来建构一门学科的话，还必须顾及其历史线索，要考虑到档案同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档案的历史线索关系到学科的层次，档案同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关系到学科的形态。这也是并非所有客观事物都能够构成一门学科的原因。换句话说，一门学科的理论以什么范畴作为逻辑起点，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研究对象的历史线索，二是理论形态本身的特征。
二、关于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历史线索
从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线索看，它是一个从一般关系发展到特殊关系的过程。而这个历史过程恰恰是科学理论进程应当遵守的逻辑轨迹。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研究对象。如《资本论》是从研究商品开始的，而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两者的内在的关系表现在：商品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商品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简单的关系、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胚芽、简单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商品开始，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般的经济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开始研究的。档案学的研究也不应当违背科学研究的这种规律，即应当从研究一般的关系开始。
在对档案的认识和分析中，我们会发现档案同一种社会事物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如上所述，尽管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档案，但当涉及档案的实物形态和基本属性时，却始终无法回避档案同一种事物的联系。这种事物就是文件。
从历史沿革上看，在有文字记载的相当长的时间中，文件与档案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甚至可以认为就是同一事物。比如，文献中只有关于甲骨、简牍、簿书等的记载，至于它们究竟是文书还是属于档案，实际上是后人的一种“追认”，最不同研究者出于自身的需要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描述——研究文书学的学者认为“甲骨”是一种文书（文件）（注：文书和文件是两个十分相近的概念。它们的形成主要源于历史和习惯两个因素。比如，我国清代以前基本上没有通用的文件概念，人们则把历史上形成的文件称为文书；而在当今社会上文件已经成为一个通用的概念，因此，人们又把现代的文书称为文件。此外，正是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造成文书和文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即由于文书的概念形成较早，人们在使用过程中，赋予了它一些引申的含义。比如，文书除了特指一种记录材料外，还可以指从事此项工作的职业和人。在我国的军队系统中至今还沿用着这种称谓。文件则不具备这种含义。）研究文字学的学者则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文字记录，研究档案学的学者当然对“甲骨”的档案属性确信无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注：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集外集拾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7页。）其中的道理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此外，“档案”一词的广泛使用是在清代之后，而在此之前，在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特别是有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组织存在的历史中，已经有了文书（文件）的确切形式和种类；当出现了较为明确的档案的概念之后，它就很容易成为人们出于一种对历史事物的再认识，把历史上形成的文书（文件）与现实中的文书（文件）相区别的结果。即使如此，这种客观事物也不会因为称谓的变化而改变其内容和属性。
从管理过程上看，由文件“转化”为档案需要经过被学术界认定的“立卷归档”的环节。所谓立卷归档，就是指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将其工作活动中形成的文件处理完毕之后，把其中有价值的部分，由文书处理部门或承办部门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系统整理，定期向社会组织中的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并由档案部门管理的过程。其中，文件的处理完毕，只是指文件在社会组织中的制作完毕，并非失去现行的作用；文件的系统整理，只是剔除一些如重份、被包容和事务性的文件，并按照文件本身的固有特征强化文件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这一过程实际上不过是文件在社会组织中的一次管理“移位”；经过立卷归档的文件，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身的属性。如果一定要说明这一过程的变化的话，那么，其最大的变化是使社会组织中的档案部门从此介入到社会组织的管理活动中来。
从环境发展上看，随着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广泛应用，人们则很难在文件和档案之间设置非概念化的区分标准。“在理论上，办公系统的结构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依靠新的信息网络。过去这些信息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文件实体结构而存在的，而新的办公系统将试图把信息网络建立在逻辑结构之上，新的信息技术通过局部的区域网，地区信息系统和组织间信息系统反映信息在性质、来源和应用方面的变化”。（注：凯瑟琳·加沃尔：《电子文件引起的理论困惑》，《中国档案》1995年第2期。）因此，正像有的学者描述的那样，在上述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档案工作者或信息管理者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文件实体，而只是一系列反映不同职能活动的动态信息集合。”（注：T·库克：《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革命》，《山西档案》1997年第2期。）也就是说，在信息网络时代，单份文件和档案之间的区别已经几乎不存在，而档案相对于文件的“系统整理”优势，也已经被信息网络的“逻辑结构”所“虚拟”。
综上所述，文件的方式是人们从事管理活动最一般的活动方式，（注：胡鸿杰：《公文的成因及功能》，《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1期。）档案的一些基本属性实际上是对文件属性的一种“继承”。档案学的理论是基于人们对档案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而发展起来的，脱离开档案同文件之间的“联系”，档案学的理论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档案学研究的理论特征
从档案学的理论重点看，我国档案学自建立之初就十分关注管理活动的实际。从早期档案学著作所研究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具体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活动的质量和效率。正如吴宝康先生所说，“周连宽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实际上是当时湖北武昌县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经验总结，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则是根据浙江兰溪县政府整理档案的经验编著而成的。由此可见，当时的档案学的研究是首先从研究一定具体机关（如县政府）的工作经验开始的。”（注：吴宝康：《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尽管一些学者曾经对这种研究的局限性提出过置疑，但是，这种研究问题的倾向性却一直被其后的档案学研究所沿袭。我国不同时期的档案学的理论“热点”，都有着明确的实践背景。从20世纪50年代关于档案定义的讨论，到20世纪60年代“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的确立，乃至八、九十年代关于“文档一体化”、“档案工作的前端控制”的提出，无不反映出档案学者对管理实践的一种关注。用加拿大档案学者T·库克先生的话来说，这种“关注的焦点”，是“从由此产生的文件或产品转向文件背后的创造活动或创作意图”。（注：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这种“文件背后的创造活动或创造意图”，如果用通俗的汉语来表述的话，就是管理活动实际。由此看来，关注管理活动实际，不仅是我国档案学者的一种价值取向，也是外国档案学者的一种价值取向。
从档案学的理论形态看，其中应用管理的部分占居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对此，林清澄、李生荣先生在一篇名为《档案学的两种理论形态》的文章中有过十分准确的表述，“应用档案学是贯穿于档案学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种理论形态。在我国目前的数十种档案学期刊中，只有极少数的几种避开了这种形态。在我国1993年底前出版的441部中外档案学新旧著作和教材中，这种形态或以这种形态为主的占97%。我国70年代以前撰写和出版的档案学专著，则全部为应用档案学。进入80年代以来，虽然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蓬勃兴起和发展，理论档案学研究成果颇丰，但是，由于关于档案管理现代化的研究，关于档案管理方法、技术、规章制度和机构体制的研究，关于档案收集、分类整理、编目、保管、鉴定、提供利用的研究，等等，不仅始终如一地进行，而且其成果之多远远胜过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应用档案学这一理论形态仍然牢固地占领档案学科学体系的大块阵地。”（注：林清澄、李生荣：《档案学的两种理论形态》，《山西档案》1996年第3期。）这里所称的“应用档案学”形态，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实际上就是对档案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尽管有许多学者对档案学的整体构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是，都无法排斥档案学的“基干”部分所特有的理论形态，甚至都是在这种形态基础上的理论重组和延伸，其精髓仍然是对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
综上所述，档案学作为一门管理学科，它区别于那种由概念的运动、推移、转化而形成的高度思维、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由档案管理活动实际决定的基本理论同管理程序高度统一的学科体系。把作为部分管理活动的档案管理融入整体管理活动之中，从管理活动的基本方式出发去建构档案学，正是当代档案学人的一种共识和期盼。档案界长期讨论的“文档一体化”、“档案工作的前端控制”，正是这种期盼的具体表现。“文件——档案”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记录，也不仅仅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信息资源，它更是一种非常确切的现实管理因素。它所“记录”的不仅仅是“信息点”，而是一种“管理区间”，即管理程序的科学连接方式和模式。因此，档案学是一门以管理的基本方式——文件的归宿为逻辑起点的学科：档案学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之外，其更大的优势可能在于从文件的运动规律中总结出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尽管当代管理学的理论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其中真正以管理方式、管理程序为对象的学科仍然相对滞后。而档案学正是一门真正研究管理方式、管理程序的学科。这种优势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