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述评——基于2002—2012年中国期刊文献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年中论文,文献论文,期刊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档案事业对综合型和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即不仅需要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和方法的人才，更加迫切需要能够解决档案工作领域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问题的创新人才。探索和构建我国档案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对近十年我国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回顾与梳理，归纳总结出现有模式的经验与不足之处，进而为档案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提供基础，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档案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实践的开展。
一、我国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文献回顾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来对我国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文献回顾，以2002—2012年中国期刊网(CNKI)为调查对象，进行论文收集(包括博硕士论文)，对论文的收集采用了以下两种方式：
1.核心期刊。这里所选取的核心期刊是档案学专业领域2012版北大核心的9种期刊，对该9种期刊近十年(2002—2012年)每期发文进行逐一筛选，与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相关的论文都予以保留，共有451篇符合要求，分别是：(1)《档案学通讯》152篇；(2)《档案学研究》48篇；(3)《中国档案》23篇；(4)《浙江档案》34篇；(5)《档案与建设》25篇；(6)《档案管理》21篇；(7)《山西档案》17篇；(8)《北京档案》25篇；(9)《兰台世界》106篇。
2.以关键词组合来进行搜索。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等中用关键词“档案(学)+人才培养模式”、“档案(学)+培养方案”、“档案(学)+培养理念”、“档案(学)+课程”、“档案(学)+培养目标”、“档案(学)+学科建设”、“档案(学)+管理体制”、“档案(学)+机制”、“档案(学)+制度”等分别进行篇名检索，获得的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
对上述两个部分的检索结果进行汇总，得到期刊论文651篇，硕士论文4篇，剔除期刊论文中重复项186篇，剩余期刊论文465篇，硕士论文4篇。对剩余期刊论文经过反复筛选后，得到的结果是成果形式以期刊论文为主，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专门深入系统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与档案学人才培养模式紧密相关的期刊论文共375篇，有一定关联的硕士论文仅4篇。
①从期刊文献发表时间和发表数量来看(见表2)。近十年来，与本研究相关的论文(包含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共379篇，平均每年38篇，从发表数量来看，说明学界关于档案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讨论一直并未停止，始终是研究热点。同时，也说明现在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仍需不断深入研究。从每年发表的期刊文献数量来看，自2003年起，基本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09年达到顶峰，2010年起，发表数量逐步回落。
②从文献的篇名来看，研究主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泛泛地探讨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或围绕讨论人才培养模式中的某个要素进行集中讨论，但也均不够深入透彻。
③从文献作者来看，集中研究该主题的主要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的学者教师，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或要素探讨较多的作者有金波、丁华东、李财富、朱玉媛、孟世恩、王协舟、颜海、张斌、徐拥军、张国民、华林等。从研究的学者教师专业背景来看，这些学者教师的教育背景也基本集中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总体而言，研究该主题的学术队伍专业背景单一，因此其研究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涉及教育、公共管理、经济、计算机等学科领域，需要多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其研究成果才能更加具有普适性。因此，引进其他相关专业(教育、公共管理、经济、计算机等)高学历人才充实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教师队伍，从事该方面研究具有一定必要性。
④从期刊文献发文时所依靠的项目、课题资助情况来看，关于档案学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已有的项目、课题研究(见表4)来看，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这些项目课题承担人(或主持人)均具有丰富的专业教学与实践经验。
⑤从专业领域来看，所获得的期刊文献中关于人才培养模式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集中在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其要素的探讨上(约200篇)。多年来档案学专业采用“专才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口径狭窄且课程体系设置、教学内容跟不上时代步伐、与人才市场需求严重脱节以及档案学专业本身就业面狭窄，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更好地为改革和发展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二、我国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上述收集的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我国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主要集中在档案学业人才培养模式及其相应的组成要素方面。
2.1 关于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规律指导下，为指导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一整套标准方案和管理规则，其本质特征是具有可操作性和在一定环境下具有可效仿性，由若干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孟世恩(2006)认为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亦应由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课程体系的构建、培养方案的实施，教学过程与方法的安排及评价指标等要素组成，这些组成要素是对教学内容与形式，理论与实践的总体设计[1]；徐品坚(2002)则认为所谓档案学人才培养模式就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与培养方式的总和[2]；王立萍(2009)则认为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应包含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置及实践性教学设计与方法三个方面。宋杨、张涛(2012)等学者则认为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应由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方式方法和师资队伍建设四个组成要素构成。虽然不同学者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论述及组成要素有所差异，但总的来看，基本一致，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
2.2 关于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组成要素的研究
2.2.1 培养目标
目前学者对档案学专业培养目标的讨论主要以“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中心，进而围绕培养目标人才的类型、培养目标定位的原则、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等展开。诸多学者均认为档案事业和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实际是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培养目标是前提，直接关系到是否能确定合理的培养计划、课程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等。
徐品坚(2002)、王立萍(2009)等学者认为其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学术研究型、应用实用型和通用复合型三种人才类型。孟世恩等(2006)认为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构建应遵循和坚持与时俱进、反映“独立品质”、体现人才培养的动态趋势和因时制宜的原则[3]，而丁华东、汪海霞(2007)则认为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应坚持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坚持以档案学专业教育为根基等四项原则[4]。针对目前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学者普遍认为培养目标过于单一，但随着我国新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专业目录的颁布，档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位：应用型、复合型档案学高级专门人才。各培养院校依据这样的培养目标定位，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开展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
2.2.2 课程体系设置
档案学课程体系设置是否科学，是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否科学有效的具体体现，是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是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实现的保障。目前学者主要围绕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依据和基本原则、课程体系改革以及为保障课程体系建设所采取的措施、方法等进行了论述。
徐拥军、张斌(2011)在对我国档案高等教育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我国档案学专业课程设置呈现不断调整充实，初显多元特色的特点[5]。张煜明(2004)等学者认为档案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应体现宽口径厚基础、注重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以及要与社会需求接轨、与国际接轨[6]，王协舟、何振(2006)等则认为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应以素质为本，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7]。在这样的建设思路指导下，课程体系设置模块则可相应的由六大模块或七大模块组成。
曹宇(2009)在教育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从档案学专业课程调整应遵循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与可持续性和统筹兼顾四个基本原则，并以辽宁大学为例，探索合理的档案学课程体系设置[8]。金波、丁华东(2004)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学课程改革的回顾，提出新世纪档案学课程的设置和课程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体现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发展要求、充分体现整体优化、动态性与稳定性相统一和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四个方面原则，并提出课程体系设置主要有按照知识模块、按学科一体化和按主辅修制三种主要模式[9]。
档案学的课程体系设置应以知识—素质—能力为基本出发点，体现档案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的特色[10]。为保证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对策：王立萍(2009)认为应该建立“平台+课程组+实践”的课程设置体系，徐品坚(2002)认为应不断完善相应配套教材建设，要组织力量编写一系列能反映国内外档案学最新成果符合不同教育层次(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可用的教材体系[11]。张斌教授(2004)在对档案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广泛调研下，对档案学专业课程改革建设提出了几点设想：精心设计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和打造档案学专业精品课程[12]。另外，学者针对档案学专业不同教育层次，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课程体系建设和改革的建议：孙爱萍(2011)、连志英(2012)等通过对欧美等西方国家档案学专业本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特点的调研，在借鉴其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相应教育层次课程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13][14]。倪丽娟(2012)从就业角度审视目前档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应从社会需求的方向予以创新：设置符合社会需求的教学模块、扩大选修课比例和增大选修课范围以及增设实践课程、增加实习，进而确保就业率[15]。
2.2.3 师资队伍建设
主要围绕如何加快档案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铸就一批高水平师资队伍而展开，因为师资队伍是保障档案学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根基。
蒋冠、桑毓域(2008)，杜雯、颜祥林(2011)分别依据2008年教育部对全国开设31所开设档案学专业的专业建设情况的问卷调查资料原始数据和2011年9—11月通过设计问卷调查表等方式对全国开设档案学专业的34所高校进行了专业建设调研。从两次调研结果显示来看，全国档案学专业教师数量基本稳定，保持在308位左右；从职称结构来看，高级职称人数数量维持在202位左右，占到总人数的近65.58％，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已经成为专业教师队伍的主体力量；从学历结构来看，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2011年具有博士学位专业教师比例已高达47.41％，接近总人数的一半，博士学位数量的增大，有利于教师学术水平的提升；从专业结构来看，专业教师中在本、硕、博三个阶段的任一阶段获得非档案学专业学位的教师数也在呈逐年增长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优化档案学专业教师的专业结构，更加有利于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交叉，可进一步拓宽档案学研究空间和研究范围。总的来看，我国档案学师资队伍数量基本稳定，素质却大幅提升(见图1)[16]。
在档案学专业师资队伍稳中有升，素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徐拥军，张斌(2011)指出目前我国档案学专业师资队伍学缘结构单一(“人大模式”)，有待于优化[17]，安小米(2010)对“十一五期间”我国28所高校档案专业开展国际交流情况调查揭示，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教师人数和次数相对较少、国际发文和论文被引还特别有限[18]，说明我国档案学专业教师队伍同高水平师资队伍还有很大差距。
为建设和培养一批高水平档案学专业师资队伍，不同学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措施。王立萍(2009)等学者建议开展校局馆联合办学模式，局馆专家、业务骨干走进课堂为学生授课，徐品坚(2002)、宋杨、张涛(2012)等学者建议通过加强教师培训、在教师队伍中引入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徐拥军，张斌(2011)提出通过进一步优化专业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采取多种形式提升档案学专业教师的学术水平和采取多种方式丰富档案学专业教师的实践经验来进一步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培养[19]。安小米(2010)提出通过国际交流的档案学术资源建设、人才培养经费投入、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和科研工作制度等5条措施来加强和提高档案学专业教师的国际交流水平和次数，不断提高档案学专业教师师资整体学术水平与能力[20]。
2.2.4 培养方案的实施
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那么培养方案就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践行，也是对培养目标的细化，具体确定了档案学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特色、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培养环节的进度安排、教学手段和方法等一系列方面，是对“培养什么人”具体操作，即“如何培养、怎样培养、通过什么途径、需要利用哪些资源来培养”。孟世恩(2006)认为通过加强基础课和档案学专业主干课的地位、规范相关的教学环节、实施三个优化和做到五个结合这四项措施来保障档案学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实施[21]。赵彦昌(2008)提出通过开展实践教学、加强学科和课程建设、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以及指导学生撰写高水平和高质量学位论文等几个方面来实现其培养方案[22]。目前学者对培养方案的实施研究从总体来讲，研究还不够深入透彻，较为笼统。方案的实施总的来讲，缺乏对具体规划、平台构建、方案实施的步骤、方式以及时间进度等多方面的确定。
2.2.5 人才评价
在教育领域，关于人才培养的评价研究较为丰富，但学者在对档案学专业人才评价以及借鉴教育领域的评价体系运用在档案学专业人才评价上的研究还较为匮乏。在所收集的期刊文献中，仅有丁元(2004)的《建立档案专业人才评价体系的思考》这篇论文谈到了档案专业人才评价问题，在其文章中指出档案专业人才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应根据档案专业特点，结合各方面具体实际，建立其科学的评价指标及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指出，在建立评价体系时应当遵循科学性、可行性、全面性、内容并列性以及可比性五项原则[23]。文中并未谈及具体的档案学专业人才评价指标及评价指标体系，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缺乏可操作性。
总的来看，目前的研究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但同时存在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问题。
3.1理论与实践研究有一定结合，但在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还较为欠缺
从上述的研究中，目前档案学界关于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组成要素、意义、特征、原则、相互关系等均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和探讨。在对理论模式探讨的同时，也有些研究是通过实证来完成的，诸如在课程体系建设中，王协舟(2006)、曹宇(2009)、倪丽娟(2012)等就分别以所在的湘潭大学档案学专业、辽宁大学档案学专业和黑龙江大学档案学硕士研究生专业为例，肖秋惠(2009)、连志英(2012)等以美国和加拿大的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核心课程体系或美国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为考察对象，对我国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和改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或意见。但从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来讲，还较为不足，从广度上来讲，在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组成要素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培养目标、师资队伍、课程体系设置上，而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方案的具体实施和人才评价方面等则很少有人问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今后的研究从内容上仍需不断拓宽，现有的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缺陷。从深度上来讲，多数研究只是提出简单的人才培养模式及相应要素，对在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上所遇到问题，集中在一些表象上，针对这些现象所表现出的问题，提出某种解决方案，不具有相应的普遍适用性和系统性，在研究中对各种问题所表现的深层次原因、本质以及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研究或探讨还较为欠缺。因此，今后研究方向的重点可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更为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并进行深层次的人才需求及相应人才培养配套资源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切合实际、满足需求地提出一整套人才培养模式或方案。
3.2定性和定量分析有一定结合，但研究方法仍然较为单一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多是通过历史回顾、文献分析、自身观察或自身经验等定性研究方法开展相应研究，也有部分学者使用了定量研究方法，总体来讲，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有一定结合。从搜集到的379篇期刊论文中，研究者主要以文献研究为主，文献的思路以“对现象进行定义和描述→分析现象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这一模式为主，研究对象主要是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例及其经验总结等理论性研究。仅有少量学者结合使用了问卷调研、网络调研，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徐拥军、张斌(2011年5—6月)，杜雯、颜祥林(2011年9—11月)分别通过设计问卷对全国34所具有档案学专业的高等院校进行了档案学专业建设问卷调查，以数据为支撑进行研究。在开展学术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和相应研究的综合利用是研究成果的根本保障。因此，档案学界在开展有关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研究时，仍需加强对相应研究方法的应用，进而保证研究成果输出的精准性和逻辑的严谨性。
综上，我们认为，现有的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还不是很完善，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诸多缺陷和弊端，在此模式指导下，很难培养出适应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和社会档案工作所需的复合型、实用型的档案专业高级专门人才。
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档案事业对档案学专业人才需求不断变化，主要表现在对综合型和应用型的创新人才需求日益增长，同时档案学专业的教学主体、对象和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尤其是面对新的信息技术环境和新的社会需求特点，档案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改革才能使得培养出来的档案学人才符合和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是档案学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档案学专业适时而变，从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中走出来，探索构建科学的档案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档案事业培养和输送所需档案专业创新人才，是其突破专业发展瓶颈，适应时代需求和符合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办学宗旨的一次重要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