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网络的价值创造、锁定效应及其关系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效应论文,关系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价值网络理论(value network)是在信息革命和模块化时代背景产生的新兴战略理论。价值网络主张具有不同核心能力的企业把各自的价值链连接起来形成包含供应商、渠道伙伴、客户以及竞争者的关系网络，从而共同创造差异化、整合化的客户价值，最终获取群体竞争优势、网络结构优势和抗风险能力[1,2]。当前关于价值网络的研究主要聚集在价值网络与竞争优势的正向关系上[3]，然而现实中却发现，价值网络与竞争优势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
随着价值创造过程的不断循环持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在价值网络内部，不同企业获取了不同水平的价值回报，有的企业能长期获取高额的回报，有些企业则长期处在低回报的尴尬状态，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低端/高端锁定”[4]；另一方面，价值网络宏观上呈现整体演进和整体衰亡的特征[6-8]。价值网络中潜藏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企业长期锁定在竞争优势或劣势，Gulati等[8]、Dyer等[6,9]、Nicholas[10]等学者将其称之为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锁定效应是企业无法以低成本脱离价值网络的特殊现象；锁定效应的主要表现为高沉没成本(sunk cost)、高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和高转化成本(switching cost)[8,9]。李恒等[1,12-16]认为当企业的效用无法得到满足或关系投入与回报长期不对等时，企业反而会受到价值网络的牵连，导致竞争优势的不断衰减，这一现象被称为负面锁定效应(negative lock-in effect)；相反地，当企业在价值网络内通过紧密合作能够带来效用满足或关系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时，网络对企业产生正向作用，即正面锁定效应(positive lock-in effect)[8，9]。
价值创造过程引发正面、负面锁定效应，Dyer等、Uzzi[9,13]等认为这是一种权变关系(contingency)，正负面锁定效应是价值网络与竞争优势之间最为关键的权变中介。现有研究深入挖掘了两方面原因：一是关系层面的因素，即整体价值创造过程中各环节是否是基于双向互动的、互信互利的，以及关系投资是否是共同参与的等等，这些因素最终决定网络关系的性质是合作主导还是竞争主导[15]，最终决定共同价值创造的大小，构成整体演化的主因[7]；二是结构因素，即企业在价值网络内的定位(network position)[10,16-18]，具体指企业所处的网络位置是否有利于获取更大的网络支配权[19-21]，主要包括网络核心(central position)和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两种典型的结构定位方式，是引起网络内价值分配差异的主因。最后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价值网络成员关系投资带来的价值回报(或效用)大小。一般而言，关系投资获取的额外价值创造如若低于产业的平均收益率水平[3]，则可认定企业被负面锁定，反之为正面锁定。图1总结了现有研究对价值创造、正负面锁定效应及两者权变关系的逻辑演绎：
图1 价值创造、正负面锁定及其权变关系机理
价值网络的价值创造过程、特征及本质
1、价值创造过程
Gulati、Dyer等人研究发现，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可以将价值创造的过程分为关系构建和关系运行和价值释放三个阶段[8,9]，且随着这一过程的持续循环，企业被网络锁定的程度逐渐增高，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增强或削弱也就表现出更强的长期性。
(1)关系构建过程
关系构建包括资源能力互补和特殊关系投资两个要素，前者是构建价值网络的基础，后者是联系企业间资源能力的纽带。资源能力互补(complementary resource/capabilities)是构建价值网络的根本前提[6,8]，资源能力的互补性越高，形成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关系网络的可能性越大[10,22]；互补性是双向匹配而非单向依赖的，双方的资源能力差距若太大，比如一方的知识吸收(absorptive capacity)和学习能力(learning capacity)太低，最终都会减少共同的价值创造[23]。
特殊关系投资是在资源能力互补基础上进行的投资行为，包括构建管理联系(management contact)和特殊关系资产(realtion-specific assets)设立两方面内容[3,9]。管理联系是关系构建初期“管理层和职能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3]，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给予对方一定的关系投资承诺[24]；特殊关系资产设立则是按照初期的承诺，为后续的价值创造设置必要的资产。特殊关系投资具有不可恢复(unrecoverable investment)[25]和Williamson意义上的资产专用性特征(specificity)，也有学者单独提出关系资产专用性概念用以刻画这一特征[23,26]。
(2)关系运行过程
关系运行过程包含网络资源配置、信息知识共享、关系治理机制三方面内容，其中网络资源配置是核心，信息知识共享和关系治理机制是资源有效配置的保障。
网络资源配置是按照各企业资源能力禀赋进行的价值网络范围内的定位、整合和管理[2]，目的是“实现各个成员资源配置方式的‘握手’[27]，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价值创造。网络资源配置过程也是企业间按照资源重要程度进行的排序和定位，并与最终价值分配紧密相关，掌握核心资源的企业往往可以占据网络中有利位置[19](如网络中心或结构洞位置)，有利位置则代表了更强的网络支配权和获取价值分配的能力[21,28]。
关于信息知识共享，学习理论的代表者Cohen等对跨组织网络内的知识共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一致指出基于用户、制造商、供应商三者之间的知识共享是企业创新、提升盈利能力的重要途径[5,23]。信息知识共享是双向互动而非单向输送的过程，高效的信息知识共享使企业不断认识和调整自身资源以匹配整体价值创造过程，也有助于网络内整体资源的有效配置[23]。
关系治理机制(relationship governance)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催化剂”，其本质是“建立一套自我驱动(self-enforcement)的，而非第三方激励的治理机制”，同时这套机制能将“正式和非正式(formal/informal)的制度”有机结合起来[9]。因此，有效关系治理要求价值网络成员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鼓励企业主动协调、改善和巩固与周边相连接企业的关系，从而减少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由于关系修复和治理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对于庞大的价值网络而言，该成本是单个企业无法负担的，这需要所有成员按照事先达成的规则进行分散式治理[6]。
(3)价值释放过程
价值释放包括整体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两方面内容：整体价值创造是指各成员不断调整内部资源和管理流程以实现相互兼容和对接，共同创造差异化和高度整合的客户价值，良好的价值创造具备高效率、高创新的性质[11]；然而，价值网络产出并不一定具备竞争优势，这依赖于价值创造过程中每个要素都能正确地发挥作用[9]。
价值分配与整体价值创造往往同时实现，由于价值网络内部存在复杂的交易关系，这些价值活动在关系构建和关系运行阶段业已存在，在整体价值创造得到市场认可的同时，按照事先的契约和交易规则，各个价值环节均会得到一定的价值回报；价值网络内部的价值分配是非均衡的，拥有核心资源以及占据有利网络结构的成员对分配机制具备更大的决定权，这些成员往往可以获取最大的利益分配[19,21,28]。
2、价值创造的特征
价值网络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表现出非平衡性、动态性和惯性三大特征，其中非平衡性是任一时刻的静态特征，动态性是长期运行表现出的演化特征，而惯性则是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的路径依赖特征：
(1)非平衡性
Gualti、Rowley等[8,17,20]认为非平衡性本质是每个价值网络参与者回报与投入比存在不一致性，价值网络一般只能实现部分成员的效用最优，这时就有成员处在非平衡状态中。李垣、周煊、蒋琰等[1,2,27]认为由于网络成员拥有的资源、能力和结构定位的差异，也由于有限理性(bouned rationality)的限制，网络系统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只能满足个别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而且程度也是不同的，不可能达到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平衡状态”；即使在某一时间段逼近了最优状态，但随着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网络内其他成员的行为调整，该状态又将会被打破，回到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中。
(2)动态演化性
正是由于非平衡性特征，使得不同成员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和资源约束[8,16]，企业间存在激烈的“学习竞赛(learning races)”，这给价值网络的动态演化不断提供动力；动态演化性本质就是价值网络结构和成员间复杂竞争合作关系的不断演化和变形，具体表现为企业间关系的加强、削弱、构建和解除四个方面[1,12,29]。周煊、Koka、Gulati和Madhavan等人长期研究发现，网络演化是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因素共同导致的[2,30-32]。
(3)惯性
Kim和Oh[19]创造性地发展了惯性(inertia)理论，指出了价值网络成员间的联合价值创造和协同演化也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类似于物质运动的惯性，它决定了各个网络成员的演化方向和路径，从而汇聚成整体演化的宏观趋势。惯性理论实质是Teece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t)在价值网络背景下的拓展[33]，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源的投入，企业越来越习惯和依赖于过去的合作模式，对变革的厌恶程度也逐渐提升[7]，这就是惯性引发锁定效应的缩影；惯性使企业在治理关系时，往往沿袭过去的路径演化，而不会导致网络关系的突然消失或出现，这使得网络演化更多地变现出渐变特征，而很少有跳跃性突变。
3、价值创造本质
价值网络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群体竞争模式，共同的价值创造带来的额外价值增量也是网络成员所共享的，这种依靠相互信任和依赖构建的紧密网络，本质具备整合客户价值创造系统、集体创新系统、价值共赢系统三大特征。
(1)整合客户价值创造系统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技术变革的周期不断缩短、频率不断提高，客户价值个性化、整合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与企业仅在“一个狭窄范围内构筑核心能力”形成了一对尖锐矛盾[34]。而价值网络很好化解了这一矛盾，即通过成员间资源能力互补创造更加优质的客户价值，从而获取群体竞争优势。紧密的网络关系既有利于快速响应市场、获取整体竞争优势，也有利于网络内的信息共享和能力学习[35]。
(2)集体创新系统
价值网络是一种集体形式的创新系统，企业间的技术能力通过网络有机整合在一起，知识和信息通过网络不断传导和共享，“特殊的、专业的、隐性的技术知识往往难以传输……但紧密合作的创新网络使得这一切变得可能”[36]。价值网络的早期研究聚焦于企业之间的供应链效率，但“价值网络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更能触及企业的竞争优势”[36]。
(3)价值共赢系统
价值网络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价值共赢，价值网络之所以得以存在和发展，本质是大部分成员的期望价值得以满足，即只有各个成员投入和回报能够达到大致的对等[1,11]。Holm、Dyer、Gulati[3,6,8]等人的研究表明，网络成员通过相互信任和合作，均得到了额外的价值增量，这种价值不仅包括货币收入，也包括各种信息和知识的获取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Dyer[9]从关系租金(relation-specific rents)的角度指出构建和治理网络关系也是一种投资行为(特殊关系投资realtion-specific assets investment)，也会带来相应的租金收入，因此价值网络成员可以通过集体价值创造实现共赢。
锁定效应内涵及成因
价值网络的锁定效应主要表现在沉没成本(sunk cost)、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转换成本(switch cost)三个方面[8,9]，图2描绘了这三类成本的内在关系。其中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是针对内嵌(embeddedness)于某一网络关系累积的资源投入和潜在损失，而转换成本是网络成员在任一时刻脱离网络所要付出的各种成本，三者共同决定企业被网络的锁定深度，是网络内部高低端锁定现象及企业被网络“绑定”引发整体演进和衰亡现象的直接因素。
图2 价值网络锁定效应的三大维度示意图
1、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是指已经付出且不可收回的成本，对价值网络而言，沉没成本是指企业为了构建和维护关系所付出的关系投资(relation-specific investment)[9]，包括了时间、人力、物力和资金成本，沉没成本引发锁定效应的关键在于关系投资的不可恢复、不可回收性(unrecoverability)[11,25]。其原因在于关系资产(relation-specific assets)具有“专用化和独特(specialization and unique)”特征，具备Williamson意义上的资产专用性特征[6,9,22]。因此，关系资产在关系解除后挪作他用的可能性很低，沉没成本越大则企业被网络锁定的越深。
2、机会成本
价值网络的机会成本则指脱离某一价值网络而失去的未来潜在收益[37]。企业在选择脱离价值网络时就意味着脱离原先的机会结构[8,31]，这将失去价值网络可能带来的收益；成熟价值网络往往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1,38]，即随着关系投资不断增加，企业的网络嵌入度(network embeddedness)也不断提升，企业收获的价值分配将不断增加，解除与价值网络的关系意味着未来收益的降低[39]。
3、转换成本
企业在价值网络间切换会耗费大量的转换成本，企业加入新的价值网络往往面临巨大的移动壁垒(mobility barrier)，克服它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关系投资[18,40]，这种构建一套新价值关系所需的成本是企业畏惧脱离原先价值网络的又一原因。同时，解除某些价值关系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重要的供应商、市场(客户)以及某些关键资源(信息、技术等)[40]，而寻找能够带来相同价值满意度的合作伙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价值创造与正负面锁定的权变关系
1、正负面锁定效应的权变结果
价值创造导致了正面锁定和负面锁定两种权变结果，这是价值网络成员被网络“捆绑”引起竞争优势的持续提升或持续衰减的关键因素，而判别正负面锁定的标准是各自成员的效用体系：
(1)正负面锁定的内涵
A.正面锁定
正面锁定是指企业依托价值网络内高效的关系价值创造，所形成的长期稳定的绩效提升现象。由于企业依附价值网络较容易形成市场、信息和技术(标准)等方面的进入壁垒，这使得价值网络内部形成了一种局部有利的竞争环境[18,41]，处在网络内的企业共享这些竞争便利极容易形成“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或“胜者恒胜”的现象。
正面锁定得益于共赢关系的构建。信息时代下，人们可以更加快速地获取信息，交易成本得到了空前的降低，这增加了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顾客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利用价值网络构建稳定的共赢关系可以有效降低这些风险；同时，高效的价值网络具备“规模经济递增、成本递减和最终产品价值与用户数之间的正反馈关系”的特征，这对构筑差异化和低成本优势至关重要[42]。
正面锁定效应与价值网络带来的超额收益息息相关。Dyer等[9,43]、蒋琰[27]等认为价值网络带来的额外收益也可称为关系租(relationship rents)。关系租同时具备强调资源稀缺性的理查德租(Ricardian rent)和强调创新能力的熊彼特租(Schumpeterian rent)的双重特性，“高度资源能力互补性、持续关系投资、有效关系治理、充分知识共享”是获取关系租的主要途径[11]。
B.负面锁定
负面锁定与正面锁定恰恰相反，企业被网络“拖累”导致绩效持续衰减的现象，这往往与价值创造低效以及结构定位失当相关。Uzzi[13]指出过度依赖价值网络也潜藏着高风险，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与网络中心建立一阶的连接(即直接连接：first-order coupling)对企业的绩效起正向作用，而二阶连接却产生负向的作用，这初步揭示了价值网络对内部不同成员的绩效起不同的作用；Levinson[26]进一步指出在多变复杂的外部环境压力下，价值网络内部很难达到均衡状态：即价值网络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总量，同时每个成员的付出与回报能够相匹配，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这两个条件往往很难同时达到，类似于自然界的进化法则，价值网络长期处在非平衡的、次优的状态中，这导致部分企业的效用长期得不到满足，竞争力不断被损耗，最后被网络边缘化乃至淘汰。
负面锁定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由于关系维护治理的不当，整体价值网络的价值创造效率不断降低，企业间关系由合作主导转变为竞争主导，网络成员的获利能力有时甚至低于网络外部企业，竞争优势被持续削弱；另一方面，网络定位的异同导致网络成员的获利水平参差不齐，导致“高/低锁定”现象[4]，长期被低端锁定的企业利益不断被挤占，导致竞争优势丧失。
(2)锁定效应的效用判断
判断正负面锁定的关键是价值网络各成员的效用体系，该效用体系是建立在网络风险体系基础上的期望收益，不同的风险水平需要与不同的收益水平相匹配[1,12]。更直接地，Holm[3]认为首先应判断关系投资与相应的价值回报相比，是否产生了净收益，其次是关系投资的盈利水平是否高于原先自身的利润水平。
2、价值创造与正负面锁定的权变决定要素
权变要素包含关系模式(tie modality)和网络定位(network position)两方面[8,9,17,18]，前者决定整体价值创造能力，是群体演进和退化的主因，后者是企业的网络支配能力，是网络内成员差异化的主因，两者共同决定企业的最终效用。
(1)关系模式
Gulati等[8]认为关系模式是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强弱，Chien、Brandenburger、Lado[15,45,46]等人进一步认为关系的强弱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这也是判断关系是否有利于整体价值创造的依据：一是关系强度(relationship intensity)，也称为竞合强度(co-opetition intensity)，即从竞争导向和合作导向来判别整体关系的性质；二是关系互动(对称)性(relationship interaction)，即整个关系的价值创造过程中，从关系投资到获益是否是基于双向互动的，而非单向依赖，即尽量减少搭便车的情况。
A.关系强度维度
关系强度或竞合强度包含竞争强度(competition intensity)和合作强度(cooperation intensity)两个方面，竞争性则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群体或组织为了达到自身目的或利益而采取的敌对行为，合作性则是个人、群体或组织之间为了获取共同的利益，而形成的互动互惠过程[15]；Lado等[46]研究发现任何企业之间都是竞合并存的，并建立了一套调和模型(syncretic model)来解释组织之间竞争与合作的问题，他们认为当今产业界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合作都往往同时采纳竞争和合作战略，例如厂商与供应商之间会为获取对方更多的互补资源和更多的价值分配而竞争，厂商与客户之间也会为价格和服务资源等产生竞争。
从价值网络的角度看，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需要通过与其他伙伴的深度合作来获得[47]，即在某种合作程度下最充分地使用关系资源(资源、经营秘密和技术等)、创造最大的额外价值，因此价值网络的高效运行需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合作性作用、抑制竞争性作用。如图3所示：利用2×2的坐标模型不难看出，“高竞争性-低合作性”最不利于整体价值创造，而“低竞争生-高合作性”最有利于价值创造，而其他两类则无法确定其正向或负向作用：
B.关系互动(对称)维度
所谓互动是对象之间双向作用而使彼此发生积极改变的过程，关系互动是指价值网络内部每对关系上的两个企业对关系构建、关系运行及价值释放过程的参与互动性和对等性，即关系价值创造的每个环节中，双方具有相对平衡(或对称)的参与程度而非单向依赖[3]，这主要是避免难以持久的搭便车现象。例如：A、B两家企业是价值网络中的一对关系，A积极参与关系投资和治理，而B则投入极少的关系投资，并以利用A的资源为主要目的，这时A→B的关系模式为合作主导，B→A则为竞争主导，这种非对称的关系将会引发A的关系投资不断减少，最终两者合作走向松散和崩溃，其权变机理可以用图4简单刻画。
图3 关系强度(竞合强度)对整体价值创造的权变作用示意图
图4 关系互动(对称)性与整体价值创造的权变关系
更直接地，通过分析价值创造过程中各个关键要素上的互动性，这一权变机理将会进一步地展现出来，如表1所示。
(2)网络定位
网络定位是指价值网络成员所处网络位置与自身资源结合，所表现出的网络地位或网络支配能力[12,13,18]，包括信息知识获取能力、价值创造能力、治理机制决定能力及收益分配权力等方面[8,9,16,17]。Kim等通过对现有研究的综述，认为网络定位的好坏与网络中心的接近程度(central position)以及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占据情况紧密相关[19]，前者是企业对整体价值网络的支配能力，后者是企业在网络局部的相对支配能力。Gulati[8,16,17]指出网络定位是一种特殊的跨产业定位，不仅仅包括选择合适的上下游厂商，也包括构建和选择具有资源和信息获取优势的结构节点，图5列举了网络中心和结构洞两种理想的结构定位，网络定位是决定同一价值网络内部企业间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是解释网络内“低端锁定”和“高端锁定”的关键指标[5]。
A.网络中心定位
Gulati、Shipilov等[8,16,48]认为接近网络中心的定位是决定企业网络地位(network status)的重要因素，也被称为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是用来衡量个体在整体网络中的全域中心性(globally centrality)，可通过某网络成员与其他成员的平均距离来刻画，距离越短则接近中心性越高，处在网络中心的个体往往能以最高效率获取资源和信息。由于网络中心的地位相对稳定且不易被替换，通过与网络中心企业构建连接关系(affiliation)，可以降低经营的不确定性[19,49]，企业越接近网络中心就意味着更容易获取关键资源，包括信息、财务、人力、潜在网络合作者资源[50]，也意味着企业具有更大的选择权、更少的资源约束和更多的收益。
卢福财和胡平波认为远离网络中心的定位有时甚至是一种危险信号，这意味着被网络边缘化以及被网络中心企业封锁[4]；McNamara等按接近网络中心的程度将网络内企业分为核心(core)和次级追随(secondary)两类[18]，发现企业间搭建网络的主要目的是营造有利的竞争环境和高效的价值创造系统，而这一网络建设过程往往由核心企业发起和领导，处在网络中心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合谋能力及更强的规则决定能力，整体价值网络的异质性更多地由核心企业决定[41]。
B.结构洞定位
结构洞代表了企业对局部网络的支配能力，是指网络中某些个体之间存在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而将无直接联系的两者连接起来的第三者拥有局部的控制力优势，因此处在结构洞的企业拥有网络局部的相对优势[8，17，28]。Rowley和Burt[20,28]等认为结构洞定位赋予了企业局部的信息、知识和资源优势，结构洞类似一座桥，它使得企业能够同时利用两端企业资源和信息，并对这些资源和信息的流动起控制和过滤作用，最终，最有利的资源和信息汇聚到了结构洞位置；Gulati等[8]认为处在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具有最强的灵敏性(capabilities of alertness)，由于它是资源和信息流动的必经之地，这使得它对市场、技术、竞争等方面微小变化具备更强的敏感性，从而能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和灵活性，获取先动优势。
通过理论综述和演绎，首先，本文系统揭示了价值网络的价值创造过程和锁定效应的内涵，指出了锁定效应是价值网络与竞争优势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丰富价值网络理论的相关内容；其次，通过对现有价值网络研究各种零散结论的总结和梳理，系统阐述了价值创造与正负面锁定的权变关系，并总结和提炼出了关系模式和网络定位两大权变要素，为价值网络的“双刃剑”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为价值网络成员竞争优势的长期增强和削弱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
图5 网络中心与结构洞定位的简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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