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合作关系的地区文化差异分析——从公共管理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差异论文,合作关系论文,视角论文,公共管理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09）04－0120－05
一、引言
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北方重官，南方重商。虽然只是俗话，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南北方在对待公共事务上的文化差异。我们的课题试图了解我国地方文化差异对行政改革的影响，首要工作便是要对所谓文化差异进行考察。
文化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要素。[1]文化的多样性被认为是21世纪公共行政的主要特点之一。[2]不同的文化内容对公共管理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我们所关注的文化是公共管理的相关主客体所秉持的，能够对公共管理理念、方法和过程产生直接影响的基本价值观，是对公共活动秩序的价值取向。
美国学者丹尼尔·伊拉扎尔（Daniel Elazar）将美国的政治文化分为个人主义、道德主义和传统主义三种类型。[3]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胡德将公共管理文化划分为等级主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宿命主义。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则将中国文化划分为伦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经济性文化；[4]也有学者将其分为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等。[5]一般而言，中国学者们更倾向于将以儒家为核心的诸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范式，并从中寻找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想渊源。无疑，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在考察东西方文化差异时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然而在研究国内地方文化差异时却会存有问题。一方面，正如韦伯曾指出，上述的“知识分子伦理，对广大群众而言，其意义是有限的”[6]；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路径很难解释在同样的文化体系下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公共价值观和公共管理现象。如果归因于外来文化，虽然在某些地方可以成立，但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对外来文化吸收得多，而有些地方却吸收得少——“吸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曾提出所谓“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7]前者是指来自于都市的、由少数社会精英掌握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而后者是指来自于地方的或乡土社会的、非正式的、并由广大乡民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哈耶克则认为，文化既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人为设计的，既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由社会中的行动者所习得的行为规则所构成的一种行动秩序系统。[8]行为规则是个体层面的，来源于个体在特定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交互与实践；而在个体本身未意识到的情况下，行为规则对个体行为的调整在整体上会产生行动秩序。[9]然而在本文看来，人类社会有两种基本的行为规则：合作与竞争。竞争是生物界的天性，生物必须掌握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才能在自然界中生存。然而，如果仅仅是竞争，那么人类将永远停留在动物的水平上。即便是对动物而言，合作也常常出现，而对于人类来说，社会进步与我们所掌握的合作规则关系密切。其实，我们所讨论的公共管理本身就是人类相互合作的重要体现。
因此，本文不曾从传统典籍中寻找文化元素，而是试图从合作的视角，基于自下至上的分析路径来考察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人们在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或制约下形成了不同的合作关系，因而产生了不同模式的文化，这些文化模式的组合影响着人们对公共管理的思考与行动。
二、合作及其对文化差异的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对“合作”的定义是：互相配合做某事或共同完成某项任务。在本体上，合作可以分为“团体模式（Group mode）”和“个人模式（Individual mode）”：前者又称为“我们模式（We- mode）”，行动者的行动出于“团体共同使命”；后者又称为“我模式（I- mode）”，行动出于“私人目标”。[10]当两个或两个以上行动者分享同一个团体目标并为之共同行动时才是基于团体模式的合作；而基于个人模式的合作实质是行动者相互依赖的协调行动，“我”的目标与他人的是不同的。因此，合作既可以出现在集体分享的目标之下，也可以出现在私人目标下。
显然，“我的”和“我们的”的区分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合作秩序。第一种秩序建立在基于“私人目标”的互惠交换模式下；第二种秩序则建立在基于“共同使命”的共同合作模式下。合作同样是人类的一种“天性”，[11]是人类基于社会关系的思考而建立的基本社会秩序。“个体乃是按照一种促使这种秩序得到维续或恢复的方式去应对它们有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外部影响的，……个体维续自身生存的机会也是以这种秩序为基础的”。[12]不同的外部影响可能促使人们建立不同的合作关系。而合作不仅是某种行动，也包括行动所秉持的价值观，这直接对人们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
前文引用了两位西方学者的研究理论，我们不妨先从中寻找西方相关文化类型与合作之间的联系。首先，伊拉扎尔与胡德都强调了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类型。胡德的个人主义要求个人利益必须和集体利益享有同等的地位，“个人的自利可以实现社会的利益”，因此在公共管理中寄希望于市场的手段。而伊拉扎尔的个人主义同样强调个人事务的中心地位，主张将共同体对私人活动的干涉限制在保证市场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小范围内，而把政治活动看做是特殊的，必须由专业人士提供的市场交易。用市场来代替公共机构的个人主义范式其实即是一种基于个体互惠所形成的社会合作秩序。
其次，道德主义强调政治是增进公共利益的“伟大活动”；政府应该介入私人领域以促进公共利益；公共管理者应拥有对共同体的道德责任感。而所谓传统主义同样不否认政府的重要性，但希望将政治权力控制在“通过家族关系或社会地位来继承统治权力的精英阶层”中选取的能够“自我永续（self-perpetuating）”的小团体中，因此倾向于等级化的社会秩序。[13]等级主义则兼具道德主义和传统主义的色彩，同样认为公共事务先于个人事务，因此存在着“公共规则和权威结构”来防止混乱发生，而个体应听命于制度结构的安排。平等主义则提倡“社群主义和参与型组织”，与道德主义的共同点是强调共同体成员应参与公共事务管理，都对“公共服务中的职业主义”[14]表现出不信任，且共同的问题在于道德风险和决策低效。不难看出，上述文化模式的共同点在于将公共利益看做是团体内部的共同目标，人们基于这种使命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展开合作，只是由于主体在封闭性、管理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而又形成了不同的合作秩序。
再次，胡德所谓的宿命主义与前面所说的合作恰好相反，它意味着“拒绝合作，充斥着不信任情绪以及冷漠盛行”，往往沉溺于刻板常规而无生气的原子化社会。[15]其他各式文化是合作方式的不同组合，而宿命主义却是不合作的写照。
其实，伊拉扎尔曾探讨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植根于“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最早的定居者”所秉持的两种不同政治秩序观：市场和共同体（commonwealth）。[16]市场中的公共关系通过追求自利的个人或团体之间的议价形成，而共同体则拥有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因此会尽力创造或维持“最佳政府”状态，以实现某种道德原则。这两种基本政治秩序，恰恰是上述两种合作基本形式的体现。
三、基于合作关系的文化差异分析框架
根据上述分析，首先，我们将基于合作关系的文化体系分为合作文化与非合作文化，而前者又分为基于互惠的个体合作文化（简称互惠文化）和基于共同使命的团体合作文化（简称共同文化）。其次，在特定条件下，人们可能会选择或被选择所参与的合作群体，因此又会形成开放型或封闭型的合作关系。再次，因为不同地理历史条件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强度，又可分为温和型和强烈型。由此，我们尝试建立了一个文化差异分析的框架，如表1所示：
开放性的互惠文化可以称作市场文化。在市场文化中，人们倾向于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实现广泛的交换，而不考虑相互间在血缘、种族、民族、种姓、亲密程度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即便考虑这些差异，也只是将其作为可以用来交换的要素。市场文化的强烈型和温和型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如果市场规模较小，集中在某个区域内，则属于小商品经济文化，反之为商品经济文化。前者通常与农耕文化密切相关，产生于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流通商品限于当地物产。在公共管理中，这种文化倾向于偏安一方，自给自足。商品经济文化则源自于资源相对稀缺，收益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社会分工更加细化，个体间交易更为频繁，交通条件相对比较便利的地区。人们通过广泛互惠而建立其原始的信用体系，并通过海陆交通不断扩大市场。商品经济文化对公共管理的要求是主张通过自发形成的交易契约来组织社会活动，尽量减少公共机构对私人事务的干预，但公共机构应为建立统一市场和维护信用体系而努力。
封闭性的互惠文化称作人伦文化。人伦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差序”格局。[17]在“关系”内部，合作相对容易，甚至可以做出牺牲，而在“关系”之外则缺乏有效持续地合作。强烈型的人伦文化把关系局限在血缘亲族内部，即“自家人”文化。温和型的人伦文化则将关系扩展到亲族以外，具有密切来往关系的或者是具有共同信仰的朋友，即“自己人”文化。人伦文化对于公共秩序的价值观趋向于在人情关系内部进行交易，这往往会形成小团体对公域的侵蚀，而人们也倾向于尽可能地建立这样的关系。
开放性的共同文化称作管理文化。共同文化强调团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以及所有成员对团体的责任，成员将分享共同努力所换来的团体收益。这种文化的普遍问题在于决策效率低和搭便车行为。因此需要产生某种管理机构（或个别领袖）对共同行动进行协调和监督，实现管理专业化。如果成员对共同使命普遍具有很高的热情，或相互监督相对容易，则属于温和型的管理文化，即参与文化。在开放性环境中，这种文化需要特定时代背景和技术条件。如果相互监督成本较高，搭便车行为较为普遍，行动效率很低，便需要加强管理机构的专业性。专业化的管理机构与等级主义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因此我们称强烈型的管理文化为等级文化。这种文化较易出现在存在较多公共性事务的地方，比如需要供给大规模的公共产品，如治水、战争等。管理文化的开放性意味着，虽然一部分人会担任管理者，但管理职位是流动性的，共同体成员都有可能成为管理者。
封闭性的共同文化称作精英文化。在温和型的门阀文化中，名门望族垄断了公共权力，公共管理组织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于这些家族，但是个别优秀的其他社会成员也可以通过一定渠道进入公共组织。强烈型的隔离文化则将社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不同阶层，统治阶层绝对地控制着公共管理组织的进入门槛，其他阶层不可能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共同的封闭型使得精英文化与人情文化常常一同出现。
非合作文化同样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给”文化，产生在资源相对较丰富，人们能够自给自足，对频繁合作的需求并不迫切的地区。这种文化与小商品经济文化常常同时出现，同样倾向于偏安一方，自给自足，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典型小农文化的写照；另一类是个体间因互不信任而无法合作的无信任文化。胡德曾转引意大利南部某地案例作为代表。[18]事实上，“自给”文化有可能转换为无信任文化：信任是“成功合作的产物”[19]，合作能够促进信任的形成与发展。
正如哈耶克所言，不同的个人行为规则有可能产生相同的行动秩序，而同样的个人行为规则在某些情形下会产生特定的行动秩序，但在其他环境中却无法做到。因此，虽然上述任何文化类型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但由于受到来自自然禀赋、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乃至偶然事件的影响，有些地方可能侧重于某种文化或文化组合，而有些地方又倾向于另一种文化或文化组合。如伊拉扎尔所述，美国的基本文化价值观是基于效率和商业的——市场文化，但与传统主义对应的精英文化和与道德主义有联系的管理文化，都是其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不同的时空中，三种文化所占的比重不同。
四、文化差异分析框架下的中国文化
从总体来说，以儒家为核心的诸子文化的确对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政治观等产生重要影响。儒家文化的特色之一在于通过建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伦常来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秩序稳定和对“天下善治”目标的追求。如果将其看做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待公共活动秩序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它与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有着根本的差异。然而，即便是在中国，不同地方的人们在长期社会互动中结成了不同的合作关系，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文化。基于前述分析框架，我们试图在文化差异对公共管理影响的研究背景下，对中国地方文化差异性做出初步的推论性分析。我们总结了以下七种模式的文化特色：
第一种文化模式是人伦文化。上述基本文化价值观促成了两个文化发展方向：一种是基于天下“大治”的管理文化；另一种是基于伦常有序的人伦文化。前者催生了中国官僚体制；后者形成了所谓“关系社会”。人伦文化在中国的典型表现为“（信任）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而对血缘关系之外的“外人”普遍不信任。[20][21]尤其是在交通便利和幅员广阔的地区，居民往往以家族为中心分散居住，易形成较强的家族型人伦文化。在这个层面上，这种文化模式又可能“鼓励”了“自给”文化的发展。不过，“自家人”可以通过“差序”格局发展为“自己人”，后者也是一种关系性信任。[22][23]人伦文化在中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第二种模式是管理文化。某些地方在地理和战略空间上具有特殊性，因而在诸如水利（治水）、国防等公共产品供给上需要大规模人力、物力共同合作，犹如北方地区。西方学者魏特夫曾探讨“治水”社会与东方政治文化的关系。虽然其论断有失偏颇，但关于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组织建构之间关系的分析仍有启发。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因此，等级主义的管理文化在这里更具有生根的土壤。“北方重官”正是这种文化的写照。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管理文化也会转变。在现代民主与法制条件下，人们的参与热情会被调动出来，逐步发展为参与文化。以北京为例，首善之都的历史地位，文化的传播中心，多元的文化交流，市民的政治参与等都使北京体现出较为突出的参与文化特征。
第三种模式是“自给”文化与小商品经济文化的结合。在传统的物产丰富，水利条件好，农耕效率高，居民能够自给自足的地区，这种文化结合——尤其是在模式1（人伦文化）的影响下——有较好的发展空间，比如传统意义的南方，一些所谓休闲型城市是典型代表。所谓休闲其实是一种无为的精神状态，或称之“集体无意识”，有人认为其“精魂”在于老庄之“道”。[24]这些地方在历史上一般生活富足，生产形式古老而稳定，“穷年白首，不离乡邑”，“商贾土著者惮于远出，其来贸易者皆外省之人”，“乡村农民有终身不见官府”。[25]这种地区也有市场，但规模较小，不具备强烈型的市场文化特征。如前所述，这种“休闲型”文化在公共管理上的可能诉求为偏安一方，无为而治。
第四种模式是无信任文化。“自给”文化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无信任文化，另一个是商品经济文化。如前所述，“自给”文化的盛行会助长无信任文化的形成。从博弈的角度看，不信任是一种稳定的均衡。反复合作能够增进人们之间的信任，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信任问题。韦伯和福山等对中国社会的普遍无信任的评价过于绝对了，但信任不足在某些方面看来是可以成立的。无论是在公共的或私人组织中，对他人的过度戒心导致合作缺乏根基。不过，无信任文化往往嵌套在其他文化之中，只有在少数地区，由于政府在公共事务上的缺位，而社会又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形成有效的合作基础，人们处于相互高度不信任的所谓“宿命主义”状态。有句俗话：穷山恶水出刁民。虽然有失片面，但也反映出了一定的问题。而由于社会缺乏内部合作整合的动力，无信任文化下的公共管理只能依赖于“利维坦”式的外部强制力。
第五种模式是商品经济文化。某些地区农耕资源相对稀缺，产出较低，其他资源如山林或海洋资源等产出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社会分工更加明显，互惠更加频繁，以联合降低未来风险；信任关系超出了“自家人”和“自己人”的界限，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商业发达，利用便利的交通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典型莫过于如沿海（丘陵）地区之温州，由于土地相对贫乏，“海育多于地产”等特点，该地区在北宋中期便形成了浓郁的商业文化：“商船贸迁”、“其人多贾”。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善于经商更是全国闻名，甚至不少官员亦弃政从商。[26]近有学者认为，温州商业精神可能源于当地“好鬼神、巫风盛”的特点，其使“在企业经营上产生一种依赖机运、敢于投机的态度”。[27]然而，究竟是宗教氛围养成了投机态度，还是投机态度孕育了多元化鬼神，是一个蛋和鸡的问题。我们的进一步推论是，这种多元化的鬼神崇拜和投机心理本身都是当地自古形成的社会合作关系的产物。
第六种模式是精英文化。以澳门为例，在殖民统治时期，外族垄断了澳门公共权力，本土居民没有正式参与公共管理的途径，可属于隔离文化。但即便在殖民时期，澳门本土居民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未变，因此地方名门望族取代葡萄牙人在回归后成为公共权力的实际控制者。虽然在制度上允许其他阶层的社会成员进入公共管理机构，但是普遍盛行的人伦文化却常常阻碍这种可能性。[28]这便具有门阀文化的特征。
第七种模式是现代文化。这里所指现代文化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的新文化。但“新文化”，按照我们的理解，属于“大传统”范畴。仍然遵循自下而上的观察途径，现代文化应当是在社会基层涌现的文化模式。因此，现代文化至少是在建国以后出现的。我们将其分为社会主义建国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直观地说，与市场经济文化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文化，但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不符合这里讨论的范畴，而建国文化是指在国家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尝试建立独立工业化体系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所秉持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共同价值取向，其共同使命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虽然，严格地讲，这种来源于“大传统”文化动员的群众文化模式与地方性的，自发性的“小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别，然而如果仅从群众文化来看，我们很难忽视这种文化的存在及其对当前公共管理的影响。而与这种文化相对应的便是在各个领域实行严格的专业化管理，以提高共同行动效率。因而，虽然计划本身是自上而下的，但与该文化模式是十分契合的。而众所周知的是，虽然制度建设同样来自于上层，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或商品经济文化已经成为经济领域的主流文化，并向其他领域延伸。
五、结语
本文基于自下至上的视角，建立了一个基于合作关系的文化差异分析框架，并对中国的文化模式进行了初步分析。每个地方都是一个文化拼盘，只是有些文化模式会更浓重。当然，本文尚缺乏用以支撑的直接证据，还属推论性质，更充分的证明尚待课题的继续推进。而就行政改革而言，改革本身所反映的“大传统”文化背景，改革的设计者、执行者所秉承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基本层面的文化模式之间既会相互契合，也会相互碰撞，甚至发生冲突。如果这些文化的相似性较高，相容性较强，那么碰撞冲突就较少，改革获得社会认同的概率也就较高；反之则可能出现冲突，改革受到的阻力也就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