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霖[1]2001年在《村民自治与中国民主化进程》文中认为村民自治自出现至今，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与完善，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个政治学专业的学生，笔者更侧重于探讨村民自治对中国政治发展造成了何种影响。本文以中国民主化进程为背景，一方面肯定了村民自治带来的积极成效，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存在的实际问题。文章的第一部分对村民自治进行了概述。笔者首先梳理了村民自治产生以来的发展历程以及现实状况，进而在分析了几位学者对村民自治所下的有代表性的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村民自治是国家在农村范围内推行的一种由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基层民主方式，是村民自发性的民主要求与国家有意识的推动和介入相结合的产物。最后，笔者归纳了村民自治的两种性质——社会性与政治性，由此指出，村民自治既不同于国家政权一级的民主形式，也有别于其他层面的基层民主类型。文章第二部分的重点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笔者首先对民主与民主化的内涵加以界定。由于民主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因此笔者既简要概述了西方的民主理论，也谈到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实质。在此基础上分析，民主化的要义为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即通过制度与法律的形式来确保广大人民充分享有知政、参政、议政、督政的民主权利。在回顾了从西方民主思想的最初传入到中国共产党人朝着民主方向努力的近百年历史后，笔者认为，现阶段的广大民众对民主与法制的认识与要求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民主化的目标还存在着一定距离。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尝试，是探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一个外围性实验。文章的第叁部分主要分析了村民自治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村民自治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因此它所带来的效果也是史无前例的，包括培育民主意识，提高民主素质，催生政治精英，实现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但是村民自治还未完善成熟，还面临着家族势力的影响，缺乏政策法规的规范，如何协调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乡镇政府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了几点建议，1、进一步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2、加强村民自治的立法工作和法治建设；3、加强民主的宣传与培训。
姚亮[2]2010年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研究》文中认为政治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之一。社会风险则是现代化进程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当前学术界对这两者的研究基本上是并行分离独立的。本文从社会风险这个新视角对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进行了剖析,重点对政治民主化与社会风险之间的交叉部位进行研究。论文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基本假设展开的:一是现阶段中国民主化的种种特殊性造成了民主化进程充满了风险和变数;二是社会风险会对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叁是中国民主要实现良性的发展,有赖于将社会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尤其是要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通常情况下,民主化的启动和推进需要一定的基本条件,如独立的个体人、自由表意的环境、参与渠道的拓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合理的社会结构等。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初步具备一些民主化的基本条件,民主化的趋势也已逐步凸显出来。然而,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使得中国民主化进程具有其自身的种种特殊性,也正是由于民主化进程的种种特殊性,造成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充满了风险或变数。这些社会风险既包括外部性风险,也包括内部性风险。与其他民主化国家相比,当前我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同时还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风险的本义,是一种损失的不确定性。但实际上,社会风险却是一个双重性的复合体,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可以促进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也有消极的一面,可能会阻碍民主化的顺利推进。无疑,这些社会风险会对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将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化进程而言,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尽量减少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同时又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民主化路径,以实现中国民主的良性发展。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论文的导论部分对选题的背景进行了说明,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还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成果、特征及其不足,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及不足。第一章阐述了进行民主化的基本条件,通常情况下,进行民主化需要具备独立的个体人、自由表意的环境、参与渠道的拓宽、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及合理的社会结构等基本条件。针对这些基本条件,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主要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稳定、外部环境和互联网发展等视角分析了中国民主化趋势初步凸显的必然性。同时,对这种民主化趋势初步凸显的表现进行了阐述。第二章着重分析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特点。论文指出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具有如下几个特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联动性,制度、参与和政治文化的优先顺序性,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外诱内生性,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渐进性和中国民主化所特有的独特优势等。第叁章对我国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社会风险的原因进行了阐述,并着重论述了两个层面的社会风险。一是民主化的外部性风险,即独立于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社会风险,主要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如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组织性风险和文化性风险等;二是民主化内部性风险,即民主化自身所诱发的社会风险,如公权力的扩张、多数人的暴政、网络民主风险等。第四章从社会风险的形成过程、形成机制和形成规律等角度对社会风险的形成机理进行了论述,并对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分析,这些特征包括特殊的社会根源性、并发和连带性、基础性和广泛性、回应多面性等。第五章分析了社会风险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详细阐述了社会风险对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影响,如重视政府的作用,网络增大民主化的不确定性,重视社会结构的优化,以及城市化对民主化的制约等。在这种风险影响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有几种可能:民主化得以顺利推进;或造成民主化进程的成本增大;或扭曲民主化进程;或中断民主化进程。论文最后一部分针对中国民主化面临诸多社会风险这一现状,提出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化解各种社会风险,并将社会风险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实现中国民主的良性发展。一方面,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一定的民主化条件,必须推进民主化进程,不能以条件不成熟为借口来推迟或延缓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必须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走自主的、平稳的、渐进的民主化道路,实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从经济民主转向宪政民主,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
张庆侠, 苏国安[3]2001年在《试论村民自治与我国农村民主化进程》文中提出村民自治是伴随我国农村经济改革进程而出现的一种村民自治管理模式 ,它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民主原则在中国农村的具体体现。村民自治不但是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而且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刘伟, 刘瑾[4]2016年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何种民主?何以民主?》文中认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源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国家为了实现乡村地区的有效治理而推进的一项制度。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治制度,是对传统乡村治理方式的突破,是中国民主化实践的创新之处。国内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热切关注始于上世纪90年代,针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成效与困境、性质与定位、未来发展与走向等问题也形成了诸多学术思考和学术作品。通过梳理既有文献特别是近年来的学术讨论,可以全面回顾村民自治叁十余年的发展轨迹,深入剖析村民自治的实质,合理界定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进而总结在扩展中国式民主的进程中,村民自治所能发挥的作用及其变革空间。
东秀萍[5]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已经证明,谁能够动员起农民的力量谁就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为农民争得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获得农民支持,从而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并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之奋斗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步伐。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坚持并不断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与此同时,在广大农村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着农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广度、深度、效度不足的情况,农民的民主意识、参与能力、基层民主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提高和完善的地方,这也是在深化改革过程中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把握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内涵和特点进行了分析。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指导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民主的实现过程、民主的权利内容、民主的实现条件、民主的实现形式等方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理论。在多年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了民主主体阶级性与群众性的有机统一,民主内容现实性与趋势性的统一,民主利益局部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民主的社会功能与基层管理功能的有机统一。这些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基本问题,只有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总结了中国共产党95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作为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基础,发挥党的领导的关键作用,坚持推动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权力这一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目标,植根基层实际,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民主的制度化水平。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历史经验,在深化改革中坚持正确方向和原则才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响应。以原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基础上,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探索,形成了许多新的思想。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农民是农村民主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组织农民进行自治是农村发展民主的基本途径,发展民主与经济斗争相结合,要做好民主选举工作,发扬民主是实现团结的重要前提条件。十一届叁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纠正错误带领中国人民逐渐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进一步提出基层民主就是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民主建设要结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同时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制度化建设等思想。江泽民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提出把民主政治建设纳入到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要求之中,实现村级民主管理制度化等内容。胡锦涛从基层民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中提出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性,并进一步丰富了基层民主建设的内容,把社会组织纳入基层民主范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以制度化加快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而且在发展民主的形式上,不拘泥于传统的选举民主创造性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包括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基层民主建设的理论创新,为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在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成就的亮点。村民自治有效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并为国外许多学者所认可。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与政府职能关系不明晰,法制建设不健全,农民的政治参与不足,民主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纵观历史与现实,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方面既有丰富的经验,更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要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从外部综合环境方面不断优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条件,要在民主形式上健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特别是发展农村协商民主以改变后叁个民主较为薄弱的情况,以民生为本完善顶层制度设计,鼓励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等,是加快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路径。
徐勇[6]1997年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对四川达川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调查与思考》文中提出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对四川达川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调查与思考徐勇编者按农村基层选举（或称农村村民自治）时下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日益成为关心中国社会前途的人们寄予厚望的对象，有人视之为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希望所在，也有人从中看到了提升乡村社会自...
郎友兴[7]2006年在《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文中研究指明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郎友兴[8]2002年在《民主政治的塑造:政治精英与中国乡村民主》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乡村民主化的路何方 ?文章分析了几种不同的思路 ,认为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国家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政治精英导向的民主化之路。文章结合历史与现实 ,分析了从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角度解释中国乡村民主发展作出的努力及存在的不足 ,指出政治精英的塑造 (craft)是中国乡村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论纲性的文章重点界定了主要的概念、阐述了研究的方法论 ,提出了所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谢科伦[9]2014年在《我国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是治国安邦之道，政治的稳定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健康发展。而要实现政治稳定，民主乃必经之路。人民当家作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1979年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参与社会事务与管理事业的制度。我国农村的政治在全国政治这个整体中，处于最根本的地位，涉及到人群以及范围都是最大的。在我国农村实现政治民主化，就实现了基层民主。30年前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第一是经济方面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是政治方面的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制度，是我国在农村领域引入的民主治理制度。推动村民自治的健康有序发展，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以及农村领域实现政治民主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几十年来，村民自治的应用及发展，吸引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掀起了一番研究热潮。本文以村民自治为主线，对村民自治的理论、实践、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完善等方面做了系统详细的阐述。就村民自治的诸多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着重强调了在农村社会领域树立公民意识与自治精神，培育公民社会，让村民真正在实践中得到民主训练，让民主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做出重要的贡献。村民自治是在我国农村实行基层直接民主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近年来，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伴随着整个农村改革的发展，经过积极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开拓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路子。回顾村民自治走过的历程，研究村民自治的现状，总结村民自治的成功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农村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李德瑞[10]2009年在《学术与时势：对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察（1990-2000年代）》文中认为本文是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研究的一个“再研究”。在“学术与时势”这一主题下,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对1990年代以来这段乡村政治研究做一个学术史的回顾,二是在此基础上对这段具有公共运动色彩的研究展开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与考察。本研究一方面是将这几十年来的乡村政治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的事件与学术运动,并将这一“事件”和“运动过程”安放回影响、决定与形塑其生长和发展的历史平台,由此来理清这一段乡村政治研究发展的缘由,勾勒其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学术演化轨迹,并总结这段研究的影响与得失。另一方面,是在回望这样一段带有公共运动色彩的乡村政治研究时,考察它之所以能够突显出来的宏观时局与社会背景,考察这段学术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各方面参与力量及其中的碰撞、交错与融合,考察学术研究与这些社会性因素之间的缠绕关系与内部张力,以及这些关系状况对于乡村政治研究的演化轨迹与内在特点的影响。最终,通过对这样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梳理分析与知识社会学考察,展现学术研究与社会时势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这种互动过程之中的隐秘。本文认为,乡村政治研究在1990年代之后之所以得以突显并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中的亮点,既有学者们不甘现状进而追求研究突破的努力所在,但也是在中国社会政治变迁乃至国际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烘托而出的颇有几分“意外”的结果。因此本文对这段学术历程进行知识社会学考察所要揭示的问题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这样一段可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乡村政治研究来讲,这段并非已成往事的历史,其产生兴起、其发展演变、其深入分化,有着怎样的“过程”、“事件”与“经历”?那些伴随这段历史而出现的“过程”和参与其中的“事件”,对这段研究及仍在继续的学术探索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在这段公共学术运动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和事理?本研究对这些问题及其背后事理的分析揭示,是通过对学术与时势二者互动关系的分析来展现的。而本文对学术与时势互动关系的考察,具体又是通过四条线索和叁组关系来实现的。贯穿本研究的四条线索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变化状况及国际局势变迁的宏观环境因素、乡村社会与政治体制变化及村民自治实践的线索、学术思想界的概况与演变趋势及其与乡村政治研究有关联的方面、乡村政治研究的兴起与演化历程。这四条线索也就是本文主要考察的四个方面。其中,乡村政治研究的丌端、兴起、突显与演化的历程,是本文所要考察的“学术”这一端,也是本文的核心线索。其他叁个方面,是参与乡村政治研究这段“学术”的兴起与演化历程并与之发生互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所以也就是作为“时势”的一端。本文所展现的叁组关系也即“学术”与“时势”发生互动的叁对关系:宏观国内国际背景因素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及村民自治实践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学术思想界的状况及转变趋势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时这叁方面的时势背景因素是单独与乡村政治研究发生互动作用的,有时是它们其中的两方面先发生关联作用后,又共同构成一种时势背景因素来与乡村政治研究产生互动。这四条线索与叁组关系的相互编织,便构成了本文各章节的安排与具体内容的展开。前两章侧重展现社会背景因素也就是“时势”的方面,同时开始追溯和回顾关于“学术”方面的乡村政治研究的初期阶段和早期研究。后面叁章,着重考察在这些“时势”性背景因素下或它们所营造的氛围中,乡村政治研究的兴起、发展与演化状况。并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件、学术理论及研究者群体和个体行动的考察,来分析和揭示社会时势因素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整体上,本文通过前后章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照来展现学术与时势之间的互动状况与实践形态。通过研究这样一段“微观历史”,本文在对这段乡村政治研究本身的线索进行梳理和回顾的同时,也对这段“学术运动”的特点、效应与影响做出反思和总结,并由此反观这近二十年(乃至改革开放叁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演进历程、脉络图景及其中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村民自治与中国民主化进程[D]. 马霖. 中国政法大学. 2001
[2]. 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研究[D]. 姚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3]. 试论村民自治与我国农村民主化进程[J]. 张庆侠, 苏国安.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4].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何种民主?何以民主?[J]. 刘伟, 刘瑾. 领导科学论坛. 2016
[5].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研究[D]. 东秀萍. 吉林大学. 2016
[6]. 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对四川达川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调查与思考[J]. 徐勇. 战略与管理. 1997
[7]. 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J]. 郎友兴. 浙江社会科学. 2006
[8]. 民主政治的塑造:政治精英与中国乡村民主[J]. 郎友兴. 浙江学刊. 2002
[9]. 我国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研究[D]. 谢科伦.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10]. 学术与时势：对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察（1990-2000年代）[D]. 李德瑞.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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