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精神论文,价值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几代领导人一直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继承、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同志就在一封电报中提出，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7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9页）2002年春，江泽民同志在陕西考察工作时指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3日）
胡锦涛同志就任党的总书记伊始，立即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学习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坚持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我国党的庄严使命，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见《人民日报》2002年12月8日）
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有两个问题是需要特别加以深入思考的。一是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是什么？在新的时代，为什么延安精神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凸现出它的重要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不断赋予延安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其发扬光大？
弘扬延安精神的时代要求
延安精神，从其原生形态来说，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他们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思想品德、行为准则、工作作风的精华与结晶。所有这些，融会而成为一种社会精神，就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精神的内涵，许多同志曾从不同的角度作过归纳和概括，具体表述虽然有所差异，但基本精神却是大体一致的。主要包括：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而不怕牺牲、执著追求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实事求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精神；民主团结，同甘共苦，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里所提到的任何一条，都包含着许多丰富的内容，并且是由无数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光辉实践谱写而成的。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延安精神决不是某些个别的、孤立的、零散的思想观念或精神状态的反映，而是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体现，是革命者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体现。正因如此，江泽民同志2002年春在考察延安时着重指出：“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充满新的希望、也充满新的挑战的征途上，我们始终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人民日报》2002年4月3日）。
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并不是某些人的心血来潮，也不是简单的基于对既往激情岁月深切怀念而产生的“延安情结”，而是由我们所处的主客观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是我们党和人民完成宏伟的历史任务的需要。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既是一个百余年来我们的先辈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是一个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空前伟业。在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征途上，必定会遇到各种意料之中的以及无法预见的困难和问题、风险和挫折。伟大的事业需要依靠伟大的团结，伟大的实践需要有伟大的精神作支撑。正像胡锦涛同志所说的：“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要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很多，我们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见《人民日报》2002年12月8日）。
第二，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念一道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党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在自己的行为和实践中，只有真正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保持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也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决不能丢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能结合新的实际，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新的发扬。邓小平同志说过，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毫不放松地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问题是，当前党所处的环境，党的建设所面临的任务，较之过去已有很大的不同。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一是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中，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忘记或摈弃了延安精神，丢掉了革命传统，没有了理想信念，不坚持正确理论的指导，脱离人民群众，一味追求个人享乐，还怎么谈得上党的先进性呢？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些消极腐败现象，究其思想根源，难道不正是同延安精神背道而驰的吗？
第三，是从容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的需要。十六大提出了一个以往较少讲到的问题，那就是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为什么我们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情况下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内外环境下进行的。从国内来说，一方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事业，必然会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新的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化。如果不能清醒地对待这些问题，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些矛盾，就可能会引发社会危机，危及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更何况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突发事件的侵袭。我们只要想一想五年前战胜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的难忘经历，看一看当前万众一心正在战非典的感人现实，我们就会对弘扬延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得出无可怀疑的明确结果。从国际来说，十六大指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样一种形势，一方面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争取世界和平与发展任务的艰巨性。超级大国依仗其经济、科技、军事优势，大肆鼓吹各种“霸权有理”论，甚至公然违反国际法，悍然对它国动用武力，同时加紧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失去了民族精神，没有靠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坚强意志，没有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我们能保证自己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利益？事实上，西方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渗透，国内的有些人也从未放弃宣扬“全盘西化”的思想观念。我们用什么思想武器来应对呢？延安精神就是一种十分锐利、十分有力的思想武器。
第四，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综合国力的需要。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把十二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仅现代化实现不了，而且必然会陷入混乱的深渊。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涵养，是一个不断积累和递进的过程。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体现和深化，而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进一步弘扬，又必定会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是综合国力的增强的重要标志。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第11页）把民族精神同经济实力、技术实力一起纳入综合国力的客观范畴，意义十分重大。它把我们的视野从单纯的物质文明的范围，扩展到精神文明的领域，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才是综合国力的完整内容。国力的强弱，国运的兴衰，既要看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又要看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社会就是畸形的，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物质力量固然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当然就一切都谈不上；但忽视精神力量，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兴，也是无法实现的。从另一方面说，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它体现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但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竞争，即人的素质、民族素质的竞争。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能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在今天强调弘扬延安精神的重大意义。
不断赋予延安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
在新的历史时期，各方面的情况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变了，主客观的环境和条件变了，我们面临的任务和目标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决不是简单地照搬过去的一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弘扬延安精神，要同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结合起来，同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怎样才能不断赋予延安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呢？那就是要在坚持延安精神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的新发展、实际的新变化、工作的新进展，对延安精神的具体内容作出新的调整，提出新的要求，拓展新的思路。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来加以说明。
前面说过，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并为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执著追求，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延安时期，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专制统治，广大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热切追求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在，这个历史任务早已完成。民族独立的取得和人民解放的实现，为争取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经过努力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奋斗目标便成为一切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命运的人的新的理想、新的信念。这同延安时期的理想信念，既一脉相承，又迥然有别。理想信念的内容变了，但不变的则是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
与这种情况相类似，我们还可以举出“实事求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这条原则。正是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作了一个经典性的论述，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并且强调，“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已有了全新的内容，与此相适应，我们的理论也就必须“与时俱进”。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正确的战略、策略、纲领和方针政策，是在延安时期确立起来并不断得到完善的，没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既不会产生延安精神，也不会产生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正在集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便成了历史的必然。关于这个问题，彭真同志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发扬延安精神，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和延安时期的情况有很多不同了，要根据现在的‘实事’去求现在的‘是’。”（转引自《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8页）可见，有人认为老是强调延安精神，是“迷恋于过去”、“跟不上时代”，是“保守”“僵化”，这样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与时俱进”正是延安精神的本质要求。
变化了的客观实际，会拓展延安精神的适用范围，对它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以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例。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只要党的性质不改变，这个宗旨就必定一以贯之。在延安时期，党为着人民的利益，站在时代斗争的最前列，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取得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如今，党的地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在全国执政五十多年、领导着十二多亿人口、拥有六千四百多万党员的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地位，使得很多党员掌握了或大或小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讲为人民服务，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究竟是执政为民还是以权谋私，就成为区分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手中有了一点权力，只要稍微缺乏自觉性，脱离群众的毛病就容易发生，如果再失去了或者逃避了必要的监督，就很难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严重的甚至不免沦入腐败堕落的深渊。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因为是执政党，还要看你能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去做，当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带头人，当好为民造福、为民解难的贴心人。所有这一切，都不仅大大提高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标准和要求，也极大地增强了加强群众观念的紧迫性。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在实践延安精神的时候，必须有一些新的思路，注意到一些新的着重点。例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延安精神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内容。但是现在来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显然具有许多新的涵义。面对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我们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路线的基本点之一。因此，我们讲自力更生，决不是同对外开放相对立的。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通过对外开放来加快自己；而我们的对外开放，也必须以自力更生为基础和立足点。对外开放必须贯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的经济力量、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人认为，现在再来强调艰苦奋斗，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了。而且，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之一不就是要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富裕”吗？一味强调艰苦奋斗是不是同我们的奋斗目标背道而驰呢？在这种的思想指导下，有人甚至公开发表“享乐主义宣言”，从理论上来论证享乐主义的合理性。其实，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同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不仅不矛盾，恰恰是完全统一的。“俭节则昌，淫逸则亡”（《墨子·辞过）》，“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艰苦奋斗，不是要叫人做苦行僧，而是提倡一种为实现一定理想而克服艰难险阻的奋斗精神。从全社会来说，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味耽于逸乐，习于侈糜，怎么能够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胡锦涛同志说得好：“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民日报》2002年12月8日）
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主要途径
延安精神不是一种孤立自在的观念形态，它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九八”抗洪精神。当前正在进行的抗击非典的斗争，使伟大民族精神又一次得到昂扬。所有这些革命精神，既是民族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又为民族精神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掌握这一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延安精神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发扬革命精神问题讲过这么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368页）弘扬延安精神，最重要的是靠持之以恒的提倡和教育。邓小平同志这里提到的“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中肯地概括了如何提倡和教育的最主要的工作方法。“大声疾呼”，就是要造成舆论，广泛宣传。讲清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重要意义，分析延安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揭示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表彰在新时期实践延安精神的先进典型，造成浓厚健康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以身作则”，就是要知行统一，付诸实践，决不能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表里不一，言不由衷。尤其是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更应该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党的作风搞好了，就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全社会自然会跟上来。
真善美的东西总是同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弘扬延安精神，不能回避同社会上泛滥的某些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批评和斗争。现在一说批评或思想斗争，就立即同“文革”时的“大批判”等同起来，扣上“左”的帽子，其实这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批评是为了分清是非，追求真理。批评必须是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邓小平同志在讲前面引用的那一段话的同时，还讲到：“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承下去吗？”（同上，第367页）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令人不能容忍的状况，至今仍在“继续下去”，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当然，一种精神的提倡和发扬，更根本、更主要的还在于实践。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培育和弘扬延安精神的最好的课堂。延安精神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生动活泼、热火朝天的现实斗争又为延安精神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不断赋予延安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这正是延安精神得以与时俱进的可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