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致富的有益探索——江浙农村共同富裕典型调查与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浙论文,有益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共同富裕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亿万农民正开始步入小康社会，但是，面向新的世纪，如何进一步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探索出一条健康持续的共同致富之路，却越来越成为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江浙农村是我国改革开放富有创造性的地区，许多村镇不仅经济发展成效卓著，而且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共同致富之路。为此，我们从中选择了六个富有特色又具有很大可比性的村镇，即“四个轮子一起推”、被理论界称为“耿车模式”的苏北宿迁市耿车镇，被李鹏委员长称为“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的江阴市华西村，原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同志亲自蹲点的号称“浙北第一村”的浙北长兴县父子岭村，得到江泽民总书记题写村名的浙东奉化市滕头村，以社团经济模式闻名的浙中东阳市横店镇，创造中国第一农民城的浙南苍南县龙港镇，进行深入调查与比较研究，力求从它们的典型经验和具体模式中透视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共同致富的基本规律。
根据调查分析，我们发现，江浙农村这些典型村镇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在实现形式和不同所有制经济相结合的具体做法上有各自的特点。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也是六个典型村镇走共同致富之路的基本经验。一方面，从公有制的所占比例来看，这六个典型村镇公有制成份在各种所有制成份中多则占90%以上，少则不低于70%，如龙港，早在1992年，股份合作工业产值就占全镇工业产值的72.39%。另一方面， 从公有制在各种所有制发展中的地位来看，公有制经济更是起着主导作用。
然而，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又有不同的选择。华西、滕头、父子岭主要采取了村级集体所有制形式，其共同富裕是伴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实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三个村的集体经济不但没有被削弱，而且不断巩固和壮大。华西全村现有集体资产19亿元，人均占有集体资产120万元。滕头村全村21家工商企业中，有14 家为村办集体企业，在6家中外合资企业中村集体经济占有相当的股份， 农业的“五场一队”均为村集体所有，整个经济结构中村集体经济占81%。在这三个村中，其他经济成份尽管也有相应的发展，但积极发展集体经济，无疑是这三个村的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正如滕头人自己所说，“如果不是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就没有今天的滕头。”
横店人实行的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社团所有制。社团所有制是一种集团资产归集团的劳动者和经营者共有的公有制。这是一种不属于国家所有，不属于当地政府所有，也不属于各村所有，更不属于社团老总、领导层或个别人和企业员工所有，仅仅属于这个社团——横店集团公司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的所有制形式。集团资产不量化到个人，任何个人名下为“零资产”，每一个成员基于个人的贡献和责任领取不等的工资，分享企业的利润和资产收益。所有成员均以“劳动对集团的贡献”为尺度来获取收入。社团所有制是建立在集团成员共同劳动关系基础上的，离开集团，这种劳动关系不再存在，任何个人也不能带走集团的资产。
耿车人所实行的是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实现形式。“耿车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四轮驱动，双轨运行”。四轮即镇、村、联户、户四个层次的企业，双轨即镇村集体所有制与联户、家庭所有制。他们在镇、村、户、联户四个层次办企业，四个轮子在镇村集体所有制与双层经营的家庭和联户所有制双轨上运行。“大的集中上水平，小的分散进家庭，大轮带着小轮飞，小轮推着大轮转”，形成“四轮齐放，双轨并进”，各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局面。
龙港作为温州模式的典型，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为股份合作制。由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从80年代开始，温州人开始从个体、私营、家庭工业逐步走向集资、合伙、股份合作，创立了股份合作制形式。股份合作制因产权明晰，利益直接，深得民心，成为温州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形式。龙港这座“中国农民第一城”的创立本身就是股份合作制的产物。
第二，都力求依托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来实现共同富裕，但其切入点和着重点不尽相同。江浙农村走向共同富裕是伴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而展开的。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是农业现代化，而核心则是农村工业化，其载体是农村城镇化。这六个典型村镇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正是与农村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一致的。一方面，它们都是依托农村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致富的；另一方面，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也实现了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早在1994年，华西一、二、三产业总产值就有16.1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71.15万元，仅占总产值的0.1%；工业总产值15.18亿元，占94%；第三产业占5.9%， 实现了工业化。1996年滕头村有3个工业区，21家企业，年工业产值达3.4亿元，农业产值达690万元，第三产业达7494万元， 全村已形成了工业规模化、农业集约化、三产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横店人经过23年的奋斗，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人口从1975年的6∶94变为1997年的80 ∶20，横店集团现已发展成为拥有7家行业集团和工业总公司、21 家子公司或总厂、86家紧密型骨干企业、4家中外合资企业、3家境外合资企业和700多家半紧密型企业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而龙港作为农民集资建成的“农民城”更是令人发出“哪是城市，哪是农村”的追问。
依托农村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当然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切入点、着重点也各有不同。
华西、父子岭、滕头、耿车主要是以工业化为依托的。拿华西来说，单靠农业时，集体的年收入只能二万、三万往上增加；抓二、三产业后，在起步阶段，集体年收入就能十几万几十万地增加；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年收入则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地增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华西的第二产业进入快车道。他们在发展中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在调整中求提高。他们对产品生命力强、效益好、有活力的企业升温；对市场潜力小、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一般的企业保持恒温；对供销困难、微利亏损的企业，坚决降温，关、停、并、转。尤其是90年代以来，华西实施了“改革驱动，外向带动，科技推动，经济滚动和规模、效益促动”的“五动”并举、整体提高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组织机构集团化，生产技术集约化。
1975年靠创办小作坊式的丝厂艰难起步的横店集团，其发展主要是以市场化为依托。横店人很早就认识到是否拥有好的市场战略，是一个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败的关键。他们始终抓住市场不放，面向市场，适应市场，利用市场，开拓市场。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瞄准国际市场，推出按照国际标准生产产品和以出口促进内销的市场战略，以生产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品为标准，以出口水平组织生产和促进销售为龙头。1997年，在许多乡镇企业出口下滑情况下，横店集团却靠良好的信誉和过硬的产品质量，频频叩开国际市场大门，全年出口产品交货值达839亿元，比上年增长39.8%，在全国乡镇企业中名列前茅。
龙港从1984年建镇时一片荒凉的港湾和5个冷僻的渔村， 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农民第一城”，则是以城镇化、城市化为切入点的。龙港自1984年建镇以来，工业、第三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城镇建设也非常迅速。
第三，都坚持先富和共富相统一，重视先富帮后富，但在先富帮后富的实现形式上有各自的特点。坚持先富和共富相统一，注意先富帮后富，这是他们走共同致富之路的重要体现。如华西村在自己共同富裕的同时，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一直坚持“双扶”，即扶贫、扶灾工作。改革开放20年来，华西共拿出5000多万元支持邻村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乡镇企业。滕头人体会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村党委在分配制度和福利政策等方面为实现共同富裕花了很大力气。父子岭人在致富的道路上积极帮助残疾人和特困户，耿车人要求党员干部做好对贫困户的“传帮带”工作，横店、龙港在“能人”帮“老实人”上也作了积极的探索。
先富不忘后富，先富帮后富，是这六个典型村镇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同之处。然而在先富如何帮助后富的具体方式上，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他们的做法也各不相同。
华西以其厚实的集体经济基础，所采取的主要是集体帮集体的形式。华西人在自己致富后，高举共同富裕的旗帜，从华西走向邻村，从东部走向西部，积极开展扶贫工作。周边的7个村经过华西的帮扶， 多数成为江阴市的骨干村和先进村。他们还在宁夏和黑龙江建立“华西村”，本着扶贫先扶志、扶贫先育人的精神，花较大精力和财力，为中西部地区培训基层干部80期，累计5000余人。他们大胆探索先富帮后富的基本途径，力图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龙港是通过为经营者创造致富条件与向国家交纳可观收入来开展先富帮后富的工作。龙港通过自筹资金，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建设城镇，发展经济，以此来促进集约化、工业化、市场化，为成千上万个家庭和股份合作企业提供了生产和经营的场所，从而为那些一度陷入停滞甚至面临倒闭的小企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并使这些企业走上了联合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龙港向国家交纳了可观的税收，支持了整个国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滕头、父子岭人主要是通过正确制订分配政策，积极搞好社会福利事业来实现先富和共富相统一的。他们制订各项经济政策时，正确把握收入差距的度，既注意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又兼顾了劳动者的利益。同时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鼓励厂长、场长、经理、供销人员，发扬奉献精神，通过自愿结合、以“能人”带“老实人”等办法，帮助文化水平低、缺乏技术和经营头脑的农民致富。他们还利用集体经济的优势，努力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如建立养老金、小学免费教育、合作医疗、人身财产保险制度，建造农家楼等等，来保证每个村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形成所谓“少有教，老有靠，病有医，没有一家暴发户，也没有一家困难户，家家都是小康、富裕户”的农村新景象。
耿车则是通过实行党员干部责任制和确立最低“生活保障线”来开展扶贫工程的。他们采取镇干部“每人抓一户”，村干部“每人带一户”，共产党员有能力的“帮一户”的办法来帮助那些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贫困户。对于那些无资金、无技术、无劳力的贫困户，镇里还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视不同情况，分为每人每月60元、80元等几个等级予以补助，并由镇村组织帮助完成农活，有效地解决了致富无能户的掉队问题。
在共同富裕的实现形式上，横店人解放思想，大胆突破旧有观念的束缚，通过生产资料的重组，即实行“社团所有制”，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使大家有工做，有饭吃。社团所有制建立在集团成员共同劳动关系的基础上，打破了区域界限的制约。集团还建立了包括退休、医疗、特殊困难补助等内容的保障体系。横店集体不仅注重其内部的先富帮后富，而且还积极推进其它地区走向共同富裕。横店集团自身有了较大发展以后，首先是带动和扶持周围乡村纳入工业化和现代化轨道。早在1989年即提出和实施了“集团骨干企业带村联户办企业”的“协同发展战略”。本镇农民脱贫致富以后，集团又以更大的气魄推行“周边带动战略”和扶持中西部地区的“西进战略”。横店人不仅在农村扶贫，而且还尽力而为，帮助国有企业职工解决困难，翻开了富裕农村帮助城市居民的“城市扶贫”的历史性一页。
第四，都重视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但在具体运作方式上有各自的特点。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六个典型村镇都十分重视上层建筑对发展生产力、调整利益关系的积极作用。他们在进行经济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重视理想教育，从而使两个文明得以协调发展，使人们在物质富裕的同时，达到精神富裕，“口袋脑袋一起富”。多年来，滕头人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即“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干部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党委成员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党委成员做到的，书记必须首先做到”，高度重视党组织的领头雁作用，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高度赞扬，认为“了不起，党组织过得硬，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提高村民的各方面素质，详细地规定了“滕头人形象”八项准则，即：“热爱祖国，关心集体；遵纪守法，维护公德；积极劳动，尽职尽责；相信科学，移风移俗；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团结友爱，礼貌待人；保护环境，讲究卫生；艰苦奋斗，建立滕头”。华西人也十分重视村民的素质教育，他们提出豪迈的“六爱”口号，即：“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还开设了中国唯一的“精神文明开发公司”，从事精神文明建设事业。龙港人则在实现农村—城镇—城市的转变过程中，开展大规模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努力实现农民—城镇居民—现代市民的转变。横店、父子岭、耿车在致富的道路上也十分重视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注意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重视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的服务和保证作用，是六个典型村镇走向共同富裕的共同经验。当然，在上层建筑如何服务于发展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具体方式也有不同的方式。
华西、滕头和父子岭村实行的是精干高效的党政结合、政企结合的方式。在滕头，不仅村委会、经济合作社负责人由村党委主要领导成员兼任，而且团、妇、民兵、企业和农场等组织的负责人，也基本上都由党员担任。随着工业企业的发展，他们采取“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设置到哪里”的做法，在几家较大企业都单独成立了支部，较小企业则成立联合支部，这样就有效地实现了党在经济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全面领导。华西、父子岭也实行党、政、企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干部一身数职，一专多能，精干高效，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了领头雁的作用。
横店和龙港所实行的则是职责明确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方式。在横店，政府是社会管理者，集团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完全实行董事会负责制，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不得相互兼职，企业照章纳税，政府不参与企业的经济决策。集团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具有市场主体所必须拥有的一切自主权，它是产权明确、身份自由的产权主体、经营主体和利益主体，其主要职能是要偿还债务，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组织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对社会秩序进行综合管理，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的环境。政企分开以后，横店镇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加强对工农业和其他经济工作的服务，把政府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1994年7月，横店镇被列为国家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
龙港的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经济各占一定比重。为适应这种格局，龙港镇政府依据政府、企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客观联系，建立了一个以为居民生活和企业主体提供优质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新型管理模式。新的管理模式割断了财政收入与企业产值之间的直接联系，明确了政府与企业各自的经济行为和责任，致力于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使之能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管理方式，大大弱化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使企业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在这种宽松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各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迅速向龙港聚集并实现了优化组合，促进了龙港市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
江浙农村六个村镇昂首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典型事例，给我们提供了在我国广大农村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的多方面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经验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共同致富规律的认识。
第一，共同富裕，致富是前提，共富是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然而要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其根本前提是致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富的目标追求与致富的首要前提的统一。不致富，经济上不去，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那就无法谈共同富裕，就将失去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共同富裕就会沦于共同贫穷、共同落后。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力致富，是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江浙农村六个典型村镇所走过的路充分证明了在我国当前农村，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要共富，先“致富”。必须紧扣“致富”谈“共富”，把致富的前提与共富的目标内在结合在一起。
第二，共同富裕是先富与共富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特征，在现实中，它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我国必须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先富带后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避免“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和“一部分人越来越富，一部分人越来越穷”这两种情形的前提下，应该肯定在特定的时段和范围，先富者可以与后富者有较大的差距和分化。只要保证社会大多数成员能逐渐稳步地富起来，这就是在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由初级阶段的各方面条件所决定的。
第三，共同富裕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过程。正确理解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特性，我们不仅需要从社会主义根本目标、根本原则、根本任务的角度去把握，而且必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过程结合起来。特别是农村的共同富裕，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是其必然的载体。农村共同富裕的深度、广度都与农村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深度、广度成正比。离开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就不能改变传统产业结构和提高生产力水平，就不能发展农村经济，就不能致富，就不可能把农民的生活带向富裕的彼岸。只有通过工业化、市场化，农村才能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并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大发展，才能使农民在现代化农业中，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大潮中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而这种农村的工业化、市场化又必然与农村的城镇化过程结合在一起。当我们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时，我们决不能忽视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离开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依托和载体，农村就不可能真正致富，农民就不能走向共同富裕，江浙六个典型村镇的共同富裕历程淋漓尽致地昭示了这一点。
第四，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的共同富裕，而且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共同富裕。当我们关注共同富裕时，一般人往往注重经济收入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丰裕，然而实质上，作为社会主义根本目标的共同富裕，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的共同富裕，其内容虽然首先是经济和物质方面，但决不仅限于此。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具有非常丰富完整的内涵，除了物质、经济基本层面外，它还包括着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的相应发展。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和状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民的共同富裕，既指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还内在包含着农民政治、科教、文化素质的提高，政治生活的改善，文化生活的丰富，社会风气的敦厚，生存环境的优化等。我们不能设想，一种风气败坏、犯罪横行、贪官当道、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的社会状况，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民的共同富裕并世而立。因此，我们在推进农村的共同富裕时，切忌埋头经济，只看经济效益，只抓经济收入，而忽视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根本目标的共同富裕，它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丰富内容的广义的动态发展的幸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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