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教育局长眼中的美国教育(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局长论文,眼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善待功利心
与一些美国的学生和家长讨论社区服务的动力时，他们神情自若、毫不掩饰地说，一位中学生如果没有社区服务的经历，是不可能被大学录取的；为了上大学，就必须坚持为别人服务，做足大学所要求的义工时间。
在国内，一直不明白美国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愿意做“义工”，听一些访美归来的朋友分析起来，往往都把原因归结为西方人的素质。到今天才明白，美国的孩子最初做“义工”其实也大都是因为功利之心。只是通过一次次的“义工”活动，使他们有了直接的刻骨铭心的愉悦体验，这才慢慢地感受到了为他人服务的快乐，逐步形成服务他人的习惯。
原来如此！美国人行动的原动力，也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高尚，只是他们最后得到的结果高尚罢了。
长期以来，讲求功利，在有些人看来，基本可以和“损人利己”相提并论。因此，在《国富论》出现之前，人们认为利己心与撒旦同义，以为那是直通地狱的单程车票。
可是，亚当·斯密在这个时候却高高地举起了他的手，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鲜明地提出，只有利己心才能让人们成为有钱的人，才能将国家推向富强。讲求功利，不但不是罪过，反而应该正大光明地登堂入室。
是呀，仔细想来，功利之心其实是致富的根源，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因为比尔·盖茨追求微软的绝对利益，全世界的人才有了越来越好用的视窗系统；因为福特、丰田要争夺汽车市场，我们才源源不断地用上了日新月异的新款汽车。利用好功利之心，让它造福人类，求得高尚的阳光和空气，又有什么不好？
在教育部历次论证高考方案的座谈会上，我们总是会遇到几位对高考的“功利性”不屑一顾的专家。他们认为，中学生、中学教师、中学校长，还有中学生的家长们实在是太功利了，太过于看重高考分数了。所以，这些人对目前高考录取只看分数的方案所造成的积弊处之泰然，而对于考生、家长和老师如此重视分数的现象不能理解，公开声称，要“把人们的功利之心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让家长和师生们不要太看重上什么大学。据说还有一个省的领导同志在批判了分数的危害之后，甚至有点气急败坏地批评一些家长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职业学校。
呜呼！你的方案是如此重视分数，以至于差一分都不能录取，把分数的功利价值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你还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别人重视分数？而且，有心的人们还发现，即使那位“很高尚”的省级领导在家里同样也很重视自己孩子的分数，也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放弃上大学的努力。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好人们的功利之心，设计一个科学合理的方案，让人们在各自追求自我功利的同时，实现社会高尚的追求。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也是一种坦诚的态度。唯此，我们才能理清问题之所在，也才能平心静气地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对一个民族来说，把功利之心坦然地暴露在阳光之下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倒是那些不屑于谈论“功利”的人们，其实很容易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羁绊。
最崇拜的人就在身边
在沃特福德高级中学的餐厅里和孩子们一同用餐，顺便给10位五年级的孩子发了一张调查问卷，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希望他们写出自己崇拜的人来。结果，孩子们崇拜的对象叫我十分失望。因为，在所有的问卷中，没有一名学生崇拜华盛顿、林肯或者比尔·盖茨这样一些连中国的孩子都崇拜的伟人们，他们崇拜的反而大都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两位学生崇拜的则是他们最要好的同学、朋友。10位孩子竟没有一位崇拜伟人。
记得在国内也曾经搞过一些同样的调查。结果发现，我们的孩子所崇拜的几乎全是轰轰烈烈的人物，极少一些崇拜老师或者爸爸妈妈的孩子，一经发现，便遭到同伴们的讥笑。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便给孩子树立了一些我们自己也不曾实现过的目标，把一些虚无缥缈的理想装进了他们幼稚的大脑。我们的教育总是把目标定在天上，却并不怎么注意脚下该怎么走。我们总喜欢把伟人们塑造为没有缺点的“神灵”，我们希望成为伟人的多，我们希望轰轰烈烈的多，我们做不了小事。
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的孩子崇尚平凡？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的孩子从不屑于平凡中真正走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我们的教育开始。
我曾经在一个班做过一项调查，让全班所有同学写一下身边同伴闪光的细节。结果，得到的几乎全是大而无当的空话，没有人还记得有谁做过什么让他感动或者能够留在记忆里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没人做过什么，而是我们的孩子早就没有了发现的眼睛，他们并不在乎身边的人在做什么，反而更加关注的是明星、“大腕”和“超女”。
我们必须在家庭里塑造感恩的灵魂，在校园里播撒互敬的种子；我们必须擦亮孩子们一双双眼睛，让他们看到身边的善良、美好与崇高；我们必须雕塑孩子们脚踏实地的品格，让他们从平凡里寻找伟大。
感受母爱，珍重父爱，小心地呵护好身边的每一次感动，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真实而丰硕的人生。当孩子们以感恩的心对待身边的平凡，当孩子们以崇敬的心打量周围的世界时，也许，世界会变得更加真实，也更加美好。
避免三六九等
大使馆二等秘书方先生在美国考驾驶执照的经历，给我很深的启发。
方先生告诉我，在美国考驾照，80分就可以合格，所以，当你在计算机上完成了80分的时候，计算机就自动关闭，你即使希望考个满分都没有机会。
原来，美国人不想让大家活得太累，不会把考驾照的人们分成个三六九等。
在学校里，美国人也从来不评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其实，他们班级里根本没有学生干部，班里所有的班务，分给所有的学生，而且定期轮换。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学校的三年级二班教室里，挂着一张这样的分工表：作业分发——比尔；图书角管理——约翰；教学助理——汤姆；供应经理——亚历山大；邮政员——以马内利……17位同学，每人有每人的责任。
在美国人的课堂里，许多时候是以小组的方式展开学习活动的，可是，小组里却没有固定的“组长”，召集人也是定期轮换的，而且，小组中的每一位成员，全有自己的头衔：记录员、提问者、资料管理员，等等，即使是这些一般性的头衔，也是分阶段戴在不同的人头上。总之，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平等，给他们同样的机会，不仅使他们能够在形式上平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些形式，锻造他们骨子里的平等意识，为美利坚的共和奠定万古长青的基石。
我想起了10年前在一所初中担任助理班主任时遇到的那个撼人心魄的故事。一位从幼儿园就开始一直担任班长的孩子，在初二的一次民主选举中落选后，竟找不到了自我，以至于很长时间在班级里扮演着一个尴尬的角色，用老师和家长的话说就是，他从来不会当群众，他只能做班干部，而且必须当班长。是什么让我们培养了这样一些不会当群众的孩子？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孩子们分成三六九等，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上流社会”生活，习惯于“管理”别人，一旦处于被别人管理的处境，便手足无措起来。
想一想，这实在太可怕了！可是，生活中，我们还在强化着这些已经给我们带来不良后果的东西。媒体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在一些学校里，竟然依据学生学费的高低把校服分成两种不同的颜色，义务教育阶段的实验班则完全是重点班的代名词，就连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关注度，也已经让学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地位的不同。在一次学生座谈会上，有位学生竟然不经意地把自己称为“平民学生”，叫我们在座的老师们既尴尬又心酸。后来我们才知道，上初中都快两年了，还没有老师在课堂上主动提问过他。
不要让孩子带着“等第”进入社会，不能让孩子用等级观念去审视社会，我们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什么要孩子们都在课间挤厕所？
在美国的学校，课间基本是5分钟，还有的学校是3分钟。确定课间时间的长短，依据的是教室之间相隔的距离，只要学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跑到下一个教室即可。在沃特福德高级中学，校长甚至很认真地告诉我，因为他们把课间缩短了1分钟，胖孩子们的体重就平均减轻了1磅。
其实，我关心的不是孩子们是不是减轻了体重，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从初中就开始走班上课，不同的学科要到不同的学科教室上课去，我担心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孩子们既要跑教室，又要去厕所，时间够用吗？
校长却以异样的目光看着我，然后很疑惑地反问：“为什么要孩子们一定在课间去挤厕所？”原来，在美国的任何学校里，不管是什么时候，当然包括上课时间，只要需要，学生随时可以不需任何人的批准就可以到厕所去，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人权的一部分。
原来是这样！
接下来，校长问起了中国学校的情况，当得知中国的学生都是统一在课间才能到厕所的时候，他像是在听一个古老的神话，似信非信。过了一会儿，见我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他才问了一句：如果大家都在课间去，厕所不就太紧张了吗？
是呀，学校的厕所早就紧张了几十年了，校园里的人们早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为了使课间不至于太拥挤，一些财大气粗的学校不是正在研究建设越来越宽敞的超豪华厕所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思路，放开学生上厕所的时间呢？
同样的问题还有许多，譬如，迟到了为什么要喊报告，他自己迟到不说，还要用一声“报告”去干扰其他同学的学习吗？
还有，课堂上发言的时候为什么要站起来？那样不是暗示孩子们尽可能少发言吗？
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全校几千人一同上课间操？为什么要让有着不同体育爱好的学生，做一样的体操？而且，从效率的角度来说，4分钟的课间操锻炼，我们却用掉了8分钟的集合时间。
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的校园里其实还有许多，只是我们已经熟视无睹了，像一堆很久远的历史垃圾，人们早已将它视作古迹文物。只有当某一天，有人跟我们较起真来，一定要弄清事情真伪的时候，大家才开始一惊一乍地陷入沉思。
多问一问自己吧，长期在校园里的老师、校长。
“你不要对她说‘No’！”
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华人女教授向我诉说了家里的一场文化之争——围绕着照看她那一岁半的女儿而发生的矛盾纠葛。
她的丈夫是一位美国白人，而他们请的保姆则是一位不懂英语的上海人，这下问题就来了。
一直以来，丈夫就对保姆照看孩子的方法存有看法，今天终于对着保姆比划起来。在他看来，保姆总是在限制孩子，孩子的自主行动处处受到保姆的阻止。他认为，不能随意对孩子说“不”，在这个幼小的年龄，如果对她过多地设置一些障碍，就会扼杀她的创造精神和自主意识。
而保姆则十分委屈，她认为自己应该对孩子的安全负责，处处都要小心呵护，不敢有丝毫马虎，不想反而出力不讨好。
女教授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面对不同肤色的脸色，左右为难。
我曾领教过那位白人丈夫照看孩子的功夫。有一天，这位先生带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来到我的住处，任由那个一岁半的小公主在我那两室一厅里搞起了“大搜查”，把所有的房间全都搞得乱七八糟，连冰箱、微波炉都弄了个稀里哗啦。最后，当小家伙跑到厕所里要喝马桶里的水时，爸爸这才和颜悦色地与孩子商量换一种玩法——教孩子爬椅子。
孩子很高兴，因为在家里，保姆害怕摔伤孩子，从来不允许她爬椅子。这下好了，有爸爸撑腰，于是，她把椅子搞得在地板上吱吱乱叫。任由孩子怎么折腾，爸爸统统不加干涉，他的任务只有一项，就是在女儿爬椅子时，确保椅子本身不倒，至于孩子会不会自己倒了，他反倒不怎么在乎。
在他看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必须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学习，你不给他这样的机会，最终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本领。如果我们一味地对孩子说“No”，那么，孩子对一切都只能缩手缩脚，最终形成不良的性格。
想一想我们的一些家长吧，他们总是埋怨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可是，仔细想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事事顺从家长的要求，那就只有做一个木偶了。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这“不准”，那“不行”，那孩子到底可以干什么？我们当家长的，留给孩子的空间太小了。
其实，不只是家长，就是我们学校里制定的规章制度，也大都是以“不准”开头；在单位里，我们对员工说得最多的也常常是“不能”怎么做；翻一翻上边下发给我们的文件吧，一年下来，有多少不是枷锁和镣铐？在这样的文化下，开拓进取成了标签，锐意改革也不过是唬人的旗号罢了。
悲哉！一生中，我们遇到说“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