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区域竞争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优势论文,价值链论文,区域论文,全球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那些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体系之中。在跨国公司谋求产业非核心价值链环节转移的同时，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通过地方经济的组织化创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步伐，典型的如西班牙的Sinos Valley制鞋业集群、印度南部的Tirupur服装产业集群、意大利的陶瓷业集群和我国三角洲区域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等。在价值链分布的每一个区位节点上，本地不可流动或流动性较差的资源，如土地、低技能的劳动力，与全球流动性资源，如资本、管理和技术等实现了紧密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为产业集群摆脱地方发展的路径锁定、增强与群外环境的交流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创造了机遇。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高科技制造业部门，都可能从中获得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机会，区域经济的发展也相应被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这一现象启示人们，应该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全面地审视当前区域竞争力的背景动因、来源途径与获得渠道等问题。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与驱动因素
如果20世纪80年代是全球价值链兴起并对区域经济实施影响的时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则集中于关注新的全球化趋势下如何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来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问题。对全球价值链的界定几乎涵盖它们参与分工的主要特性：可分解性、可整合性和地域配置的有效性，这三者缺一不可。可见，全球价值链是具有空间意义的、依存于特定产业组织与企业竞争力的、能充分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优势资源的、依存于某种治理模式的价值增值系统。
与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外分工不同，价值链分工作为产业内分工的有效形式，其优势来自于需求多样化驱动的产品技术持续创新和垄断竞争的递增收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按照传统的分工理论，那些禀赋优势不显著的地区极有可能被排斥在区域分工的有效范畴之外，依靠区域分工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将难以实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价值链的垂直分解，使得区域分工与贸易经常在禀赋结构相似的地区之间开展，甚至不具备禀赋优势的地区也能够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持续创新而获得利益，区域经济因此也可能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一环。这些都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客观并全面地审视区域竞争优势的来源与促进问题。
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覆盖全球范围的产业组织变革，是在特定背景下受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信息技术进步和生产服务业功能转型等因素影响的结果。
其一，由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主导的世界产品价值体系创造模式的变化，加速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垂直分解，为实现全球范围价值整合的全球生产网络等治理模式也应运而生，并日益凸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在全球贸易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资本的流动性明显增强，其突破本地资源限制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供应商网络的协作关系、战略联盟和集群经济的组织联系等都成为全球化条件下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机制，并催生了新一轮以区域为基础的全球竞争。
其二，信息产业技术确立的“以网络为中心”的产业组织模式及其组织区位优势，提高了价值链空间配置的地理弹性，为中小企业和落后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机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产业出现的一些新发展特征，包括顾客的用户导向、增值服务占主导地位、本地区供应商的大量兴起和以通讯价值链为基础的组织结构等[1]，都加大了地区经济参与全球化的广度与深度。只不过， 此时的地区竞争优势不再仅局限于特定空间内产业组织创新的交易与协作成本节约和由集体学习与技术外溢带来的创新优势。信息区位的网络覆盖面、网络节点的信息交流密度、网络组织结构的知识传播与共享功能等为区域经济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外部环境，使集群经济得以通过与其他集群组织甚至是区域外的行为主体之间展开包括生产、信息、技术与文化等在内的多方面交流，从而获得基于价值链等级攀升的升级机会。
其三，生产服务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功能转变，有力地支持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从分解到整合的增值需求。
Browning和Singelman（1975）、Martinelli（1991）等人将知识性、组织性、中间性和创新性概括为生产服务业的共同特征。[2] 新兴的服务业在全新的技术与贸易结构体系下扮演的通常是知识中介的角色。为市场提供知识密集服务的中小型服务企业作为地方集群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促进了高新技术和传统产业集群的发展。它们不仅构成了产业集群的重要制度与组织支持，而且还在价值链的组织体系中引入竞争机制，保障了价值链垂直分离的成本有效性，并在价值链的诸环节间建立起基于知识流动的紧密关系。
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升级离不开服务产业资本动员、集聚及深度利用全球优势资源的战略性功能。目前，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重点。在一些发达沿海省市，现代服务业引资总额的比重甚至超过了50％，如2005年的上海。这一方面弥补了我国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为全球价值链治理者的权力主体期望更大程度地分配和占有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带来的增值收益。这意味着，在具有优势资源的地区中，集群经济一旦切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分工环节，就具备了来自于外部的升级动力，但是要占有更大升级增值份额，还必须切实提高本土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和服务能力。这些动力机制，除了客观上起到促进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效果以外，更重要的则在于满足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需要，在质量标准、价值链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性等方面提供保障。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中区域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中，区域经济至少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主导区域经济发展的力量日益微观化与外在化，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依赖于多元行动主体在开放环境下共同实施经济活动的集体效率。二是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风险来源与以往有显著的不同。三是随着全球价值链空间治理模式的演进，地方空间与全球空间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互融合，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全球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大类型。在生产者方面，投资者凭借其技术优势或出于建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战略考虑，进入汽车、电脑、飞机和重型机械等规模经济与创新领先优势显著的产业领域。区域的研发与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的升级情况、基础设施与生产环境的好坏，都是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区位选择的主要衡量标准。在购买者方面，居于活跃地位的通常是大型的零售商、品牌销售商和贸易公司等商业资本，它们以范围经济为基础，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为目的，主要分布在成衣制造、鞋类、玩具、家用电器、电子消费品和各种手工业品等领域。商业资本提供的市场平台和流通渠道，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市场进入门槛，使中小城市甚至是非城市地区也具备了接触全球资本的机会。目前，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就是由此类价值链来驱动的。这意味着，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全球价值链，不论什么样范围的具体空间，都使地方产业集群在价值链等级攀升的过程中有机会获得基于空间价值再发现的竞争优势。
其一，本地生产企业通过直面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将逐渐发现区域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潜能。
Kaplinsky和Morris（2001 ）曾将价值链治理条件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归纳为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这四种类型[3]，分别概括了过程技术创新引起的生产成本降低和生产效率提高、产品技术研发的新产品种类增加、价值链由低向高的跃升和跨价值链的产业转换等升级过程。尽管价值链治理旨在从保障不同形式升级的顺利实现中获取收益，但任何形式的升级对特定的地区而言并不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嵌入价值链治理的网络结构仅仅构成了集群升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地方空间范围内所能利用的资源结构、技术条件与制度基础等区位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演变方向，从而将调动本地化非流动资源与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动态组织创新的资本化潜能。对于具体的价值链环节，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则成为价值链增值的关键。总体而言，特定空间的竞争潜能是由组织、区域与企业战略这三类要素共同决定的。
其二，扩大并提高区域经济中功能性资源的共享范围与利用效率。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式，全球生产网络也充分得益于空间经济系统中功能设施利用的网络外部经济效应。以珠江三角洲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在距香港不超过200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以深圳、广州、番禺、 惠州和汕头等为节点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网络。根据Tuan和Ng（2001）对2441个电子企业样本的调查研究[4]，位于外围（珠江三角洲腹地）的集群企业不仅避免了核心区的高工资和高租金等不经济因素，而且还充分享受到了核心——香港的生产服务业集群所提供的各种商务便利和外部经济利益。这种中心—外围式的空间组织结构强化了香港与珠三角腹地经济之间的互补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珠三角区域内部中心城市高质量生产服务供给不足的缺陷，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基于功能设施网络化与一体化的竞争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并没有引起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足够关注。
其三，地方集群经济通过整体升级确立全球空间经济系统中较高等级的组织地位。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兴起，意味着非核心的价值链环节将呈现出高度流动的状态，这给地方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压力，也为区域经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提出了挑战。以意大利的Emilia-Romagna集群为例，全球化的加剧曾经使产业区中的成熟技术工业品生产面临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和跨国公司围绕国际品牌的跨国并购行为的双重挤压，并促进了集群组织的整体升级。转型成功的集群组织被Amin和Thrift称之为具有新马歇尔节点特征的新马歇尔产业区，并认为它扮演着全球系统的中心地、全球经济网络关键节点和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角色。[5] 与上述两类竞争优势来源不同，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说明地区经济具备了在多变的全球环境中自我创造竞争优势的关键能力，包括自主创新能力、价值链内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能力以及社会资本非正式约束的制度能力，等等。正因为具备了这些关键性的能力，才使得区域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组织空间经济资源的能力均能够获得明显的提高。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中区域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中，比较优势、规模优势与价格倾斜优势成为利益的主要来源，区域竞争优势的大小也不再是仅从区域产出规模或创新能力就能简单做出判断的结果，而是多项利益来源因地而宜的合理组合。尤其是存在于区域外部的因素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将逐渐增强。对于单个的价值链增值环节而言，其区位配置可能遵循比较优势的优劣排序原则，但是当涉及到多个价值链环节时，单纯地衡量比较优势已经不能判别价值链在空间重构的各个阶段中的增值需求。这是因为多个价值链增值环节之间不只局限于投入产出的贸易联系，还存在区域竞争优势基于产品、过程及功能创新及价值链转换的动态演进关系，表现为区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中的“价值溢出”。获取并整合存在于不同空间范围中的竞争优势构成了全球价值链从垂直分离发展到空间重构的战略目标。在不同的区域中，具体的竞争目标与竞争策略都不尽相同，它们不仅取决于受产业结构和治理模式影响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类型，更主要的则与本地化产业组织结构如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有关。与静态的、非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相比，区域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发生了如下转变，这些都值得在政策实践中重点加以关注。
（一）资源方面：从物质性要素向非物质知识要素的转变
Ernat和Kim（2001）认为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网络的发展改变了生产与知识的利用模式，其总体趋势是知识流动性的增强和知识流量的扩大，结果使价值链网络的每个参与者都具备了利用国际技术扩散提升网络供应商等级的机会。[6] 他们同时还指出，单纯追逐交易成本降低的集群发展战略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挑战，对集群经济的分析应回归到市场结构与竞争环境影响企业行为的微观范畴上来。他们用“地方能力”来概括地方供应商吸收并内部化沿全球生产网络传播的管理与技术等知识的相关能力，并认为随着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集群内企业通过与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的互动也能够实现知识结构的高级化。在此过程中，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全球供应链管理和知识管理等在内的活动尽管不参与直接的研发活动，但是却会对提高国际知识扩散和知识共享的效率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且通过解读并应用价值链体系中的默会知识等关键性资源奠定集群升级的制度条件。
（二）目标方面：从个体理性的产业升级目标上升到组织理性的产业集成目标
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竞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产品、技术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完全是产业链之间的竞争，而是产业价值链及其协调能力之间的竞争，其竞争载体以数据信息、业务和流程的整合能力为基础，属于组织理性的产业集成范畴。此时提升区域竞争优势除了需要增强地方经济实力以外，还要看区域经济发展能否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战略需要保持步调一致。价值链治理指的是价值链拥有者协调和组织分散于各地的价值创造活动。[7] 扮演价值治理者角色的企业通常是全球价值链中的焦点企业或者是那些被称为全球生产网络旗舰的企业。在这种治理环境中，一个区域越是能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就将从中获得越多的规模与范围经济，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建立有助于增强地区与全球价值链治理主体之间对话与交流的，涉及到发展政策、所有权模式和公司治理结构等的有效区域制度。[8] 以价值扩展与捕捉为目的，这些区域制度起着沟通跨国公司与集群，集群与集群之间生产、贸易、技术和信息交流的作用。同时，从个体理性上升到组织理性，还通过弱化甚至突破行政、政治等边界因素对产业规模与组织拓展的约束，形成跨国界、跨区域的非连续空间，获取超越地方空间的竞争优势。
（三）路径方面：从追求产出能力转变为追求基于战略匹配的空间融合
传统的区域竞争力观点以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产出能力为竞争力评判基准。此时，新古典框架下的投入规模和产出效率决定了区域的竞争力水平。按照这种理解，当要素投入和产业发展的技术水平受到本地区资源存量和创新能力的限制时，期望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政府目标就会难以实现，并将驱使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排斥市场竞争的行政手段。这种竞争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地方经济相互封锁与市场分割的成因。当地方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时，情况则变得不同了。由于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中的区域竞争取决于区域范围内的空间专用资产与生产网络的战略匹配程度[9]，所以地方政府、企业与市场对本地资源的动员能力以及区位的社会文化特质等都会对区域竞争力产生影响。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或区域，由于产业结构单一、自身的创新资源与创新能力都十分欠缺，所以增强其竞争力就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加强与大城市在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那些规模较大的城市或区域，尽管物质、知识与技术基础设施等都较为健全，但是却有可能面临社会规范、习惯、习俗等软制度建设滞后的制约，从而难以为区域创新和发展提供基于合作与协作的学习机制。所以，它们的侧重点应放在加强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学习型区域的构建上。此外，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区域竞争力的政策切入点还会因全球价值链驱动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于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地方政府应偏重于从硬软件基础设施和增强技术学习的行动能力等方面提供支持。对于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区域竞争优势的确立则宜以国内外市场规模的扩大为前提。鼓励以获取营销外部规模经济为动机的企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流通增值环节，调动企业创造品牌的积极性、加强本地化的设计能力和价值链的管理能力，则应成为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政策内容。这为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实践提供了发展思路。
四、增强区域竞争优势的政策建议
在区域竞争优势赖以增强的资源条件、目标与路径都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增强区域竞争优势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以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作为区域竞争力政策制定的核心
地方集群基于全球产业网络与区域外主体的有效互动，对于区域经济接轨国际市场、克服地方发展的锁定以及实现自我持续发展和升级，都变得日益重要。[10] 集群升级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集群组织的网络化与包括市场服务体系、技术开发体系和政府支持体系在内的集群组织支持体系的日益完善。集群的网络化将为企业之间建立新型的竞合关系提供制度平台，并促使企业间关系的柔性化和区域产业链的形成。其二，围绕着创新能力培育，确立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一旦地方产业集群嵌入了全球价值链，就意味着仅满足于充当低价值层级的供应商将难逃被淘汰的命运，保持与治理者和价值链战略环节的紧密联系对实现集群价值层级的跃升至关重要，包括为开辟地方市场的合作研发、建立战略联盟和承接外包项目等。其三，注重提高集群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应对技术演进的动态协调能力。集群的学习机制作为多区域空间范围内共享组织外部性的主渠道，起着带动组织中所有个体通过强化集群内外知识的积累、转移与吸收过程，进一步提高应对全球竞争的能力。为此，除了要鼓励集群间的人员往来和信息沟通以外，政府还应该在区域劳动力市场构建方面作出努力。
（二）增强区域竞争中的经济整合能力和区域集聚能力，奠定全球竞争环境中有利于获得广泛外部经济的制度体系与政策机制
由于区域竞争优势的创造是区域自组织系统中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受到区域竞争中经济整合能力和区域集聚能力的共同影响。所以，单纯的地方性外部经济仅能反映节点层面的竞争力状况，而无法体现区域整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空间组织能力。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中，通过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并在区域层面建立起国家比较优势与企业竞争优势发现、匹配与互动的传导机制，能使区域从全球环境中充分获得广泛意义上的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Coe等人（2004）认为，全球范围的外部规模经济来自于特定区位的研发、分包、生产与营销活动的全球一体化效应，外部范围经济则指代网络中企业功能活动的差异化效应，它提供的是超越于单一企业的学习可能。[11] 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竞争以架构包括知识转移和集体学习等内容的组织联系为途径。只有实现了跨区域集群经济之间的组织沟通，才有可能使区域更多地从全球范围的地域分工中受益。换言之，区域发展收益的最大化是在满足全球生产网络与价值链战略需求的过程中实现的。一方面，国家的产业政策应尽可能突出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作为国家层面区域发展的政策指导；另一方面则应该鼓励和大力扶持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并为企业在优势领域的研发提供政策支持。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区域要建立起促进企业跨界网络合作的机制与制度体系，涉及到区域共性技术开发、企业战略联盟、跨地区产权交易和社会资本积累等多个领域。
（三）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具体类型，采取多样化的区域竞争策略
以中国台湾为例，从最初的纯粹制造者发展到承担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营和售后服务的“一体化服务供应商”，强调的是服务价值链增值带动产业集群升级的道路，升级后的台湾制造商与用户之间建立起了互补关系，台湾与创新源——硅谷间的联系也更趋紧密。与中国台湾不同的是，新加坡、韩国等地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通过研发投入和创新实现了向价值链高端的升级。这意味着，在融入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地方产业集群的演进和升级路径往往与集群内外部联系的重构有关，同时还要与具体的产业发展需要相结合。以纺织服装业集群为例，当前我国存在价值链分散且战略环节被外资垄断的局面，表现为出口网络与生产网络、销售网络的相互脱节。传统体制下的贸易流通渠道不仅难以担负起国际销售网络的职能，同时又面临着脱离国内市场的问题。在服装纺织品配额取消之后，国有大型商贸企业从垄断中能够获取的利益将越来越少，迫切需要通过改制再造中间价值链的增值环节，增强其前后向延伸的增值功能，一方面提高销售流通环节的增值能力，建立灵活和一体化的分销渠道，致力于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和制定国际品牌的战略发展规划；另一方面在有条件的地区，如上海等大都市则应加强与全球时尚之都，如巴黎、米兰、伦敦和东京等地的研发与设计联系，通过贸易的窗口与展示效应，加强对高端价值链环节的投入。同时，实施区域范围内的资源整合，按照成本有效的布局原则推进价值链空间结构与成本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对于高科技产业集群，其升级的重点一方面应放在充分挖掘自身的创新、设计和研发等能力，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忽视在非核心的竞争领域实现渐进的梯度升级。唯其如此，才能克服来自于全球价值链治理主体设立的种种壁垒约束，真正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受益。
（四）健全知识服务体系，加快相关领域的制度创新，为增强区域竞争优势提供有力的支撑
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强调正式研发的知识创新能力，但是对于非战略性价值链环节而言，非正式的知识转移显得更为重要一些。它不但发挥着制造业增强的功能，而且还通过新技术的应用起到重构知识的作用。社会、组织与战略知识的相互融合，有助于实现地方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网络收益的最大化，避免集群经济因局限于本地化而可能出现的技术锁定风险。在全球化环境下增强区域竞争力还要求政府制定科学、合理和有效的公共政策，包括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政策支持、构建技术交易平台和培育劳动力市场等。另外，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通过发展商务集群与网络，优化集群之间的空间联系也是提升区域系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Scott （1988）认为它们的存在尽可能大地延展了网络的外部联系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使得企业家、市场竞争与技术创新都表现出全新的活力，在区域层面上则呈现出“选择性的再聚集”和地理的集群现象。[12]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更强的区域竞争能力和大、中、小型区域都能从中受益的网络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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