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未能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苏联解体原因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正确处理论文,原因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变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利用资本主义,把俄国引向 社会主义的重大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俄国进入了内战时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俄共在国内实 行了“军事共产主义”。
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并不像后来苏联官方所解释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应付战争需 要而采取的临时政策。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道:“由于外国的武装干涉,在物 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整个经济必须为前线服务……用买卖的方法为军队和城市收购农 产品是不可能的。需要撇开市场,用余粮收集制(即把农民的全部余粮收归国有)来取得 粮食。客观条件就是这样迫使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叫作‘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注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中文版,第 357页。)
实际情况却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固然是在严酷的国内战争条件下为保证赢得战 争胜利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但由于这些措施同俄共领导人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吻 合,俄共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些措施当作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 的捷径,因此,又具有尝试同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性质,因而实际上成为俄共最初建设 社会主义一种模式探索,或者如匈牙利学者拉斯洛·萨穆利所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的最初模式”。
萨穆利经过研究,在其所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一书中,把苏俄当时实 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概括为以下几条基本原则:1.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和国家 的直接权力;2.劳动力的强制分配;3.经济活动(生产、贸易、分配)的高度集中管理, 实行总局管理制;4.分配中的阶级原则和社会原则;5.经济生活的“实物化”,商品及 货币关系的废除(注:参见[匈]拉斯洛·萨穆利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由于俄国经济受到战争破坏,生产力很低,这种生产关系大大超前的措施,虽然应付 了当时战争的需要,却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很大破坏,也使工人、农民的不满情绪大大 增长。
列宁在其纪念十月革命4周年的文章(1921年10月14日)中回顾“军事共产主义”的一段 经历时写道:“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 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注:《列 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1页。)
为了纠正错误,在列宁的领导下,于1921年3月召开俄共十大,决定由“军事共产主义 ”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后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经验教训基础上, 结合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规划出来的一个 新的模式。由于列宁过早逝世,没有来得及彻底完善这个模式,但列宁的基本思路是清 楚的。这就是,以多种方式利用资本主义,包括俄国和外国资本主义已取得的成就,通 过市场经济关系,利用和平的组织和文化工作,把千万俄国农民引导上社会主义道路, 这样来达到恢复俄国经济并进而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列宁强调:“单是合作社 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 法根本改变了”。他还进一步说,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重心是政治斗争、革 命、夺取政权,现在重心则改变为和平组织‘文化’工作,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 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5年后,评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时说 :“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作好经济准备。我们不能用直接的方法来进行这 种准备工作。我们不得不用迂回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注:《列宁选集》,第4卷, 第667页。)这就是说,过去用革命的方法、直接的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而现在则用迂 回的方法,来为社会主义作经济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
列宁创造的“新经济政策”,包含以下几点重要内容。
第一,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使农民在缴税后可以自由贸易,以提高农民的劳动 生产率,并通过商业使农民同大工业联系起来。同时,把活跃国内商业作为中心环节, 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活跃俄国经济。列宁说:“商业正是我们……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 ”。“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惟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注:《列宁选集》 ,第4卷,第571页。)
第二,通过市场经济关系,在国家调节下,发挥原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不 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 、资本主义……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注:《列宁选集 》,第4卷,第575页。)
第三,实行租让制,办合资企业,以利用外资和内资,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为此,同西方国家签订协议,开办与外国资本合作的合营公司。尽管这种租让制由 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制约未能得到很好发展,但从当时少数例证来看,如美国的资本家哈 默曾见过列宁,并在石油业领域进行过投资。这种作法,在当时条件下,对引进外国先 进技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推动国民经济的技术改进,有其重要意义。
第四,通过合作社,使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 种种优先权”,“找出我们能用来培养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奖励方式”(注:《列 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5~426页。)。列宁提出,“我们面前 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划时代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 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 (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9页。)。
第五,利用战后形成的某种均势,利用迫使西方国家同俄国进行来往的全世界的共同 经济联系,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列宁指出,“1921年是我们同外国进行贸易的头 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前进了一大步。”(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5页。)“我 们第一次开始得到国外的帮助,订购了几千台机车,而且已经接到第一批机车……我们 还订购了好几百辆油槽车,其中约有500辆已经在1921年运到。我们买这些东西都非常 贵……但这终究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恢复我国经济。”(注:《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6页。)列宁把同西方先进国家进行贸易,购置先进机械设备 ,看作是“同西方先进国家的合作”。列宁在谈到向德国订购开采泥炭的机器时说:“ 我们同先进的欧洲国家的合作已经开始了”,“目前我们同现代的先进国家德国有了实 际的合作”(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142~143页。)。列宁指出,“有一种力量 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迫使他们走 上同我们往来的道路的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我们现在应当把全部精力、全部努 力、全部关心都用来发展经济,使它不断前进。”(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7 ~128页。)
第六,要重视和爱护资产阶级专家,发挥专家的作用。列宁指出,“在没有达到共产 主义最高阶段以前,专家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要使这个特殊阶层的专家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要使他们满意自己的工作,认识到自 己的工作是有益于社会而不是为资本家阶级的私利服务的”。工会“要经常教育广大劳 动群众,使他们能同专家建立起正确的相互关系。”(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9 1~592页。)列宁还指出:“我们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自己 向资产阶级学习,并且使资产阶级走我们要走的道路,我们什么时候就能管理经济。” (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39页。)
第七,在分配关系上,改变过去的平均分配原则,改革工资制度,实行个人利益关心 原则。列宁强调:“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 趣,依靠个人利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度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 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 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72页。)
第八,同实行新经济政策相结合,列宁还提出一系列加强党内民主的设想,也提出某 些继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的政治文明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党内建立权力制衡系统 ,即建立与最高决策机构权力平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以改进党的领导; 扩大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加强决策的民主基础;党的十大在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同时 ,又决定在党内用工人民主制取代在战时条件下曾流行一时的极端集中制。大会决议指 出,“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 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 出版社1964年版,第54页。)。同时,列宁还注意到对资产阶级管理国家的政治文明的 继承。列宁不仅肯定经济管理中的“泰罗制”,强调要“吸取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 值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0页。),而且建议直接向发达国家学习 管理国家的经验。列宁建议“悬赏征求两本或两本以上关于组织一般劳动和组织行政管 理的特别劳动问题的教科书”,并建议要向德国、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派几个有学问的 切实可靠的人去搜集书籍和研究这个问题(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6~447页 。)。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苏联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大约到1927年,主要农畜产品大 体恢复到战前水平;大工业则超过了战前水平。苏联人民生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 也得到了改善。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 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 《邓小平文选》,第139页。)。这是1985年8月在中国已经进行改革开放6年后,邓小平 同外宾谈话中提出的。他结合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对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作了肯定的评价,而苏联搞了多年社会主义,但并未搞清楚社会 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对这样一种僵化体制进行了批评式的评述。邓小平作出这个论 断6年后,发生了苏联解体,实际上这段话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 结。小平同志所说的模式僵化,就是列宁之后斯大林首创、以后又延续多年的斯大林模 式的僵化。
二 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搞了一个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
新经济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困难。由于当时国际形 势十分紧张,30年代出现了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威胁,“军事共产主义”传统思想 影响还很大,在一些领导人思想中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领会还不深,看法也不一致 。列宁去世后,苏共领导层中围绕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以斯大林为首的 一派提出的超越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占了上风。“新经济政策”随之被抛弃 ,在超越阶段思想影响下,在农村加紧消灭富农,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加紧消灭工商业 中资本主义成分,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国家工业化方针;从1928年起,实 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全国经济各部门统统纳入严格的中央高度集中的统一计划体系之 中,排斥市场经济,从而形成了一个超越阶段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
斯大林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表现之一,就是在短期内以强制手段消灭了富农阶级 ,实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这种强制消灭富农作法的意义 极力“拔高”,称之为“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变革,是从社会旧质态变成新质态的飞跃 ,按其结果来说,与1917年十月革命变革具有同等的意义”;“这样就在国内消灭了资 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
这种超越阶段的模式表现之二,是在经济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就过早消灭了工商业 中的资本主义成分,1928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采取各种措施消灭私营工商业中尚 存的约占1/5的资本主义成分。1933年1月宣布在工业、农业和工商业各部门中驱除了资 本主义分子,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
这种模式的表现之三,是不顾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直接搞产品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 济,不利用市场关系,害怕搞市场关系会导致资本主义。
这种模式的表现之四,是同世界资本主义严重对立,拒绝对外开放,其思想渊源是斯 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注:参见《斯大林文选》(19 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4页。)。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领导人仍然坚 持这个思想,拒绝对外开放,甚至在西方科技革命蓬勃开展之后,苏联社会生产力已十 分落后的情况下,仍然闭关自守,拒绝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
这种模式的表现之五,也可说是同资本主义世界对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长期同 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斯大林在战前实施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过度地侧重发展重工 业、军事工业,把人民生活水平压得很低;到战后和平建设年代,仍然坚持世界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体系对立的方针,仍然把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看成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 必经之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领导人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不顾苏联的实际国力 ,不顾苏联人民生活的低水平,长期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最后把苏联经济搞成了一种 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严重对立的军事化,以至超军事化的经济。
这种模式的表现之六,是从斯大林起苏联历届领导人,不顾苏联社会生产力的低下水 平,只凭人为地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超越阶段的估计 。
1933年1月,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时宣布:我们在国民经济各部 门中驱除了资本主义分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已经建成。1936年,斯大林 在作《苏联宪法草案》报告时又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 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39年3月,苏共在十八大的决议中指出,在第三个 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时期”(注:《苏共决议汇编》,第5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1952年, 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作报告时重申了这个论断。他指出:“苏联在战后时期中,沿着 十八大所指出的、曾为战争所中断的道路——和平发展和逐渐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 义的道路——继续前进。”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苏共超越阶段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 二十大上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并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1959年,赫鲁晓夫又进 一步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阶段;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 二大上提出了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极力鼓吹超越阶段思想。他在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 上宣称,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提出,“全面开展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苏共领导人重申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但强调 国家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长期历史阶段的“起点”,同时仍然提出,要通过完善发 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样,从斯大林时期起,历届苏联领导人都不顾苏联生产力低下水平,只凭人为地生 产关系的变革,就提出超越历史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的 超越阶段思想是前后一贯、一脉相承的。
超越阶段思想的种种表现集中到一点,就是搞社会主义必须绝对排斥资本主义,必须 同资本主义体系绝对对立。
苏联在经济、社会方面采取的种种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以斯大 林为首的中央高度集权、党政一体的领导体制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经过党 内的激烈斗争,在打败反对派之后,建立起以斯大林为首的个人高度集权、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党的机关的绝对权力代替了党员群众的主动积极 性;一长制代替了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委任制代替了选举制;监督机构服从于受 监督者的体制代替了独立监督制;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失去了权力,执行机关及其工作机 构却拥有全部权力;中央意识形态的专制代替了20年代广泛的党内民主讨论;最后出现 了高度中央集权以至个人专权,出现了个人崇拜制度。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关于进一 步发扬党内民主、改善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制度等一系列的建议被抛弃了。
这样,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实现了从新经济政策到严重超越阶段和中央高度集 权的斯大林社会模式的转变。这个转变标志着一种创造性的、力图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同资本主义世界建立密切联系、以和平方式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终于被抛弃 了;而一个严重超越阶段、不顾生产力的低下水平、力图尽快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同世 界资本主义对抗、力图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把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把阶级斗争、暴 力因素作为主要推动手段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了。
三 超越阶段的理论根据的谬误
斯大林全面抛弃新经济政策,短期内实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把尚未国有化的资本 主义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在这个基础上,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随后又进一步宣布向 共产主义过渡。这种严重超越阶段作法的理论根据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 不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 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只能依靠苏维埃政权在“空地上”创造出来。
斯大林用以下几段话来说明他创建的严重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根据。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 ,“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 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 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 取政权,并使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夺取政权 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注:《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6~ 127页。)
斯大林在1952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又对这一论点作了发挥。他写 道:“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 ’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斯大林进一步提出,苏维埃政权“把生产资料公有 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他 还说,这是“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规律”提出的(注:《斯大林文 选》(1934~1952年),第575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尽管在某些局部可以有某种特殊 性表现,但社会历史的进程终归是按着普遍规律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从封建社会 经济中产生的,封建社会解体使资本主义这种新社会因素得到解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 义过渡仍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母体以其自然历史发 展的趋势也同样孕育着新的因素——社会主义因素,这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其必然的 趋势,不断创造着扬弃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资本主义在长期发展历史中不断孕育着社 会主义因素,这已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他在1871年发表的《法 兰西内战》小册子中写道:“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旧的正 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9页。)
马克思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他明确指出,“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 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 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 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第130页。)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中愈益发展的股份制说过这样的话:“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为 通向另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工人自己的 合作工厂也说过类似的话:“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 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 形成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5、496、498页。)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也说过类似的话,“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 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 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 织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 对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十分重视的。而且,资本主义愈向前发展,它内 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就以更多的形式表现出来。
1917年9月,列宁在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每前进一步的每一 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而实际地显现出来了。”(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 164页。)列宁还多次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 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0卷, 第395~396页。)。“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 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没有邮电和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 句空话而已”(注:《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5页。)。1917年10月,列宁在《布尔 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的小册子中,明确提出把执行经营管理职能的国家机构接收过 来并加以利用。他指出,“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 合会这样一些统计机关。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 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关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 …统一而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办事处——这已经十分 之九是社会主义的机关了。”(注:《列宁全集》,第26卷,第87页。)
这些言论都表明,列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的基地上。在他的思想 里,没有丝毫空想成分,为了在比较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吸收、学习和利 用资本主义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留下来的有用的银行、统计机构和合作组织等,为此, 要从事极为巨大的组织工作,把这些都利用起来。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这根本不是 什么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
到1921年3月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已经初步形成 为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政策。这就是,通过市场经济关系,通过现有的合作社组织,用和 平组织手段,引导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对现有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国家引导下, 利用市场经济关系,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实行租 赁、合营、吸收外国资金以及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这是根据列宁思想制订的 一整套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已经形成的社 会主义因素,解放这些因素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这不仅不是斯大林说的在 “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正好相反,新经济政策以它的实践恰恰证明了斯大林在 “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从这种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 立起来,看不到资本主义内部孕育着的社会主义因素。这是斯大林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 、绝对排斥资本主义、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绝对对立,以及尽量扩大公有制,人为地创 造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等各种超越历史阶段错误的总的理论根源。
四 斯大林模式的深刻矛盾及其消极面的发展导致苏联社会主义覆亡
尽管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搞了一种严重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而这种超越 阶段模式的理论根据又是错误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却 在不到3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取得了很大成就;依靠这些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 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随着苏军的胜利,还把这个社会主义模 式推向了一系列东欧国家。这种情况应如何理解呢?
斯大林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它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分析这些矛盾的诸方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苏联在短期内可以取得巨大成就;同时由于 这个模式内部深处存在着不少的消极因素,长期得不到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 消极因素又不断发展,使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一)斯大林模式的深刻矛盾。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所以能取得成就,依靠的是:1.经 过党内的激烈斗争,战胜了反对派,树立起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政领导的威望。2.以列 宁的名义,对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广泛宣传,基本上取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 同。3.3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建立起了一种备战经济,为战胜德 国法西斯创造了物质条件。4.实行了低水平的就业保障和福利制度,工人阶级生活有了 改善。5.面临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苏联人民万众一心保卫祖国。6.取得这些成就的国际 条件是:1930年6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六大作政治报告时说:“我们现在正处于战争和革 命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陷入巨大的经济危机之中;帝国主义国家 正准备发动侵略战争或者已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已入侵中国,德国法 西斯随后也上台执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基本上是适应了这种时代条件的。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在内部又蕴藏着若干消极因素。这些消极 因素与取得的成就同时存在,并已经显现出来。这些消极因素是:1.形成了高度中央集 权、党政不分、集权于党、集权于领袖个人的领导体制,对斯大林个人的信任、拥护, 最后发展成为个人崇拜。2.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在大批判、大清洗中伤害了大批领导干部和有作为的知识分子。3.在大批判、大清洗中 形成了高居于党政机关之上的不受法律限制的保安制度和机构。4.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 理论越来越脱离苏联实际和教条化,引起苏联人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和不满。5.超越阶 段的一系列政策的恶果也更多地显现出来。例如,强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导致农业减 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人均粮食产量也未达到沙俄时代的水平。6.在中央高 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下,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随后有了新的发展,成为苏联社会主 义制度瓦解的祸根。
(二)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消极影响,苏共与人民群 众关系十分紧张。这些消极因素越来越发展,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首先是经济发展 放慢,最后陷于停滞和人民生活出现困难。第一,从斯大林时期起,苏联领导层始终防 范农民搞资本主义,把苏联农民控制在集体农庄之中,农民只好靠自留地过日子;在集 体农庄劳动出工不出力,以致苏联农业长期不振。苏联集体农庄制度从20世纪30年代到 80年代,不死不活地拖了50年之久。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竟连年大量进口粮食,暴露出 农业始终是苏联经济的致命弱点。农业歉收,食品供应紧张使苏联共产党脱离了农民, 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第二,由于害怕出现资本主义倾向,致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在战后长期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日趋僵化。勃列日涅夫时期,因捷克斯洛伐克实行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先是在苏报刊上大批“市场社会主义”,随后竟悍然出兵入侵捷克 ,把这场改革扼杀在摇篮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导致苏联经济的停滞和人民生 活的困难,进而引起人民的日益不满。第三,在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 世界市场”理论影响下,同世界资本主义严重对立,拒绝对外开放。苏联报刊不断批资 本主义,实际上是色厉内荏,害怕资本主义。其结果是,面临世界科技革命浪潮,苏联 领导层无所作为。苏联科技落后的局面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第四,大搞军备竞赛是 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对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原来推动斯大林模式取得成就的积极因素 现在转化为消极因素。在超军事化经济政策的影响下,苏联经济发展严重畸形,消费品 经常短缺,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人民生活水平日趋落后。
其次,这个模式最重要的消极影响,是在推行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路线中形成了中央 高度集权、党政不分、集权于党、集权于领袖个人的缺乏民主的党政领导体制,在这个 领导体制羽翼下,形成了一个高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僚特权阶层。
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生产力不够发达,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严重超前的“穷过渡”的社 会主义模式。由于这种社会主义并不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它的形成和运转 只能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依靠共产党由上而下的 组织推动和施加压力,也就是依靠由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由中央到地方的各 级官僚特权阶层来驱动和实施的。
建立国有制经济,消灭资产阶级和各种私有成分,包括富农分子,都是靠行政手段, 由国家政权实施的。20世纪30年代党内的大批判、大清洗,也加速了超越阶段的社会主 义模式的形成过程。所谓“社会主义已建成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全面开展共产主义 建设”,以及“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各个历史时期的纲领性任务 ,都是在这个庞大的党政官僚机构驱动下提出的。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各州的官僚特 权阶层成为推动实现规定目标的主要力量。特权阶层掌握的庞大官僚机构在推动实现规 定的目标中,施展各种手段,包括一些不正当手段,邀功请赏,以期得到提升,扩大自 己的权势、地位,他们依靠的是行政命令、组织压力、教条式夸张的理论宣传,再加上 必不可少的对上级的阿谀奉承和对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无穷无尽的捧场和赞扬。
再次,在苏联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人民对所谓向共产主义过渡的 宣传,越来越漠不关心,根本没有积极性。特别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人物 比较普遍地贪污受贿,作威作福,言行不一,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情况更为严重。在人 民生活日益艰难,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人民生活水平更为落后的情况下,官僚特权分子 宣扬什么“发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使人民群众对苏共的离心倾向和不满 情绪越来越大。
因此,在上世纪末期,这个缺乏坚实经济基础的、只靠官僚机构的强制命令才能维持 运转的“穷过渡”的社会主义制度,已难以维持下去。在这个制度下,只有官僚特权人 物从中得到各种实惠,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并未得到实际利益。在戈尔巴乔夫的 “公开化”、“民主化”的“改革”口号声中,苏联党政的各级官僚特权人物纷纷亮相 ,施展各种手段,利用“改革”之机,更合法地把大量国家财富据为己有,从而更加暴 露出这个“穷过渡”的社会主义只是有利于少数官僚特权人物的真相。因此,苏联人民 对这个“穷过渡”的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对苏联的解体,毫无留恋;对驱动这个“穷过 渡”社会主义、早已严重脱离人民的党的垮台,反应十分淡漠,就毫不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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