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岱舆、刘智学术地位的再认识——致杜维明先生的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地位论文,学术论文,王岱舆论文,刘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8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2-0586(2007)01-0104-05
维明教授如晤：
此次，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与南京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在银川联合召开“文明对话与文化自觉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亲临银川，亲自主持文明对话学术会议，并作主题演讲，与会学者十分高兴。先生主讲王岱舆、刘智的学术著书意义，不仅推动了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汉文译著的研究，更开扩了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清康熙年间有赵灿著《经学系传谱》，内记王岱舆的老师马君实先生传谱，文称：“君实马先生，讳忠信，字君实，金陵人氏。本坊授学。”君实受经堂教育，在南京“本坊授学”，即办经堂教育。传谱记载他帐下弟子十七人，岱舆为其一。每个弟子名下记其籍贯、人品、学业。记王岱舆文为“岱舆王师，著有《正教真诠》等，长于训劝，奇迹颇多”。可见王岱舆也受过经堂教育。王岱舆师从马君实受业；而马君实又师从张少山受学。张少山，陕西临潼人氏，广学博雅，咸异其才，俗称状元巴巴，他设帐金陵净觉寺及长安等处，当时著名经学家马君实、常蕴华、李延龄、张君时都出其门下；张少山则师从冯伯庵，其帐下除少山先生之外，有马明龙也出其门下。伯庵先生受教于族叔冯二先生；而冯二先生则为太师胡登洲的入室弟子。现在可以胪列出王岱舆在伊斯兰经堂教育中的传承次第：胡登洲——冯二先生——冯伯庵——张少山——马君实——王岱舆。经过六代人、百年的涵养孕育，至王岱舆而大成。胡登洲先生创办经堂教育，主要目的在培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人才。但他同时重视对经学人才的汉文化学习，据说，他“及慕本教经书，欲译国语，以为斯土万世法。后客都门，年及半百，崇延名师，谙习经书，由是过目成诵焉”。也许在他这个认识的影响下，后来的经学家有的人重视汉文化的学习，马明龙先生的《传谱》中记载了一则《率性而修》的故事①。其文云：
“先生之居邻达清真寺，而接垠抚台辕下焉。朔望之辰，谙司道必吉服趋谒，俟其启门而于宦廨集坐之。一日谒其贵偶偕步于寺，而先生之宅有扉可达焉，遂出迓礼于庭，诸司曰：‘汝何人也？’曰：‘清真掌教。’曰：‘何为教？’曰：‘即修道之谓教也。’曰：‘所修何道？’曰：‘率性而修，即修齐治平之道。’曰：‘切勿论修齐治平，所云率性何以解之。’曰：‘率性乃克去己私，复还天理，而成宁定之性是也，凡人率此，则道可达矣。’诸司点首称善，又曰：‘汝等掌教，亦似物外闲人，其如释道之流，则有笑傲于王公之前者，汝何若是之足恭也。’曰：‘吾教与儒教同伦理，凡循礼法者，必以忠君孝亲为事业，而贱之事贵，自有成规，岂可以无父无君之狂妄释道为比哉。’诸司见其出言不俗，亦礼而不亵，曰：‘闻汝教有经，可许观乎？’曰：‘请至掌教寒庐，何妨一玩。’于是导入小扉，进其院落，则庭除潇洒，径辟幽闲，池磷沁目，砌卉可人，由花架曲廊而达其堂，则几炉起篆，图画生风，继则茗碗花瓶，琴床书案，听者上台，叙爵而坐，命从人为先生设座，毋许叩，命揖之，诸上台举手曰：‘请起。’于是先生献茶毕，取《咯遂》，开箧呈览，而命讲之，先生从容缓言以讲，而其理性渊源，阐扬机妙，尽属儒书中之所未发。各上台侧耳静听，无敢声嗽之音，及报抚台升座，而犹怏怏未忍去。后朔望辄来听讲，旬日之间，旌奖匾额，森列其庐，给掌教牒并冠带焉。”
马明龙先生对诸司道官员关于伊斯兰教的提问，他没有用阿拉伯文原典话语给以解说，这样作恐怕汉族官员听不懂，很可能失去一次使教外人士了解伊斯兰教的机会，他则改用儒学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语句，给以解释，官员感到满意。给马明龙赠送了匾额以及官府批准任教的文牒(亦称札副)和冠带。这个事例转达了一个信息，明清之际的伊斯兰教经学家，有的对儒学的学习和理解、认同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早在这一代人中他们已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进行比较、对话。“然时人以(常)蕴华、(李)定寰、(马)君实、(马)明龙四先生为东土学者之四镇云”②。马君实是处在当时穆斯林学术的领袖地位。王岱舆出其门下，其学问得名师传授，有学术渊源。还有王岱舆著书中的学术思想，当然是他自己的思想结晶。也应该看到他也继承和发扬了马君实等一代穆斯林学术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
刘智出生于南京伊斯兰教学者之家，他的父亲刘三杰是清初伊斯兰著名经师。康熙年间，云南伊斯兰教经学家马注将其所著《清真指南》稿本送刘三杰审阅时，刘三杰赠诗说：
二十余年海上游，上方烟雾掌中收。
闲探日月囊中物，笑指乾坤水上鸥。
天国已闻传妙偈，人间何羡有千秋。
南针不向迷人指，愧杀无缘空白头。
从诗中对马注的称许和慨叹自己不能阐发伊斯兰哲理，可以看出刘三杰具有深厚的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学养。他教导刘智说：我们伊斯兰教的经书，未曾汉译，你应把伊斯兰教经书翻译成汉文。刘智继承父亲的遗志，译著了大量的伊斯兰经书，成为穆斯林中的著名学者，又是享有国际盛誉的学者。他15岁起在父亲督导下读了8年儒书，又学了6年阿拉伯文，还阅读了佛教道教和西洋书籍。他著书数百卷，刊刻者约五十余卷。他的代表作为《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前两书他在世时已有刻本，后一部书雍正二年(1724年)定稿，没有条件刊印，一直过了52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才由他的老师袁汝琦的孙子袁国祚将全书刊印。但刘智早已谢世，他生前并没有看到自己这部书的刻本。这对一个潜心著述的学者来说，是非常凄凉的事情。更不幸的是《天方至圣实录》问世的第七年，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围绕刘智的著书发生了“逆书案”。桂林地方官吏从海南岛穆斯林海富润的行囊中盘查出一些阿文、汉文伊斯兰教经书，他被逮捕入狱。广西巡抚朱椿申奏朝廷，并飞咨江南各省并陕西、广东、云贵、湖北各地查办。朱文说：查出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三本，《天方字母解义》一本，《清真释疑》一本，《天方三字经》一本。俱系江宁回人刘智所著，袁国祚等分别于乾隆四十年及四十三年刊行，版系袁氏家藏。各书内大义，通系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语。其书名《至圣实录》已属僭妄，且以本朝人译刻，而于庙讳不知敬避。刘序引、凡例、记事、辩论等类，狂悖荒唐之处，不一而足……。应逐一究明，从重案拟治罪。而江南巡抚闵鹗元札饬江宁、镇江、松江三府，认真剿办，其文说：“将逆书案内之赠书之江宁袁二，著书之石城人袁国祚、金天柱、金陵刘智……严密查拿。”刘智约生于1660年或1662年，享寿60多岁。此年他的冥诞约为122岁或120岁。如果他还活着又得经受一场牢狱之灾。所幸的是乾隆帝看了上述奏章，连发诏书，责令“将拿获各犯，解放回籍，所有起出书籍板片，悉行给还”。“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人天相隔，刘智有知，痛何如哉！刘智是沟通伊斯兰文化与儒学的道理，在语言表述上他不用传统的经堂俗语，而是力求文词典雅。刘智还计划撰写《三极会编》，就从这个书名看出他会在这本书内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融合在一起表述，肯定会有一些新鲜见解，可惜天不假年，他赍志以殁，使后人深感遗憾。
刘智是在刻苦艰毅中，完成他的译著工作的。他专心读书，不懂得经营生产，家里人讨厌他。他从事的事业，别人都不理解，正如白寿彝先生文章所说：不只习科举的人不懂得，治古文词的人不懂得，讲宋明理学的人不懂得，就是素来笃于宗教的人也不懂得。在现实生活中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没有生存空间，终于退居清凉山扫叶楼中，闭户十余年，著成各书。他的老师袁汝琦说他：“避世居山殚二十年，苦功著书十数种。”回族老人说：“介廉巴巴(介廉是刘智的字，巴巴是回民对刘智的敬称)十年不下扫叶楼。”我到了南京，给介廉巴巴上了坟，然后寻访清凉山和扫叶楼。清凉山已辟为清凉公园，入园见一高台，拾级而上，“扫叶楼”三字赫然在目，台上有一座孤独矮小的房子。当然此亦非300年前旧物。原来刘智在这样的环境中著述，这是伊斯兰苏非苦行者的境界。置身房前，我只能见遗址而慨然了。南京回族历经唐宋元明四朝1000年的孕育培养，到了清朝康乾年间人口繁盛，经济文化发达，富商大贾不乏其人，其中出现了刘智这样一个杰出的学者，竟不被认识，得不到支持，这实在是回回民族的悲哀，也是中国伊斯兰的不幸。
站在扫叶楼房前，想起刘智所著《著书述》这篇古今奇文中所述自己经受的艰难困苦，感人更深。他说：“著书岂易易哉！尤有难者，生无同志，业无同事，即族属亲友且以予不治生产为不祥，而予孳孳之意不息，笃志天方之学以晓中人。自立稿，自誊清，自修自润。”“造物之成就人处固多，而颠播人处亦多。人心之反复，世道之崎岖，尘纷之抢攘，毁誉之凌渎，日无宁晷，心无宁刻。入室则咿唔嚅叽，假寓则是非糅杂，谋一椽可隐而力不赡。兄弟戚友，初未尝不爱吾居吾也，视吾迂腐疏狂，去之远之不暇，尝至一岁迁徙数处，无恒其友。”“心志之苦，筋骨之劳，可谓至矣，然而志不可夺。”他感到难于其学，复难于翻译；难于编著，复难于成；难于会通百氏而成一家之言，复难于以一人经理百务而无相为友。
刘智的阿拉伯文老师袁汝琦在给刘智《天方性理》序文中对刘智以献身精神从事的译著事业，有更沉痛的评价，他说：“夫介廉何如人也？伟人也！不伟于世务，而伟于道德；不伟于人之所能，而伟于人之所不能，所以成其斖斖也。伟人哉！争衡量，校铢两，介廉不知；攻词华，邀青紫，介廉不习；惟于性命操持一息不间，一学不遗。幼从余学，即有大志，见者皆必其有成，而不图造道至于如是。学即成，避世居山殚二十年，苦功著书十数种。《性理》则其首编也。其余礼书、乐书、典礼诸集，俱各臻其妙要。皆阐天方以晓中国，不以私臆眩诸听闻。伟哉！三家无是学，千古鲜是人。居喜僻，交寡俦。故都邑不闻其人，乡里不知其学，戚友皆不识其所作做。至于家庭骨肉，厌其不治生产，且以为不祥。而介廉弗愠亦弗顾，澹如也，斖斖也。书成视余，余不文，不能加点。问序，既不文，何以序？识其斖斖之至意，以告世之学者，共相勉于格致穷尽之效，以见其全体大用，不负斯人也，则是书之作不偶然矣。”①
袁汝琦对刘智的学问、人品非常赞赏，对刘智处境的艰难深表同情。这如同孔子之对待颜回。哀公问孔子，你的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② 还有一次，孔子以非常赞赏的口气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又说：“颜回死，子哭之恸。”③ 古往今来，凡学问宗师，对待堪承学术大道的得意门弟子，其关心培养，寄托希望之心情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袁汝琦与孔子是相通的。鲁迅先生说，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刘智也应该是属于这种人物的。扫叶楼在回族文化史和中国伊斯兰史上，是一个发光闪亮的地方，我在这里追寻、捕捉、感悟。我感受到了前辈回族学人的虔敬的信仰、坚韧的精神和承担的苦难。我的心发疼。我带着一种敬仰而又沉重的复杂心情，走下了扫叶楼。袁汝琦，字懋昭，金陵卢妃巷人氏。其父也是伊斯兰教经学家，汝琦“髫龄从父习经，聪明博记，颖悟异常”，他得到家学传授。汝琦的儿子宗愈，“常随先生习经大成，亦英彦中之名重一时者也”。汝琦的孙子国祚为刘智著作的刊刻家。袁氏一门，为伊斯兰经学世家，这一门人对刘智的求学和刘氏著作的刊刻，都有很大的帮助。汝琦是著名的伊斯兰经学家，对汉文化也有较高的造诣，除了前引的他给刘智的《天方性理》序文，还有一首他阅读了马注所著《清真指南》稿本后题赠注的一首七律，诗云：
先生明月腹中藏，照尽妍媸未损光。
只为乾坤纯黑暗，故随天毂出东方。
光分日耀星辰灿，职任丹青草木芳。
此过金陵沾晚照，余辉不记有沧桑。
从一篇序文和一首七律，可以看出刘智的老师袁汝琦这位伊斯兰经学家的汉文化素养。
中国伊斯兰教不主动向外传教，不求人知，人亦不知。刘智的书出现后，能读懂并看到其价值的人并不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五·子部·杂家类存目二收录了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其提要释文说：“《天方典礼择要解》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刘智撰，智字介廉，江宁人，回回裔也。尝搜取彼国经典七十种，译为天方礼经。后以卷帙浩繁，复撮其要为此书。首为原教、真宰、识认、谛言四卷。次为五功四卷，五功者念真、礼真、斋戒、捐课、朝觐也。次为礼俗一卷。次为五典四卷，言五伦之事。次为民常四卷。次为娶礼、婚礼、丧礼，而附以归正义。每事详为解释，以自尊其教。回回教本僻谬，而智颇习儒书，乃杂援经文以文其说。其文亦颇雅赡，然根柢先非，巧为文饰无益也。”[2] 四库馆臣不了解伊斯兰教，更难懂刘智的书，释文所言，无非是当时社会上的俗见。即如四库总纂官纪昀，乃饱学之士，然他们对国门之外的广大世界是缺乏知识的，再加上他们身上天朝大国文化官员特有的傲慢，对刘智的书只能横加褒贬而已。但四库此文一出，300年来对明清中国伊斯兰汉文译著就有“附儒而行”、“外回内儒”各种说法。说者处于误解、误读之中。刘智书中援引中国儒学资源部分，中国读者是熟悉的。但他引用波斯伊斯兰哲学资源部分，这对中国学人来说是陌生的，存在认知的障碍。
先生平生致力于中华文化之复兴，学术伟业，功莫大焉。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能断绝，应在发扬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再吸收异质文化之精华，异质文化必须适合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近年先生又致力于文明对话的讨论，特别是开展回儒对话，意义非凡，功德无量，且感且佩。读先生文章，听先生演讲，与先生交谈，深知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有全新的认识。明清汉文译著活动是回回民族学者自觉发起的伊斯兰文化与儒学文化的对话活动。这是一次回回民族学者长达百年的心智建设，这显示着回族穆斯林的情，中国人的心。先生站在当代世界文化的高峰，以广阔的视野，为王岱舆、刘智的学术地位，重新定位，这使我惊喜。先生此次在银川会议上讲：“刘智不但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水平，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也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位顶尖人物。”2002年8月先生在南京回儒对话会议上讲道：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我觉得王岱舆对儒家不仅没有曲解，还有更多独到的洞见。我感到非常惊讶，于是我和村田幸子合作5年，把《清真大学》译成英文，然后加以注释，我给他们的书写了序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伊斯兰教在17、18世纪的几个重要人物，比如刘智、马注、马德新非常关注。这给一些专门研究伊斯兰哲学而对中国没有太多认识的学者带来非常大的震惊。在19世纪之前伊斯兰教义学只有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来表述，而17世纪的王岱舆和18世纪的刘智、马德新则是用古代汉语，通过儒家哲学的理念把伊斯兰教的经义展述出来。从儒家的角度看这是绝对成功的。刘智认为宋明儒学都是对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他把儒家的资源都加以消化接受，其基本立场是我并不要改变你原来的信仰仪程，但是我要用另一套论说使你相信我的理念。刘智认为儒家还有一见未达，还有一个层面没有发展出来，那就是“真一”。有了“数一”和“体一”，但没有“真一”这个层面。从我从事儒学研究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是不是这条路为从儒学走向超越外在指示了一个方向，这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利马窦是要彻底解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使儒家学者回到先秦，回到“天”，回到上帝。因为只有回到先秦，才能把基督教所认为的超越而外在的上帝这个概念带进儒家的论说。利马窦的做法是先打破你的基本信仰，然后你才能接受我的看法④。这就使得王岱舆、刘智的理论显得非常有价值[3]。
先生有《道·学·政》专著行世，提出三个领域要同时并进，要了解一个传统的精神文明的核心价值，比如把《古兰经》的内容变成不仅是穆斯林的，而且是所有中华民族生活的当今世界的重要资源来了解，认识其中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价值，使它成为活的学问。中华民族的复兴，包含有深刻的文化信息。中华民族要为世界和平提供文化思想资源。伊斯兰和儒学的对话，应该是为这方面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先生的这些精辟见解，使人们对中国伊斯兰汉文译著重新审视。这不仅对中国伊斯兰史、中国回族史，同时也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可喜可贺。
先生寄给我的英人孟席斯写郑和下西洋的书，收到了，谢谢。我寄先生的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回族人物志》上下册，想已收讫。
我主编的《回族研究》，已出刊60期，学术季刊，国内外发行，每期印4000册。先生在银川会议上的演讲稿，我们想在《回族研究》刊出。讲稿已由丁克家先生根据录音整理出来，并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传发给您了。如蒙同意，希望您拨冗审阅、修改，定稿后赐寄我们。尊稿将尽快刊于《回族研究》。
书未尽言，即此致礼。
杨怀中
2005年12月20日星期二晚于银川自宅
注释：
①(清代)刘智《天方性理》，清同治十年锦城宝真堂刻本。
②《论语·雍也3》。
③《论语·雍也11》。
④作者按：这是欲灭人之国，先去其史，先去其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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