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的战略管理视角理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战略管理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背景
中国经济发展经过若干年的持续增长，已经进入一个转折点，同时，各种迹象表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由此，中国企业的下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问题。谭劲松2005年在其中美关系高层论坛中提到：“如果中国企业忽视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一旦他们的信誉受到损害，他们以后每往前迈一步就要搬一座山”。后来的若干涉及产品质量的重大事件，如出口玩具含毒油漆，婴儿奶粉含三聚氰胺等，充分验证了这一观点。
有关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近几十年来，对CSR的研究层出不穷。经济学、法学、社会伦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然而，CSR迄今未有一个清晰且统一的定义，而各类由此演化的替代定义，如企业社会回应[1]、公共责任[2]、企业社会表现[3]等相继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论的系统发展和进一步论证，也使各研究成果之间无法进行衡量和对比。1953年，BOWEN[4]首次提出了CSR的定义：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进行决策或采取相应的行动。CARROLL[5]回顾了40年间CSR定义和内涵的演化，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涉及相同的内容，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定义的理论依据各不相同。从国内的研究文献来看，CSR的研究几乎都集中于CSR概念、内涵和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较少涉及基于这些理论的企业决策行为本身。从国际视角来看，随着各类社会问题的出现，新的CSR研究已经超出了局限的定义讨论，逐渐转向研究和评价组织在社会中的CSR行为。由此，本文引入CSR行为这一概念，旨在从战略角度详细讨论各理论中企业如何进行 CSR行为决策。本文借鉴了CAMPBELL[6]从企业层面对CSR行为设置的最低标准，即企业不会有意做任何可能损害其利益相关者的事情；一旦无意损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它就会无条件停止这类行为。这一定义跟以往定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为CSR行为设置了一个阈值，并将这一行为视为从最低标准开始，到逐渐包含所有定义中涉及的其他行为(如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等)的一个连续性过程。
基于这一定义，本文从CSR行为的内涵出发，认为CSR行为的选择是企业的一种决策，这一决策能充分反映出组织对CSR的态度和动机[7]。此外，组织对CSR的不同态度形成了“无行动—被动回应—自我调适—主动介入全部接纳”一整个连续过程[3]，因而它的外在体现(CSR行为)也表现为变化的动态过程。本文基于企业面临CSR决策时的不同态度，将 CSR行为划分为4类：强制性CSR行为、回应性CSR行为、战略性CSR行为以及完全利他性CSR行为。这4种CSR行为之间不存在一个严格的界限，且由于行业、规模、企业性质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企业的具体行为在分类中并不总是一样。例如，将绿色环保与企业战略相整合对处于信息产业中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战略性CSR行为，但对采掘业的企业而言，可能表现为回应性CSR行为。本文模型从企业决策的角度出发，对不同CSR行为进行对比，4类 CSR行为的具体含义见表1。
从战略角度而言，上述4类CSR行为实际上就是企业不同的战略决策，它与企业的其他决策行为一样，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在此，尝试借用战略管理的研究思想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①CSR行为这一战略决策，是受外部环境的主导还是由企业的内部条件自主引发?②对于CSR行为的研究，是否可以找到合适的战略管理研究范式?
结合已有的理论以及内外部因素对CSR战略的影响，首先将上述4种类型的CSR行为分为三组：①强调外部环境对CSR行为起主导作用；②认为CSR行为由企业根据内部条件自主选择；③将CSR行为看成是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相互影响、协同作用的结果。
2 强调外部环境对CSR行为的主导作用
这一观点在CSR行为发展的前期研究中占有支配位置，强制性CSR行为和回应性CSR行为都被认为是企业为满足外部特定环境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外部环境决定了企业的CSR行为决策。因此，企业只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发展和变化，根据外部环境的要求采取相应的 CSR行为。
2.1 强制性CSR行为认为企业相关决策的压力来自外部环境的强制性
强制性CSR行为认为市场、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社会道德要求等外部环境都对企业的行为具有强制影响力，如企业要为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依法为政府提供税收，执行政府的宏观政策，遵守市场竞争秩序等。此外，这一CSR行为还包括企业在应对公众舆论、突发事件中的具体表现，对正式的法律规定以及一些强制执行措施的履行情况。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制度理论从相对宏观的角度分析了环境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经济、法律和制度环境的强制效应。以SMITH[8]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一个超道德的实体，它只管盈利，提高股东利益。社会责任需通过法律法规强制实施，而这主要是政府而非企业的责任。COASE[9]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降低交易成本，本质即提高效率。JONES[10]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借用古典经济理论的重复博弈模型，将CSR行为看作一个参与重复交易的过程，企业之所以要承担 CSR是因为这将会使企业更加有利可图。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企业面对的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这些契约往往还蕴含某些隐形契约，企业承担CSR就是在履行这些隐形契约。CSR行为就是向社会传递一种信号，以获得市场上现实或者潜在交易对象的更多信任，降低潜在风险，从而大大降低交易费用，获得收益。制度理论在CSR研究中一般被用来分析环境社会责任。JENNINGS等[11]用制度分析方法强调制度对企业形成“生态可持续性”组织起着重要作用。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CSR行为就是一种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包括正式的约束机制如法律、法规、规则等，也包括非正式的约束机制，如行为准则、社会习惯、自我行为规范等。 MATTEN等[12]认为，鉴于社会责任的社会性取向，可以用制度理论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外在环境会对企业经理人提出要求进而影响CSR行为。DAVIS[13]首先提到了“责任铁律”的观点，即商人履行的社会责任应当与他们的社会权利相称。“企业要考虑或回应超出狭窄的经济、技术和立法要求之外的议题，从而实现企业追求的传统经济目标和社会利益”。DONALDSON等[14]认为，代理理论对人性的假设是片面的，在现实中还存在另一种角色的管理人员，他们出于对成就的追求，希望通过成功地完成工作而得到内在的满足，希望得到同事或他人的认同，因而他们的行为可受非金钱的激励。随着管理人员任职时间的增加，对组织的认同程度提高，他会将个人形象与公司的声望整合起来，意识到其利益与公司乃至所有者的利益是紧紧相连的。DONALDSON[15]认为，道义上的责任会迫使经理人去做“正确的事情”，而不需要考虑这种决定会不会影响企业绩效。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有效的CSR行为取决于经理人对外部环境要求的回应和采取的相应措施。
2.2 回应性CSR行为认为企业相关决策是对外部环境需求的适应性反应
回应性CSR行为认为，虽然市场、法律政策和社会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行为带来约束，但由于它们自身存在瑕疵，其影响就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规范企业所有的行为。作为整个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不仅应当承担一定的CSR来满足社会期望，还应当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期望的变化和提升。而社会期望往往与它们所面临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企业运营应该将社会需求考虑在内，而企业行为也应该与社会价值保持一致。这类回应性CSR行为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观点、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社会回应、社会表现等观点。
面对外部环境的各种需求和期望，CSR的关注点究竟在哪里?古典经济学从产权理论出发，论证了CSR行为就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回应[16]。在FRIEDMAN[17]的分析框架里，企业由股东拥有，股东与企业管理者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企业的管理者只是企业的雇员，其责任就是在遵守社会基本秩序(包括法律、伦理、习惯等方面)的前提下，根据所有者的意愿来管理企业，为股东尽可能地牟取利润。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公司管理和治理不仅增加了股东的财富，也能促进整个系统的经济绩效。FREEMAN[18]反驳了FRIEDMAN的观点，并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管理者不应该只对股东权益负责，还要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包括供应商、客户、雇员以及企业所在社区等。DONALDSON等[19]拓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应该同时关注和平衡各方利益，而非仅仅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CLARKSON[7]建立了一个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他认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有主要和次要之分。典型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和投资者、员工、顾客、供应商，以及作为公共利益相关者的政府和社区等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次要利益相关者指能够影响企业并受企业影响的个人或集团，但他们不介入企业事务，并不是企业生存所必须的，如媒体、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甚至还包括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WADDOCK[20]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应该注重更广义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包括社区、政府以及提升公司形象的组织，还包括那些生态环境组织、劳动者权利组织、工会组织、人权组织等。这些理论详细刻画了企业应该对谁的期望进行回应，所以有效的 CSR行为应该与特定外部环境的需求密切相关。
同样是强调对外部环境的回应性，社会回应和社会表现主要从外部环境影响企业社会价值实现过程的角度进行考虑。20世纪80年代，社会回应被理解为企业对社会压力的反应能力，但是，CARROLL[3]指出，社会回应不能替代社会责任，即企业可以一边回应社会压力，一边仍做着不道德的事情。SETHI[21]认为，企业是以一种防御性和回应性的态度对待社会需求。但他将企业积极回应社会需求与企业承担 CSR混为一谈，提出可以通过测量组织实际表现与公众预期组织表现之间的差距来衡量社会回应。ACKERMAN[1]提出，产生上述差距的原因主要是企业会从环境中获取一些含糊的信号，企业应尽力去弥补这个差距，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回应社会期望，正确处理社会需求的方法是关注实施过程而非仅仅达成决议。同时，他指出这个过程是一个公平的过程，需考虑到各方的利益。SALAZAR等[22]在SETHI理论的基础上，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展开讨论，认为CSR就是企业对其市场活动外部性进行回应的一种义务。
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CSR行为是否也有相应的变化?企业社会表现(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这一定义被用于反映组织对CSR的配置，对社会需求的回应过程以及企业与社会的关系[23]。CARROLL[3]构架了一个“企业社会表现的三维概念模型”，该模型包含CSR的类别、社会议题以及社会回应的测量。他认为完整的CSP是一个涵盖各种责任的整体概念，其中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WARTICK等[24]拓展了 CARROLL的研究方法，提出企业社会投资这一视角(包括社会责任的原则、社会回应的过程和议题管理的政策3个方面)。WOOD[25]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改进，并提出了CSP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模型由3个方面组成：①表现在制度、组织和个体3三个层面上的CSR原则；②企业社会回应的过程；③企业行为的结果。 WOOD强调，改变CSP就意味着转变企业的行为原则，使得它的经营活动过程产生更多对社会和民众有益的结果。这一模型被评价为满足社会期望的最完善的模型。此后，SWAN- SON[26]将商业伦理整合进该模型，扩大了该模型在CSR研究中的适用性。MEYER等[27]将外部效应与CSR研究相结合，认为企业主动、持续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是衡量其CSR水平的真实指标，并从动态的角度指出，外部效应规模的扩大、外部效应感知的增强以及民众敏感性的提高要求企业调整应对外部效应、提高社会表现的战略，由此来选择合适的CSR行为，所以CSR行为应该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期望的过程，作为企业的一个战略决策，最终要达到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动态匹配。
3 强调企业依据自身内部条件自主选择 CSR战略
与强调外部环境决定CSR行为不同的是，利他性CSR行为主要从企业的内部条件出发，关注企业对CSR的自主选择。它认为CSR行为不总是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和变化，企业自身的内部条件也会决定企业选择怎样的 CSR行为，从而影响外部环境，进而改变环境以获得更有利的地位。这其中包括CARROLL社会责任金字塔第4层的慈善责任、企业道德发展理论、企业认知、企业公民理论以及企业行为理论，同时，早期的企业战略慈善也涵盖了相似的内容。
利他性CSR行为一般被等同于企业的慈善活动，履行这一责任不一定有利于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企业从利他主义的责任感出发，参与非强制性的、非法律或伦理要求的各类社会慈善活动。最早的利他性CSR行为是将企业自愿参与慈善捐赠以及其他形式的社区活动联系在一起。CARROLL[3]将企业公民放在其社会责任金字塔的第4层，认为应该由企业自由决定对社区进行有选择的回报，企业要自愿付出时间和金钱为利益相关者(包括主要和次要相关者)提供福祉，甚至牺牲部分商业利益。这类社会责任通常有可能改变一些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印象，进而改变企业的外部环境。利他性CSR行为一般都会涉及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无条件补偿或者一些昂贵的贡献，因而对很多企业来说，CSR行为其实是一种奢侈的行为。那么企业产生这种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呢?最早的研究认为企业进行CSR行为的动机与企业的道德发展相关联。早期的研究以KOHLBERG[28]的个体道德模型为基础，提出了组织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并用这一模型分别解释了企业在面对道德危机时的伦理行为及其动态性[29]。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企业内在认知对CSR行为选择的影响。 PFEFFER[30]提出“人们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最终源自他们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他认为对企业来说，CSR决策是由组织的管理者所决定，但最终受到这些管理者认知的影响。因此研究组织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和认知可以在某一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非常相似的外部环境下，企业对 CSR的反应依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有学者甚至用企业认知来解释有些企业能够与他们的反对者发展出具有建设性的良好关系，而其他企业始终无法做到[31]。BASU等[32]从过程视角解释CSR，认为其是认知、释义和意动三个层面的综合体，而“企业怎么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怎么说”以及“企业打算怎么做”。另一些战略学者强调企业内在资源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组织中冗余资源可以缓解环境对组织的冲击，进而发现新机会[33]。BOURGEOIS[34]强调，组织冗余是企业为了适应环境变化所必须的储备，可用作企业解决内部资源冲突的缓冲剂以支持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企业慈善事业取决于企业冗余资源的有效利用”的假设，在已有的企业与社会关系文献中得到支持。组织冗余通常在企业行为理论中被定义为可自由量裁的资源，因此企业在慈善事业中的善举是企业合理利用组织冗余的自愿而非义务的行为。结合PORTER[35]提出的“战略的本质就是选择和转换”，组织冗余资源就是为企业提供了战略选择所需的资源，因此，对于那些拥有丰富冗余尤其是“未吸收的冗余”，企业可以快速调动并将其用于社会责任活动。由此可见，企业的内在条件能够促使企业主动选择社会责任行为，主动改善外部环境，而非一味地被动适应环境。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单一强调利他行为已经不是企业的最终目的，而基于慈善的 CSR行为也逐渐与企业战略相结合，形成一种全新的战略性慈善。工具性企业公民理论将企业的慈善事业从谨慎的利他行为转化为提升企业形象和增加市场机会的战略工具。随着企业慈善活动的发展，越来越多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参与其中。战略性慈善可以看做是折中的慈善行为[36]。HUNT[37]介绍了企业从事慈善事业的6种新思路和一些战略性行为的核心特征，这是最早关注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的研究。随后，LOGSDON争[38]对战略性CSR行为进行了明确的定义，企业由此逐渐认识到，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保持竞争优势，通过参与慈善活动改善公司业绩至关重要。进行慈善事业的潜在目的是要产生“双赢”的结果，既可以让社会和相关利益者受益，也能推动企业的发展，因而有选择地进行战略性慈善活动受到许多企业的青睐。MESCON等[39]指出，企业已经逐渐走向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将慈善捐款作为战略计划一部分的趋势。WOOD等[40]更进一步地认为企业不是简单地从事慈善活动，而是选择以战略性慈善事业来实施企业公民的责任。这一行为受利己主义驱使，目的在于为确保经营利润而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
4 企业CSR行为是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相互影响的结果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随着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CSR行为并非只受单一因素的主导，强调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会同时作用于CSR决策。战略性CSR行为就是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从战略性慈善活动逐渐演变而成。
战略性CSR最早由BARON[14]提出，并被定义为“公关产品的私人提供”。战略性CSR行为认为企业对CSR的选择是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主动行为。ANDREWS[42]建议企业应该制定社会参与战略，以从中获利。早期的理论更多地关注企业如何整合内部资源，将 CSR转变成竞争优势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WERNERFELT[43]认为，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可将CSR行为看成组织的一种潜在资源和竞争能力。BARNEY[44]提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概念，如果企业的各种资源和能力满足价值、稀缺、不可复制以及不可替代这4个特点，并且这些资源和能力在企业的内部得到有效的流动，就能够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HART[45]从理论上将资源依赖理论引入环境CSR，他指出，对某些企业而言，环境CSR可构成一种资源或能力，从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REINHARDT[46]指出，如果企业可以有效阻止其竞争者模仿其战略决策，那么基于CSR的战略就会带来超额回报。MCWILLIAMS等[47]运用同样的理论证明，CSR行为作为一种企业策略行为可以被用于建立或提升可持续竞争优势。随着TEECE等[48]将动态能力的概念引入资源依赖理论，CSR行为成为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来帮助企业形成一种动态能力以达到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匹配。在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也将战略性CSR行为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应用，即企业要从战略角度来决定将已有资源投入到哪些CSR行为，同时依照外部环境来综合选择承担哪些责任来增强自身竞争优势。 CSR行为对企业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可以被认为是战略投资的一种形式，即使它与产品功能和生产过程都没有直接联系，但也可以视为企业用于树立和维护声誉的一种手段。企业选择战略性CSR行为可以为自身提供一个从所投资的社会项目里学习的机会，企业可利用这些机会来建立核心竞争力并同时改善社会环境。
20世纪80年代，企业公民概念开始进入社会责任研究领域，它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比拟成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CSR是企业“成为一个社会期望的好公民而做的一系列活动”[3]。企业在社会中作为法人实体，与自然人一样享有特定的权利，并承担与个人类似的义务和责任[49]。WARHURST[50]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公民”就是企业对社会环境的特殊投资。WADDOCK[20]将企业公民称为企业的社会投资，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资本或声誉资本。他认为，世界上只有少数企业选择了完全利他性CSR行为，多数企业选择CSR是为了企业的根本利益。由此CSR行为对企业来说，不仅是爱心奉献，更是市场选择。企业面向市场进行投资，就能获得来自社会、员工、社区甚至政府的回报，而这些社会投资将最终形成组织声誉和社会资本，从而改善企业的经济业绩和组织绩效。同时，社会资本也有助于理解中小企业的CSR决策[51]；甚至中小企业在相关机会的把握和控制上也存在较显著的差异，具体来说，中型企业的CSR战略和社会行为表现出过渡特征[52]。MATTEN等[53]对有代表性的企业公民定义进行了归类分析，提出了延伸的企业公民观。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企业的公民身份建设逐渐从自愿参与转变成重新审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企业必须对合作者、环境和社区履行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将企业的经济行为与广泛的社会信任相联系，服务于双方的利益。此外，VOGEL[54]对企业与政府关系进行了界定，企业的行为也会影响到政府规章的制定和实施，如竞选捐赠、游说、联合建设、企业公共事务和其他团体等形式。CSR行为也使得企业在其产品市场上实现差异化战略成为可能。与那些社会责任记录差的企业相比，记录良好的企业更能获得投资者的信任，也具有更小的投资风险，因而可使企业合理避税，以及避免高昂的政府罚金。PORTER等[55]从更为广阔的企业战略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提出企业和社会必须从相互依存的角度去考虑对方。企业不应将经营活动与CSR行为对立起来，而必须寻找到经营决策与社会政策的交融点，并以此来选择与其特定业务相关的社会责任，最终将社会责任整合到自身的核心战略框架中。同时，社会责任嵌入企业特定业务是一个逐步学习的过程，实现相互融合之后可以有效地推动创新实践，并最终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这就形成了CSR行为与竞争力之间的学习-创新周期[56]。
这些理论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对战略性CSR行为的理解，但是此类研究成果尚少，根据本文一开始提出的观点和问题，应该将关注点放在对各类CSR行为的研究上。为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引入战略管理的理论思想以及规范性的研究方法将会为研究这4类CSR行为之间的演变以及CSR战略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方向，并由此将包括战略管理在内的更多主流学科的理论引入CSR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丰富和完善此领域的理论。
5 企业CSR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索和若干结论
在对文献的梳理以及对CSR行为的分类讨论中，从战略的角度回答了“研究背景”中提出的问题①，即CSR行为作为企业的一种战略决策，受到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并表现出一种动态的演进。基于这一结论，可以借鉴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中协同演进的观点来探讨这一动态变化。协同演进概念由EHRLICH等[57]首次提出，KAUFFMAN[58]将其引入组织和环境的战略分析，认为这两者存在协同演进的关系。本文所引入的协同演进思想主要源自文献[59，60]的两篇相隔10年的实证文章带来的启示。这两篇文章形成的持续研究框架，反映了战略和环境之间的适应和匹配关系，展示了环境与战略的相互适应、相互匹配和协同演进的态势，最终企业战略既适应环境又作用于环境的观点得以体现。TAN等[59]还提供了一个战略管理研究发展的新视角，即将管理学各个流派的思想和多种科学的理论整合后应用到研究中。基于这一思想，下面试图回答“研究背景”中提出的问题②。
5.1 CSR—CFP关系的研究方法综述
迄今为止，用协同演进观点分析CSR行为的研究并不多见。虽然将战略管理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引入CSR分析在早期的研究中也有体现，例如，关于CSR行为与企业财务业绩(CSR—CFP)关系的讨论就反映了CSR行为的战略特点。这从实践角度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帮助企业做决定。但是，总的来说CSR与CFR之间的关系没有统一的定论，众多实证研究结果差异极大。FRIEDMAN[16，17]认为，企业唯一的职责就是利用其资源为股东创造利润，即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企业慈善等CSR行为有悖于这一规则，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为了探其究竟，诸多研究者针对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尝试用数据说话，但不同学者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研究支持了FRIEDMAN的观点，认为CSR行为确实有损企业财务绩效[61]；WADDOCK等[62]的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用CSP指标来衡量CSR行为认为，从长期来看，CSP和CF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ALABANIS等[63]则认为CSR的积极影响不能立竿见影，甚至短期内不利于公司财务状况，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看到其积极效应，即存在“时滞效应”；CAMPBELL[6]对这一效应提出了质疑，在对长达15年(1985～2000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并未发现“时滞效应”的存在。此外，在 CSR—CFP关系之争中。还有第3种持中立态度的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因为涉及其他诸多的因素，如竞争者行为等。MARGOLIS等[64]用最新的统计结果表明，在众多的 CSP—CFP关系研究中，有167项研究结果表明这两者联系不强或不明显，只存在较弱的关联。也就是说，企业从事慈善活动对股东利益影响较小。尽管绝大多数的CSP-CFP关系研究都试图探寻其中的线性关系，WANG等[65]指出，企业慈善行为与财务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企业慈善可以使得企业获得利益相关者控制的重要资源，从而提高企业绩效；但是，随着慈善活动的增加，代理成本以及直接成本会逐渐超过绩效的增加。换言之，企业慈善活动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这一关系在动态环境中尤为明显。与此相反，BOUQUET等[66]以800多家美国上市公司在1991～2003年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探讨了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在海外市场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参与程度与其在海外市场上的销售获利呈U型关系，从而解释了跨国公司在CSR中即使采取中庸之道也会处于两难境地的现象。很多学者都试图解释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包括：干扰CSR与财务业绩的因素太多；对于CSR行为的评价采用了不同的评估体系或量表；在选定财务业绩表现指标上的差异；不同国家、地区、行业、政治经济环境下选取的样本结构对研究结果的差异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等。
除去上述这些因素，很多研究都是单一地考虑环境因素或者企业战略对财务业绩的决定作用，但环境与战略两者之间本身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它们的相互影响会不会最终影响到企业绩效呢?这一观点在研究中常被忽略。尽管少数学者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如BARNETT[67]提出CSR并不直接影响CFP，而是通过影响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产生间接影响。SHARP等[68]的多案例研究在肯定CSR战略性的基础上，运用JARZABKOWSKI[69]的“实践战略”模型分析CSR在组织中不断演进并成功实现战略化的过程，通过定性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验证了管理、组织环境与战略在这一过程中的三角互动关系。此外，SEIFERT等[70]通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财富1000强企业的组织冗余、企业慈善与财务业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认为良好的企业运营能够促使企业致力于CSR活动，但没有发现企业慈善与企业盈利之间存在的显著关系。NELLING等[71]通过引入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证明CSP与CFP之间存在着关联。而另一有关CSP与CFP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则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正向的协同关系和良性循环[72]，同时，这一协同的思想逐渐被应用到现在的研究中，在本文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讨论中，也将着重强调这一协同演进的思想。
5.2 CSR战略及其协同演进模型
如果说CSR没有统一清晰的定义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障碍，那么，研究方法缺乏规范性使得各类研究成果没法广泛应用或进行比较，从而造成了整个CSR领域研究发展的滞后，所以，找到一种合适的研究范式，将为深入探讨和研究CSR行为提供基础，并有助于建立 CSR研究的假设和理论体系。在战略管理理论方面，有机战略观提出的“组织—环境—战略—绩效”(OESP)综合理论模型启示良多。这一模型将企业战略看成是一个协同适应性过程，强调战略是企业目标、组织的内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协调一致。最重要的是，它提出要将企业内外部各要素融合。战略的形成是一个发起、培育、选择、修改、最终匹配的动态过程。通过与以往研究的对比发现，这一模型理解和展示的协同演进思想代表着一个新的研究思维。结合这一模型，将内外部因素的协同作用引入，对传统的OESP范式进行调整。考虑到CSR行为就是企业的一种动态战略选择，由此建立CSR战略及其协同演进模型(见图1)，目的在于能够用一种较为严谨的逻辑体系更好地对CSR行为的协同演进进行系统研究。
图1 CSR行为战略与组织绩效协同演进模型
前文总结的对CSR有重大影响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细化于模型中。外部环境对 CSR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制度环境以及利益相关者需求上；对内部条件的分析主要体现在对冗余资源、企业文化以及当前战略上，这些影响因素在新的模型中都得到了详细体现。
模型的前半部分将组织、环境和战略之间的关系相互整合，简化了OESP模型。这一整合对本文的问题①进行了回答和体现。同时，4类CSR行为是企业在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的决策，它是一种战略性选择；本文由此刻画了因这两种因素对企业的不同影响强度而造成的不同CSR行为战略的因果关系，体现了CSR行为与内外部环境协同演进的观点。图1中由上至下从强制性行为到完全利他性行为其外部环境对CSR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弱，而内部因素对CSR行为影响越来越强。这一演进的观点与前文相互呼应。随着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加上组织对社会认知的提高，对待 CSR的态度逐渐向更主动方向演进。
在传统的OESP研究范式中，通常讨论企业某一战略选择是否能维持或者改善组织短期或者长期的绩效。新模型中的组织绩效指的是广义的企业经营绩效，在研究中可以用竞争优势、声誉或者财务业绩等指标表示。此外，这一模型还增加了反馈，体现了动态的观点，即战略实施的结果(组织绩效)将被反馈给企业组织和企业环境，组织行为将再次做出自我调整，选择匹配的CSR行为。例如，由此带来的好的经营业绩被反馈给组织以及组织所在的外部环境，可能会促使组织冗余资源的增加，管理者对 CSR的重新认识，或者提高了企业的声誉进而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企业会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去选择CSR行为，从以前的回应性CSR行为转变成与企业核心战略相整合的战略性CSR行为，而这一CSR行为战略的重新制定将对组织业绩带来新的影响。
在这一模型下，研究分析框架总体逻辑是围绕组织“善举”的前因后果，动态分析了CSR战略形成和演进过程，具体分析如下：①企业不同发展时期的内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具有阶段性。随着企业自身能力的增强，外部环境的相对影响逐渐减少，CSR行为表现为一个与内外部因素协同演进的过程。企业将依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状况来选定某一特定的CSR行为， CSR战略因此形成；②CSR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被用来评判这一战略是否有利于组织形成竞争优势，带来声誉，或者改善组织的财务业绩等；③组织绩效得到正向或负向改变，最终都会反馈给企业和它所处的环境，企业内外部环境因此产生新的变化，对CSR产生新的认识，组织的CSR行为策略会被重新制定，新的 CSR战略与新的环境重新达到匹配，继而对组织绩效产生新一轮的影响。
近年来，CSR的研究逐渐由关注CSR“是什么”，企业“为什么”要参与CSR转变成分析“怎样”才能更好地匹配CSR战略和组织的整个运营过程[73]。因而，结合CSR行为的分类标准，以及基于CSR战略及其动态演进模型，本文就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以及研究方法提出如下建议：
(1)不同制度背景下CSR战略的比较研究 正如MEYER等对管理学文献中结构性方法的回顾中提到的，虽然学者以开放性的态度去研究不同企业的组织形态，但还是很少有研究在比较不同环境结构的影响中取得较大进展。其实，对CSR的研究也面临相同的困境，虽然现有很多理论分析已经可以为不同国家经济体制下CSR行为的异质性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只有很少的实证研究能给予支持[12]。同样，不同制度环境下CSR行为的比较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其研究通常只涵盖了很少一部分国家，几乎没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CSR行为进行对比的研究，本文的分类方法从企业自身对CSR的态度出发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可能。因此，下一步的研究可以基于本文提出的CSR行为分类标准，设计出统一的量表，在不同国家间选取样本进行打分和对比，从而实证探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在选择CSR战略时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2)CSR行为的选择和转化 随着更多的研究从社会学以及心理学方面来分析企业行为，对CSR行为的分析也逐渐演进到更为关注组织或组织间内部影响因素。也就是说，当组织的道德水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或者组织运营绩效的正向作用于组织，那么企业就更倾向于积极接受和实施CSR行为。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的规模以及管理者对CSR的认知对CSR战略的影响和实施结果都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鉴于此，对CSR行为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建立在BASU等[32]的过程视角上，利用问卷调查或深入访谈等手段来了解和比较不同类型企业对自身的定位，以及这一身份定位与组织CSR行为选择和组织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本文提出的CSR战略及其协同演进模型对企业规模和企业家认知等相关问题深入展开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
对CSR行为的进一步研究，要抛开传统的意识形态，融合多种学科与多种方法来选择最为实用的理论和方法。随着相关理论的进步以及学科之间的相互交融，从战略角度考虑CSR行为的主动性和动态演进是一个新的研究趋势。本文的分类标准和研究模型正是为这一发展方向提供一些指导，但至于具体从哪一个角度或利用哪一种研究方法能更好地体现内外部环境与CSR战略相互影响共同演进的思想将可能是下一步研究的焦点和创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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