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点结构中名词化的认知语法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语法论文,名词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名物化或名词化问题一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难题，其中争议较多的是“这本书的出版”之类的“N的V”结构中V的性质和向心结构问题。不同研究取向的学者从各个角度提出对所谓向心结构理论难题的解决办法，如程工(1999)、沈家煊(1999)、熊仲儒(2001)、郭锐(2002)、陆俭明(2003)、吴长安(2006)、司富珍(2004、2006)。这些研究关注的是“N的V”结构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的处理方式，而不是该结构中的制约条件。最近几年开始有研究者考察“N的V”结构的成立条件，试图解释哪些动词能够出现在该结构中，如詹卫东(1998)、沈家煊、王冬梅(2000)、王冬梅(2002)。这些研究更注重“N的V”结构的使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该结构所受到的制约。但是，这些研究在分析中没有考察真实语料中不同动词在“N的 V”结构中的分布情况，所提出的解释存在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倾向。本文在认知语法框架内讨论“N的V”结构成立的条件，通过考察真实语料中不同动词在该结构中的分布来揭示制约这一结构的关键因素。我们的中心观点是：影响“N的V”结构成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动词的概念自主程度，一个动词的概念自主程度越高，“N的V”结构的可接受程度就越高，该结构的成立与N的凸显度或V的及物性没有必然联系。概念自主程度相同的动词在是否可以进入该结构方面可能仍然会呈现出差别，这与它们的名词化用法的固化程度有关，而这些差别在更简单的结构中也有所反映。
§1 参照点结构中的名词化
认知语法把参照点能力(reference-point ability)看成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Langacker l993；Taylor l996)这一能力的本质在于通过一个实体的概念化建立与另外一个实体的心理接触(mental contact)，即在心理上有意识地辨认出该实体。在参照点现象中，我们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实体上，然后将该实体作为参照点在心理上访问(access)另一个实体（在认知语法中称为目标）。参照点能力在语言结构上最明显的体现是领属结构，领属实体相当于参照点，而被领属实体相当于目标。 (Kumashiro & Langacker 2003)比如在“小明的哥哥”、“大象的鼻子”、“张三的电脑”中，“小明”、“大象”和“张三”是参照点，而“哥哥”、“鼻子”、“电脑”是我们在心理上访问的实体。
以上表达式属于现代汉语中典型的领属结构。那么，应该如何分析“N的V”结构？我们先来看认知语法对英语中类似结构的分析。Langacker(1993)把英语中典型的领属结构my watch和非典型的领属结构Lincoln's assassination都分析为参照点结构(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都是以一个实体为参照点在心理上访问另一个实体。两者的差别在于，典型的领属结构中我们访问的目标是一个典型名词所指的事物，而后者中访问的目标是一个名词化所指的事件。之所以把后者分析为参照点结构，是因为一个事件中的参与者可以作为该事件自然的参照点。例如：
①The President has arrived at the airport．
②The Prime Minister has arrived at the airport．
上面例①、②中，主语名词所指的不同实体参与到同类事件中，我们正是依赖这些实体把两个同类事件区分开，因此它们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在心理上访问事件的参照点。在非典型的领属结构中，主语名词成为领属名词，作用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充当参照点。试比较：
③The President's arrival
④The Prime Minister's arrival
上面例③、④两个表达式都是领属结构，在语义上描写两个事件，其中的参与者不同。它们与典型的领属结构的区别在于，所访问的目标是一个物化的事件，而不是典型事物。
汉语中的“N的V”结构与英语领属结构中的名词化存在共同之处，完全可以看成参照点结构，其中N是参照点，而V是人们在心理上所访问的名词化。事实上，沈家煊、王冬梅(2000)已经按照认知语法中对领属结构的描写思路把汉语的“N的V”分析为参照点结构，但不承认其中的V已经名词化。他们认为，这类结构中的动词的功能由陈述变为指称，由表示关系变为表示事物。比如，动词“破坏”本来陈述一种过程，这个过程随时间而进展变化，事物化后这个进展变化的实际过程引退为背景，破坏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凸显出来成为指称的对象。两位学者之所以不承认V已经名词化，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卷入到以往研究中关于名物化和向心结构的争议中。我们这里无意去讨论各派观点的是非，只想指出一点：至少在认知语法的框架中，把汉语参照点结构中的动词看成名词化是符合其整体分析思路的，因为任何语言形式都是语义结构和音系结构结合而成的象征结构，如果一个语言形式的语义结构描写事物化的一个过程，它当然属于名词。只要比较一下英汉语参照点结构中的名词化就可以看到，两者在形式上完全是平行的，如：“报告团的到来(The delegation's arrival)”、“老师的鼓励(The teacher's encouragement)”等。
而且，参照点结构中的动词是否名词化与形态无关，英语中同样存在没有形态变化的名词化，如the prisoner's escape和Rome's decline。因此，至少从认知语法理论的内部要求和跨语言比较的情况来看，把“N的V”结构中的V看成名词化不是没有道理的，只要我们抛弃汉语中关于兼类名词可能太多的担心，允许更多的动词兼属名词范畴。①
§2 关于参照点构式中名词化的解释
为什么有些动词能够出现在“N的V”结构中，而其他一些动词不能？詹卫东(1998)认为，这与不同动词的语义差别有关。按照他的观点，“N的V”结构与一般的名词短语不同，它指称的是事件，而不是事物。詹卫东根据指称内容把动词分为三类：第一类动词的动作性很强，事件性很弱，如“打、跑、跳、搬、推”；第二类动词的动作性很弱，事件性较强，如“爱、笑、恐吓、支持、召开”；第三类动词的动作性和事件性都很弱，如“是、有、姓、包括、属于”。詹卫东认为，以上三类动词中，只有第二类动词容易出现在“N的V”结构中，其他两类通常被排除在外。他同时指出，这一解释只是一个大致的倾向性的解释，实际上很难归纳出一个总的规律，因为许多动词虽然意义相近，但在能否进入“N的V”结构上存在差异。比如，“相信、信任”和“遇见、相遇”两组动词中，每组的第一个动词无法出现在“N的V”结构中，而第二个可以出现在该结构中。基于这些认识，詹文的结论是，在当时的描写和解释水平上，还无法彻底解释这一结构的限制条件。
沈家煊、王冬梅(2000)根据“N的V”中的N是V的主语还是宾语考察了四类情况，如下面例句所示：
⑤我们抵抗敌人 我们的抵抗（主语）*敌人的抵抗（宾语）
⑥我们消灭敌人*我们的消灭（主语） 敌人的消灭（宾语）
⑦政府保护环境 政府的保护（主语） 环境的保护
⑧土地属于国家*土地的属于（主语） 国家的属于（宾语）
例⑤“N的V”中，N只能是V的主语，不能是V的宾语；例⑥中的“N的V”中，N只能是V的宾语，不能是V的主语；第三类结构如例⑦所示，N既可以是V的主语，也可以是V的宾语；例⑧中，N既不能是V的主语，也不能是V的宾语。
沈家煊、王冬梅(2000)认为，N作为参照点来指称作为目标的V时，它必须具有凸显度。②他们按照 Taylor(1994)的思路把凸显性分析为信息度(informativity)和可及度(accessibility)两个因素。前者指参照点能够为目标的识别提供可靠有效的提示信息的程度，后者指相关的概念从记忆或环境中提取的容易程度。在第一类动词中，主语名词所指实体的信息度高于宾语所指实体，因此在“N的V”结构中以主语名词作为参照点。比如“抵抗”，要识别抵抗行为，主要看抵抗主体的表现，而不是抵抗对象的表现：电影画面上只要展现一个人倒在地上还在左挡右推，必须展现进攻者都能识别这是抵抗。相反要涉及一个只展现进攻者的抵抗画面，恐怕就很难。第二类动词的情形与此相反，其中宾体的信息度高于主体。比如“消灭”，要判定是否已经消灭，主要得看宾体，如看敌人是否已被击毙或俘获，看主体是没有用的。第三类动词中，主语名词和宾语名词的信息度都比较高，因此都可以作为参照点。比如“改革”，要判定改革是否真的发生，可以看宾体，如制度是否发生了变化，也可以看主体，如是否颁布了新的法规。
与以上三类动词不同，在第四类结构中与动词联系的两个N的信息度都不高，因此都不适宜充当参照点。比如，要判定A是否属于B，不能只看或主要看A，也不能只看或主要看B，而是必须同时看A和B。因此，第四类“N的V”结构不能成立。作为参照点的N除了要有较高的信息度以外，还要有较高的可及度，因为只有已经可及的概念才能充当参照点来建立与相关目标的心理联系。比如，心理动词本来不宜用宾体作为参照点，请看例句：
⑨*小说的理解
*事情的回忆
但是，如果提高宾体的可及度，或使其成为话题，可接受程度就增加了。例如：
⑩关于那本小说，它的理解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
(11)那些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它们的回忆带给我很多快乐。
沈家煊、王冬梅(2000)认为，在交际时说话人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要让说话人准确无误地识别指称对象，一方面又将注意力集中于显著事物的自然倾向，采用凸显的参照点来确定目标是折中的也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王冬梅(2002)根据Hopper & Thompson(1980)提出的及物性理论中的8个参数考察出现在“N的V”中的V，这些参数包括参与者、动作性、体貌、瞬时性、意愿性、施力程度、受事的个体化程度、受事所受影响的程度。她的结论是：只有一个参与者的动词（即不及物动词）、动作性较弱的动词、时间性较弱的动词、施力程度较低的动词、瞬时性动词、强意愿性动词、受事个体化程度较低的动词、受事的受影响程度较大的动词更容易进入“N的V”结构，反之不然。比如“逃跑”涉及一个参与者，而“打跑”涉及两个参与者，因此，前者可以进入参照点结构，而后者不能。单音节动词的动作性较强，双音节动词的动作性较弱，因此，单音节动词很难进入“N的V”结构中，而双音节动词比较自由。比如，“打”的动作性比“打击”更强，因此可以说“她的打击”，但不能说。“她的打”。再比如，意愿性较强的动词，如“拆散”无法进入到“N的V”结构中，而意愿性较弱的动词，如“分散”，可以进入到这一结构中。“提拔”中受事的受影响程度小于“提升”中的受事，因此，前者可以进入到“N的V”中，而后者不能。
§3 以往解释存在的问题
以上三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动词在能否进入“N的V”结构上的差别，但他们的分析都不是基于真实语料的考察，所提出的观点在不少方面无法合理地解释“N的V”结构的实际使用情况。比如，按照沈家煊、王冬梅(2000)的分析，“保护”属于主语和宾语的信息度都比较高的动词，主语和宾语都可以充当参照点，因此“政府的保护”和“环境的保护”都是成立的。如果这样分析“保护”，那么“保持、保管、保卫、保养”又怎样呢？我们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中对这些词在“N的V”结构中的出现情况进行检索，③发现它们在该结构中出现时，N都是V的宾语。例如：
在语料库中没有检索到一例N是V的主语的情况，这与我们通常的语感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按照沈家煊、王冬梅(2000)的思路，把“保持、保管、保卫、保养”分析为宾语信息度较高的名词，以此解释下列结构的不可接受性：④
(16)儿童的保持专家学者的保管部队的保卫你们的保养
但是，我们究竟根据哪些因素来判断“保护”是主语和宾语都凸显的动词，而“保持、保管、保卫、保养”是宾语凸显的动词呢？两位学者并没有提供明确的标准来把这两类动词区分开，而我们的语感是，后4个动词凸画(profile)的过程中，主语和宾语实体的信息度似乎与“保护”凸画的过程中主语和宾语实体的信息度不存在明显的差别。
比如，他们在文中提到的另外两个动词“普及”和“推广”。按照他们的分析，“普及”属于宾语信息度较高的动词，而“推广”属于主语和宾语信息度都较高的动词。我们的语言直觉是，两个动词在语义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指使更多的人了解或应用某一知识或技术，似乎没有明显的理由把它们处理为两类动词。语料库检索显示，“普及”确实属于宾语实体凸显的动词，在找到的987条“N的V”用例中没有发现 N是主语的情况。“推广”在“N的V”中出现的用例为407条，只有1例中N是主语，并且是在介词短语中，即“在他的推广下”。这足以说明“普及”和“推广”都属于宾语凸显度较高的名词。以上讨论说明，尽管凸显度是制约“N的V”结构成立的重要因素，但还不能充分解释不同动词在该结构中分布上的差别。
王冬梅(2002)基于及物性理论对参照点结构中名词化的考察非常细微，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不同动词在“N的V”结构中的分布差异，但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该文所讨论的及物性的8个参数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说明，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对不同动词在参照点结构中的行为的解释缺乏系统性。许多动词在其中某个参数上表现出较低的及物性，但仍然不能出现在参照点结构中，而另外一些动词在某个参数上表现出较高的及物性，但可以出现在该结构中。比如，按照王冬梅的分析，“介绍”和“通知”等言说动词属于施力程度较低的动词，对受事几乎不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进入“N的V”结构。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言说动词的“告诉”和“说服”却不能出现在该结构中？
在王文的分析中，瞬时性高的动词一般不能出现在“N的V”结构中，如“变成、成为”，但是许多瞬时性高的动词在该结构中的用法是很常见的，如“进入、打破”等。例如：
(17)经济不发达阻碍了大批人才的
，同时也加速了人才的流失。
(18)外资的对秘鲁经济恢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行政等级系统的
，大大增强了企业的自主意识和活力。
(20)城乡流动壁垒的，给农村青年带来了新的机遇。
王冬梅认为，受事受影响的程度越大，动词的及物性就越强，就越难进入“N的V”结构。例如：
(21)领导又提升了我→我又被提升了→我又提升了→*领导的提升
(22)领导又提拔了我→我又被提拔了→*我又提拔了→领导的提拔
按照王冬梅(2002)的分析，“提拔”和“提升”语义相似，其受事都可以提前构成受事主语句，但“提升”构成受事主语句时不需要加“被”字，而“提拔”必须加“被”字，这说明“提拔”的受事受到的影响没有“提升”大，因此“提拔”可以进入“N的V”结构，而“提升”不能。这一分析并不符合语言事实，“提拔”在受事主语句中出现时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被”。例如：
(23)近年来在生产一线发展青年党员三十三名，有百分之八十的青年党员
到了一线领导岗位。
(24)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优秀人才也很难起来。
(25)1994年7月，她从计会科长为潍坊市国税局市直征收分局局长，成为一名年轻的女税官。
以上例句都不需要“被”来构成受事主语句。因此，“提升”和“提拔”在“N的V”结构中的差别无法根据及物性的强弱得到解释。
此外，沈家煊、王冬梅(2000)、王冬梅(2002)把注意力只集中在N是V的主语或宾语上，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N既非V的主语，也非其宾语。例如：
以上例句中的“N的V”结构中的N很难分析为V的主语或宾语：例(26)中的“罗马”指旅行发生的地点，例(27)中的“五个多小时”指训练活动持续的时间，例(28)中的“7月8日深夜”指行为发生的时间点，例(29)中的“生日”表示祝贺的原因，例(30)中的“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美德”指教育的内容。由此可见，“N的V”结构中的参照点名词并不局限于主语和宾语。
§4 概念自主与概念依存
造成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没有在真实语料中考察“N的V”结构的使用情况，脱离语境的分析在很多情况下不符合语言事实。本文从《动词用法词典》（孟琮等1987）中随机选择了1220个动词，在北京大学语料库中检索它们在“N的V”结构中的出现情况，由此归纳该结构中名词化的规律。我们发现，影响不同动词在其中出现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概念自主(conceptual autonomy)或依存(conceptual dependence)。一个动词的概念自主程度越高，它在参照点结构中使用的可接受程度就越高；反过来，一个动词的概念自主程度越低，它在该结构中使用的可接受程度就越低。下面根据Langacker(1991)的有关论述介绍概念自主／依存。
认知语法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事物是概念自主的，关系是概念依存的，即我们可以独立形成一个事物的概念，但无法在独立于关系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形成该关系的概念。(Langacker l987a)按照这一观点，名词是自主的，动词是依存的，因为动词表示的时间关系的概念化依存于其中的参与者。比如，“喜欢”表示一个过程（即时间关系），其中有两个参与者，即喜欢者和被喜欢者。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该过程的概念化都必须参照其中的两个参与者，但我们对这两个参与者的概念化却不必参照该过程。
除了这一意义上的概念自主／依存外，认知语法认为，一个事件的概念化在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出自主／依存的不对称性。(Langacker l991)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事件是复杂的，可以分割成多个成分事件 (component subevents)。各个成分事件之间存在两类关系。第一类是概念自主关系，即一个成分事件的概念化可以独立于另一个成分事件的概念化。第二类是概念依存关系，即一个成分事件的概念化无法独立于其它成分事件的概念化。比如，一个房子在龙卷风的作用下倒塌，这是一个复杂事件。首先，龙卷风对房子施加力量，然后房子在力的作用下发生形状的改变，它的组成部分在空间上分散到各个地点，并且倒塌时发出巨大的声音。同样，当一个气球由于空气浮力的作用上升到空中时，这也是一个复杂事件。其中两个成分事件是，空气浮力影响气球和气球的空间位置发生变化。
在我们的日常体验中，复杂事件中的成分事件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房子的倒塌与龙卷风的作用、气球的上升和空气浮力的作用都是同时发生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独立于龙卷风使动作用的概念化的情况下形成房子倒塌事件的概念，或者在独立于空气浮力作用的情况下形成气球上升的概念。但是，在没有气球上升和房子倒塌的概念化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概念化空气浮力和龙卷风的使动作用。因此，房子倒塌和气球上升是概念自主的，而龙卷风和空气浮力的使动作用是概念依存的。概念自主与概念依存的区分在语法上也有所反映。例如：
(31)a.龙卷风把房子吹倒了。(32)a.空气浮力引起气球上升。
b.房子倒了。 b.气球上升了。
*c.龙卷风引起。
*c.空气浮力引起。
例(31)a把龙卷风描写为导致房子倒塌的力量，例(31)b把房子的倒塌概念化为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发生，但例(31)c是不合语法的，因为使动在概念上是依存的。例(32)可作相同分析。
因此，认知语法认为，一个复杂事件的概念化的核心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概念自主的子事件，它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独立事件，在不参照其他事件的情况下被概念化。日常生活中典型的概念自主的事件与事物的运动、心理体验、状态变化有关。比如，动物的移动、人们情绪的变化、植物的生长等都属于概念自主的事件，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参照导致这些现象发生的力量的情况下形成它们的概念。(Langacker l991)
§5 概念自主与参照点构式中的名词化
我们在北京大学语料库中对1220个动词在“N的V”结构中的出现情况进行检索，在观察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发现，概念自主程度与“N的V”结构直接相关，动词的概念自主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出现在该结构中，而概念依存的动词很难在其中出现。这就是说，作为参照点的N和作为目标的V必须构成一个自主的过程，在概念上不应依存于其他实体或过程。以往研究（如詹卫东 1998）发现不及物动词在“N的V”中出现频率非常高，其根本原因并非其及物性较低，而是因为它们是概念自主的。实际上，较低的及物性不过是表面现象。为什么概念自主的动词能够在参照点结构中出现？这是因为“N的V”整体上是一个名词性结构（这一点在汉语语言学界没有争议），其本质是将参照点名词凸画的实体与V凸画的事件所构成的过程通过作为一般认知能力的概念物化(conceptual reification)而识解(construe)为一个事物。参照点结构中的N与V应该必须表示一个自主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名词性结构才能是概念自主的，才符合名词的本质特征。在上面例(31)、(32)中，“龙卷风引起”和“空气浮力引起”都表示概念依存的过程，因此不合语法。相应地，它们所表示的过程通过概念物化而产生的参照点结构“龙卷风的引起”和“空气浮力的引起”也是不合语法的。⑤
王冬梅(2002)曾指出，关系类动词（“包含、属于、等于”）无法出现在“N的V”中。例如：
(33)a.这类晶体管完全属于处理品。
*b.这类晶体管的属于
*c.处理品的属于
(34)a.船票钱已包含就餐费了。
*b.船票钱的包含
*c.就餐费的包含
王冬梅认为，像“破坏”这样的动词表示的过程可以像事物一样分离出一个个单位，如“破坏一次、破坏两次”，因此它们具有离散性。具有离散性的动词才可以被指称，而像“属于”之类的动词不具有离散性，不能说“属于一次、属于两次”，因此它们无法出现在“N的V”结构中。实际上，根本原因不在于这些动词缺乏离散性，而因为它们表示的过程都是概念依存的。与此类似，“能够、可以、成为、充满、使得、敢于、认得、认为、知道、值得、担任、代表、意味、引起、加以、感到、觉得、征求、给以、当作、难免、舍得、听取、听说、贪图、显得、晓得”都是因为它们表示的过程是概念依存的，因此无法出现在“N的V”结构中。
詹卫东(1998)曾指出“遇见”和“相遇”，前者无法出现在“N的V”结构中，而后者可以。詹文认为，无法确定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差别导致它们在这一结构中出现的可接受程度不同。我们认为，“遇见”表示一个概念依存的过程，而“相遇”表示一个概念自主的过程。正是概念自主程度上的差别导致了两者在参照点结构中的差别。例如：
(35)a.1988年，我意外地在冰心先生寓所中又遇见了熊式一先生。
*b.我遇见了
*c.我的遇见
(36)a.在一个鸡尾酒会上他们相遇了。
b.他们的相遇
以上例句中，“遇见”是一个概念依存的动词，“我遇见了”是不合语法的，因为它表示的过程依赖于所遇见的对象（即“熊式一”）的概念化，而“相遇”是一个概念自主动词，“他们相遇”是合语法的。正是概念自主程度上的差别，导致了“我的遇见”是不可接受的，而“他们的相遇”则是可接受的。如果只有概念自主的动词才能出现在参照点结构中，那么为什么许多概念依存的动词，如“攻击”和“支持”也可以出现该结构中？这两个动词的概念依存在下列句子中有所体现。例如：
(37)a.1898年5月1日，美国亚洲舰队攻击菲律宾的马尼拉湾。
*b.美国亚洲舰队攻击了
c.美国亚洲舰队的攻击
d.第二次攻击被取消了。
(38)a.她一直支持我的事业。
*b.她一直支持
c.她的支持
d.巴基斯坦在国际事务中给与了中国许多支持。
以上例句中，“攻击”和“支持”与主语名词组成的结构不能独立地表示一个完整的过程，在概念上依存于动作的对象，因此，例(37)b和(38)b不能成立。但是，在“N的V”结构中这两个动词凸画的过程已经完全物化为事物，其名词化的固化程度非常高，这从它们在例(37)d和(38)d中的名词用法上可以看出来。
“信任”和“相信”的差别也可以按此思路来解释。沈家煊、王冬梅(2000)认为，它们都是心理动词，但前者可以出现在参照点结构中，后者不能。他们根据信息度来解释，认为前者的信息度高于后者。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是否“相信”另一个人，我们无法从前者找出任何提示信息，而判断前者是否“信任”后者，可以根据前者的表现，如是否把重要的事情交给后者办理。我们认为，“信任”和“相信”的差别不在于信息度。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相信他人和信任他人之间也许存在程度的差别，但在外在表现上不存在本质的差别，我们都可以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我们相信的人或信任的人。此外，“相信”和“信任”都是概念依存的。例如：
(39)a.我相信群众。
*b.我相信
*c.我的相信
(40)a.因此诸葛亮很信任他。
*b.诸葛亮很信任
*c.诸葛亮的信任
以上例句显示，“相信”和“信任”都是概念依存的，与主语名词构成的结构都是不合法的，但为什么它们在进入“N的V”结构的能力上存在着差别?这是因为，“信任”表示的过程被完全物化为事物，其名词用法非常普遍，而“相信”唯一的名词用例出现在例(41)中，而在其他结构中都没有检索到。⑥例如：
(41)不相信别人的人，也得不到
。
(42)通过所见所闻，他们对希望工程产生了信任，同时也增强了对内地法制建设的信心。
(43)慢慢地，俞启威对她失去了耐心，也失去了信任。
以上例句说明，“信任”的名词用法的固化程度远远高于“相信”，因此它在参照点结构中的出现是很自然的，而后者的出现则是不自然的。各类动词中概念自主程度最高的是不及物动词，如“生长、变化、离开、下降”，它们与主语名词构成的小句可以描写一个完整的过程，在概念上不依存于其他任何实体。这些动词在“N的V”结构中的出现也是最自然的。另一类动词的概念自主程度低于前一类动词，但人们能够把它们表示的事件识解为自主的过程，如“制造、发表、开辟、搜集”。这类动词凸画的过程涉及两个参与者，人们在概念化该过程时，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从而产生一个自主过程的概念化。但是，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射体，就无法形成一个自主过程的概念。例如：
(44)a.从今天起，我们开辟这个专栏，叫“田野风”。
*b.我们开辟了
*c.我们的开辟
(45)a.这个专栏开辟了
b.这个专栏的开辟
动词的概念自主程度与“N的V”的可接受度存在直接的关联，但是概念自主程度在特定的语法结构中可以发生改变。因此，即使概念依存的动词在个别情况下也可以出现在参照点结构中。例如：
以上例句中，“促进、逮捕、率领、讨厌”都是概念依存的动词，但它们所在的参照点结构或者出现在介词短语“由于、在……下、对”中，或者出现在被动结构“遭到……”中，也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情况下，参照点结构不能脱离介词短语或被动结构而成立，而且它们的出现频率极低。比如，“率领”在参照点结构的用法在1亿多字的语料库中只检索到1例，而且仅限于介词结构“在……下”。
§6 结论
本文通过在真实语料中观察不同动词在“N的V”结构中的分布情况提出，概念自主程度是影响该结构成立最重要的因素，并且概念自主程度相同的动词在进入该结构的可能性上的差别可以归究于它们名词用法的固化程度的差别，而这些固化程度的差别在其他更简单的结构中得到反映。这样的解释能够更系统、更简洁地说明参照点结构中名词化的制约条件，不需要针对不同动词的差别提出特设的(ad hoc)解释。
注释：
①陆镜光(2006)指出，在以往汉语词类研究中，明明一个词可以担当两种或三种角色，却要硬性地将其归属为一个词类，但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它同时具有别的词类的语法形式，这样做只能造成混乱。
②沈家煊、王冬梅使用凸现度(prominence或salience)的说法，本文使用“凸显度”的说法。
③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2005)的规模为2.16亿字，其中古代汉语为1.01亿字，现代汉语为1.15亿字，检索地址为http://cc.1 pku.edu.cn:8080/ccl_corpus/jsearch/index.jsp?。除了引用的例句外，本文所有其他例句均来自该语料库。
④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结构绝对不能出现，只是说在通常语境下它们是不可接受的。在北京大学语料库这样规模的语料中没有检索到类似用例，至少说明它们是极其罕见的。
⑤陆俭明(2003)把“N的V”分析为主谓词组中间插入“的”形成的名词性结构。本文的讨论是概念层面上的，并不意味着存在这样的形式转换。认知语法不承认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区分，也不承认不同结构之间的转换。
⑥我们根据“信任”和“相信”在其他结构中的用法来论证它们在参照点结构中可接受程度的差别，这一分析似乎存在循环论证问题。但是，与它们在参照点结构中的用法相比，其他结构中的用法是更基本的，更简单的，因此不存在循环论证。它们的名词化在固化程度上的差别恰恰在其他结构中体现得最明显，如果我们忽视这些结构，就无法系统地解释它们在“N的V”中可接受程度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