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主义”从苏俄到在中国的出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列宁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场”是“出场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一种思想或思想体系“进入”某一特定场域，“亲临历史舞台的现身行动”。本文借用这一概念及其相关范畴，旨在从概念史的角度对“列宁主义”从苏俄到在中国的出场，抑或说“列宁主义”的概念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以及它在中国的初始形态，作一考察。 一、列宁主义同中国的相关性密度场域建构 说明“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出场，首先需要揭示的是列宁主义在何种环境下同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关联，也就是列宁主义同中国的相关性最初是怎样建构、接受、认同和传播的。因为这不仅构成了“列宁主义”在中国出场的深度历史语境，而且直接影响到它在中国的出场方式和出场形态。 1.列宁主义同中国的相关性的初始建构逻辑 列宁的名字早在十月革命前在中国就已经出现。1917年5月1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关于俄国近期发生的内部骚乱》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列宁。可是，对于当时俄国国内正在酝酿新的革命风暴，中国人似乎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这是因为，“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①。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之后，李大钊以其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敏锐判断，热情讴歌了这场革命，激发了人们对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之情。他说：“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②其后，随着国内对于俄国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报道的增多，“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③。所谓“崭新”，就是说十月革命唤醒了先进的中国人，他们在重新考虑国家的出路时，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最终做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选择。对此俄罗斯学者潘佐夫指出：“俄国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引起了人们对其意识形态的兴趣。为了解决中国的迫切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部分爱国人士决定求助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④这样，在路向选择的历史转换中，新的诉求主体及其求助于俄国革命经验的心理倾向的形成，构成了列宁主义同中国的相关性的初始建构逻辑。 2.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引力场中的卓然相“求” 上述路向选择的转换尤其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这表现在：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知识精英群体构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并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三个主渠道，即东路日本、西路法国和北路苏俄。而在这一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展开的三次大论战，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在这些历史场域之中，人们对于指导俄国革命的理论学说，或将其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多数主义”、“劳农主义”，或是称其为“过激主义”。新民学会在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时，毛泽东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就是“列宁的主义”⑤。李达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的文后列出的参考书中，提到了日本人室伏高信的《列宁主义批评》⑥。然而出现在李达文本中的这个“列宁主义”，与其后在中国出场的“列宁主义”概念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语义内涵。1920年下半年，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成立。许多介绍列宁主义的文章开始走进中国人的视野。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列宁著作的中译文在国内已有13篇⑦。 3.俄国人基于“东方战略”下的竭力相“送”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为了解决“唤起国际革命”的任务，其在欧洲发动的革命搁浅之后，开始转向东方寻找盟友。1919年7月，苏俄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并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回应。这使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赢得了舆论上的优势，因此更增添了列宁主义的吸引力。从北京大学于1923年年底所做的一次民意测验来看，59％的调查对象认为俄国人是中国之友，列宁则位居“新世纪世界第一伟人”调查项的榜首⑧。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也先后被来华的俄共(布)、共产国际代表带到国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现实急需的理论资源。在宣传和经费援助方面，1920年8月，俄共(布)的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向其国内机构提出，必须“给我们寄苏俄报刊”，“关于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的材料以及关于苏俄经济、文化建设情况的专门书籍也是需要的”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连年向其追加活动经费。从共产国际于1922年底通过的《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看，当时每月用于支持出版《向导》周报、《工人周刊》及用于印刷各种传单、培训宣传员的费用，已占月总支出的68％⑩。 4.中国共产党对列宁主义的最初组织化传播 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正式决议加入第三国际，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组织保证，由此开启了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组织化传播。这表现在：一是它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列宁主义著作。据罗章龙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曾提出过一个庞大的“译书规划”，其中有列宁丛书14种，马列主义丛书14种(11)。1921年11月，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出版了12种马列主义著作，其中马克思全书有2种，列宁全书则有5种(12)。二是它集中创办了一批传播马列主义的报刊。如《先驱》、《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等。这些刊物突出传播了列宁主义。三是它强调马列主义传播的大众化和通俗化。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提出：“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13)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后，列宁主义同中国相关性的密度场域建构，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做好了多方面的铺垫和准备。 二、俄国人定义的“列宁主义”与其对外传播 众所周知，“列宁主义”一词并不是一个本土性概念，而是一个给定的外来概念。“列宁主义”在中国出场的这一特点，使中国人对于这一概念的接受和传播，即在中国的出场方式和出场形态，不但与此前人们对列宁主义同中国的相关性认知、建构密切相关，而且同时受到概念定义者最初给定的概念的所指和能指、俄共(布)党内的斗争、共产国际的宣传指向等外来语境的严格制约。 1.“列宁主义”在俄国语境中的出场 “政治概念是政治斗争的产物。”(14)“列宁主义”在俄国语境中的出场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根据国内学者郑一凡、高放等人的研究，“列宁主义”一词早在1903年就已出现，但它却是孟什维克用来诋毁列宁学说、矮化布尔什维克的一个贬义词，直到1923年3月24日，加米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一文中，才第一次在肯定意义上使用了“列宁主义”一词(15)。引人关注的是，1923年3月9日，列宁第三次病发，并且从此失去了工作能力。1924年1月，“列宁主义”一词出现在俄共(布)党的决议文件《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中。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在《真理报》发布的《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中也公开使用了这一概念。这就是说，“列宁主义”的概念这时不但已为俄共(布)高层所接受，而且得到了俄共(布)中央的公开认可。随之，在俄共(布)党内外掀起了学习研究列宁主义的热潮。 2.斯大林对“列宁主义”作出的定义 什么是列宁主义？1924年4月初，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所作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中，第一次从定义、体系、内容和功能等方面对其作出了系统阐述，并为“列宁主义”下了著名的定义。他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6)1924年11月，季诺维也夫也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定义。他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7)可是，这一定义很快招来斯大林的批驳，认为季氏把俄国的“落后性”、“农民性”放到对“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这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18)。 3.关于“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战 列宁逝世前后，在俄共(布)党内，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逐渐公开化。1924年1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划入“反对派”行列，认为其言论“不仅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19)。1924年4月，托洛茨基因在《论列宁》一书中的言论再次遭到俄共(布)中央的点名批评，于是他在当年9月撰写的《十月的教训》一文中也点名批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等于向斯大林直接发出挑战。从1924年秋至1925年初，俄共及共产国际发起了对托洛茨基的猛烈批判。1924年11月，斯大林在一次演说中说：“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20)1925年初，他又指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变种”(21)。与此同时，俄共(布)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议”指出，托洛茨基的言论妨碍了“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并在事实上给予第二国际阵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人以思想政治上的支持”(22)。 4.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口号下的宣传指向 1924年6月，共产国际“五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各国支部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大会在通过的《策略问题提纲》中提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指把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中过去和现在一切具有国际意义、普遍意义的东西，应用到我们的各个支部中去。”(23)大会在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合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强调指出，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通过对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实现的”，“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把这种先进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自己党员的共同财富”(24)。会议结束后，苏俄在国内掀起的学习研究列宁主义的热潮，连同俄共(布)党内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音，由参加大会的代表带回到各国支部。 历史地看，上述四点深刻构成了“列宁主义”在中国出场的外来语境条件。 三、“列宁主义”在中国出场的历史场域和路径 20世纪初，“纪念”一词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关于举行纪念活动的意义，美国学者柯文指出：周年纪念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以重新塑造”，可以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架起一座“情感桥梁”，以适应人们对现实“不断变化的看法”(25)。从这一视角看“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可以发现，它恰恰是借助纪念活动这个重要平台，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实现了它从苏俄到在中国的“现身行动”，并在其作为一个具有确切内涵所指的政治概念被确认、固定下来之后，逐渐形成了它在中国的出场形态。 1.从追悼列宁到十月革命周年纪念 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揭开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篇章，同时为“列宁主义”从苏俄到在中国的“现身”，找到了出场的通道、行动的场域。可是，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的第二天，列宁逝世了。1月25日，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演讲中说：“列宁虽死，列宁主义万岁。”(26)次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鲍的这个演讲，褒义用法的“列宁主义”一词就这样首次出现在中国报刊上。悼念大会当日，鲍罗廷在写给苏俄驻华代表加拉罕的信中说：“列宁的逝世在孙周围的人中和在代表大会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27)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事实证明，以追悼列宁为契机，中国共产党人迎来了首波传播列宁主义的高潮。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是全国各地追悼列宁大会的积极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们不仅积极发起并组织召开追悼大会，并且以追悼大会为舞台，积极向群众宣讲列宁主义。如李大钊在广州工会联合会等社会团体举办的追悼大会上作了《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的演讲，接着他又为北京举行的追悼大会撰写了《列宁不死》的纪念文章；瞿秋白在上海举行的追悼列宁大会上作了列宁生平事略的演讲，大会在“列宁主义万岁”的呼声中结束。其次，中国共产党人是各种追悼列宁特刊、特号等出版物的主要编印者和撰稿者。如《中国青年》第16期“列宁特号”、上海《民国日报·追悼列宁大会特刊》，都联袂发表了由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撰写的宣传列宁主义的纪念文章。 1924年十月革命周年纪念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借此进一步扩大了对列宁主义的传播。《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等刊物成为当时国内传播列宁主义的主阵地。在纪念活动中，彭述之在《向导》周报第90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研究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的任务，并最早尝试回答了“什么是列宁主义”的问题。他说：“列宁主义所包含之根本点就是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农民，和解放被压迫民族之理论与策略。换言之，即无产阶级革命，农民革命和被压迫民族革命之理论与策略，一一试验过的理论与策略。”(28)引人关注的是，在文中彭述之开言便引述了托洛茨基的一句名句，即：“谁是马克思？马克思是《资本论》的著作者。谁是列宁？列宁是《十月革命》的著作者。”这表明，当时俄共(布)党内争夺“列宁主义”定义权、阐释权的斗争还尚未真正影响到中共党内。因此也呈现出较强的个人化言说的特点。 2.中共“四大”和列宁逝世周年纪念 1925年新年伊始，上述传播态势出现了变化。具体说来，就是以中共“四大”的召开为节点，由此揭开了新一轮传播列宁主义的高潮。1925年1月10日，由陈独秀、罗章龙联名签署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提出：“列宁周年纪念日(本月二十一日)各地应在可能范围以内号召地方各团体开一纪念会。”(29)次日，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谴责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音，以及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各项决议的精神，经由本次大会传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以“宣言”、“议决案”等形式作出了一连串明确的表态。如在《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中表示：“完全同意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30)在《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中又表示说：“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降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认列宁主义。”(31) 根据共产国际“五大”对所属各国支部在宣传上提出的要求，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提出了“重新整顿”党的宣传工作，“端正党的理论方向”的任务。《议决案》指出：“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其中尤以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之指示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32)这里，迄今仍在为我们沿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在中国。针对既往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议决案》提出了12项改进办法。如在宣传机构建设上提出中央宣传部下设编译委员会；在传播媒体建设上提出应集中力量办好《新青年》月刊，“使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做成有系统的多方面问题的解释，以扩大我们宣传范围”；而在宣传纪律上则强调，每个党员对外发表的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指挥和检查”(33)。 中共“四大”闭会前夕，恰值列宁逝世一周年，中国共产党遂以本次大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宣言》高度评价了列宁的光辉业绩，并对“列宁主义”首次做出阐释说：“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34)列宁逝世一周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宣言”、“议决案”的形式公开表达了其对列宁的党际评价和对“列宁主义”的认识，个中意味可以从不同视阈再作考察，但是不管怎样，它开启了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指出应当特别注意对青年的教育宣传，认为这对“团员的布尔什维克化及取得中国青年群众”有极重要的意义。信中指示说：“你们的教育及宣传工作的重要点，就是要向极广大的群众中去宣传列宁主义。中国一班青年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很注意，然而对于列宁主义的研究，目前还未见有成绩，因此对于列宁主义的宣传，你们应当极力的努力。要领略列宁主义——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取得阶级争斗及革命武器的广大无产及半无产阶级的群众，以之去反对帝国主义。最近托洛茨基对于十月革命的批评，完全是一种投机的主张，我们应防止其传播。我们应知道俄国革命，对于东亚西欧真正战斗的无产阶级，是含有极重要的革命意义。我们要明白这种意义，就是要去详细研究列宁的事业。”(35) 根据中共“四大”在宣传工作上提出的要求，1925年4月，《新青年》改出月刊并编辑出版了第1号“列宁号”纪念专刊。在专刊登载的15篇文章中，有中共“四大”发表的上述《纪念宣言》，也有拉狄克、魏琴(维经斯基)、陈独秀等撰写的文章，以及瞿秋白、郑超麟、陈乔年翻译的列宁、斯大林的文章。关于这期专刊的影响，从十年后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印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1935年2月)一书中透露出的信息，即可窥见一斑。这份材料说。中共四次大会闭幕后，《新青年》季刊改为月刊，创刊号系“列宁纪念”号，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列宁主义之最初的亦系最具体之介绍(36)。该期纪念专刊上还发表了由瞿秋白“改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意译”)的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译名为《列宁主义概论》。瞿秋白把斯大林原文约7万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改译”成了约1万余字。1927年初，瞿秋白在将译文收入自编论文集时，特意在文尾补写了一段话，说明采用“改译”的方式是为了“接近中国读者”(37)。依照原文的结构和思路，译文首节即指出：“列宁主义始终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中有许多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原来所没有的，或者虽有亦很不详尽，还未发展的。”所以，列宁主义“便是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原理”(38)。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定义和阐释，就这样以“改译”的形式被首次介绍到中国。这亦即意味着，“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具有确切内涵的政治概念，至此完成了它从苏俄到在中国的出场。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②《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9、26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④欧阳哲生、郝斌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97页。 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01页。 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1页。 ⑦陈有进：《列宁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理论学习月刊》1988年第1期。 ⑧朱悟禅：《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验”之分析》，《新国民》1924年第1卷第5期。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85页。 (11)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4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5－206页。 (14)迈克尔·哈特：《概念的革命与革命的概念》，秦兰珺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 (15)参见郑一凡：《“列宁主义”一词探源》，《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9页；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文史哲》2001年第3期。 (16)《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 (17)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页。 (18)《斯大林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页。 (19)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编译：《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18页。 (20)斯大林：《论反对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04页。 (21)《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4页。 (22)中央编译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33页。 (23)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30页。 (24)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54页。 (25)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26)鲍罗廷：《列宁之为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26日。 (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05页。 (28)彭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向导》1924年第90期。 (2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16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21页。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25页。 (3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4页。 (3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7－378页。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96－397页。 (3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02页。 (3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63页。 (37)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38)瞿秋白：《列宁主义概论》，《新青年》1925年第1号。标签：托洛茨基主义论文; 列宁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论文; 新青年论文; 斯大林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